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梦的破灭 长沙告状 1974年10月17日政治局散会后的当天晚上,江青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 元到钓鱼台她的住处“碰头”。 据王洪文、姚文元交待,在碰头会上,江青说:“邓小平所以吵架,就是对 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总理在医院不是养病,搞串联。总 理、小平、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 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又说:“邓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 的,他以前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是二 月逆流。” 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邓在民 主革命时候会打仗,社会主义革命时候不一定会打仗。”他诬蔑造船工业是“崇 洋媚外”。 姚文元说:“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不对,难合作,今天果然 碰到合作问题。过去邓小平同志很少讲话,今天发这么大的脾气,实在意外。每 次到开人大的时候,总要出点事,果然发生了。” 王洪文知道邓小平很快就要陪同丹麦首相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所以提出, 是否要把江青同邓吵架的事报告主席,同时把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选举、总参谋 长人选等问题也报告主席。 几个人密谋以后,都同意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报告。 恶人先告状。江青说:“你要去就早去,最好赶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以前去。” 王洪文立即打电话到长沙,由机要秘书张玉凤转报毛泽东,征得同意。 第二天,10月18日一早,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多数委员,匆匆忙忙坐飞机向长 沙出发了。 81岁高龄的毛泽东,当时正住在长沙养病。10月18日下午两点左右,毛泽东 接见王洪文。当时在场的有机要秘书张玉凤。 1980年7 月18日,张玉凤在给特别法庭的证词里写道: “王洪文开始询问了一下毛主席最近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说,北京现在大有 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 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总理还在休息,主席 同意后,我马上就动身来了。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还说,为了这件事,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 并把江青和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一些话重述了一遍。王又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 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还猜测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因最近在 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接着,王洪文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 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说,他们 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还在毛泽东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做了一番吹捧…… “谈话结束时,王洪文说,今天要赶回去,他们几个人还等待传达主席的意 见呢。” 另据王洪文交待,毛泽东听他说到他也同江青吵过嘴时,哈哈大笑起来,笑 了很久,还用两个手指做了一个姿势,说:“顶起来了吗? ” 毛泽东告诫王洪文说:“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 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 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以后,参观了湖南师范、橘子洲头,于当天下午飞回北 京。在长沙时,主洪文当面向毛泽东说,一定要按主席指示办。但是一回到北京, 他不是去找周恩来、叶剑英,而是先到钓鱼台,向江青等人汇报他的长沙之行。 当天夜里,“四人帮”再一次聚集到钓鱼台11号楼。他们还特地把毛泽东接 见外宾时担任记录、翻译的王海容、唐闻生也找了去,争取她俩的支持和同情, 再向毛泽东汇报一次。 碰头会上,张春桥先介绍了所谓形势问题。张春桥把批林批孔后国内财政收 支不平衡和外贸中的逆差,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 再次把17日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到长沙,在陪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再次诬告邓小平。 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既然王洪文已经向主席报告过了,何必还叫我俩去报 告? 当即拒绝了江青等人的要求。 江青一再坚持要她俩再去报告。她俩深知江青的为人,感到江青又要“闹事” 了。第二天,俩人到305 医院向病中的周恩来,汇报了同江青等人的谈话情况。 面容消瘦的周恩来,静静地听着,皱着浓眉说: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 整小平同志。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了很久,这回是忍无 可忍了。“ 唐闻生、王海容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会见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王海容、 唐闻生把这几天北京发生的事情,把跟周恩来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听后, 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登奎同志已经 在解决,但江青还在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 ” “江青还在闹” 为扭转社会混乱,逐步实现安定团结,10月20日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 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 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还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 谋长。 毛泽东同唐、王二人谈话时,还赞扬邓小平在政治局会上顶江青。并指示她 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文件。 11月12日,邓小平同志陪同也门外宾再次来到长沙。毛泽东在接见邓小平时, 再次谈到邓小平在10月17日政治局会上顶江青的事。 毛泽东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 邓小平笑着说:“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 ”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 邓小平说:“她( 指江青) 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接着,他用手指在座的王海 容、唐闻生:“她们都不高兴! ”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去讲了一下, 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 邓小平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 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只好担起来了! ” 毛泽东鼓励邓小平把工作担子担起来,并把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的任务交给邓小平。 邓小平这里谈的去见江青,是指政治局会上吵架以后,邓小平依照周恩来的 建议,主动去看过江青一次。 据姚文元交待,邓小平看过江青以后,江青很高兴地对姚文元说:“小平同 志来看了我,谈得还好。邓说:会上吵架,钢铁公司碰上钢铁公司了。延安时, 我也被叫过钢铁公司……” “不要由你组阁” 王洪文长沙告状,没有达到汪青一伙的预期目的。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利用掌握的报刊阵地,连篇宣传“法家路线”,为争夺领导权鼓噪不息。 《红旗》杂志刊出署名梁效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鼓吹要坚 持法家路线。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刊登罗思鼎的文章《西汉初期的 政治与黄老之学》等文,公然叫嚷,要使法家路线后继有人,必须“不断提拔坚 持法家路线的新人”,“使中央政权中法家领导集团中既有老一辈法家人物,又 有在斗争中成长的青年法家力量”。 江青一伙还积极通过调整四届人大代表,将他们物色的骨干塞进党政要害部 门。 