丑恶的旗手 追求“女皇”权位的野心,狂热而又残酷的性格,虚荣、奢侈、腐朽、无耻, 使江青常常失去自控,干出一些令人作呕的蠢事。 “地动山摇” 以“文化大革命”闯将和“文艺旗手”自称的江青,到处公开露面,招摇过 市,标新立异,显耀自己。一次,她趾高气扬地接见造反派时说:“我每次出去, 坐专列,乘专机。这叫‘巡抚出巡,地动山摇’,这不是中了糖衣炮弹了吗? ” 事实正是如此。江青每次乘专机外出,总是兴师动众,前呼后拥。除了带警 卫人员外,还要带上厨师,厨具、吃的菜,用的调料,连喝的水也都随机带上, 各种箱子、提包,把飞机货舱装得满满的。 飞机要起飞了。江青叫汽车一直开到客舱梯口,然后由身边工作人员扶下汽 车,架上飞机。她像林彪一样,走进密封的三叉戟机舱里,既怕光,又怕风,披 着包得严严实实的披风,一会儿喊这儿有风,一会儿喊那儿有风,逼得乘务员四 出堵风。她坐在躺椅上,崭新的毛巾被和毯子,把她身子周围裹得严严实实的。 一次,她冬天要到广州,为了试验机舱内的温度,竟然连续五次做“堵风” 的试验飞行。她派人坐在客舱里,然后点燃香烟,测看冒的青烟是否直线上升, 如青烟飘歪了,那就是“有风”,要继续试验“堵风”。每次从北京到广州试飞 一次,就得花两三万元。 飞机平稳飞行中,有时机外气流强烈波动,飞机稍有颠簸,江青就把扑克一 甩,训斥机组人员是干什么吃的? 逼得驾驶员握紧驾驶杆,不断改变飞行高度。 专机的内部设备本来就够讲究了,可是江青总嫌不好。她坐飞机的马桶,怕 硬,怕凉,只得做个马桶垫子。开始是用布料做,她嫌粗嫌硬,连做几个都不满 意,直到用海绵和金丝绒做马桶垫子,她才算如了意。 在广州,她住在一座宽阔、豪华的别墅里。她要求她的房间,既要明亮,又 不能射进阳光,要用一种特殊的绒布把四周围起来。北京、广州没有,派人特地 到上海购来十卷,上下左右都罩上这种高级半透明金丝绒。 她住的房间门口,挂两层门帘,每道门帘有三层,走进房内,如同走进五光 十色的王宫。 江青闲得发慌,常在院内走动。她走在满是鲜花奇草的小径上,看到一株金 银花,兴致勃勃地在这株金银花根上,拔了几根草。她当即叫工作人员,在这株 金银花周围,起水泥架子,挂上牌子,写上“江青亲自种植于某年某日”,为自 己树碑立传! 江青一连四次,到广州矿泉别墅游泳。每次来,周围过路汽车都不准鸣笛, 也不准附近农村鸡叫狗咬。她称赞这里矿泉水好,可是总批评浴泉的沙子不好。 于是,派出专机到海南岛运回柔细的海沙铺地,这才心满意足。 江青每到一处都摆“女皇”谱,挥霍国家财产。1972年5 月,她参观石湾美 术陶瓷厂。从广州到石湾,只不过20多公里的路程,坐小汽车半个小时便可以到 达。可是江青却说:“坐小汽车我受不了! ” 于是下令工作人员从五千里外的北京,调来空跑了几千里的内燃机专列。她 从广州坐专列火车到佛山,再坐进防弹小汽车到石湾陶瓷厂。专列又空跑回北京。 1971年1 月,她到广州玩,吴法宪竟然动用五架飞机为她服务。一天,她突 然心血来潮,要穿一件夹大衣。于是,马上打电话给北京,派一架飞机专程从北 京飞往广州送衣服。这种飞机,从北京到广州,每次往返飞行的汽油费等,就得 好几万元。夹大衣送去了,但挂在柜里,一次未穿。 从1974年6 月至1976年8 月,江青先后在天津停留共计38天,过着挥金如土 的生活。她吃饭十分挑剔。夏天吃西瓜怕凉,要热的;冬天吃河虾要会蹦的;吃 鸡蛋要刚下的。她住的地方,要保持固定的温度,一度也不能差。卧室里设有双 层玻璃,还要再加五层窗帘。为了保持室内新鲜空气,除用紫外线消毒,还要往 室内输送氧气。 8 月的庐山,秋高气爽,气候宜人。可是江青一会怕冷,一会怕热,出门头 要顶高冠,身要披外氅,用大头巾把脸掩遮得只剩一双眼睛。有一天晚上,更深 夜静,人已入睡,可是江青还吵着说有声音,干扰她不能入睡。一查,原是山溪 的淙淙声。 如此吸血鬼 江青是个滥用特权,侵吞挥霍人民财产的吸血鬼。 “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经常同康生、叶群等人窜到北京文物管理局,将大 量贵重文物和历史书籍窃为己有。 1974年4 月1 日,江青亲自到文物处拿走三方图章。 据查,仅被江青拿走的印章、字画、古墨、古砚、金表等,就达743 件。其 中有一只18K 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带着四条金链,是中外稀有 的文物。有七块鸡血石印章,每一块价值几千元以上,而江青只象征性地交了17 元钱。一支象牙杆狼毫笔,价值几百元,她只付二分钱。 江青一人霸占八辆汽车。为了学开汽车,专门要了一辆红旗教练车,没几天 就给撞坏了。 她还到处霸占住房,仅在北京、天津、广州、武汉、杭州、青岛、北戴河等 地就霸占了27处。 一年四季,她要根据气候变化,选择不同居住地点:春天到上海,夏天到北 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广州。每到一地,她都要占用游泳池,池水保持30度 的温度。 1972年夏天,江青到北戴河,硬要占用朱德委员长住地的浴场。她恶毒攻击 朱德委员长:“整天吃饱没事干,有什么资格占用五浴场! ”硬是把朱德委员长 挤走了。 江青为了寻欢作乐,每天都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玩狗、耍猴、骑马、照相、打 扑克和看电影上。她养的猴和狗要经常体检,每天用香皂洗澡,洗过还要吹风、 洒香水。她打扑克,走到哪打到哪,在家打,外出还要带着专人陪她打。夏天, 为了在室外打扑克,用120 米纱布专门做了两顶大蚊帐,白天黑夜钻到里面打。 活像个妖精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揭发说:“江青活像吃人的妖精! ”摧残为她服务的人。 江青经常用封建帝王、皇后的思想,待身边的服务员、护士、司机、厨师、 警卫员和秘书。 她傲慢地对工作人员说:“党派你们来,是用你们的体力劳动换取我的脑力 劳动”,“你们为我服务,就是为中央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吃了亏,就 是党吃亏”。 她把护士、服务员等,当作她的娘姨、丫环和奴隶。一次,她公开辱骂一个 护士:“你这个奴才,旧社会还不是个小丫头! ” 她像王公贵族使唤奴隶那样,对待身边的同志。她要求工作人员同她讲话时, 站着不能高于她的头。她站着,你就得弯着腰;她坐着,你就得跪着一条腿,低 下你的头。 她要护士每天早、中、晚三次向她请安。起床,要人轻轻托起,穿好里外衣 服,并要向她报告当天的气候情况。护士给她穿鞋袜时,她连腿都不抬,让护士 跪在地上给她穿。她每天要换十几次衣服,每件衣服都得洗净熨平,不能打一点 摺。 她吃饭特别挑剔。吃菠菜要厨师做成菜泥;吃芹菜要抽掉筋;吃玉米粒、高 梁米要剥掉皮。 她散步时,要人扛着椅子跟随;打扑克,要人钻到桌子底下给她捶腿换鞋; 她吃药,要护士先尝;打针,要在护士身上先试…… 她还经常坐在马桶上睡觉。睡多长时间,护士就得在一旁陪多长时间,而且 不能发出一点声响,连咳嗽一声都不行。 她任意侮辱工作人员,高兴时,拿着开心;不高兴时,拿着撒气。有一天, 她把吃剩的饭留着晚上喂狗。护士用碟子把饭盖好,放在楼前屋檐下。后来,小 狗把饭偷吃了。江青怀疑是护士喂了狗。她怕别人喂狗后狗对她感情减弱,立刻 大发雷霆,罚护士跪在她的饭桌前。她用筷子交替夹菜,一边喂护士,一边喂狗, 一边大骂:“你不是喜欢狗吗? 你就和狗一块滚吧! ”硬是把护士和狗连夜送到 农场。 1976年,秘书回家处理父亲丧事回来,江青见面第一句话却问:“你父亲真 的死了吗? 谁能给你证明,挖出来看看,是不是你父亲! ” 不等秘书说话,她就扯着嗓子高叫:“你给我滚! ” 她不止一次威胁工作人员说:“即使我的话是错误的,你们也不能解释,不 然是没有好下场的。” 工作人员稍不遂她的意,她开口则骂,动手便打。她常常为一点小事大吵大 闹,多次用剪刀、裁纸刀捅人,当众用茶杯砸护士。 党内每次出现一次所谓“路线斗争”,江青都要在身边工作人员中寻找“坏 人”。今天说这个是“特务”,明天又说那个是“密探”,动不动就令工作人员 反省检查,下放劳动,甚至捏造罪名,投入监狱,撤换人员。从1966年到1976年, 她就更换了三十多个身边工作人员。 原在总后工作的周淑英同志,1968年调来当护士。周淑英日夜辛苦工作,任 劳任怨,几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林彪叛逃后,江青为了掩盖她与林彪的相互勾结,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 竟诬蔑周淑英是林彪、邱会作派到她身边的“特务”、“密探”,给她吃了五年 安眠的“毒药”,将周逮捕入狱,审讯逼供一年多。 新来接替的护士是从广州军区调来的,她又立即与黄永胜连在一起,当即撕 下护士的领章、帽徽,对她进行审问。吓得小姑娘浑身颤抖。 1972年春天,江青在一次会上大讲毛泽东1966年7 月8 日致江青的信的“重 大意义”后,说:“这封信不仅是写给我的,也是写给全党的……同志们,阶级 斗争复杂得很,尖锐得很哪! 阶级斗争非常无情啊! 阶级敌人的手伸到我身边来 了,他们对毛主席的老婆下毒手了! ” 1973年6 月,她看一部外国影片时,让秘书杨银录和警卫周金铭通知张春桥、 姚文元也去看。当时两处回电活都说已看过。江青看过后,又亲自去问张、姚。 他俩为讨好江青,故意撒谎说没看过。于是江青大动肝火,诬蔑杨、周挑拨她和 张、姚的关系,下令将杨、周两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抓起来,赶出了钓鱼台。 家庭里的“母老虎” 到延安前就已结过四次婚的江青,由于长得比较出众,又会唱戏,得到了毛 泽东的喜欢,于是就草率结婚了。 转战陕北期间,她确也翻山越岭,伴同毛泽东行军打仗,在生活上照顾毛泽 东。 但是江青“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的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 义”,她的根深蒂固的恶劣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在解放以后,越加暴露和发展 了。 毛泽东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生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勤三个儿子。毛泽东 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生了女儿李敏。江青生了女儿李讷。 像一些恶毒、狭隘、冷酷的女人一样,江青把杨开慧的孩子看作眼中钉、肉 中刺。 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毛岸英,曾在延安当面斥责江青:“你对爸爸一点爱情也 没有,只会找爸爸吵闹。你要是不爱爸爸,你就走! ” 毛岸英在朝鲜前线牺牲后,江青喜形于色。