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中的劲松 在十年“文革”大动荡大混乱的日子里,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周恩 来总理,像屹立在风暴中的劲松,排除干扰,迎接着险风恶浪的一个又一个冲击。 第一个冲击波 作为国家首脑机关的国务院办公厅和各部委,全部遭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冲 击。领导干部倒的倒了,死的死了,被批斗的批斗了。在政府机关陷于瘫痪的日 子里,日夜忘我工作,像参天大树一样支撑动乱局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遭 到了突然袭击。 1967年1 月10日,突袭陶铸的第五天,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群众代表时, 隐晦地暗示说: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 可能还有个靶子,至少! 他们说的“有个靶子”,指的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1967年2 月16日,主持“怀仁堂会议”的周恩来,被江青一伙人指责为“大 闹怀仁堂”的总后台、总代表。 2 月17日,张春桥受江青的指使,直接约周恩来到钓鱼台11号楼谈话,逼周 恩来交出中央党政大权。 张春桥说:“主席跟江青交代过,今后,要把中央文革当中央书记处看待。 林彪副主席也做了明确指示,今后党和国家大事,都要通过中央文革。” 这实际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夺取中央党政大权。 周恩来被迫写出检查,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很不理解,因而在行动 上,很不得力。“总之,觉悟甚晚甚慢。” 周恩来参加中央碰头会时,多次当面受到江青指责训斥。一次,周恩来提出 :鞍钢乱起来,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他建议请李富春副总理去处理一下。江青一 听火冒三丈:你总是生产、生产! 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反驳说:“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 用什么? ” 江青对周恩来越加骄狂:“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 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还有国务院碰头会,你成心拆散中 央文革! 我们中央文革不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 ” 周恩来当即驳斥:“你说的不是事实! 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 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许多具体任务。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中央文 革没住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 江青诬蔑说:“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批,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 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不相信群众,只要文斗,不要武斗。” 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敢保证吗? 已经逼死了的,你们谁出来做个交 代? 再逼死人,谁负责? 主席指示,要解放干部,为什么不执行? ” 江青威胁说:“你说的解放干部,就是要为走资派翻案! ”接着又说:“你 不要忘了自己的错误,不要忘了自己的检查! ” 周恩来不分日夜地接待来自各省市的造反派代表团,又要亲自出马保护副总 理、外交部长陈毅,被迫同外交系统造反派短兵相接。在批陈联络站等造反派的 围攻里,过度紧张疲劳的周恩来,额头上沁出滴滴汗珠。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下来。 8 月7 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病床上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八· 七”讲话。8 月9 日,师大校园内,有人马上贴出反周恩来的大字报。他们油印 的长篇材料里公开质问:1 .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干了什么?2.周恩来之流 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3 .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叛徒14.揪出二 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 “伍豪事件”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在天津领导进步学生成立“觉悟社”。加入这个 社的人都以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他便以“五号”的谐音取化名“伍豪”。 当时,周恩来多次用“伍豪”为化名、笔名,撰写文章。邓颖超抽到一号,化名 “逸豪”。 三十年代,中共中央设在上海。1931年4 月25日,原为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从事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主管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 变的消息后,在陈云等人的帮助下,立即采取应变措施,将中央机关转移,同时 改变了一些负责人的住址,挫败了特务机关的阴谋。 6 月22日,又发生了党中央负责人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周恩来又机智地采 取一系列断然措施,再次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企图。 敌人完全知道粉碎他们阴谋的真正组织者是周恩来。于是,9 月1 日下令 “悬赏通缉”周恩来等,并于11月底又在上海各报登出《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 手周恩来的紧急启事》,妄图收买叛徒告密。在这些阴谋都失败之后,敌人又使 用卑鄙手段,于1932年2 月间,用周恩来化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 《新闻报》、《申报》等报纸上刊登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妄图在我 地下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制造混乱,瓦解英勇战斗在国民党地区的革命力量。 亲自炮制“伍豪启事”,用八万银洋悬赏周恩来人头的是国民党中统负责人 张冲。( 顺便说一下,就是这个张冲,他在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通过与周恩来的 亲身接触,对共产党人有所了解,并给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为此受到国民党内部 责难,38岁就郁郁而终。周恩来还为他写了“风雨忆同舟,患难谁与共”的悼词。 ) 针对敌人伪造的启事,党组织派人给当时影响最大的《申报》送去戳穿敌人 谣言的启事。但《申报》没有刊登。 2 月20日,党在上海散发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反对国民 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中写道:“最近的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中所登 载的伍豪等243 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造谣的一例。” 同一天,经党再次派人交涉,《申报》用广告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 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 致未刊登。” 1972年6 月13日,陈云谈及此启事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一个小广告, 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 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 不受其欺骗。” 