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风云续曲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从发迹走向没落的一个转折点,也是 “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号人物”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从高峰跌入了 深渊。 开始了审查 1970年9 月7 日天刚微亮,林彪、叶群乘车下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 邱会作尾随其后,到九江机场送行。 送林彪飞北戴河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当即登上另一架飞机 回北京。 9 月11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灯火辉煌。周恩来神态安详地听着吴法宪的 交代和检讨,偶尔插进一些问话。吴法宪谈到他和陈伯达的一次谈话,周恩来问 他:“在庐山为什么不揭发呢? ” 吴法宪没有想到总理会这样单刀直入地问他,脸色吓得雪白,声音颤抖地说 :“这是我有意隐瞒错误。” 周恩来接着追问李作鹏、邱会作。他俩都说:什么也不知道。 周恩来最后问到黄永胜:“你知道吴法宪和陈伯达的谈话吗? ” 黄永胜假惺惺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几个人在庐山犯错误我有责任,办 事组长没有当好。” 12日晚,周恩来、康生继续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 作谈话。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批评。周恩来说:“毛主席批评你 们有宗派主义。黄永胜是一个头,你们几个人,在军委办事组,一统天下,你们 要好好想想你们之间的活动,会前有什么准备,必须向党中央、毛主席讲清楚。”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按次序轮流表态: 没有什么不正当的活动,山上山下没有联系,会前会中没有联系。 叶群听说吴法宪正在写检讨,一连多次打电话安慰:“胖子,您不要着急呀 ! 首长( 指林彪) 沉着得很,每天照样睡大觉,若无其事,你还着什么急呀! ” 接着又说:“毛主席在庐山对林彪说张春桥这人还要看两年。过两年就交班给林 彪。你的靠山大得很,不用你操心! ” 惊弓之鸟 1970年10月,国庆节刚过,林彪从毛家湾打电话到中南海,要求看望毛泽东。 从中南海回来,林彪特地把吴法宪叫到毛家湾,当面指点他说:“我去见了 主席,看样子,你要当面去向主席检讨。一方面,你争取主动,把错误的来龙去 脉,当面向主席讲清楚,帮助主席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你又不要涉及别人,不 涉及黄、李、邱、叶群。你还要搞好团结,尊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林彪特别嘱咐吴法宪:“不要因你一个人犯错误而牵连别人。不注意,一个 人垮台,会倒一大片哩! ” 吴法宪写了“检讨”。10月14日,毛泽东在“检讨”上批示:“作一个共产 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 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 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 ,忘记 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毛泽东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 志打过招呼。”他所指的“个别同志”,就是林彪。 10月12日,叶群也写了“检讨”。 10月15日,毛泽东看后批示:“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接着又写了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 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 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 当叶群写到他们搞天才语录时,毛泽东指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 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 为何健忘若此? ” 毛泽东驳斥了叶群所说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的谎言,指出:“斗争过 吗? 在思想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毛泽东批评叶群:“不提‘ 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 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11月13日,毛泽东又严厉批评了黄永胜:你黄永胜是总参谋长,是个头儿。 你一天到晚不抓大事,只抓小事,不参不谋,路线问题、团结问题,你就抓不住。 什么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参谋长! “批陈整风”运动 1970年11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 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人,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指出,“陈伯达 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 谋活动”。说他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中央做出部署,首 先在党中央和省市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所谓“批陈整风”,即结合批判陈伯达,教育全党干部,整顿思想作风,提 高思想认识。 为提高广大干部对“批陈整风”的认识,毛泽东在11月6 日批阅发出《关于 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 干部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 泽东著作。 根据这个精神,《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和评论员文章。 全国报刊掀起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浪潮,对唯心论的思想进行批判。 当时,批判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党内外都知道是指陈伯达。这个“小小老百姓”, 实为“大大野心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毛泽东为从理论上武装干部,一再强调“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1971年3 月15日,毛泽东在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稿的批语里写道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 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 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毛泽东公开批评林彪,最尖锐的一次,是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 斯诺的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讨嫌! 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 剩下Teacher ,就是教员。” 毛泽东还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二是 虐待俘虏。 谈到个人崇拜,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 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挖墙脚、掺沙子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采取种种措施削弱和限制林彪集团的力量。后来,他把 这些办法,概括为:“甩石头”( 即写批示发下去) ,“掺沙子”( 派干部到林 彪控制的机构) ,“挖墙角”( 即瓦解林彪控制的军事力量) 。 