毛泽东对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说 过:岸英的死,对江青来说,就像失去一条狗都不如。 毛泽东把刘松林当作女儿看待,写信劝她改嫁:“下决心结婚吧。” 1962年,刘松林同空军军官刘茂林结婚,到了江苏盐城。“文化大革命”开 始后,夫妻两人被以“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罪名,一同被捕入狱,在上 海关押五个多月。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亲自批示说:“娃娃们无罪”,夫妻俩 才从江青的魔爪中解脱出来。 毛岸英死后,江青逼疯了毛岸青。1951年秋天,毛岸青同他的机关负责人发 生一次口角,江青马上利用这件十分平常的事,大做文章,制造事端、把他关在 一间小屋里,在患病高烧四十度的情况下,日夜逼他写“自我检讨”,毛岸青心 慌气闷,脸色苍白,呆立不动。“江妈妈”还斥责他:“你倒会装蒜,为什么不 出声? ”毛岸青突然一阵昏迷,倒在江青脚下。从此,精神开始失常。 后来,当毛岸青同刘邵华成婚的时候,江青又多方阻止。“文化大革命”开 始,江青诬陷本是革命老干部的刘邵华母亲是“政治骗子”,又指使北京大学开 万人大会斗争刘邵华。后来,毛岸青夫妇冲破江青的刁难和拦阻,虽然过着幸福 的生活,但总躲不过江青的骄横。 一天,毛泽东留毛岸青、刘邵华吃饭。饭后,毛泽东同儿子,儿媳聊天,讲 故事。江青在隔壁马上喧闹起来,又打碗,又摔盆。 毛岸青问主席:“爸爸,发生了什么事? ” 毛泽东苦笑地摇摇头:“还不是因为你们和我吃了一顿饭吗! ” 曾在苏联治病的贺子珍,1947年带着女儿娇娇,回到了离别九年的祖国。她 先在哈尔滨,以后转到天津,1948年8 月,毛泽东曾派人带着娇娇前往天津,看 望贺子珍。全国解放后,贺子珍曾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陈毅任上海市长期间, 安排她担任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长,住在她哥哥贺学敏家里。陈毅调往北京任国 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后,1958年7 月,贺子珍从上海迁到南昌居住,得到江 西省长方志纯和妻子朱丹华的多方照料,而朱丹华改嫁前原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 烈士之妻。 1959年7 月8 日,庐山会议期间,经过陶铸夫人曾志同志的精心安排,在江 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和方志纯夫人朱丹华陪同下,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伴侣 贺子珍上了庐山,在“美庐”同毛泽东会见了一个多小时。 对这次阔别了22年的会面,据曾志同志回忆说,当她向毛泽东谈及她曾下山 见到贺子珍时,毛泽东马上问:“她怎么样? ” “她很好么,看不出精神病。”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得湿润了,深深叹出声:“唉,我们是 十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 :“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曾志说:“应该见见。” 毛泽东同意见面之后,又嘱咐曾志说:“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 曾志说:“放心! 她不会知道。” 哪知这件极为机密的事,还是很快传到在杭州的江青耳中。她得知贺子珍上 了庐山,连夜打电话给毛泽东,急急忙忙的赶到庐山。原准备第二天还要会见毛 泽东的贺子珍,也随即下了庐山,至死再未与毛泽东会面! 女儿的亲事 李敏是毛泽东同贺子珍结婚十年中生育的第六个孩子。苏德战争中她同妈妈 在苏联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归国后,母亲定居上海,李敏随父亲在北京读书。 毛泽东同贺子珍之间的情谊,通过李敏往来沟通一些信息。 江青为此十分恼恨。一次,李敏画了一张切成三角形的大西瓜,作为学校作 业寄给妈妈。深受感动的贺子珍,寄来一首西瓜诗。江青得知以后,对李敏大发 脾气:“我已经将这件事报告了中央,要组织处分你妈妈”,还接二连三派人监 视李敏的行动。 “文革”开始后,李敏从北京跑到南昌看妈妈,江青下命令要吴法宪去抓。 汪东兴劝吴法宪说:“不能这样干,对她就说没有找到。” 1940年,江青26岁时生李讷。由于江青原名是李云鹤,所以女儿没有姓毛而 姓李。江青对此很高兴。 毛泽东很欣赏古人名言:“君子敏于事而讷于言”,故给小女儿起名李讷。 战争年代,李讷在毛泽东严格要求下,同战士们吃一样饭。在陕北行军打仗时, 战士们吃什么,她也吃什么,从没有什么“特殊化”。 1959年,李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在学校学习时,李讷也同其他学生 一样骑自行车,挨过饿,吃过“大跃进”浮夸风带来的苦果。 1963年,李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北大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江青把李讷拉进动乱的旋涡。她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带头造反、夺权,批 斗老干部。年方26岁的肖力,夺权当上《解放军报》总编辑。1974年至1975年, 先后担任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江青在政治上坑害了李讷。 1970年,李讷到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毛泽东对谢静宜 说:“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 ‘五·七’干校劳动去吧! 她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办报啊! 她同意我的意见,很 高兴的去了,已经有一年半多了。她说在‘五·七’干校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炼 不大,她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见。” 李讷离开干校到了江西一个农村插队。有一段时间,李讷得病发烧,有人提 出让她回北京治病,毛主席说:“不,人在那里,就在那里治病。”又说:“她 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 北京。” 李讷对于个人的婚姻,不愿让母亲干预,却愿听听父亲的意见。毛泽东让人 转告李讷: 她的婚姻父母不能管,由她自己决定: 1 .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 2 .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就不革命啦! 不是党员也是要革 命的嘛。 3 .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们自己同意就行了。 李讷按照个人的意愿,在她30岁时同一青年战士相恋,并经毛泽东同意结婚, 生一男孩。不幸的婚姻,一年之后就离婚了。 毛泽东的警卫长李银桥很关心李讷。1985年,经李银桥介绍,李讷同12岁参 军的副师级警卫干部王景清结了婚。 他们同儿子一起,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向三口棺材鞠躬 1971年8 月28日,天热得人喘不过气来。一连几天不曾安睡的江青,突然心 血来潮,于凌晨三时带着一帮人马,来到定陵博物馆。 据现场人员回忆说,她一下车就对馆长说:“天气太闷,睡不着啊,到你们 这个世外桃源休息一会儿。” 经过一阵忙碌,江青的床、蚊帐和随车带来的绿布厕所很快安置好了。第二 天上午,江青以高傲的神态,步入定陵展厅,把出土文物浏览了一遍。当她看到 万历皇帝使用的药罐时,摇晃着头,厌恶地说:“什么破烂货也往这陵墓里放, 这个死皇帝也真是不值钱。” 江青看到皇后戴的凤冠,精神顿时振奋起来。她弯下腰,右手扶着眼镜框, 脸贴到玻璃上,仔细地观察着。接着,抬起头,对众人说:“这个,还不错。能 拿出来戴一下吗? ” “能,能……”馆长让讲解员把凤冠拿了出来。 这个醉心想当女皇的女人,手捧着凤冠,激动地看了又看,轻轻地戴在头上。 “好看吗? ”江青问陪同人员。 “好看,太好看了! ”人们同声恭维着。 “太沉了,戴一天准得把人压死。看来这皇后也不是容易当的。”江青把凤 冠摘下来,交给工作人员。 江青随后在服务员搀扶下,慢慢走下地宫,走进地宫后殿。在三口朱红色棺 椁前,她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转身朝外走了。 江青出于什么心态,向三口朱红色的棺木行礼呢? 是祈祷“死魂灵”保佑她 的女皇宝座,还是默告自己的心愿呢? 在场人员面面相觑,大为不解。 武汉的怒涛 1967年的夏天,我国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更是热上加热。 太阳像火一样悬在天空,炙烤着长江两岸的大地,万里滔滔的江面上,浮动 着白蒙蒙的热气。拥挤繁闹的市区街巷里,如同闷在没有盖子的蒸笼里,连柏油 马路也热得冒了油。成千成万的人群,在流汗、在喘息…… 然而比酷热更难熬的,是连绵不尽的不安和恐怖。 造反派、红卫兵扛着标语、红旗,喊着口号,敲着锣鼓,押着从各机关、学 校、工厂抓来的“走资派”、“反动权威”,给他们戴上高帽子,穿着戏衣,插 上稻草,在街上游行示威。汽车上的高音喇叭,响着刺耳的尖叫声,呼啸而去。 到了夜晚,武斗的枪声,时断时续地掠过武汉上空 分裂成两大派 武汉地区像全国各地一样,人民群众内部因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观点, 逐步分裂成两大派群众组织。这些不同观点和派别的群众组织,就绝大多数群众 来说,无论当时属于哪一派组织,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泽东主席和他亲自 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 是“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受害者。