事实上,周恩来早在1931年12月,即敌人伪造启事之前两个多月,已离开上 海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了。对于这件事,1932年2 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 席毛泽东也发布了布告。内称: “……申报等于1932年2 月1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243 人的冒名启事,宣 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 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 显然是屠杀工农士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时间过去36年。天津的红卫兵把在旧报纸上发现的“伍豪”启事影印件,于 1967年5 月12日抄送给江青。江青如获至宝,不经任何调查,马上在5 月17日写 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上了“启事”,开始了对周恩来的突然袭击。 江青在信中写道:“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 周××) ,要 求同我面谈。”江青妄图用这种方法,逼迫周恩来对此事做出交待。 周恩来接信后,马上给予严正驳斥。他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 党启事,纯属敌人造谣。只举出243 人,而无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 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同一天,周恩来立即查阅了上海各报,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了 有关材料。他在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的‘伍豪启事’,就是1932年2 月 1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和材料,作了批示,存入档案。 1968年1 月10日,周恩来再次写信给江青,说:“此事在1931年、1932年, 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 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及此事,并予录 音,记入中央档案。” 1968年1 月16日,毛泽东在另一封涉及这件事的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 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1972年6 月1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陈云以当事人的身份郑重证 明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 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态 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 恩来同志已到达中央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了个书面证明:“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 国民党的阴谋。” 康生也在1972年2 月18日,口述一份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 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1972年6 月23日,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 蔑地刊登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 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中 央档案处,同时发各省市保存一份,以防今后再有人利用伪造启事制造事端。 忍受着癌症巨大痛苦的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继续同“四人帮”做最 后的斗争。1975年9 月20日下午,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用很长时间又仔细看 了他关于“伍豪事件”的录音记录稿,用尽生命的最后力气,大声地说:“我是 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 “伍豪事件”,在周恩来、毛泽东、陈云等亲自澄清下,江青一伙妄图利用 这一案件进行夺权的阴谋,终于彻底破产了!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对于周恩来总理的一生,邓小平在1980年8 月21日、23日回答意大利记者法 拉奇的提问时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 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 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 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 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1967年1 月4 日,江青一伙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 “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了。七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对造反派说 :“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1 月6 日夜,周恩来得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采取欺骗办法揪斗王光美时, 连夜打电话给蒯大富,下令要他立即放回王光美。第二天,周恩来严厉地批评清 华红卫兵说,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 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 现在必须肃清这个坏作风。 7 日、8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围聚了三四 千人,天天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 七日,江青一伙趁毛泽东不在北京,策划了100 多个群众组织共5000多人, 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日夜对准中 南海喊叫。 周恩来面对危局,挺身而出,亲自打电话批评红卫兵头头说:“你们如果冲 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大义凛然地说:“我就是大炮轰, 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 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 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 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 ” 周恩来多次制止揪斗陈毅、贺龙、谭震林、陶铸等同志。1966年12月的一天, 周恩来亲自陪同陶铸、陈毅、贺龙等人,站在群众批斗大会的主席台上,保护几 位老战友。摄影师留下了这珍贵的镜头。 人们特别难忘的是,1966年8 月30日,周恩来亲自制定的“一份应予保护的 干部名单”。著名党外民主人士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 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楷、沙千里、张奚若等人,都在保护之列。 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和红卫兵运动,周恩来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 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周恩来语 重心长地说,面对汹涌的浪潮,要能冷静对待。