1970年12月10日,北京军区38军党委写了《关于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 》,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央。报告指控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不择手段地 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到处阴阳怪气地讲话,支一派,压一 派,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 12月16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做了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毛泽东在批 示中指出: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 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 的太上皇? 根据这个批示,1970年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华 北会议,到会有北京军区机关和河北、山西、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共340 多人。参 加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 人也参加了会议。大家在会上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 的罪行。会议文件既有正确的揭发批判,也有违反事实的不实之词。 会议在对陈伯达的揭发里,也株连了一些同志。例如,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 山和政委、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都受到严厉的批判,并被撤销了职务。后来, 事实证明此事属于错案,并予以改正。 1971年1 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华北会议上讲话。他宣布了 党中央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 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 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 这次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目的在进一步削弱林彪在军队的影响。 1971年1 月26日,对陈伯达的批判进一步升级了。联系陈伯达的历史,中央 向全党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这个材料,有的是事实,有些不符合事实,有些是陈伯达自己在历史上交待 过的问题。陈伯达的真正罪行,是后来在人民法庭判决书上列举的材料。 1971年2 月19日,毛泽东在对计划会议的指示里写道:“请告各地同志,开 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 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 1971年2 月20日,军委办事组针对毛泽东的批评,就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 检讨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示如下:“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 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 被动为主动。” 1971年3 月30日,毛泽东又对刘子厚在3 月19日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的检查 上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会议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 种批判会议,到3 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 理( 就是走错了路线) ,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 哪里去了。” “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 1971年3 月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里加了一段话:“陈伯达早期 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 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陈伯达是怎样一个反动人物? 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省惠安县岭头村人。他曾祖父是清朝举人,祖父是 清末举人,父亲是私塾先生。陈伯达自己说,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穷秀才之家”。 陈伯达在三兄妹之中,是唯一的读书人,排行第二。陈伯达本名叫陈声训,伯达 是1934年采用的笔名,一直沿用了下来。 陈伯达1925年大革命时期加入国民党,1927年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 到莫斯科留学。1931年4 月8 日在天津被捕,同年9 月转入北京草岚子监狱。1932 年2 月写了悔过书,向敌人办了手续。出狱后于1934年恢复党的关系。1935年, 刘少奇同志任北方局书记、彭真为组织部长、林枫为秘书长时,陈伯达为北方局 宣传部长。在党内同李葆华、柯庆施等领导了北京“一二·九”运动。 1937年初,陈伯达一度被任命为相当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三人委员会” 成员,参与主持北平市委的工作。 1937年7 月,陈伯达携带妻子到了延安,在党中央机关作研究工作,担任中 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等职。曾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 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著作,是党内著名的“秀才”之一。1945年 “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胡宗南部队攻占延安以后,中央部分机关 转移到黄河以东。他和康生在山西省晋西北一带进行土地改革的试验,提出许多 左的错误口号,“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把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做法扩大到 不少地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 1956年9 月,陈伯达在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8年,陈伯达主张人民公社要实行所谓全民所有制,为大刮“一平二调” 的“共产风”,制造了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一年,陈伯达担任新创刊的中 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总编辑。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和政治 局委员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一块,奉毛泽东之命到“两年要进入共产主义” 的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去考察。因为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经济”,主张 “取消货币”,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 伯达被选为政治局常委。1967年初,政治局常委陶铸被打倒,陈伯达成了党中央 的“第四号人物”,响当当的“理论家”。 “死都死在一起” “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读了毛泽东的1971年3 月15日批 语,当着女儿的面,冷笑地说:“读马列的书,是为了整军队老干部,整大老粗。” 接着又说:“现在不让说天才,实际上就是有天才。我自己没有别的本事,就是 脑袋生的好。这是爹妈生的,也没办法。人与人不一样,就在这上边。” 