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的挣扎 粉碎“四人帮”之前,党中央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可能出一点乱子;出 不了大乱子,会出一点小乱子,乱子可能出现在上海,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成了“四人帮”控制下的一个重要据点。粉碎 “四人帮”之后,稳定上海局势对全国具有重大作用。 调虎离山 如何才能迅速稳定上海的形势呢? 在讨论时,有人主张,驻在无锡、杭州一 带的野战军,借拉练的机会,向上海靠近,来个“兵临城下”。 但是,多数同志认为,这样做会很快形成与上海民兵的对峙,并且可能会进 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甚至会导致发生小范围的战争,势必会给党和人民带来损失。 党中央在作了慎重考虑之后,决定采用“调虎离山”办法,调马天水、徐景 贤、王秀珍等到中央开会。 1976年10月7 日晨,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 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市委书记周纯麟立即到北京。 上午九时,马天水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宣布了这件事,当时,大家都感到惊 异。 按往常习惯,每次上海市委到北京开会,张春桥、姚文元都预先向他们通气、 打招呼,为什么这次事先不打招呼了呢? 这次为什么中央首先通知的是警备区, 而且叫周纯麟司令员同去,不是让徐景贤同去呢? 从这些情况,大家心里已经预 感到不祥之兆。于是,商定马天水一到北京,两小时后就给上海回电话。 十点一刻,马天水在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虹桥机场,警备区司令 员周纯麟已经在等候他们了。周纯麟告诉马天水说,专机要在南京停一下,接南 京军区和江苏省委的同志,一块到北京。临上飞机,马天水再次向徐景贤叮嘱: “你不要光抓笔,还要抓枪! 眼下,枪比笔重要啊! ” 飞机上了天空。马天水依然闷在葫芦里:这次开会,为什么不是春桥、文元 亲自通知呢? 这个1931年在河北家乡当小学教员时入党的老干部,四十多岁当了上海市的 工业书记。最初,马天水对“文化大革命”也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1967年 1 月上海爆发“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他马上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说,跟着首长有一种“幸福感,安全感、光明 感”,表示“今后愿做一匹好马,在两位书记不断鞭策之下,拉革命之车,走革 命道路……” 马天水拼命为“四人帮”卖力。1972年,王洪文调中央工作,张春桥安排他 主持上海工作。从此,他与在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建立起“热线”联系, 是张春桥在上海最赏识的头头了。他准备这次也像往日那样,一下飞机就找张春 桥…… 晚上八点,飞机到了北京。他们随即来到京西宾馆,不一会,又到了一座大 院里,走进会议厅。在一片严肃的气氛里,他们看到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 陈锡联等中央领导同志,全都神态庄重地坐在一排桌后,注视着每一个进场的人。 同机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到了,上海市马天水、 周纯麟到了,济南军区杨得志、王平、曾思玉,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到了。此外 还有湖北省委的两位同志。 晚十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九号楼召开会议。继华国锋讲话之后,叶 剑英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跟大家打个招呼:昨天晚上,中央己采取断然措施, 把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隔离起来了。” 叶剑英的话,说得平静而缓慢。但是,他的声音却像春雷震撼着各地党、政、 军负责人的心。全场刹那间鸦雀无声,有的人还未来得及辨清是否听错了话。突 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中央领导同志相继揭露了“四人帮”的罪行,阐述了党中央采取这一重大决 策的原因,鼓励大家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做好工作,维护全国团结安定的新局面。 