两派争论的焦点是,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 向是否正确? 是拥护武汉军区,还是把矛头指向武汉军区? 1982年11月31日晚,笔者在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驻地,访问了原武 汉军区司令员、上将陈再道同志。一谈到震惊中外的武汉“7 ·20事件”,作为 事件的当事人,他立刻单刀直入地亮出了争论的焦点。 “这两派都是群众组织。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在北京南下的军 内外造反派的支持下,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大喊大叫要彻 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 要‘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 ’他们殴打、围攻执行 ‘支左’任务的指战员,接二连三地搞打、砸、抢,多次制造武斗事件,把矛头 直指武汉军区领导,要揪‘武老谭’( 笔者注:即武汉的谭震林,指武汉军区司 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 ,甚至绑架代表军区工作的钟汉华政委,一次又一次 地给军区施加压力。这一派的人数虽不多,但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得到林 彪、江青的支持,是所谓响当当的‘左’派,搞得武汉到处停工停产,一片混乱 ! ” 陈再道,这位放牛娃出身的将军,中等身材,肩宽腰圆,满头白发,粗犷豪 爽,声音洪亮,说话幽默,不时发出阵阵笑声。 “那一派怎么样? ”笔者问道。 “同造反派对立的一面,是‘百万雄师’。这是5 月16日由武汉一些群众组 织成立的‘百万雄师联络站’。” “百万雄师”成立后,虽有缺点错误,但拥护武汉军区,保护许多干部,在 很短时间内发展到100 万人左右。 “他们是什么观点? ” “他们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 湖北省委。他们还认为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以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 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对干部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律都打倒。” “武汉军区的观点呢? ” “说心里话,武汉军区机关、部队的指战员也是这个观点。我们在思想感情 上,是倾向‘百万雄师’的。但是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我们不能公开表示支持 他们。由于军区的同情和支持,‘百万雄师’发展很快,到‘7 ·20事件’发生 前,这派组织已经120 多万人了。另一派呢? 由于他们在社会上乱闯、乱打,怀 疑一切、打倒一切,搞得人心慌慌,不得人心,结果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武汉地区的“百万雄师”成员有122 万人,其中工人占48%,贫下中农占18 %,学生占1996,其余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武汉地区的党团员中 有85%加入了“百万雄师”。 陈再道说,武汉地区两大派的观点和做法,影响到湖北全省。从省级机关到 各地、县、公社以至每个村庄都分成对立的两派。这样给军队“支左”提出一个 问题:谁是真正的左派,究竟应该支持谁? 武汉军区党委经过深入调查,认为那 些搞打、砸、抢的组织不能支持,特别是不能支持“工人总部”这样的组织。 陈再道是湖北麻城人,1909年生,1926年参加黄麻暴动的农民自卫军。在创 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历任红四方面军的排长、连长、营长、 团长、师长、军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东进支队司令员、冀南 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解放后,任河南省军区和武汉部队司 令员。 他同笔者谈话的时候,虽然已是73岁的老人了,但体魄强壮,精力旺盛,头 脑清晰,问他身体为什么会这么好? 他说:“这也是小时候练武功的成果啊! ” 小时候,他在家放牛,给地主种田。因不堪忍受压迫,投奔到河南嵩山少林 寺,同许世友、钱钧一起习武练武,练就了一身武功,能像壁虎似的攀屋登梁。 事出有因 武汉两大派的对立,有其深刻的根源,是“革”与“保”基本矛盾的表现。 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2 月26日至3 月25日,进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议,原 本六天的会开了三天。这次会议,围绕军队“支左”大方向的问题,进行了广泛 的讨论。陈再道在会上说:“什么造反派,都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 人不投降台湾是鬼变的! ” 在北京开会期间,武汉军区连续打来电话,说武汉形势紧张起来了。 二月初,武汉的造反派同南下的造反派联合占领了汉口的《长江日报》红旗 大楼,还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篇“2 · 8 声明”,火药味极浓,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托”,“丢掉幻想,投入战斗”, “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 等等。 2 月9 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解 放军“支援”下接管的,在群众中造成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 “2 ·8 声明”之后,造反派到处冲杀,到处点火,到处抓人,对一些不同 观点的群众组织接连进行批斗、游街,实行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把武汉闹得 人心惶惶。2 月11日这天,他们竟然冲击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了。 造反派的这些行动,引起武汉军民的极大不满。有些群众强烈要求武汉军区 对“2 ·8 声明”表态。军区党委经过反复研究,于2 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 批判“2 ·8 声明”的错误观点,指出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 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2 ·8 声明”。至于军队内有些造反派组织代表 在“2 ·8 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个人,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 人民解放军。 陈再道对笔者说:“我和钟汉华政委离开北京的时候,周总理找我们谈话, 指示我们回去要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要各行业的大联合;三 是抓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满怀忧虑的周恩来总理说:‘季节不等人,不搞 好生产,就没有饭吃了! ’周总理的指示,对稳定形势非常重要。” 3 月17日,武汉军区为了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制止武斗,稳定形势,抓 了搞打砸抢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朱鸿霞、胡厚民等400 多人。接着,又在3 月 21 日,发表了武汉军区的《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 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样,很快稳定了社会 秩序,制止了打砸抢抄的活动,保护了干部和群众,得到了广大军民的拥护。 在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上,陈再道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并且高 声宣告:“鄂豫两省是共产党的天下,今后哪个乌龟王八再敢夺共产党的权,我 就用枪杆子和他辩论! ” 插进了黑手 陈再道回忆说:“林彪早在军委开扩大会议的时候,就向心腹吴法宪交代, 要把军内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在林彪看来,我就是要‘揪出来 烧掉’的一个。” 4 月16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 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直接把火种抛向武汉。 5 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多次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打电话, 要武汉空军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在武汉军 区后面跑。 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 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文化大革 命’,让各种坏事暴露出来,把各种隐患诱发出来,问题就解决了。” 在这个讲话中,林彪表白了他整武汉军区的一贯用心。整武汉军区是他进行 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坏人的挑动支持下,武汉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得更厉害了,形势更混乱了, 武斗也升级了。 