他说:“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 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背着浪头就会被浪头冲掉。”他对 一位领导同志说:“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 我不入 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以“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献身精 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奋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同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团巧妙周旋,躲过一次又一次明枪暗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系党和国家 机器的继续运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人士。 1967年5 月15日,当周恩来得知街头出现“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他对外 语学院的红卫兵代表说: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 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 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 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到 反面。 周恩来对来看望他的彭雪枫将军的儿子、烈士子弟彭小枫说:“在文化大革 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7年8 月,发生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事件。数千红卫兵在 一小撮坏人的煽动下,进入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公园附近,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这次风波,在国际上造成极坏影响,严重损害了我国外交关系与声誉。 8 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继续要揪斗陈毅外长。周恩来虽然多次劝说, 造反派都不听话。他以少有的激动,大声说道: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昨天下午 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你 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 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了。当医生扶他离开会场时,造反派仍在叫嚷:“我们 就是要拦截陈毅的汽车! ”“还要再冲会场! ” 这时,周恩来从门口转过身来怒斥造反派说:“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 车,我马上挺身而出! 你们谁要冲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 的身上踏过去! ” 1979年2 月15日下午5 时,笔者在国务院办公室访问了谷牧同志。谷牧深情 地谈到周总理怎样保护老干部。他说: “周总理千方百计保护老干部。2 月16日,怀仁堂会议一开完,张春桥、姚 文元、王力当天就去向毛主席汇报。周总理一向保护老帅,迟迟三天不去汇报, 就是想把这件事压下来,不要闹大了。接着,他又相继把各省市的书记接到北京, 保护起来。” 谷牧说:“总理把余秋里、谷牧保到中南海,当了他的幕后秘书,起草文件。 总理带余秋里、谷牧参加会议,造反派问,总理说,我带他们来开会,他们要是 走资派,能来吗? 当余秋里被石油学院揪走时,总理马上对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 说:‘你去,现在就把余秋里接回来! ’他们闹了三天不放人,总理发了脾气。 一天他在碰头会上借批评李富春给文革小组戚本禹看:‘你为什么不把余秋里同 志找回来呀? ’戚本禹听了说,我们想办法吧! 后来,由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才 把余秋里要了回来。” 当时流传说,协助周总理抓生产的,“只剩下三只胳膊了!”( 余秋里长征 战斗中被截去一只胳膊) 。 1967年1 月,全国“夺权”期间,各地连续发生党、政、军高级干部“非正 常死亡”。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因抗议江青一伙迫害 而付出了生命。1 月8 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 1 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陶勇;1 月22日,煤炭工业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 :1 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等同志,都相继含恨逝世。 谷牧回忆说,周恩来手拿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鞭打致死、伤痕累累的照 片时,极度悲愤地质问造反派:“这么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 地死了,我怎么交代啊! 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 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 ” 由于周恩来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战友和同志,我们国家才得以迎来改革 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周恩来纠“左” 1971年9 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在政治、 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开始着手肃清“左”倾路线的流毒,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 一些“左”的政策,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1972年5 月21日至六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会议系统地 揭发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但是并没有总结“9 .13”事件的教训,没有触 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思想问题,反而把粉碎“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 司令部”,当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根据自己的体会,做了关于民主革 命时期六次党内路线斗争的报告。他讲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时,严 于解剖自己,使大家从对历史上“左”倾路线的反省,进一步认识“左”倾路线 的危害。他在6 月23日会上,还对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所谓“伍豪事件”作了透彻 的批驳和说明。周恩来的威信更高了。 周恩来主持工作后排除“左”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大批老干部 和知识分子得到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972年4 月2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指示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的社论,指出,“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 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陈云等一批受冲击 的高级干部,恢复了名誉,参加了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一些长期下放劳动、 身体受到摧残的干部,回到北京得到体检治疗。 为扭转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报告, 先后进口化肥、化纤等几十亿美元的成套先进设备,促进了化肥、化纤的生产。