会议开到深夜12点。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十分高兴地走出会场。上车时, 扬手扔掉了拄了两年多的拐棍,一见马天水就说:“大家都高兴,你为啥不高兴 啊! ” 马天水连连摇头,叹着气说:“我好像被打了一闷棍! 这些事,以前我一点 也不知道! ” 热锅上的蚂蚁 马天水走后,在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一伙,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办公室里 急得团团转,急切要探听北京“首长”的消息。 根据罪犯的交待,10月8 号上午,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议论形势,一致肯 定北京出了事。其他“小兄弟”们一早就围住电话机,争相打问:可有“首长” 的消息? 他们当天,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人打电话,均 未找到人。 好不容易找到马天水的住处,马天水却不接电话。他对秘书说:“我们一到 北京,中央就作了四条规定:参加会议的人不准私自和外面打电话,不准写信, 不准外出,不准会客! ” 当上海市委又来电话问时,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只好在电话中说:“马天水 有点感冒,现在正在洗澡。”王洪文秘书廖祖康抢过电话,急忙问房佐庭:“你 们到北京机场时,谁来接的? ” 房佐庭答:“是穿军装的。” 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同志? ” 房佐庭回答:“没有。” 廖祖康问:“你们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的规定,是谁通知的? ” 房佐庭说:“是我问其他省的同志知道的。” 当廖祖康再追问时,房佐庭没头没脑地回答:“我的老胃病复发了! ” 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分头往北京打电话,也 都找不到主子。后来找到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他吞吞吐吐说:“……出 大事了! ” 王秀珍把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全叫来,悄悄地说:“你去北 京打听一下消息,立即打个电话回来。” 他俩相互约定三个联络暗号:平安无事报“健康”;有点小事说“胃病”; “四人帮”出事就说“心肌梗死”。 八日下午,康平路市委办公大院的门口站了双岗,在通往院内的巷道里,每 道门口也都加了岗。周围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小汽车进进出出,人来人往,每 张面容都呈现出惊慌神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谁也不清楚,谁也都暗暗猜想: 大概北京“首长”出事了。 市委学习室里,聚集着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等人。李彬山、施 尚英、钟定栋等民兵指挥部的人也都赶来了。徐景贤分析了北京传来的“不正常 情况”:于会泳突然不出国了;鲁瑛讲话吞吞吐吐;在京的“领导”都联系不上 ;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又暗示“老胃病发作”等等之后,他心慌意乱地说:“可 能出问题了! ” 晚上八点半钟,缪文全按照约定的暗号,从北京打电话来了:“我娘心肌梗 死! ” 接着,“四人帮”安插在公安部任党组成员的祝家耀来电话:“人员集中了, 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 “四人帮”提拔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也来了电话:“我们这里也有病情。” 这些信息,像晴天霹雳,把“四人帮”的一群党羽震懵了。 群魔乱舞 八日下午五时,由徐景贤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相互通报了情况,分析形 势。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修正主义上了台,我们要对 着干。 晚八时,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召开有民兵、公安局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市委会 议。最后发言的是王秀珍。