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里的火焰 铁骨铮铮的好汉 1990年,95岁的老人杨献珍,坐在病房的椅子上,像一座白玉雕成的塑像。 他长脸庞,眉毛粗长,眼睛微闭,一头雪白的头发下,是几道深深的皱纹。多少 英勇的斗争,多少死亡的考验,在他脸上烙印着时代的光彩。他是忠心耿耿、铁 骨铮铮的好汉! 我曾多次访问杨老。他曾是马列学院院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 95岁诞辰时,他用“要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的话,概括自己战斗的一生。 杨献珍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里,两次被捕入狱。1931年 他奉组织之命到北平营救同志时,不幸又被投入草岚子监狱。五年间,一直戴着 沉重的脚镣,无数次的拷打,把手腕都打断了,他也没有一句口供。敌人把他和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12位一起判了死刑。后来,国民党宪兵三团仓惶撤走, 杨献珍等同志被党组织营救出来,才幸免于难。 “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所谓“61人叛徒集团”,又受到林彪、江青、康生 的诬陷。所谓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等,都与杨献珍毫不相干。他在狱中想: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他自问自答:我犯的是我没有犯过的罪。这样一想,心地也 就坦然了。他在八年监禁、三年半流放中,尽管受尽侮辱折磨,而精神却很旺盛。 杨献珍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也没有作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 我心底平静,扪心无愧。这就是能活到今天的原因。” 杨老告诉笔者:1931年6 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中共 河北顺直省委、省军委、共青团委三个单位以及北平、天津巡视的人员,省委书 记殷鉴和薄一波、刘锡五、赵林等300 多人被捕,关进伪北平东北宪兵司令部看 守所,八月被移押到“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在这次大逮捕、大破 坏里,党组织遭到惨重的损失。 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监狱并不可怕,只不过是斗争场所的转移。他们既要 同敌人斗,又要与叛徒斗。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草岚子监狱的优秀共产党员, 建立了狱中党支部。 党支部干事会有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刘子久、胡锡奎、 李楚离、张友清、张玺、赵铸、董天知、刘锡五、赵林、马辉之、王德等十多个 骨干组成,他们以自己的模范作用,教育狱中的同志在敌人法庭上英勇不屈,保 持革命气节。 作为领导监狱斗争核心的支委会,针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多方冲垮反革 命的“审查”。按照敌人规定,每半年举行一次“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接受三民 主义思想”的“审查”,“反省”了就释放,经过三次“审查”仍不悔改者枪毙 ! 被捕的政治犯,都戴有一副大铁镣,禁止阅读任何书报,每天只放风半小时。 谁要触犯规定,就加重大镣,遭受拷打。 党支部在狱中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和气节教育,提出鼓舞斗志的响亮 口号:“红旗出狱”! “粉碎敌人‘审查’,就是击退敌人一次进攻,就像红军 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到苏区的一次围剿一样。”狱中每个党员都向组织宣誓:“头 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决不向敌人屈膝投降。”“活, 要活得像个共产党员;死,也要像个共产党员! ”在三次“审查”中,除少数人 外,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经受了考验。狱中斗争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敌人“审查”失败以后,就改用简化反省手续,只要在敌人事先准备好的 “反共启事”上按个手印,就可以释放。这样一来,敌我短兵相接,斗争更加尖 锐。 共产党员郝清玉身患重病,生命垂危。敌人拿着“反共启事”对他说:“你 只要按个手印,你马上出去。如果你不按手印,就把你送到天桥( 刑场) 去! ” 郝清玉斩钉截铁地说:“让我叛党,办不到! 别说到天桥,就是到地桥,我也绝 不按手印! ” 赵志长同志病危时,敌人劝他按个手印出去,他却义正辞严地回答:“共产 党员永远不会.在法西斯面前低头,让你们的反共启事见鬼去吧! ” 曾在狱中改名王通的陈伯达,在敌人的胁迫下写了反省书,说什么“本人认 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我愿意反省……”,不几天就出狱了。支部干事 会认为,陈伯达的行为是叛变,应开除出党。但他到延安后,却当了毛泽东的秘 书。“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竟是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组长。 1934年12月19日,60名同志庄严宣布绝食。同志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回牢房, 把屋内所有食物、食具都扔了出去。头两天,敌人端上好饭好菜,鸡蛋挂面,进 行利诱,遭到同志们的唾骂。再过两天,带病参加绝食的同志病情加重了。敌人 抬来担架,威胁说:“死一个送一个,死几个人我们不在乎! ” 绝食的同志拒不回答,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忍受着疾病和饥饿的折磨。到 了第七天,敌人震惊了,派来官方代表要求谈判,请求复食。党支部派薄一波同 志去谈判,迫使敌人基本上同意绝食斗争的条件,改善了狱中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狱中的同志加强了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殷鉴、杨献珍等同志把从狱 外弄进来的俄、德、法等外文马列主义图书,一页一页地翻译出来在狱中传阅。 