1971年4 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派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副总参 谋长张才干参加被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进行“掺沙子。” 1971年4 月15日至29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 负责人共99人参加。 住在苏州别墅里的叶群,4 月13日打电话给吴法宪,向他交底:“林彪让我 转告你,他说,他是愿意同黄、吴、李、邱死都死在一起的。林彪还说,你吴法 宪在会上把林彪捅出来,我相信你还不敢,但搞得不好,口不紧,把我( 叶群) 捅出来,是完全可能的。” 叶群接着又说:“你要知道,我和林彪是分不开的。我在庐山就告诉你,大 锅有饭,小锅好办,你要记住这句话! ” 叶群再三叮咛,要黄、李、邱三人帮助吴法宪“把关”。 吴法宪表示:“请你们放心! ” “四员大将”立即开会,最后共同议论了几条对策:一、四个人都不要到京 西宾馆,都不去见省( 市) 各军的人,避免说去搞活动;二、在批陈会上,不早 到,不晚退,多听少说,带着一双耳朵,一包香烟,一支笔,一个笔记本,抽烟, 喝茶,做记录;三、把人家提出来的问题,记下来,不要有问必答。想好以后, 写稿子,照着念,以免说漏嘴;四、会上情况,要随时相互通气。 汇报会开始以后,会上,有两个同志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串连的情况。林彪、 叶群一听说,在苏州再也呆不住了。 4 月19日,两人特地从苏州飞回北京,目的是“回来坐镇北京,必要时再说 话”。 林彪心里很清楚,“批陈整风”中的“批陈”,实质上就是批林彪。所以, 他做贼心虚,特别害怕。 4 月29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总结发言,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 群、李作鹏、邱会作,“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 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 黄、吴、李、邱“四员大将”,也在会上做了检讨。李作鹏惊恐地说:“这 一下全捆在一起了。越检讨,捆得越紧,越被动。” 一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李德生、纪登奎、黄永胜、吴法宪、 邱会作等人,到自己的住地开会。 毛泽东对吴法宪说:你吴法宪,从前多次要找我谈话,我不愿意,今天一块 谈。你们三个人的检讨写得很好。你要再写个检讨,要叶群也再写个检讨。 谈到错误,毛泽东批评说:你们主要没有调查研究,三个副词是我抠了的。 康生接过去,又重复了一句:主席讲了嘛,你们主要是没有调查研究。 “五一”节晚上 在北戴河,林彪看到了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当他看到:“什么四个伟大, 讨嫌! ”的时候,十分恼火。他猛地把文件摔在地上,猛力按下电铃,喊警卫参 谋:“回北京去,明天就回北京去! ” 吴法宪很快派来了专机,接林彪、叶群回到了北京。 “五一”节晚,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林彪不愿意出席。叶群再三苦苦 恳求他一定要出席。最后林彪答应去五分钟就归来! 林彪、叶群登上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城楼。林彪根本无心观看焰火。他只同毛 泽东打了个招呼,匆匆应付几句话,摄影记者还未来得及给“最亲密的战友”照 相,就急急忙忙走下天安门了。 叶群为了掩饰这种很反常的情况,一回到家里,马上就给黄永胜、吴法宪、 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打电话,通报情况。 叶群说:“林彪同主席谈得很好,毛主席批评你们几个,对林彪帮忙不怎么 高明。” 叶群又补充说:“谈话时,我就站在主席身边,我连忙解释说,是帮了倒忙 ! ”她再次安慰“四大金刚”:“别的没有什么事,你们放心好了! ” 叶群对黄永胜一伙说:“大家要团结在一起,林彪是绝对信任我们的,不论 到什么时候,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也不会抛弃我们的。我们死都死在一起! ” 邱会作当场向叶群表态:我们这些人是不会忘恩负义的,林彪保了我们,我 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要是江青把我们打下去,送到农场劳动,我们也会给林彪养 几只老母鸡! 到北戴河汇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带着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同志,于1971年8 月15日 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关于解抉“四大金刚”问题的指示。 这天晚上,专机到达北戴河,大家很疲劳,马上就休息了。 周恩来住在山前那座毛泽东的别墅里。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同住在绿林丛中的一座别墅大楼内,一人一间房子。黄永 胜则住在另一座小楼上。 8 月16日上午,周恩来及其一行,乘车沿着北戴河海滨公路,爬上弯弯曲曲 的山间柏油路,穿过密密层层的松林,走进莲花峰山腰的林彪别墅96号楼。 这是一座工字形的灰色两层楼房。楼的东西两头,是林彪、叶群各自的卧室、 办公室和室内车库。楼的中间是宽敞的走廊和服务人员住室。 林彪住在楼东头的卧室里。这位怕水、怕风、怕光的“怪人”,像在北京毛 家湾一样,把卧室装修得像一座密封的墓穴。窗帘严严实实地遮罩着窗口,室外 虽有灿烂的阳光,室内却阴暗得难辨五指。为了测量外面是否会刮进风来,窗户 专门挂着两米长的纸条子,发现纸条摆动,赶快把风口封住。他还在床头的屏风 上,贴满大大小小的字纸,上面写着吃什么出汗,吃什么不通大便。温度计旁边, 挂着穿几件衣服是多少体温的说明。为防止着凉,他不接触凉的东西,连电灯开 关都被裹上纱布。林彪常常是坐在沙发里,半睁半闭着眼睛,陷进无穷无尽的沉 思…… 工作人员向林彪连续报告了三次:总理来了! 在叶群的陪同下,林彪身上穿着几层厚厚的衣服,头上包着一块大围巾,来 到了会客室。 几句寒暄之后,周恩来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汇报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 势:纪登奎汇报了关于全国革命委员会成立概况;黄永胜汇报军事情况:李德生 汇报关于政治情况等问题。 最后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十一”前后开九届三中 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正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林彪听汇报后,接着,他对战备工作讲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他对于毛泽东 关于批评“四大金刚”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调查研究”的指示,表示“完全同 意,完全拥护”。 谈到庐山的那场斗争,林彪对黄永胜、吴法宪说:“无心插柳柳成荫。一批 判陈伯达,这一下把你们几个都带出来了。陈伯达一拖,把你们几个都拖出来了。” 南方巡视 1971年8 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巡视,从武汉到长沙、南昌、杭 州、上海,沿途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就庐山会议及其形势作了指示。 毛泽东在谈到采取的进一步措施时,曾这样说过:“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 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 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 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 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 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不透气,掺一点 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 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1972年3 月18日,中央办公厅印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 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 年8 月中旬至9 月12日) 》中,关于庐山会议及林彪、陈 伯达问题,有如下记述: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 