陈再道回忆说:“那时,武汉的造反派,集中力量向我猛烈开火,街道里, 马路上,到处贴着标语、漫画、大字报。” 陈再道说到这里,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说起来真是笑话。有一张大漫画, 把我竟画成青面獠牙的凶神恶煞。漫画旁边还配了一首打油诗:陈再道,你算老 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 ” 武汉的两派人员,涌到了北京。他们在天安门前、王府井和中南海周围,到 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申诉各自受到的迫害。笔者也亲自听过他们的申诉, 看过他们武斗时血淋淋的照片。他们把武汉问题的大标语写上北京的大街…… 武汉的形势,引起党中央的关切。 毛主席到武汉 1967年6 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一 封电报,把武斗的责任归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电报说: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 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 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 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武汉军区按照电报精神,在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选出各组织的代表。军区 也确定了赴京汇报的人员名单,准备好到北京汇报,解决武汉问题了。 “就在这时,大约7 月10日左右,周恩来总理给我打来电话。”陈再道回忆 说,周总理告诉我:“你们不要派代表来北京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就地 解决问题。” 1967年7 月14日早晨,周恩来乘飞机到达武汉,为毛泽东打前站。同机到达 的有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海空军作战部长等人。 14日中午,公安部长谢富治、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带 着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四个红卫兵,由四川重庆市到达武汉。他们原来是奉 中央之命,到云南解决军队支左问题的,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由云南转 到重庆。 当天晚上,毛泽东乘专车到达武汉,随毛泽东同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 维山等人。 周恩来没有安排谢富治、王力去车站迎毛泽东。晚上,当谢、王在夜幕中去 看大字报的时候,这两位“文革大红人”很快被群众认出来了。本来是绝密行动, 一下走漏了消息。于是,武汉两大派都贴出大标语,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但 是,两大派都不知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 1991年3 月,笔者再次访问王力,谈起“7 ·20事件”时,动过手术的王力, 在阳光明亮的书房里,以浓重的淮安乡音告诉笔者说: “我们奉主席指示,解决西南问题。7 月13日晚,总理打电话到重庆,要谢 富治赶到武汉,说是紧急任务。谢富治当即请示总理,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 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 “在总理做出决定之后,我因主席交待赴西南的任务未完成,所以才打电话 给关锋,询问如何改变计划? 到武汉是什么紧急任务? 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 能讲,你去就是了。” “为什么毛主席点名要谢富治去武汉? 除了他是公安部长,还因为在战争年 代,他曾指挥过当时驻武汉的部队,熟悉那里的军队干部。” 谢富治同陈再道是老乡,是红军老战友,又都是上将。谢富治一见面就亲切 地对陈再道说: “我是受康生和江青之托,来转变武汉军区支左方向的,这个忙你一定要帮 我。” 陈再道一听就火了:“对不起,我没法帮你们的忙! ”说罢,把门一摔走了。 谢富治追了出来,拉住陈再道说:“咱们可是朋友,我可是为你好啊! ” 陈再道说:“我根本不相信你们! ” 谢富治说:“那你相信谁? 你连中央文革都不相信了吗? 你知道陶勇的下场 吧! ” 陈再道知道,谢富治说这话,是在对他下警告。 美丽辽阔的东湖,银波荡漾,太阳一出来,照耀得满湖波光粼粼。湖堤岸边, 绿树成荫,精巧雅致的别墅小楼,掩映在翠林间。中央领导一来,小楼窗口的灯 光,星星点点,从深夜闪到天明。 14日晚上,在安排好毛泽东、周恩来住处和警卫工作之后,住在东湖宾馆二 所的陈再道、钟汉华应召来到百花一号别墅,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指示他俩,要做好汇报武汉情况的准备,并且语重心长地说:“要你 们做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 陈再道回忆说:“我们对要做检讨,思想上不通,不知道支‘左’错误在哪 里。”“总理看见我们情绪不好,脸色很沉重,又对我们进一步解释说,在离开 北京前,毛主席曾对他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 有顾虑。听总理这么说,心里虽然踏实一些,可是脑子里一直乱哄哄,武汉近几 个月发生的事情,翻过来,复过去,来回在脑子里翻腾,演电影,闹得一夜没合 眼睛。” 15日和16日,毛泽东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和 谢富治、王力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贵、川问题和武汉问题,议论解决 武汉问题和办法。 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解决武汉问题。谈到如何处理武汉问题时,毛泽 东指示说: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保守群众组 织,让谢富治、王力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 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 毛泽东在会上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领导同志的工作。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认为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错了,所以谢富治、王力到 武汉后,打击“百万雄师”,支持它的对立面“工人总部”。“百万雄师”对把 他们打成“保守组织”很不满,因而引发“7 ·20事件”。 从7 月15日开始,直到7 月18日,周恩来每天下午亲自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 志及驻武汉部队的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同志开会,听取武汉地区情况的汇 报。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听这个汇报。随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杨成武、李作鹏、 郑维山等也断断续续、时进时出地听了汇报。 7 月18日下午,周恩来做了总结讲话。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 “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责任由军区领导同志来承 担。周恩来建议陈再道、钟汉华要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接着,周恩来关切地说,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工人总部的头头 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后,可能要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 这个工作要由中央来做。 周恩来望着在座的军区同志继续说,军队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都 要整风,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他说,支左部队要做好两 派的工作,搞好大批判、大联合,搞好对“百万雄师”的团结工作。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他并且主动承担责 任,说军区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 最后周恩来还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他 说,支左犯错误是难免的,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 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 陈再道回忆说: “听了周总理的讲话,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更加了解周恩来总理的高尚和伟 大。据说,这个讲话提纲是总理亲自拟定的,并且是送主席亲自审定的。可是, 当时,我们没有了解总理的难处。总理那种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精神,是我要 永远学习的,永志不忘的。” 