党的秘密文件也经过地下交通送到监狱中来。 1935年春,国民党宪兵第三团的特务,伪装成被捕的共产党员,带着镣铐进 入监狱,摸到了狱中党组织的一部分情况,决定将殷鉴、刘锡五、胡锡奎、张玺、 董天知、韩钧、张友清、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张振声等12位共产 党员判处死刑。这些同志都加上重铐,不准放风,等待执行。只是由于日本侵略 者逼近华北,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宪兵三团仓惶撤退,这12位同志才幸免于难。 特殊条件下的斗争 杨献珍说,这12位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党组织营救出来了。经过是这 样: 1935年11月后,北方局由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及彭真、林枫、柯庆施、李大 章等同志组成。鉴于日寇入侵华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1936年3 月,北方局组 织部长柯庆施提出,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 出狱工作的建议,避免像在东北监狱中的党员干部那样,在日寇占领时被大批屠 杀。 北方局同意这一建议,并请示中央。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回忆,“闻天当 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 中央批准的北方局的决定,是通过草岚子监狱“保外就医”的孔祥祯同志, 第一次写信告知监狱支部殷鉴同志的。信中说:目前外面的形势非常好,我们各 方面的工作都开展了,就是没有人去做。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 ( 即登报启事) ,争取早日出来,为党工作。 接到这封信后,狱中支部书记薄一波、支委殷鉴、刘澜涛,立即碰头研究, 认为这封来信形迹可疑。北方局不会不知道,我们多年来坚持的就是不在反共《 启事》上按手印,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大家一致同意拒不执行,“不付讨论”。 过了两个月,北方局又给狱中党支部来了第二封信。信的大意是:北方局报 告了中央,经过中央讨论批准,要你们履行敌人的“出狱手续”出狱,这是中央 的决定。上次的信,是中央代表胡服( 即刘少奇) 同志让写的。信去后,未见你 们动静。胡服同志和北方局让再给你们转去这封信。信中明确指示: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平津危在旦夕。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日 益高涨,抗日高潮即将到来。全国人民已将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我党身上,各 方面、各地区都要求我党派人去指导工作。但目前我党干部不敷分配,白区工作 的干部尤为缺乏,与当前的政治形势极不适应,影响工作的开展。所以你们必须 争取早日出狱,担负分配的实际工作。 第二,你们在狱中所进行的各种斗争都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你们 不应该只局限在监狱的狭小范围内进行斗争,而应当出来在抗日运动的大天地中 做工作,去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成立人民武装,准备同日寇进行广泛的武 装斗争。这是我党当前最紧迫的政治任务。 第三,你们中的许多同志进行反对敌人“反省政策”的斗争已有五年了,坚 决拒绝了敌人的出狱条件。你们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对党的忠诚,在长期的监狱 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中央在政治上是完全信任你们的。因此,中央才指示你们履 行这种“出狱手续”,也只有你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才有资格这样做。现在我们 无法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你们,你们只有履行敌人的“出狱手续”,才能出狱为 党工作。这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措施,不是常例。中央认为,你们不但可以 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如果你们见信后仍拒不执行,那你们就会犯严重的政 治错误。 第四,中央向你们保证,对这次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出狱为党工作 的共产党员,一律不得视为自首叛变分子。中央对这件事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 负责。 为了证实这些信确实是中央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北方局第 二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的抄件。 支委会还学习了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认为这个指示与 毛泽东的文章精神是一致的,最后判明这是中央的指示。根据“个人服从组织, 下级服从上级”的党的纪律原则,党员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 就这样,薄一波等52个同志执行中央指示,分批履行了敌人的“出狱手续” 出狱。( 所谓“61人案”,其余9 人,情况各有不同,不属于这个范围。) 薄一波等同志英勇不屈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这些被营救的同志,殷鉴、邱少山二同志因在狱中惨遭摧残,出狱不久就去 世了。其他同志分路出发到江苏、山东、陕西等地,在抗日战场上同民族敌人开 始了战斗。 由薄一波同志带队进入山西的同志,打进阎锡山的军政机构,建立了山西牺 牲救国同盟会,并且利用牺盟会形式,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四个纵队 和“工人武装自卫纵队”以及暂编一师。