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国务院主持起草的《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 进行企业整顿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质量 检验、技术操作、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以及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利润等七 项指标。 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由于“1970年大膨胀”,国民经济 失调,造成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了300 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 亿斤。不注意解决这“三个突破”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就会要犯错误。 会议《纪要》在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报请中央转发。但是张春桥却借口 “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纪要》中批“空头政治”。他说批“空头政 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因之,否定了《纪要》文件。 尽管文件被否定了,可是反对“空头政治”以及整顿企业的精神,还是广为 传开了。 在农村工作方面,党中央重申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进行。 党中央还做出关于分配问题的指示,纠正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 经过整顿,被破坏的生产秩序开始恢复了。1973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都完成 或超额完成了计划,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 .5 %;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4 %。 文教科技事业也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国务院科技组 提出加强理论教学,重视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7 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时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 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他还根据杨振宁教授的建议,指示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纠正科 研、教育中的“左”倾错误,加强理科基础理论的学习。 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 命的一些看法》,但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干预下却不能发表。后来,虽然在10月 6 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却遭到《文汇报》的围攻。尽管如此,文教科教事 业还是逐步得到恢复,教育部门的混乱现象逐步得到整顿。 批林该批什么? 在批林整风过程中,对批林彪该批什么? 开初,报刊主要揭发批判《“571 ” 工程纪要》。接着,又批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错误。林彪在这次战役的指挥中虽 有错误,但他还是按毛泽东的指示,胜利地进行了辽沈大决战,歼灭敌军47万, 取得了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这段胜利的历史,跟现实没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可 批的呢? 到底批林彪该批什么? 许多人不清楚,中央也没有明确指示。在报刊宣传上, 批林彪批不下去,冷冷清清。《人民日报》有时提反“左”,有时也提反右,各 省报刊宣传也不一致。 周恩来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正确地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 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2年8 月1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 见我国驻外使节时,在讲话中批评他直接主管的外交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他 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还会抬头。” 这个讲话精神传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笔者和编辑部许多同志听了都很兴奋, 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贯彻执行。 但是没过几天,张春桥、姚文元在接见人民日报社领导班子时,谈到批林问 题,张春桥却另说一套:“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 ……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 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 据人民日报参加这次接见的王若水回忆: 当时张春桥还表示不赞成批“精神万能论”,理由是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 一点精神的”;他也不同意批“唯意志论”,硬说林彪是唯武器论。他认为这些 都是“过头”的例子。 张春桥、姚文元给批极“左”思潮泼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 这种不一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对张、姚的说法很不 满意。 九月,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时候,再次对人民日报的同志 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理论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反极“左”思潮 的文章:《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还加了一篇《 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和一篇介绍《巴枯宁》的书评。 这块版马上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法新社记者当天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 章是为老干部说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据王若水回忆,上海方面来 了电话,是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打给人民日报鲁瑛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 谁组织的,是否给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很有 意见。” 十天以后,《文汇报情况》刊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导。说这 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 11月6 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 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 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 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的“新精神”显然出于张、姚的 授意。 