1974年3 月,王洪文指示:“上海要尽快物色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 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 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1974年4 月,上海市委组织部还提出一个88名中央各部部长备选名单,报送 到中央来。 早在1973年,江青一伙就开始网罗帮派骨干。据上海帮派骨干朱永嘉交待, 张春桥曾向在上海的一伙心腹交底说:“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 换旧人’,现在这个‘换’字不够了,要改成‘撵’字。旧人不肯走,就要撵! ” 党的“十大”期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同到京西宾馆上海代表团驻 地,向他们交底。 王洪文说:“从上海选出这么多中委和候补中委,准备把你们调中央来。” 张春桥说:“你们要做出思想准备,把你们调出来,调各部掺沙子。”接着 又说:“我和文元、洪文商量,准备调一个工人中央委员到人民日报当社长,他 不管编辑业务,那些知识分子也攻不着他。他在那里至少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些 情况。” 江青一伙私下多次密谋以后,1974年11月12日,由江青出面写信给毛泽东, 提出她的“组阁”计划名单。例如,让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 任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列席政治局,作为党中央未来的“接班人” 来培养。 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 当 后台老板) 。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完,毛泽东问站在一旁的汪东兴:“你有什么意见? ” 汪东兴坦率地说:“江青这个人没有自知之明。” 毛泽东提笔又在信纸上加写上:“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这一天,毛泽东让唐闻生、王海容给江青带去三句话:“第一,不要出风头 ;第二,不要乱批东西:第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 对毛泽东批评江青的“积怨甚多”,就连王洪文也都深有体会。他对江青的 恶劣作风,曾在一次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她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例如,有时斗争不讲策略,处理问题不够冷静, 动不动就耍态度,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霸道。对政治局的同志不够尊重,往往一个 电话叫人家去,一个批示叫人家办。不管老同志、新同志,多数挨江青同志训过。 一次,登奎同志被训得当场流泪,而事情又往往无关原则。据说,对待身边的服 务人员比较粗暴,群众有些反映。江青同志曾提出,搞外事的人一律穿民族服装。 外交部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没有办法,她就给扣上对抗中央的帽子。去年马科 斯夫人来访,计划上并没有要江青同志陪同去天津,她事先也没有跟政治局打招 呼,临走时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要去天津。特别是批林批孔开始,脱离中央集体领 导,单独搞了些活动,提出批判‘走后门’、‘三箭齐发’是很错误的……” 尽管毛泽东在一个月内多次严正告诫江青,可是江青本性不改。11月19日, 她又以“检讨”为名,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她在信中说:“一些咄咄怪事,触目 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目前更甚。” 毛泽东20日在江青信上批示:“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 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但是,江青不听劝诫。她马上找到姚文元商量,提议由姚文元出面报告主席, 任命王洪文当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据姚文元交待,他当肘很吃惊,对江青说: “难道党的副主席,不是党的职位? ” 江青发火了:“照你这样说,我就不提什么意见了? ” 江青根本不把姚文元的话放在心里。她坚持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到长沙时,向 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她就提议,让王洪 文任人大副委员长,名次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 毛泽东听了汇报,再次尖锐批评江青:“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 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不要搞四人帮! ” “9 ·13”事件毛泽东失去“最亲密战友”后,1972年9 月7 日,中央调上 海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到北京。从那时起,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军 委办公会议及国务院会议,开始了全面的学习与“实习”。 在1973年8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毛泽东一边坐着周恩 来,一边坐着王洪文。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 修改党章的报告。8 月30日,王洪文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位。 这之后,王洪文一连多次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国党和政府首脑,成为国内 外政坛上的显赫人物。 共同的阴谋野心,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反革 命集团。这个集团的领袖是“第一夫人”江青,军师是张春桥,笔杆子是姚文元, 战将是王洪文。 1974年7 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的同时, 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 毛泽东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四人帮”是何时形成的呢? 对此,王洪文在1976年10月28日给中央政治局的《我的检查》中交待说: “我回忆是从1973年11月开始形成的。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批评周总理同基 辛格谈判时的错误开始的。这之前,虽有来往,但并没有一道研究过什么工作问 题,一般看电影有机会( 除开会) 见面。从批评周总理的会议以后,我们四个人 的碰头机会才多起来。” 毛泽东对“四人帮”问题曾多次批评。王洪文写道:“我记得最早的一次是 1974年5 月1 日,主席接见我和江青时候就指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 但是,江青一伙对毛泽东的批评只当作耳边风。据王洪文1980年6 月12日交 待: “有一次,江青找我们去。我说,主席已经批评了,少数人议论问题,这样 不好。” “张春桥说:毛主席讲了,可以少数人议论问题嘛( 我不知是毛主席什么时 候讲的) ,给了我很大错觉。” “江青说:你怕了吗? 怕什么? 我们也没有做坏事。” 阴谋的破产 1974年12月下旬,第四次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为保证开好这次会 议,12月23日,两架专机从北京出发前往长沙。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另一架是 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的专机。为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两人一同到长沙, 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毛泽东在23日到27日,同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四次谈话。 12月23日,—毛泽东一见面,就请周恩来坐在自己的身边,关切地询问周恩 来的病情。 毛泽东批评坐在一边的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 团结起来! 四个人搞 在一起不好! 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王洪文满脸通红,点头说:“以后不搞了! ” 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说:“他( 邓小平) 政治思想强。” 毛泽东用手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比他强,他( 王洪文) 没有邓小 平强。”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在茶几的纸上,用红蓝铅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强”字。 周恩来看了“强”字,连连点头。 周恩来汇报到政治局决定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国务院 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 兼总参谋长。人材难……” 说到这里,主席又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并且用手指着脑袋,一时 想不起什么似的。坐在旁边的周恩来马上接着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点点头,完全同意周恩来的表述。