这些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新军,配合八路 军120 师、129 师,不断抗击日寇进攻,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正式参加了八路 军的战斗行列。 分配到其它地区的同志,也都英勇开展对敌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自己 后半生的历史。至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出狱的共产党人, 只剩下36人还活着。这些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分别担任了中央和省市各部门的 领导职务,继续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又一次考验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里,早有正确结论的所谓“61人叛徒案”,在康生 的鼓噪下,又被翻腾出来了。 1966年8 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 这天,几百名红卫兵代表走上天安门城楼。康生问站在身边的一个红卫兵代 表是哪里人? 红卫兵说:“南开大学。”红卫兵见“中央首长”主动热情跟他谈话,便问 文化大革命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是什么。 康生说:要深入发展下去。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的历史。这个走资派, 还是内部矛盾,定性叛徒、特务就永世不得翻身! 红卫兵问:“到哪里去查呀? ” 康生指点说:“图书馆、档案馆。”并当场在一张纸上写道:“为把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档案历史资料,望给予支 持! ”下边落款“康生,8 月18日。” 在康生的指使下,南开大学和其他大学的红卫兵,蜂拥到各地图书馆,档案 馆,在堆满灰尘的旧报纸堆里,寻找变节自首声明。 早在1943年,前往延安参加“七大”的薄一波,曾经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他 本人和其他同志出狱的经过。当时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 对此,参加审查七大代表资格的康生也十分清楚。他还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 北方局营救在草岚子监狱这批党员干部出狱,做得对,做得好。 1943年1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康生汇报反特斗争问题。康生说: “在河南红旗政策下,有假圣旨自首者如×××,有真圣旨自首者,如刘少奇允 许薄一波等自首。”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康生、朱德、彭德怀、 彭真、高岗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4年,康生在中央党校一部作报告时说:“我党中央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策 略,要薄一波等同志接受敌人办理手续的条件。阎锡山乘机把他们找去,为他所 用。薄一波同志正是利用敌人的这一错觉,开展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文革”一开始,康生却出尔反尔。1966年9 月16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 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 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 、9 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 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 在康生授意下,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成“抓叛徒战斗队”到了西安,一 连数日团团围住中央西北局办公大楼,诬称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 刘澜涛是“大叛徒”。 为澄清这一历史问题,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致西北局的信。信中说: “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 认知道此事。”批复中又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 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康生公然抗拒中央的电报指示,积极支持鼓励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揪“61人叛 徒集团”。他对中央组织部的群众说:“南开‘8 ·18’、北航‘红旗’,他们 组织了三个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康生并且批准南开红 卫兵以“中央特许”的“中央专案组”名义,到一些重要城市查阅机密档案;对 要审查的对象,任意抄家、抓人。 1967年1 月10日,中央文革戚本禹对总政文工团的一些同志谈话时说:“红 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 1967年3 月16日,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 的自首叛变材料》。并在这份材料批示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 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 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认为 “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经过毛泽东批准的这个批示,从根本上推翻了过去历史上的正确结论,把是 非颠倒了。而1937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同志,却始终坚持说“出狱”是 经他批准的。