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原是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技术 员,“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当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她说:“各位当年造反的老 头头们哪,实话实说吧,今儿个可大事不好啦! ”她接着说:“江青首长今年3 月2 日,亲自当我面讲过,我已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而我只不过一个头 吧。春桥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文元呢,说得比算卦 还灵,无产阶级的预言家呀,他说,‘我想今年下半年可能要出事。’他们的话 如今都应验啦! 告诉你们吧,北京发生宫廷政变啦,右派政变呀! ” 她的话,像在人群里丢了一颗手榴弹,把人惊得半天说不出话。 有的人从后排椅子上站起来,探着身子问:北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 什么 政变呀? 徐景贤把头低垂在桌子上,掏出笔记本:“我给大家通个气。马老昨天半夜 接到通知,已经到北京去了,走得蹊跷,一去无音信。我们给洪文、春桥、文元 挂电话,不但首长找不见,秘书、警卫也都没人接电话,我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出 事了。于会泳昨天半夜来电话说,八号出国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也取消了。……我 们打了多少个电话,条条都断了。”接着,他翻了翻笔记本:“马天水的秘书房 佐庭,按事先约定的暗号,中午12点,打电话回来说,我的老胃病发了。这就是 说,北京出事了。” 看到会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徐景贤故作镇静地安慰大家:“我们现在 就是等这最后的消息,判明情况,再决定采取行动。” 后来,几条情报渠道都证实一个铁的事实:他们最想知道而又最怕知道的事 发生了。他们的四位“首长”被抓了! 妇联主任汪碧君,连哭带叫地说:“四位首长……哎哟,我的天哟,现在该 怎么办? 我先表个态,把脑袋放在台子上,反正脑袋掉了,碗口大的疤,有什么 了不起! ” 民兵总指挥施尚英,是王洪文一手破格提拔的小兄弟,曾任江南造船厂常务 副书记、上海市总工会常委,受王洪文委托,执掌“第二武装力量”。听到“首 长”被抓,他拍着胸膛说:“同志们,二位书记,三位常委! 只要市委一声令下, 我们可以动员几十万和他们对着干,抗战到底! ” 坐在旁边的写作组的王知常,慌忙问他:“什么? 抗战? 他们要上台,我们 就完蛋,靠谁也不行,只有靠自己保卫自己。你手头调动的兵力有多少? ” 施尚英说:“集中待命的2500人,进入一级战备的13000 人,召之即来的还 有几十万人! ” 王秀珍说:“要注意敌情。要准备失掉联系,要准备独立作战! ” “由谁指挥呢? ”施尚英说,“你们四位领导的口音我都熟悉,反正听你们 的!” 王知常出谋献策说:“我们要向中央发电报,提出抗议! 要发表宣言,中央 出了修正主义,呼吁兄弟省市支援我们! 啊,先礼后兵,在道理上站得住脚。” 这时,原上海阀门厂工人、市总工会副主任、总揽上海市革委工交大权的陈 阿大,听得不耐烦,一下推开王知常,攥起拳头,往台子上砸下来,说:“大事 全叫你这帮文绉绉的家伙给误了。现在,眼前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英雄好汉挑 头干,孬种靠边站,要干就留,不干就滚! 走也没那么便当,一只脚进来,就别 想活着拔起另一只脚出去! ” 民兵副总指挥马振龙,一捋袖子说:“时间不早了,我马上下令调一批饼干、 罐头、救急包到第一线,做充分物质准备。当年造反我是拎着脑袋干的,有什么 好怕的,这次也要拎着下决心干,破釜沉舟! ” 连日来,一直携带五四式手枪、匕首,汽车上放着小口径步枪的黄金海说: “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到江苏去抢! ” 被吵得六神无主的王秀珍叹着气说:“光这么吵有什么用。我说景贤,马老 不在家,主心骨就是你啦,你倒是出个点子呀! ” 徐景贤有气无力地说:“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上海写作班子头头朱永嘉,蹦跳起来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是由于有了 张春桥、姚文元的提拔。他们倒了,我们也就完了。我是准备杀头了! 现在只有 干,而且要大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 都知道! 要在早上六点钟主动出击。民兵立即去夺取电台、报社。