毛泽东还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 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接着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 ” 沉默片刻之后,又说:“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 工作。” 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 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 就搞乱了。搞乱了,又不告诉我。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毛泽东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吧! 你可以 到外面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把主持国务 院日常工作交给了邓小平,是毛泽东稳定大局的重大决策。 毛泽东坚持要周恩来任总理,江青想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的幻梦破灭了。 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 进去! 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81岁寿辰。毛泽东让王洪文到韶山参观。这天,湖南 省委负责人请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吃了一顿简单的寿面。 12月26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到自己的卧室,两位革命老人长谈到深夜,对 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这次重要谈话里,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 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 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了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但是, 毛泽东一直不让提出这个问题。 这次尽管周恩来当面向毛泽东提醒,仍没有产生什么作用,以致江青、张春 桥都继续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1975年2 月3 日,春节前夕毛泽东在湖南住了114 天之后,结束了在长沙的 休养。这是他最后一次告别故乡,取道上海,于2 月6 日回到北京。 这时,因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 作。“管东西南北中”了! “四人帮”的地位削弱了。“女皇”组阁的梦幻破灭了! 邓小平的重任 1975年1 月1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 务院各部委负责人的名单及机构设置。 1975年1 月5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 月8 日至10日,由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这 次会议,追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 会上,周恩来讲话。他说,在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说,主 席说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975年1 月13日至18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庄严的会场上,主席台第一排右边,坐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左 边坐着王洪文、江青为首的“文革”势力。两个阵营,界线分明。 当周恩来走上大会讲台时,全场2864名代表用热烈的鼓掌向他表示致敬。他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激情地报告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报 告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 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重申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经 济建设方针。 大会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改,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任 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 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等12人为副总理。邓小平 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 江青提议的“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 被否决了。江青提议的“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 否决了。 这次大会粉碎了江青的“组阁”阴谋。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肯 定了“批林批孔”,并且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做 了肯定。左倾的指导方针在党和国家工作中,仍占主导地位。尽管如此,大会提 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以及选举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领导, 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鼓舞,增强了信心,唤起人民对生活的新希望。 江青对四届人大的成功极为不满。大会一结束,她立即把王海容、唐闻生找 到钓鱼台,气急败坏地在她俩面前,几乎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一遍,叫嚷 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 都受到重视,当上了人大副委员长。 江青一再要求王海容、唐闻生,在陪外宾到长沙时,一定要把她的意见报告 主席。 1975年1 月16日,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陪同前来 的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不满。毛泽东听后生 气地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你呢? ”王海容惊异地问毛泽东。 毛泽东摇摇头,愤然地说:“不在她眼里! ” 一阵沉默之后,毛泽东头向后仰,预言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说:“将来她会 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 正当政局发生演变的时刻,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 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康生又 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 号楼,向她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 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接着,康生又说 :“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 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 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 ”“江青是 叛徒! ” 王海容、唐闻生这次到长沙时,把康生反映张春桥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 反经验主义 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2 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 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 济搞上去”。它像进军的春雷,召唤着深遭磨难的人民。 1975年2 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 国,要求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春桥,1975年3 月1 日,利用全军 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机会,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胡说: “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 义没有注意批过。”