7 月18日晚上,周恩来要赶回北京。临走之前,他带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毛 主席住地梅岭一号别墅。毛泽东在客室里等候的时候,谢富治、王力也在客室里, 坐在毛泽东的对面。 东湖宾馆,就径直来到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并且公开接受和佩带该派 的袖章。 造反派总部立即把这个新闻用高音喇叭广播了。全校各派群众立即沸腾起来, 在校内和街道到处张贴欢迎中央文革大员的标语。 王力回忆说: “我们的身份被群众公开了。我们立即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恩来总理。总理 听了以后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灯亮了,现在就说谢富 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 周恩来当即亲自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向群众公开宣布,谢富治、 王力到武汉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 武汉三镇轰动了。各派群众组织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 武汉解决问题,称誉谢富治、王力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王力回忆说,周恩来在武汉期间,为保卫毛泽东安全,曾指示武汉军区收缴 各派群众组织的武器, 但是这一正确决策,却没有能够贯彻。 王力回忆说,毛泽东听说武汉军区下命令收缴武器以后,在7 月18日的讲话 里,批评说: “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 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从此以后,周恩来等在多次讲话中,只讲“不要武斗”,再也不提收缴枪支 了。 不收缴枪支,怎么能制止真枪实弹的武斗呢? 错误的决策,招宋更大的动乱。一边高喊制止武斗,一边又把真枪实弹分发 给相互对立的两大派。支一派,压一派,其结果必然是矛盾激化,火上浇油,武 斗升级,“全面内战”。 “雄师”怒吼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连日的谈话精神,谢富治、王力连续到造反派据点进行 工作,发表了很有倾向性的讲话。他们在大捧造反派的同时,又大压“百万雄师” 的一派,致使一派兴高采烈,另一派极度愤慨。 7 月17日夜间,谢富治,王力等人来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一去, 就让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开出一张“头头们”的名单,装进了他的口袋。十天之后, 这张名单上的十三人,全被逮捕了。他们之中的八个人,一直关到1972年。 当时,王力指责“百万雄师”说:“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 的! ”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解释说:“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 是被逼得才这样。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让回去,我们‘百万雄师’表 示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由中 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都回去……” 王力听了很不耐烦,说:“你们提这个问题是错误的! 你们管你们自己,不 要管别人嘛! 你们怎么管得了别人呢! ”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回答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就等于叫我 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 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团也平等 对待! ” 第二天,“百万雄师”负责人向全市的所属组织传达了东湖宾馆,就径直来 到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并且公开接受和佩带该派的袖章。 造反派总部立即把这个新闻用高音喇叭广播了。全校各派群众立即沸腾起来, 在校内和街道到处张贴欢迎中央文革大员的标语。 王力回忆说: “我们的身份被群众公开了。我们立即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恩来总理。总理 听了以后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灯亮了,现在就说谢富 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 周恩来当即亲自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向群众公开宣布,谢富治、 王力到武汉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 武汉三镇轰动了。各派群众组织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 武汉解决问题,称誉谢富治、王力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王力回忆说,周恩来在武汉期间,为保卫毛泽东安全,曾指示武汉军区收缴 各派群众组织的武器, 但是这一正确决策,却没有能够贯彻。 王力回忆说,毛泽东听说武汉军区下命令收缴武器以后,在7 月18日的讲话 里,批评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 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从此以后,周恩来等在多次讲话中,只讲“不要武斗”,再也不提收缴枪支 了。 不收缴枪支,怎么能制止真枪实弹的武斗呢? 错误的决策,招来更大的动乱。一边高喊制止武斗,一边又把真枪实弹分发 给相互对立的两大派。支一派,压一派,其结果必然是矛盾激化,火上浇油,武 斗升级,“全面内战”。 “雄师”怒吼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连日的谈话精神,谢富治、王力连续到造反派据点进行 工作,发表了很有倾向性的讲话。他们在大捧造反派的同时,又大压“百万雄师” 的一派,致使一派兴高采烈,另一派极度愤慨。 7 月17日夜间,谢富治,王力等人来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一去, 就让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开出一张“头头们”的名单,装进了他的口袋。十天之后, 这张名单上的十三人,全被逮捕了。他们之中的八个人,一直关到1972年。 当时,王力指责“百万雄师”说:“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 的! ”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解释说:“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 是被逼得才这样。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让回去,我们‘百万雄师’表 示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由中 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都回去……” 王力听了很不耐烦,说:“你们提这个问题是错误的! 你们管你们自己,不 要管别人嘛! 你们怎么管得了别人呢! ”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回答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就等于叫我 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 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团也平等 对待! ” 第二天,“百万雄师”负责人向全市的所属组织传达了王力讲话。群众一听 传达,坚决反对王力的讲话。 火上加油的事又接踵而来。 7 月18日,叶群亲自打电话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说:“武汉形势在变”, “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话”。 当天晚上,谢富治、王力由刘丰陪同,来到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 谢富治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这派群众组织。他说:“你 们造反派的风格要高,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放心。你们在一年多的文化大 革命中,做了许多努力,做了很大贡献! ” 王力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说:“武汉问题一定可以就地解决,因为武汉有 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三钢’、‘三新’就是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 派。我们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是要相信你们,依靠你们。” 