11月28日,中联部和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根据周恩来 的思想,提出外事工作中“主要是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一些单位 和地方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和肃清”。周恩来30日批准同意了这个报告。 周恩来关于批判林彪主要是应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以及他为清除 “左”的影响在各条战线做出的努力,不仅是针对林彪的,而且也是针对江青一 伙的。江青等人清楚知道,按周恩来的意见把批林批下去,批判的烈火不久就会 烧到他们自己头上。因此,周恩来的意见刚提出,就遭到江青一伙的反抗。 12月1 日,张春桥看到周恩来刚刚签署同意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马上 写了批注意见,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 批林是否就 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 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 张春桥提出,要把他的意见“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第二天,江青马上做出积极响应,公开否定周恩来的正确意见。江青批阅道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 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她也提出“供总 理参考”,向周恩来施加压力。 12月6 日,张春桥、姚文元又一次对人民日报同志谈话。 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在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 右的,林彪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右的。” 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 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 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组织生 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能忘掉? 没有大 乱,哪有大治? 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 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 张春桥说:“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 左’怎么行? 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毛泽东:要批右 王若水听了这些,怎么也不相信毛泽东会在当时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 点。于是,他在1972年12月5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据他回忆,信中说,现 在人民日报宣传上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 月1 日说,批“左”还 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8 月8 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 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过了头? 我认为周总理讲得是对的,周 总理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报纸宣传。 王若水信中反映的意见,同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针锋相对,尖锐对立。 毛泽东看了王若水的信以后,12月17日,对张春桥、姚文元说: “批极左,还是批右? 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 “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头。是极左? 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 叛党叛国。” 毛泽东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他仍然迷醉于他亲 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担心经过批判“左”倾思潮,会导致否定“文化大 革命”,因之,当周恩来等一批领导干部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发生 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肯定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从 根本上否定了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以致做出只许批极右,不许批 极“左”的错误决断,迫使周恩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停顿下来。 1972年12月19日8 时半,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鲁瑛、吴冷西和军宣队负责 人,应召到了人民大会堂的江西厅。 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是他们刚刚商 量完毕。握手时,周恩来从容而又亲切,江、张、姚却面带愠色。 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面朝王若水说:“收到你的信,主席批 给我们办,还有陈浚的、理论部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 问题。” 周恩来接下去讲:王若水听到8 月1 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 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 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是我们 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 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当然群众有极左 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中央有一定的责 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是批林彪的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 …… 周恩来讲了至少一个钟头。他还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 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 江青放炮 周恩来讲完之后,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她说:“你组织的 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这不是对着林彪,对着群众! ……我有一个感 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 拿着总理在某一场合某一个问题上的话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 他在某一个时间、某些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 好像春桥、文元和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 江青讲完,张春桥接着讲,语调很严厉:“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 级专政的呢? 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 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一方面怎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 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 怎么能说千千万万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 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的工具 ? 