电台要广播《 告全国全市人民书》,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口号, 四个还我! ‘文汇’‘解放’要同时发表我们的行动纲领,工会密切配合,在马 路上刷标语,组织工人上街游行。这样,上海就会乱。只要坚持一个星期,就能 迫使他们把四个人放出来! 还要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切断对外通道,防 止从外面开进军队。现在是迫在眉睫的时刻,就是要大干,否则一个一个等被收 拾! 现在我们的处境是,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搞了杀头还可以用鲜血教育下 一代! ” 王知常在一边连忙帮腔说:“我和老朱,是两个身子,一个脑袋,二十七年 的交情了,反正活了这么多年了,顶多失掉个脑袋! 杀一千刀也是死,决不能当 叛徒! ” 廖祖康也火上加油地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要马上暴动! ” 肖木嘶声喊:“要就大干,搅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 ” 陈阿大拍着胸膛说:“我脑袋是挂在裤腰带上的,非决一死战不可! 先用沉 船堵住黄埔江,再用万吨轮沉在吴淞口封锁航道,用大型钢锭封锁机场,把铁路 翻轨搞断运输。这样,我们就可以挡住陆海空的来路,不怕上海不死,不乱! ” 上海市工会副主席叶昌明,是原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他挥着拳头说: “我双手拥护陈阿大的意见,北京发生了右派宫廷政变,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坚决 不答应。我们要同他们血战到底,决不做投降派。我们市总工会可以立即发动工 厂工人大罢工,停水、停电、停工,造成全国影响,给中央颜色看看! ” 垂死挣扎 面对群魔乱舞的会场,徐景贤伏在王秀珍耳朵上嘀咕了几句,强打精神做总 结发言: 时间不早了,需要立刻做出决定。根据当前形势,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莽 撞行事。我们要有组织、有计划的干。我们首先要组织起来,分头行事。一切听 我指挥,我要指挥一切! 会上,决定兵分三路,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组成两套叛乱指挥班子,两个 指挥点的地点和分工是: 一号点设在丁香花园,由徐景贤率领王少庸、张宜爱、朱永嘉等人负责抓总 和武装叛乱的舆论准备,是文的一路;二号点设在市民兵指挥部,由王秀珍率领, 抓枪杆子,有冯国柱、廖祖康等人,直接指挥武装叛乱,是武的一路。再一路由 张敬标负责,留守市委机关,负责各机关的联络。 当场,徐景贤还给王秀珍写了调动民兵发动武装叛乱的手令:“请民兵指挥 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000 民兵待命( 即晚上集中值班) 。请民兵指挥部 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九日凌晨两点多钟,二号指挥点用红机子打电话找徐景贤,说是警卫电台和 市委的两个解放军连队要归他们指挥。徐景贤当即在一张有横格线的信纸上写了 调动手令。 散会后,朱永嘉立即秘密潜回写作组,纠集几个人策划制造武装叛乱的舆论 问题。他气焰嚣张地说:“我们要发表个宣言,对着干,还要写个提纲,整理一 个赫鲁晓夫是怎样篡党夺权的资料。”接着他又说:“北京广播了中央两项决定, 出五卷、建纪念堂,他们这一手高明。但这是烟幕弹。我们再也不能等了,要马 上制造舆论进行反击,要针锋相对。” 朱永嘉接着来到《文汇报》、《解放日报》编辑部,给报社人员下命令说: “你们要坚守阵地,要登我们的东西,如果北京发布揪出反党集团的消息和新华 社发整我们的消息,你们通通不要登! ” 朱永嘉又窜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从楼下窜到楼上,检查了各个广播室,把 在报社讲的重复了一遍。他命令说:“你们台不要广播中央台的消息! 可以把干 扰敌台的机子全部调过来,干扰中央台! ” 在同一午夜,王秀珍率领三十多人到了市民兵指挥部。王秀珍向大伙布置了 任务。为了躲避目标,他们在九号凌晨,又匆匆将二号指挥点移往东湖路招待所。 10月9 日上午,民兵指挥部施尚英召集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 具体部署兵力,研究作战计划。经过一番紧张讨论,最后决定总指挥点设在江南 造船厂,预备指挥点设在中国纺织机械厂。各指挥点上架设15部电台,拟定了通 讯网。 施尚英一伙还制定了作战方案。这个意在“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方案, 在地面上标明三道防线,即所谓“控制圈”。