王力接着又说:“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 这些天你们受压,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 去不复返……”王力还说,“工总”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7 月19日,造反派立即将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用 高音喇叭向全市广播。 谢富治、王力的讲话,像一颗炸弹,在武汉军民两大派中爆炸,终于引发了 “7 ·20事件”! 7 月19日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的大街小巷。一篇题 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尖锐地指出: “王力窃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 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 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 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 群众的罪魁祸首? 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群众组织一 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 打倒 王力! 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 下午,武汉军区党委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王力出面向干部做工 作。 谢富治在会上说:“那些造反派大方向没有错,执行了中央文革的路线。他 们提出的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对的。武汉军区 党委和部队同志,必须来一个180 度的大转弯。” 原来不准备讲话的王力,接着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用训人的口吻说:“看来, 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讲课一样,从一年级 的第一课讲起……”。 王力滔滔不绝地一气讲到夜里11点。王力把“百万雄师”说得一无是处,而 对“工人总部”则倍加赞扬。他的话,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全场。许多人早就 听烦了,可是还得耐着性子听下去。那些在会场以外的群众和战士,却开始行动 起来。他们怒气冲天,集会、讲演、喊口号,把久久埋在心底的愤怒喷发出来。 军区干部会刚散不久,省直机关干部、独立师、29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 他们头带安全帽,手执长矛,开着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浩 浩荡荡涌进军区大院。愤怒的群众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回答他们的问题 :为什么要把“百万雄师”划为右派、保皇派,打成“保守组织”? 有什么理由 把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 武汉军区为什么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陈 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 军区机关干部和家属、小孩,为声援他们的斗争,打着灯,纷纷送茶送水, 支持“百万雄师”。 军区领导同志为保卫王力安全,悄悄将他从军区大院后门转移到东湖宾馆, 并且说服群众离开军区大院。 但是,涌在武汉街上的人群,深夜也不肯散去。他们冒着酷暑的蒸烤,浑身 淋着汗水,成群结队地围聚在一起,激情地争辩着、讨论着。 20日凌晨四时左右,手执长矛,头戴安全帽的两千多“百万雄师”,乘着27 辆卡车和八辆消防车,又来到军区大院。他们声称如再不解决问题,明天就可能 罢工。 陈再道回忆说: “上午7 时,‘百万雄师’又有二百多代表来到东湖宾馆,要求谢富治、王 力出来解答问题。他们挤在百花二号门口,要找王力。” 一早来到这里的陈再道,同谢富治一道,劝大家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去谈。 “百万雄师”的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成一圈,同谢富治、陈再道“谈判”。 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代表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到双方气氛较好,也从 屋子里走出来,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 “正在这时,又冲进几百人来。”陈再道回忆说:“他们大多是独立师和29 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找不到王力,就冲进来,愤怒地喊着,要抓 王力。他们认不得王力,就错把我当成王力,一上来就是拳打脚踢、枪托撞击, 将我打了一顿。王力趁着混乱跑回屋里。谢富治是从湖北出去的老红军,又是国 务院副总理,群众连指头都没动他一下。” 群众心里有气。他们随即又冲进屋里,将王力架出来,塞进汽车,拉到军区 大院。 周恩来住的百花一号别墅,距谢富治、王力住的地方只有百米,群众连去都 没有去。 毛泽东住的梅岭,更是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的迹象。 陈再道笑着说:“如果我真是要想搞‘兵变’,我怎么会首先挨打呢? 怎么 不动谢富治一根汗毛呢? 怎么会不包围毛主席的住地呢,世界上哪有这样搞‘兵 变’的呀! 林彪、江青一伙说‘7 ·20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指 鹿为马的诬陷。” 王力被群众揪到军区大院四号楼的阳台上,院子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摇 摆着红旗,像汹涌的波涛,喧嚷着,吼喊着。屋顶上,阳台上,树干电杆也爬攀 着人。口号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响震着四周楼房。 “毛主席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 “打倒王力,王力滚蛋! ” “揪出谢富治! ” 群众和战士代表蜂拥阳台,愤怒质问王力、批判王力:为什么要把“百万雄 师”打成右派? 为什么要支一派,打一派,把一派打入地,把一派捧上天…… 王力吓得目瞪口呆,不住点头哈腰,晃着汗水淋淋的脑袋,一连声说:“我 有错误,我有错误……我不该胡说! ” 到场的军区领导钟汉华等同志,一边苦口说服群众,一边手挽手奋力保护王 力。 一时失去理智的战士,还是鲁莽地冲了过去,一阵拳打脚踢,将王力打得浑 身青肿,左腿脚骨粉碎性骨折。 中午时分,王力在军区政委钟汉华等同志护卫下,悄悄走出军区大院,转移 到小洪山北侧的军区某师师部六号楼。以后,又被人转移到小洪山的玉米地里, 躲藏了一天。 20日下午,武汉“百万雄师”七万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打着红旗、标语,喊 着口号,乘着数百辆大卡车,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 行。机关干部和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也像浪涛一般,涌上大街,一路张贴标语, 一路高呼口号: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 “王力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 “打倒王力! ”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 7 月20日到23日,在连续举行的示威游行中,独立师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 带着“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汽车上架着机枪,并肩同群众一起游行。黄 石市和武汉近郊的工人、农民也参加了示威游行的行列。 四川、辽宁、陕西等省的一些群众组织,发来了声援电。 武汉大街上出现了许多醒目的大标语:“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 “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从武汉滚 出去”…… 王力说,当时毛主席对“7 ·20事件”,先是很恼火,加上林彪、江青的煽 动,说了一些气话。后来冷静下来,才做出接近实际的论断。毛泽东说:他们是 想以王力做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这就是说,“7 ·20事件”,一不是反革命叛乱,二不是“兵谏”,三不是 毛泽东住到“贼窝”里去了。 武汉“7 ·20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爆发的一次对极左路线的群众性的 抵制和抗争。如果说“二月逆流”是中央政治局内部高层领导人对极左路线的批 评,那么到了七月的武汉事件,对极左路线的抵制,已演变成汹涌澎湃的群众运 动了。 林彪“大做文章” 武汉军民本想以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引起中央的重视,采取正确方针处理武汉 问题。然而林彪、江青却利用这一事件,在所谓“兵变”上“大做文章”。 7 月19日,北京得悉武汉的消息。这天黄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根据林彪的 指示,打电话给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要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受临时紧 急任务。 