这是极右思想!” 姚文元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只脚跷得高高的,显出一副胜利者得意神情, 并不时在别人讲话的空隙中插上自己的一段话。 张春桥说:“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 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什么用这个词? 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571 ’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 怎么概括,值得研究。我在政治局也提过。王若水同志 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像我反对批‘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的,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 我觉得主席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 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 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 没有意志感情? ” 王若水回忆说:“我以为我是批张、姚和文汇报,实际上是批到谁的头上去 了呢? 我感到闯了大祸了,自己倒霉是小事,还连累了总理。张、姚早就知道了 毛泽东的意图,而周恩来看来事先不知道。这就是张、姚把事‘隋弄得如此神秘 的缘故。” 这次会议,从19日晚8 点半开始,到凌晨二时结束,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 会上,张春桥还说,要解决人民日报内反张春桥、姚文元及代理人鲁瑛的所 谓“一股邪气,一股力量”问题。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的斗争大方向:不批林,“批一股邪气”。 接着,一场暴风雨刮向人民日报社了。编辑部一大批同志陆续受到批判和斗 争。这场“批邪”的运动,其时间之长,声势之大,超过报社历史上任何一次批 判运动。 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人民日报内部“批邪”,建立了忠于他们的领导班子, 牢牢掌握了宣传大权,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人民日报内部开展的批 “右倾回潮”,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保驾邓小平出山 被邓小平称为“兄长”的周恩来,两人自1920年11月去法国勤工俭学以来, 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战友之情。“文革”风暴中,周恩来多方面支持、保护邓小平。 1969年10月下旬,当邓小平下放江西监督劳动之前,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江 西省革委会叮咛说: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 10月26日,邓小平夫妇和母亲三人,被安排住进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 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的一栋两层小楼里,度过三年多被监督劳动的谪居生活。 1973年2 月22日,邓小平回到北京。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立即将这消息报告给 毛泽东。在毛泽东批复“同意”后,周恩来立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 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给邓小平本人阅看。 3 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 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汪东兴特地向邓小平通报他遵照周恩来嘱托送交 有关文件的情况。 不久,邓颖超受周恩来委托,前来看望邓小平夫妇。这是相别七年之后的第 一次见面。邓大姐向邓小平夫妇通报了周恩相别七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邓大姐 向邓小平夫妇通报了周恩来患癌症的情况。 3 月28日晚,周恩来、李先念和江青一块约见邓小平。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 后第一次正式的工作谈话。 3 月29日,毛泽东在住处的书房里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周恩来约邓小平 先到毛泽东那里。这是1966年9 月之后,相隔七年多,邓小平再次见到毛泽东。 这次会后,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在国务院担任的副总理的工作。 十个月过去了。1973年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 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这表明,毛泽东希望邓小平在周恩来不能 工作时,能接替周恩来的工作。 周恩来对邓小平寄予厚望。1975年1 月,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由毛泽东确 定,担任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 参谋长,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领导全国开始了全面整顿…… “我少活十年”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个小时不能休 息,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十 年。” 1998年2 月25日,在拥挤的人群中,笔者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周恩来诞辰100 周年展览。特别令人感动的是陈列柜里记录周恩来工作活动的几页台历。从台历 记载里,读者可以深切理解周恩来为什么会说“少活十年”。 现把台历记载事项照录如下: 1967年1 月4 日: 上午十一时,周荣鑫来谈话 中午十二时,接见文艺、体育、新闻、学生代表( 工人体育场) 下午一时三刻接见从武汉来学生 下午二时半约中央文革小组、军队文革小组、中央少数民族同志研究会成立 下午四时半接见高等院校同学代表( 东会议室) 1967年1 月5 日: 下午三时参加全国在京工人造反派誓师大会 下午四时半,陈总( 陈毅) 来谈 下午五时约汪东兴、童小鹏来谈问题( 笔者注:据童小鹏回忆,当时周恩来 交办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让住中南海内国务院宿舍楼的部长、副部长钱之光、钱 正英、王铮、黄树则、陈正人等,利用在里面“写检讨”,有一个休息的机会) 。 下午五时半秘书局见机要员 下午六时汪、童继续来谈 下午八时文革小组开会 晚十一时见体育学院11名同学 1967年1 月7 日: 下午二时约谭震林、许家屯、许川庆谈话 下午三时三刻约南京学生谈 下午五时约李先念、谭震林同志谈问题 下午七时应主席处开会 下午九时半接见七机部两派代表 晚十二时接见矿业学院两派学生 晨一时接见冲中南海各部的学生、工人 晨四时继续接见七机部9 ·15、9 ·16两派 晨六时接见南京大学同学和许家屯同志 1967年1 月8 日: 下午三时约刘西尧、李先念、刘建勋、王进喜 下午四时出席石油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工人体育馆) 晨六时见外交部机要局造反联络站干部 晨三时四十分接见外事系统代表( 造反派) 晨八时哈尔滨红色造反团 1967年1 月9 日: 下午四时半,见贺总( 贺龙) 下午五时半,先念同志来谈问题 下午六时半,见各地政治干部( 人大会堂) 晚十一时见体院6 个同学 晨一时同先念同志谈话,同昆明打电话 晨三时见铁道部联络站和北京部分代表 晨六时半见全体服务员350 余人 1967年1 月10日: 下午二时半见昆明军区来的同志 下午四时见昆明来的十二位学生工人 下午五点见财贸系统代表20人 下午五时半中央碰头会 晚九时三刻见各左派学生工人代表 晨二时见上海里弄工厂、工人代表 晨三时见军队工作组同志 晨六时接见六、七、十院代表 …… 在漫长的灾难岁月里,周恩来度过了没有休息的日日夜夜。他就在繁忙紧张 的忘我工作中,为国家,为人民,作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