方案不仅部署了每道防线上的兵力, 而且规定如何封锁,设置路障,封闭轮渡、隧道,控制水、电、煤气、油库等。 “方案”规定了七个“重点保卫目标”。除了“首脑机关”、报社、电台、 机场等地外,还有徐家汇、静安寺、南京路、北站、大世界、隧道周围等七个最 热闹的繁华地段。 “方案”安排了两支“机动力量”。第一梯队3240人,配备各种新式武器, 再加上卡车、- 摩托车100 辆;第二梯队12000 人,随时支援各道防线和要点的 急用。 按照这个方案,全市准备动员兵力33000 余人,枪炮27000 余支( 门) ,各 种弹药200 多万发。此外,还有“民兵101 ”武装巡逻艇一艘及其他摩托车、自 行车等。 这一天夜里,上海到处弥漫着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一批批荷枪实弹的民兵, 排列成小队,向集合点跑去;250 辆卡车载满人员、物资驶过市区,奔驰于各个 武装叛乱据点之间;15部电台,在各个指挥点嘀嘀嗒嗒,拍发着相互联络的电报 ;市公安局的1300多公安人员都增发了枪支,王秀珍还发出民兵、公安两家“联 合行动”、“协同作战”的指示,要把重点“对象”严密监视起来,要逮捕一批 “危险分子”…… 午夜,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长桌上摆满冷盘酒菜。市总工会副 主席叶昌明,一面啃着鸡腿,一面向委员们“吹风”:“全市动手干起来的话, 要通知造枪的一些工厂,要日夜加班突击生产,可以发五倍加班费! 管他妈物质 刺激不刺激……造好的枪要一律发给民兵指挥部。仓库里枪支、弹药,要赶快拿 出来发掉,不然被部队一看守就派不上用场了。” 这时,有人俯在叶昌明耳边说:“发动武装行动,单靠总工会发布命令,干 不起来,下面各级党委不会听你指挥的。” 坐在旁边的陈阿大,一拍胸膛,跳了起来:“实话告诉你们,这次武装行动 是有来头的! 在中央,我们有那四位首长指挥,在上海,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出征 ! 哪个敢不听? 老子给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 原是上海搪瓷机修工人、市工会常委的马振龙,掏出手枪,在桌子上一摔, 尖声叫喊:“要握住枪杆子不放! 枪不能交,天皇老子下命令我也不交,杀了头 我也不交! 谁他娘的当叛徒去告密,老子第一个把他干掉! 谁投降了就枪毙他! ” 会场上出现了紧张可怕的沉寂。坐在一边的原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 市总工会常委黄金海,突然从人群中站起,嘶哑地叫喊:“怎么? 有动摇分子吗 ! 妈的,当年大;碗喝酒大锅吃肉,你们比谁都张罗的欢,今儿个三心二意啦, 哥儿们,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上船容易下船难! 事到如今,只有一心向前啦, 好样的站出来嘛! ”他瞪着红眼珠子,拍拍胸膛:“有什么好怕的? 如果他们派 来镇压,我们就把水厂、电厂停掉,要完蛋大家一齐完蛋! ” 黄金海等人还拟了反动口号,叫嚷“一月革命风暴精神万岁! ”“誓以鲜血 和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 反革命武装暴乱已箭搭弦上了! 群魔无首 10月8 日晚,在中央第一批向各省市负责人打招呼的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 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但是马天水却支支吾吾,他最后一个发言表态, 竟然说什么:是不是可以把“四人帮”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同他一起前来参加会议的周纯麟司令员,听了马天水发言,十分气愤,当场 打断他发言:“老马,你这样讲话是错误的! 你中‘四人帮’的毒太深了! ” 在回京西宾馆的路上,周纯麟同马天水同坐一个车上,再次对他说:“主席 健在时就说要砸烂‘四人帮’,你还讲是人民内部矛盾,至今执迷不悟,回去之 后如何向上海人民传达?!” 马天水一路不言语。第二天上午,参加第一批打招呼会议的各地党政军负责 人都回去了,中央却要马天水、周纯麟两人继续留下,等待新的决定。 马天水叹气说:“我是完了,回不去了,你自己回上海,看着办吧! ” 周纯麟进一步劝马天水转变态度。他建议说:“应该把徐景贤、王秀珍也叫 来,请中央领导帮助他们认清形势,这样我们回上海,才能做好工作。”周纯麟 说:“徐景贤、王秀珍离开上海,可以使‘第二武装’群魔无首,釜底抽薪! ” 中央领导同志当即批示,同意让徐景贤、王秀珍立即来北京开会。 马天水看了批示,犹豫了几分钟之后,给上海“康办”,挂了电话…… 王秀珍在电话上说:“马老呀,你这次见到咱们上海在中央的那四位领导了 吗? ……你怎么不吱声呀? ”接着又说:“叫我跟老徐到中央开会去? 好,好, 好! 明天出发……会议是什么内容呀? 什么? ……你也吃不准……好的,请代表 上海市委,还有我和老徐,问候中央四位领导同志好,请他们保重身体。