邱会作准时来到浙江厅。只见林彪、江青、叶群三人坐在沙发上,气氛严肃 而紧张。 林彪板着苍白的脸孔,一声不吭。看到邱会作进屋,林彪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江青憋着一肚子火。一见邱会作到来,她便开口说:“你来得正好,毛主席 在武汉,现在那里形势很紧张。派你去给主席送封信,还要带几个医务人员。” 江青停一停,又嘱托说:“你乘专机去,到了武汉以后,能乘汽车更好,若 不能乘车,你就步行进武汉。” 江青当即把准备好的一个大白色信封,交给邱会作。邱会作离开大会堂,直 奔西郊机场,于20日凌晨飞达武汉王家墩机场。 邱会作到机场不久,毛泽东由杨成武、汪东兴等陪同,乘专列也到了机场。 邱会作在火车上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江青的信,淡淡地说:“待会儿,给他们回几个字。”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上了飞机。邱会作赶到机场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当着杨 成武的面,对邱会作说:“不写信了,也没有什么话交待,你回北京吧! ” 21日凌晨二时,飞往上海的毛泽东的专机起飞了。 听到武汉军民游行反对王力,深为武汉事态担忧的周恩来,决定第二次返回 武汉。他要亲自了解情况,处理武汉问题。 周恩来的专机,于7 月20日下午3 点50分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空军司令 员吴法宪欺骗周恩来说,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周恩来。专机 不能在那里降落,而降落到距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催武汉军区领导同志,赶快把王力找回来。 22日凌晨三点多钟,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和海军政委李作鹏,从小洪山的玉 米地里接走王力,由武汉空军驻地转移到山坡机场。 这天,按照精心安排,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比周恩来的专机先起飞, 于22日下午飞离武汉。 为使周恩来的专机能提前到达北京,参加北京欢迎谢富治、王力的仪式,谢 富治、王力的专机特地在远郊上空,多绕了几圈,晚了半小时,等待周恩来的专 机先降落。 下午4 时50分,谢富治、王力的专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当腿上绑着石膏、 绷带的王力走下飞机时,机场上响起“向王力致敬”的口号声。周恩来、陈伯达、 康生、江青、叶群等迎上前去,同谢富治、王力热烈握手、拥抱。 “惩一儆百” 7 月22日晚上,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全体参加,由谢富治汇报“7 ·20事件”情况。 会议讨论决定:把“7 ·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诬蔑武汉事件是“彻头 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并决定: 一、发一个中央告武汉人民书; 二、调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武汉警备区司令 员到北京处理; 三、在北京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 散会以后,林彪在夜里又给戚本禹打电话,指示处理武汉事件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 林彪指示戚本禹,起草向武汉、郑州地区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并且指示: “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 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毛主席。”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 动”的武装游行,声讨“7 ·20事件”。 7 月24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林彪讲话说:“凶手一定要捉起来,要 公审,此风不可长,惩一儆百。”又说:“要把武汉放在被动的地位,不要让他 们过早争取主动,让他挨一顿骂。” 会议提出了出席7 月25日首都百万人大会的名单。在会上,江青和康生坚决 主张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坚决不让叶剑英、徐向前出席大会。 会议结束后,中央文革小组把研究要点书面报告林彪。林彪表示完全同意, 并且提出他本人要出席欢迎大会。他还要康生给上海打电话请示毛泽东。 25日下午三点,林彪又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小组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 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 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 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下午四点多钟,林彪由秘书、警卫搀扶着,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天安门城楼。 林彪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现在他们给我们 出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造反组织头头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林彪说: “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 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 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蒯大富找到王力,问:“全 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 现在是不是到了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 ” 王力表示赞同,连连点头。 蒯大富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又问:“武汉事件的后台是肖华? ” 王力说:“不是”。 蒯大富又问:“是不是叶剑英、徐向前? ” 这时,王力“表示默认”。 7 月26日,《人民日报》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的通栏大 标题,详细报道了这次大会。大字标题中明确提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表示,“最热烈地欢迎 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最坚决地声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 革命派。” 这天报载: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聂荣臻、江青、戚本禹、 姚文元、叶群等同谢富治、王力登上天安门城楼。 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沈阳等各大城市,都相继举行了数 十万人的示威游行。中央报刊相继发表新闻、文章、社论76篇之外,电影制片厂 还拍了一部《北京支持你们》的记录片,在全国放映。从此,拉开了一场全国性 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序幕。林彪、江青“大做文章”,武汉军民遭到空前的围 攻和迫害。 丑恶的“表演” 7 月23日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接到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电报通知,要武汉军区 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 部政委巴方廷等15人到北京去“开会”。 这架专机,于7 月24日凌晨三点钟到达北京,陈再道等随即到了京西宾馆, 住在第九层楼上。 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京文艺口的几百名造反派,喊着要“找陈再道辩论”, 冲进了京西宾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看到情况紧急,根据周恩来保护陈再 道的指示,立即派人把他们藏进电梯,在八层和九层之间停了下来。 周恩来担心陈再道等人被造反派抓走,要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 傅崇碧说,造反派不听我的,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 周恩来随即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周恩来十分严厉地 说:“我管不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待! ” 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很快撤走了。 但是,“三军造反派”的队伍却按照江青、叶群的布置,迅速包围了京西宾 馆。叶群指示造反派说:“插红旗,占位子,静坐示威游行,连续搞几天。”还 要他们到处张贴“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 京西宾馆四周人山人海。