可 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 笔者注:指林 彪、陈伯达瞒着毛泽东、周恩来、康生) ,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 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 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 而是8 月23、24到25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彭德怀搞军 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 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 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 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 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 那几 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我 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 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 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谈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 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 起先那么大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 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 笔者注:毛泽东曾把同陈独秀、瞿秋白、 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及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的斗争称为党 内“九次路线斗争”) 。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 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 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 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 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 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 陈独秀改了没有? 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 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 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 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 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 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 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 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 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 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 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 曰树我,不知树何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 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 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 还是反革命的?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99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 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 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 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 结论要由中央来做。 ……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 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 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 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 字的文件( 笔者注: 即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 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 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 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 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也 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 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以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 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 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 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 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 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 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 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 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 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 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 毛泽东的谈话,为深入“批陈整风”运动指出了方向。而他在谈话中指明的 “陈伯达后边还有人”,林彪“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林还是要保”, “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 住不放的”等等,在林彪一伙中引起极大的惊慌和震动。 躲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千方百计地探听到毛泽东讲话的内容。9 月6 日 凌晨,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把毛泽东在武汉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密告给李作鹏以 后,李作鹏又立即转报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又密报叶群。林彪十分恐慌,开 始了谋害毛泽东的罪恶活动。 押“第四号人物”上最高法庭 陈伯达从庐山回到北京,郁闷地回了家。 陈伯达曾多次在电话里求见毛泽东、康生,但是都被拒绝了。只有给周恩来 打电话时,周恩来亲自接了。 