康生要人传话对他说:“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 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 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 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 出路! ” 张闻天拒绝他们的要求,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回来后他告诉夫人刘英:“我可能被逮捕。”1969年5 月16日,夫妇两个人被隔 离监护,一次一次的受审,连续被囚禁523 天之久,1976年7 月1 日张闻天身亡。 在“抓叛徒”的妖风里,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又一次经历了血与火的考 验。 解放后曾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同志,1967年元旦 清晨,在广州疗养地被红卫兵揪走。他被扣上各种帽子,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 每天轮番受到狂暴的批斗和专案组的严刑逼供。有时几天几夜不许睡觉,每顿饭 只给一个小窝窝头。他颤抖的手,拿不稳筷子,饭粒送不进嘴里,掉在地上,又 一粒粒拣起来吃。他面对拷打、伤痛和疾病,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忍受着无休止 的磨难,决心顽强地活下去,为受冤的同志申冤。他在多次给中央写的材料中都 明确写道:“我不是叛徒,我们几十个同志都不是叛徒。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了 我们对党的忠诚。”经历了10年监禁,直至1975年2 月9 日,他才得到了自由。 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经受的批斗次数,可能创造了“文革”中的最高 纪录。仅从1966年11月中旬,到1968年1 月的14个月中,他就被批斗 1000 多次, 平均每天批斗三次以上。每次批斗会,少则几十人,多则几十万人。在游斗他的 大卡车上,他双手被反剪在背后,用粗麻绳五花大绑,捆在卡车上,脖子上挂一 块黑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帽子,终年不息地轮番批斗在西北各省的大中城市。 他的夫人受到株连,遭受拷打,被迫害致死。 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长达21年之久的安子文,1925年6 月加入共青 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到1936年,他一直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 秘密工作,出生入死,出色地完成许多重要任务。这12年当中,他曾四次被捕, 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在长期的秘密工作和监狱斗争中,锻炼成为 有胆有识的成熟的革命家。 1936年秋出狱以后,安子文同志参加了北平市委的领导工作。为巩固和发展 “一二·九”运动成果做出了贡献。抗战爆发以后,安子文参加了晋冀豫、太岳 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8年1 月2 日,安子文同志再次被捕入狱,长期监禁达 十年之久。他在残酷迫害之下,忠贞不屈。康生派人拿着“给你立头功”、“给 你当中央委员”的诱饵,妄图逼迫安子文写假证明。安子文不畏权势,刚正不阿, 宁肯自己坐牢、受拷打,始终不做欺骗党的事,表现了对党对同志的高度负责精 神。 在草岚子监狱同敌人英勇斗争的福建省委书记侯振亚,被轮番批斗。造反派 强迫他站在桌子上,连续三昼夜不准下来,也不给水喝。游斗时,有时把铁丝拴 在他的脖子上,前面的人使劲拉拽,后面的人脚踢拳打。在七年的监狱生活里, 受尽折磨凌辱。—次得病,体温高达42度,得不到治疗。他病危时,想见儿子一 面,竟也遭到拒绝。他在临终前的遗言中写道:“我要去见马克思了,你不要想 我了。想我的时候,唱唱《五月的鲜花》吧! ”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顽强的抗战不息! “ 深冤大白 在草岚子监狱里,被诬为“叛徒”的受害人,为坚持真理和恢复历史的真面 目,一直顽强地斗争着,申诉着。 1977年11月11日,当年曾向狱中党支部传送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再一 次向中央写信说: “为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 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九死 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 出狱的事实……” “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 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孔祥祯在信中再次申述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 何布置给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写信以及后来如何出狱,都 作了详尽的叙述。 1978年,党中央号召拨乱反正,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专门组织调查组,对 “61人案”进行了历时四个多月的调查。铁证如山的事实,彻底否定了康生、 “四人帮”制造这一冤案的阴谋。 1978年10月12日,在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讲 话中说,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12月13日,邓小平 在会上提出:“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 197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批准了中央组织部《关于“61人案件” 的调查报告》,使长达12年的重大冤案、错案,彻底得到了平反昭雪! 阴云遮不住阳光。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历史事实。“61人冤案”的 平反昭雪,再一次证明,凡是阴谋必将破产!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