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连夜部署,组织各总部、 各军兵种造反派数万人,分乘几百辆卡车,日夜轮流围攻京西宾馆,支援揪斗陈 再道。 叶群、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还亲自带领各军兵种负责人,乘坐几十辆 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群众,要和大家“团结 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7 月26日下午,中央召开扩大碰头会。 参加碰头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的负责 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 武汉军区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 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个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座”,但只准像接 受审讯一样站着。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他煽动说:“7 ·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 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 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接着,吴法宪按照叶群吩咐,气势汹汹地咆哮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 乱”的罪魁祸首,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 的急先锋! 吴法宪还信口开河地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的关系。他 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 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据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周恩来听见吴法宪越说越不像话,一连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但是,吴法 宪仍然滔滔不绝,竟然当场恶毒攻击徐向前元帅。他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 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徐向前对武汉问题要 负责任,应当追究这个责任。 徐向前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 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他写张条子递给周恩来,忿然离开了会场。 陈再道当场申辩说:“如果说我在武汉搞兵变,总不能不开个会吧? 说我搞 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 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到会场,当场野蛮地扒 掉五位老军人的领章帽徽,接着就拳打脚踢,搞喷气式,将陈再道打倒在地…… 会议中间休息时,吴法宪又组织一伙服务人员对陈再道进行武斗。 周恩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 有造反精神! ” 这次,对陈再道的批斗会,连续持续到夜晚。陈再道一直低头弯腰六七个钟 头。他实在支持不下去,请求康生允许他们几个坐下来。 “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哪知,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就拉长老脸,凶神恶煞地训斥说:“人可 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 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 焘事件的重演! ” 这时,吴法宪突然从主席台旁边窜出来,扑上去,劈面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 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接连在会上发言,竭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其他军区的 负责人也都发言表态,说明自己对武汉事件的态度。 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是个体魄魁梧的彪形大汉。到北京后,多次被吊打 拷问,昏过去,又醒过来。当审问员问他,陈再道给你下达什么命令? 交待过什 么搞“兵变”的任务时,这个久经考验的战士,忍着酷刑,总是回答一句话: “我死也不能乱说,……陈司令没有交待别的任务,就是要我们好好保卫毛主席 ! ” 一幕浩劫 从7 月26日起,《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每天各自发表社论,相互转载, 共达十几篇之多,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高潮,在全国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清华“井冈山”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 “军事动态组”,以及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几天 后,笔者曾获准到“对外作战部”访问。设在清华大学三层楼的“作战部”,充 满神秘气氛,但只有几个人进出。看来还没有进入“临战”状态。 7 月27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研究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这封由陈伯达起草的信,写道:“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 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信中强调指出:“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新高涨开始了。” 信中还诬蔑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 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军区领导班子,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 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空军的刘丰任武 汉军区第一政委。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小型座谈会”上谈到 武汉问题时,猖狂地诬蔑说:“武汉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是以陈再道为 首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分子,有计划、有组织、 有目的搞的一个反革命叛乱。” 《红旗》杂志在第12期社论中说:“武汉三镇的胜利凯歌鼓舞着全国人民,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 的大风暴吧! ” “新高潮”、“大风暴”就是新灾难、大浩劫! 请看: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了“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了这个 部队的番号、代号,并且撤离武汉进行改编。 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被全副武装押送到农场劳动改造。 “百万雄师”群众组织被打成“百匪”、“反革命组织”,不少解放军的家 属和百万雄师组织的家属被打成了“叛军家属”、“匪徒家属”。有的被抄家, 有的被揪斗、游斗,有的被长期关押,大批无辜者被打伤、打死。 据湖北省统计,全省在“7 ·20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军人、 群众多达18.4 万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死600 多人,打伤、打残6 .6 万多人。 如果加上两派武斗中伤亡的人数,伤亡人数就更骇人听闻了。 1978年7 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给“7 ·20事件”平反、昭雪。 同年11月28日,湖北省在武汉市召开“7 ·20事件”平反昭雪大会,全省参 加和收听的多达一千多万人。会上,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宣读了中央文件。 他说:“7 ·20事件”是湖北省人民,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根本 不是什么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叛逆事件。这是林彪、“四 人帮”为篡夺党的领导权,而制订的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个反革命阴 谋!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