我们永 远忠于他们几位首长的! ” 王秀珍放下电话,面向大家,喜洋洋地说:“电话你们都听到啦,快商量一 下该怎么办吧! ” 廖祖康最先发言:“我们需要冷静思考,这里面大有文章。我劝你们二位不 要去,去一个,抓一个,我担心你们,去时容易回来难了。” 徐景贤无可奈何地叹着气:“有什么办法哟,日子真是不好过。若想不去吧, 马天水说他见到四位首长了;如果大权如今掌握在他们四位首长手中,或是开三 中全会什么的,机会难得,不去是不对的。如果这是圈套呢? 他们把我们扣留在 北京怎么办? ” 围绕着去不去北京的问题,丁香花园的会议室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朱永嘉看到两位书记举棋不定,突然站了起来说:“我是主张你们二位去北 京的,在矛盾激烈的时候更应挺身而出,不可畏缩不前。在古代,这样的先例是 很多的,关云长单刀赴会,汉高祖鸿门赴宴去,当然是要冒被扣在北京的风险的 ! 我们就按这两天的既定方针办,发动上海武装大暴动,并且呼吁全国、全世界 声援我们! ……” 王秀珍说:“我们两人豁出去啦! 准备到北京回不来了,家里面要做好应变 的充分准备。总工会的老头头们哪,妇联和青年团的骨干们哪,要多分析形势, 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能放松呢……啊? 要做最坏的打算! 还要把春桥、洪文的家属, 我的两个孩子,都转移到工厂去。这事交给马振龙安排一下。” 快散会的时候,徐景贤一再叮嘱:“你们各位同志也要马上回去,通过各条 系统,向基层单位、向群众‘吹风’,使群众有个思想准备,可得抓紧往下边打 招呼啊! ” 10日下午,徐景贤、王秀珍从虹桥机场飞往北京。 临行,徐、王一再关照各位小兄弟:“有事要请示少庸、国柱、敬标,自己 不要乱动。” 北京召见 十日傍晚,徐景贤、王秀珍一走下飞机,就坐上开往京西宾馆的汽车,他们 俯在车窗上窥看着街道的行人,竭力想从人群的表情上探寻出什么信息。 来到京西宾馆不久,王秀珍就给上海市委值班室打电话: “我们已经平安到达北京,你们要做好充分准备,一切等我们回来再定。可 要注意抓紧向下边吹风啊! ……” 晚上,马天水、周纯麟向他们讲了“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这突如其 来的“情况通报”,像一声炸雷把他们震懵了。“什么? 果然把他们抓起来了? ” 徐景贤和王秀珍几乎同时惊叫起来。一下瘫坐在沙发里。 “我问你凭什么抓他们? ”徐景贤直冲着周纯麟责问。 “凭什么? ”周纯麟“唬”地站起来,拿起一个笔记本,说:“就凭这个! ” 周纯麟的文化不高,学识不多,但他把“四人帮”的主要罪行,一条一条都 写在小笔记本上。为了回上海传达,他还专门向江苏、湖北的同志,核对了笔记。 徐景贤接过笔记本,仔细地翻看一遍,然后把笔记本一放,说:“见鬼! 就 凭这几条七拼八凑的东西能把人抓起来?!” 王秀珍也跟着吼叫起来:“什么? 毛主席说‘四人帮’,我们怎么从来没听 说过? 什么时候说的,跟谁说的? ” “党中央说的。你怎么敢不相信啊? ”周纯麟说。 “莫急嘛,总会弄清楚的。”马天水插进来说。 “前几天我在北京,见了张春桥,他对我一字没提过! ”徐景贤说:“什么 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这明明是搞宫廷政变嘛! ” 马天水连忙安慰说:“莫这么讲。详细情况你们俩会知道的。” 11日清晨,周纯麟来看马天水,想了解徐景贤、王秀珍的情况,要他继续做 两个人的工作。可是,徐、王仍然吵吵嚷嚷,说根本没有想通。 中午时分,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来到京西宾馆,找周纯麟和马天水谈话, 他们一方面了解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后的反应,二是让马天水看一份影印件。 陈锡联从皮包里取出一份影印件,送给马天水看,他接过一看,原来是张春 桥写的《1976年2 月3 日有感》。 马天水看着这熟悉的钢笔字,仿佛一下跌进了深谷,连声说:“我要与‘四 人帮’划清界线! 我要与张春桥划清界线! ” 12日晚10时。玉泉山的一座会议大厅里,灯火辉煌。在摆满沙发的厅堂里, 在北京的党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几乎全体出席了会议。这是政治局为接见上海 市的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而专门安排的。 马天水等一走进会议厅,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们一份张春桥《1976 年2 月3 日有感》的影印件。 等他们几位坐下以后,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现在,徐景贤念一下。” 