1971年,“9 ·13”林彪叛逃后,公安部门立即将陈伯达连夜从家中押往秦 城监狱。走到监狱门口时,陈伯达不愿进去,就大声说道:“我在阜平是做过一 件好事儿的! ” 阜平,即河北省阜平县。1948年4 月10日,毛泽东从晋绥边区兴县到达阜平 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由于国民党特务的告密,国民 党空军派轰炸机袭击。警卫员发觉敌机临空,要毛泽东进防空洞,毛泽东忙于办 公,怎么也不走。 陈伯达听到飞机轰响,就朝毛泽东住地跑。高喊:“飞机来啦! 飞机来啦! ” 跑进屋里要毛泽东快走。这时,好几位同志也赶来,将毛泽东扶进防空洞。 就在毛泽东刚离开的当儿,一颗炸弹落下,正命中毛泽东的院子,把房子炸 塌了。 23年后,陈伯达为救自己,喊出了“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这句话。 陈伯达的喊话,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在监狱里受到优待,如他自己所说, 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 1978年,陈伯达因病住进北京某公安医院单间病室。 198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开始了对林 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陈伯达的审判。笔者参加法庭采访,目击了这次审判。 76岁的“文革”“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穿着中式棉袄,外罩一件旧卡其军 服,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被两个法警拥扶着走上法庭。他面对出庭人 员的目光,默默地低下头。 法庭审判了陈伯达伙同江青、康生批斗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刘少奇的罪行。 陈伯达一手制造的“冀东冤案”,更是触目惊心。 1967年12月25日,陈伯达到达河北唐山,解决唐山问题。当天晚上,他听了 唐山造反派三个小时的汇报,第二天就在唐山地区各县、市的代表团及驻军代表 大会上大放厥词,胡说八道。他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 际上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他还点了唐山市委第一书记 杨远、女市长白芸等人的名,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 审判员宣读了陈伯达当时在唐山的讲话,问:“现在我问你,1967年12月26 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讲过这些话? ” 陈伯达答:“我刚才说过了,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这些话无非是瞎说而 已。但是经过我说的,我负责任,我没有推托这件事的责任。” 法庭当即播放了陈伯达当时讲话的录音。 录音播放后,陈伯达说: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审判是认真的,我这么一个糊涂 蛋,到了这么一个大地方,考虑这个案子,也没有经过调查,没有经过及时的各 方面的询问,就这么乱说一通…… 陈伯达又说:“事情发生这么大,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 八万多人呢。2000多人的命呀18万多人的冤( 陈伯达流泪) ,我完全不知道,我 完全无所用心,完全没有表示……有人说我,我当时当了那么一个名义( 笔者注 :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说话是惊天动地……我听了也惊天动地……当然是大 罪了,罪是很大的。” 法庭接着宣读邢安民、李致和、苏维民、赵连辅1980年8 月1 日的证言。其 中谈到:“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来后,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 杨远、白芸、张达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吴良俊同志被判刑 20年,方飞同志被公安机关长期拘留,并株连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在搞杨、白 专案的同时,认为杨、白的班底是从老冀东发展演变而来的,一方面上追杨、白 的根子,大搞‘冀东党’,一方面下挖杨、白的社会基础,大搞‘肃反动派’运 动……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涉及到中央29个部门和24 个省市,被定为和列名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 人……唐山 地、市两级遭迫害的干部群众达8 .4 万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 的763 人。”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1980年9 月29日的证言,他陈述 了自己遭受残酷迫害和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 接着,法庭又审问了陈伯达迫害陆定一、制造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传单案。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发生在1967年10月8 日这天的后半夜,即 10月9 日凌晨。天津市的一位煤球工人,来到北京外交部街,将自己书写、刻印 的80多封油印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邮筒。传单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此案于同年11月20日即在天津破案。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 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经公安部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的鉴定,也完 全证实这一点。可是,陈伯达咬定这是个大现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后台。 陈伯达接见专案人员时,气势汹汹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 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 专案人员随即按他们的指示,采取一系列指供、诱供等非法手段,甚至坐 “喷气式”追逼所谓“后台”,于1968年12月追出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中国( 马 列) 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 马列) 共产党”中央的“书记”,陈毅 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 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王震、廖承志等。诬陷 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 审陈伯达的另一主要罪行,是关于1966年《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 蛇神》问题。 在开庭之前,陈伯达得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出他炮制《 横扫》社论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时,就惊慌地说:“坏了,坏了,算这个账,把 我杀头算了,枪毙我也不反对,可能也太便宜了。” 陈伯达在第三天法庭发言时,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 判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 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从1970年10月18日软禁之日算起。1981年8 月,陈伯达获 准保外就医。 政府为便于照料他的生活,批准他的儿子带着妻子和孩子从石家庄来北京, 同陈伯达住在一座新楼的一套房间里,过着安定的晚年生活。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释放。 1989年9 月20日中午,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时年85岁。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