他提出要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同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 :“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文元用大量篇幅论述所谓“资产阶级法权 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认为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 的土壤和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批判和限制资产 阶级法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之后,张春桥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 月1 日在《红旗》杂志发表、《人民 日报》全文刊载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说: “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 烈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 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4 月4 日,江青在给新华印刷厂的电话指示中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 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在“四人帮”指挥下,全国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煽动“打倒土围子”。他们把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 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人。 4 月18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毛泽东指着邓小平说 :“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 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会见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坦率地 表示不同意江青等人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 意邓小平的意见。 1975年4 月23日,毛泽东在对新华社的请示报告中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 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 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 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步提高马列为好。” 毛泽东在批示里严正批评江青等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 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他明确提出建议,“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4 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大反 “经验主义”的错误。揭露他们想利用“反对经验主义”这个口号,重新把四届 八大确定下来的国务院领导体制搞臭,让开始稳定的局势重新大乱起来。 叶剑英激动地说:“现在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把“经验主义” 当作主要危险,严重阻碍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贯彻。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 1975年5 月3 日,近83岁高龄的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京的政 治局委员都来参加了。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了。 毛泽东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周恩来消瘦的脸容上,漾起了微笑。他深情地 望着毛泽东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 ” 主席关切地问:“怎么样,还好吗? ” 周恩来说:“开了三次刀,消化还可以。” 然后,毛泽东逐个同政治局委员握手,风趣地谈话。 在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上,他再次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 孔批走后门之后说:“我说的是安定团结,修正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又 要批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毛泽东边说,边打手 势) 。” 毛泽东自我批评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看了一 遍,……我放过了。” 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再次警告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 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 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他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 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 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针对“四人帮”提出的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看批判经验主 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 义者,教条主义说不上……” 毛泽东谈话中再次提到,“三箭齐发”。他批评在场的江青、张春桥、姚文 元、王洪文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 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1931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 谢、古事件”,并对在场的邓小平说:“当时我们只见过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 表。” 在毛泽东讲话时,江青未作一句检查。毛泽东神色严峻地告诫江青:“不要 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 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 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散会后,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道别。同王洪文握手时,王洪 文表态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作了一个翻来覆去的手势, 警告说:“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 面对面的交锋 毛泽东谈话中触及的“反经验主义”问题,是1975年在开展全面整顿的同时, 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提出来的。 1975年2 月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 论转述了毛泽东1974年12月26日在长沙对周恩来、王洪文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 理论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 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 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 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 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 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 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是他长期以来左倾观点的继续和发展。他提出要学习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不翻案,为左倾理论在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言论里,寻找“理论根据”,从理论上为“文化大革命” 进行辩护。他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某些必不可少的、有益的东西,错当成资本主 义的东西,并认为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遵照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经过同周恩来商量,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 局于5 月27日和6 月3 日两次开会,讨论如何贯彻5 月3 日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发言就江青等人批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问题,对“四人帮”进行批评。 