徐景贤只得照本宣读:“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首先发言,讲述了粉碎“四人帮”的一些历史背景。 叶剑英看了看几位上海的来人,诚挚而热情地说:“上海是受蒙蔽的受封锁 的。你们这次来了解情况就明了。张春桥《有感》,把界划得很清楚。‘他们’ ‘我们’,搞宗派历来是反党分子的做法。” 叶剑英继续说:“中央对上海几位同志寄予很大希望,有电报说,上海民兵 有行动! 中央信任你们,对你们放手,希望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也都讲了话。当马天水等四位离开会议大厅的时候,已经 是13日凌晨一点半了。 13日上午9 时40分,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一行,从首都登上一 架伊尔18飞机,向上海飞去。 在飞机舱里,周纯麟把马天水等三人找在一起,研究回上海后的工作问题。 当场研究了三条规定:一、回上海后马上通知市属各大单位,说明“四人帮”被 隔离的情况;二、上海市委组织全市,层层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三、各单 位照常工作,不准任何人搞破坏。 周纯麟作为一个老红军、老干部,他特别强调在这关键时刻,听从中央指挥 比什么都重要,他说:“最后还要加上一条,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 一切听中央的指挥! ”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听周纯麟一讲,相互看了看,点点头,表示同意了。 土崩瓦解 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以后,11、12日,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人继续 “吹风”活动,一号点的那些人,继续进行煽动。二号点的那伙人,每天碰头, 探听消息,窥测方向。这时,警备区的几个人因为接到南京军区首长的警告,不 再参与活动了。 朱永嘉回到市委写作组三楼办公室,他一边地整理东西,一边用颤抖的声音 说:“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 我们就这样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春 桥、姚文元他们! ” 肖木眼珠瞪得大大的,两手按着椅子,说:“我们究竟怎么办? ”接着,又 自问自答,用暗语订攻守同盟说:“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 ” 《朝霞》杂志主编喘着气说:“我是连椅子、桌子都没有,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感到走投无路,对肖木又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 起去死吧! ” 11日,他们探听到上海警备区去南京开会的几个负责同志已经回到上海,并 作了加强战备的部署时,他们惊慌起来,频频碰头,继续在亲信骨干中进行反革 命吹风。 12日晚8 时,上海的余党聚集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开会。会前,这些人已经 确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会上,马振龙、朱永嘉为“四人帮”的覆灭放声 痛哭。朱永嘉、陈阿大等人都主张要大干,决一死战! 13日凌晨,马天水的秘书从北京来电话说,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 珍四人上午10时返沪,去机场迎接的人要少一点! 陈阿大、朱永嘉等人认为,可能是个骗局。于是,又引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 喧闹…… 按照预定的部署,10月13日上午11时,虹桥机场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欢迎 仪式。 冷清清的候机坪上,站着三个老头:孙卫标、王知常、马家栋。附近的一辆 中型吉普车里,却隐藏着扛着两挺机枪的亡命之徒。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舷梯, 仿佛不是欢迎书记归来,而是准备一场火拼。 马天水移动着肥胖的身体,步下舷梯,徐景贤迈着碎步跑下来。王秀珍在空 中摇了几下白手帕,然后问道:“那几位老头头怎么没见呀? ” 孙卫标吞吞吐吐地回答:“他们,正在候机楼里,等候三位书记啊! ” 王知常踮起脚往机舱张望,只见两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打扫卫生,手里拿的 唯一“武器”是吸尘器。 马家栋说:“哪里有什么诱捕? 神经病! 