5 月27日的会议上,邓小平神态严肃而郑重地说:5 月3 日主席在政治局的 讲话,提到了党内生活的很多原则,这是告诫政治局这个党的核心机构的。这对 于我们党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这样,才 能给全党做出榜样。 邓小平尖锐地批评江青一伙的错误,说( 去年的会) 批评周恩来、叶剑英, ( 江青) 说成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意思,后来由主席纠正了。 批林批孔,又提出要批走后门,当面点了很多人的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反修防修,却又提出主要危险来自经验主义,并且来势凶猛。主席提出了三个大 问题,但是却钻出来这么三件事,倒是要提一个问题,问一问这是为什么。 邓小平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地指出,“三要三不要”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来的, 政治局要注意,不搞掉派性不行。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这值得警惕。 惯于胡搅蛮缠的江青,心里窝着一团火,可是不敢发作。她明知这次批评他 们一伙,是根据毛泽东授意,如果当场顶撞,岂不惹起大火,炸了锅?她只得悄 悄地低着头,默默地静听着。 6 月3 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四人帮”。会上,两方阵营分明,迎面对 垒。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坐在桌子的一边,江青、张春桥、 姚文元、王洪文等坐在桌子的另一边。 叶剑英首先发言。他讲了三个问题。首先讲经验主义问题。他说,3 月1 日 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 一个,放过另一个,一定要学习,这非常必要。不学好就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 带头。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 在讲团结问题时,叶剑英说,要团结,不要分裂,现在不同于庐山,那时有 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现在情况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 果不变,就不利。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继续下去,就有害团结。历来有小 组织存在,就会分裂。 讲到第三个问题时,叶剑英说,要严守纪律。一个时期以来几乎重大问题都 不请示报告。为什么不请示。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不请示;批走后门, 也是事先不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来纠正。以后重大问题要提交政治局讨 论,这个问题要引起高度注意。不要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 这是最大的干扰。 这次会上,李先念、陈锡联等同志相继发言,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尖锐 的批评。 在这次会上,王洪文敷衍塞责地作了点自我批评。他说:“一年多来,总理 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反走后 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 指批孔大会) ,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反 经验主义,我没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以后要好 好学习……” 讲到江青、邓小平的争论,他说,他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 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的看法有片面性。 到长沙报告主席,受到主席批评,主要错误是他。 江青迫于形势,在6 月3 日会上表态说:5 月27日的会,我自我批评不够, 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强认识。上次会,我有体温,有些问题还得消化 一下。还要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小平提议结束会议。他说,讲多少,算多少。向主席报告。 “风向快要转了” 1975年5 月27日、6 月3 日两次政治局会议,是对“四人帮”进行的初次交 锋。尽管话没有全部讲完,但却大杀了“四人帮”的威风。在正义的剑锋前面, “四人帮”一伙被迫认错了,形势所逼,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 江青在给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书面检讨里写道:“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 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 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 不让步的。”关于“四人帮”问题,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 发展到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 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 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发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 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 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 张春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要坚决照办,并尽可 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王洪文也写了检讨。他在检讨批林批孔中的错误以后,写道:“虽然对于两 个大会的召开我未提交政治局讨论,未报告主席,关于反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 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 我也是赞 成反对走后门的) ,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 不强的表现。” 江青一伙虽受到批评,但很不甘心。邓小平与江青一伙之间继续进行着激烈 的斗争。 会后不久,6 月份,在一次会见外宾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会议 情况,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邓小平兴奋地对毛泽东说: “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 “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说:“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说:“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 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 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 陈锡联,解放战争时期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文革”时期任沈阳军区司令 员。四届人大前毛泽东自提议陈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体委工作。但体委主任庄 则栋有事不找陈锡联,总是往王洪文、江青那里跑。所以,毛泽东再次同邓小平 提起此事。 谈到政治局的动向,毛泽东形象地说:“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小平说:“政治局的同志们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 毛泽东肯定地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 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小平说:“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泽东说:“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 毛泽东说:“你当总参谋长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毛泽东进一步鼓励邓小平:“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这方面我还有决心。” 毛泽东很高兴:“那好! ” 邓小平庄重地说:“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了起来,并引用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对“四人帮”的批判,为后来开始全面整顿工 作,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