见他妈鬼啦! ” 他顺手打了一个手势,一伙余党头目,一窝蜂似的跑了出来,把三个书记团 团围住,问长问短。 马天水对小兄弟们说:“下午三点,在东湖路宾馆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向各 位传达精神。” 传达会准时召开。会场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卫森严。当王洪文的 秘书肖木进门时,哨兵把肖木挡住,不准他进会场。 传达会仿佛变成了追悼会。一伙余党头目,哭得如丧考妣。 写作组头头王知常问施尚英、黄金海:“武装暴动准备得怎样? 要想干还可 以在四点以前大干一场,再晚就来不及了。” 施尚英、黄金海完全同意王知常的意见:立即打电话给上海民兵指挥部下命 令,在四点三刻全市开始行动! 正在这时,马天水再次要求大家对中央决定表态。他扳着指头说:“两条原 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都听清了没有? 每个人都得 表态,这么闷坐着不行。” “老子表个态! ”陈阿大一个箭步窜到前台,把手中的匕首往会议桌上一插, 大喊大叫起来:“实话告诉你们吧,众位想不干也不行啦,上了船就甭想再下来, 四点三刻一到,大上海就要大乱了,我们的民兵就要动手了! ” 就在武装暴乱即将发生的时刻,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迅速传达到基 层。党中央派出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 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彭冲三人工作组到达上海。许多工人民兵 很快识破了“四人帮”余党的阴谋。久久被“四人帮”禁锢的上海工人阶级,火 山爆发似地涌上街头。游行队伍的爆竹声、口号声、锣鼓声,像江海奔腾,响彻 天地。 “打倒‘四人帮’! ” “坚决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定! ” 南京路上,黄浦江边,到处红旗如画。这是人民在历史长河里又一次掀起的 春潮。为党除奸,为国除害,千万上海市民拍手叫好!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阴谋掀起的反革命武装暴动,陷入人民愤怒的汪洋大海里 ! 上海的判决 历史是公正的,又是无情的。 1980年12月31日上午,笔者参加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 这天,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法警押上法庭的时候,原上海市委书记、 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王秀珍、原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出庭作证,揭 露了张春桥、王洪文等指使他们发动武装叛乱的经过。 王秀珍供认,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是和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长期 经营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分不开的”。同时,她又交代,上海民兵发生暴乱, 是肖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起了作用。张春桥说:“出修正主义在中央,要提高警惕, 要经得起大的考验,要准备打仗。”王秀珍供认,我是照张春桥的话去干的,张 春桥是不在场的指挥,张春桥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魁祸首。 王洪文曾多次对她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下令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 法庭审判员当即问王洪文,为什么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领导权要掌握 在市委手里? 王洪文回答说:“在成立民兵队伍时,张春桥就把这一任务交给由他们控制 的‘工总司’去干,这实际上夺去了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权。” 王秀珍还证实说,王洪文1976年9 月23日在电话中对她说:“你们要提高警 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 王秀珍说:“所以,‘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严重的 考验时刻到了,就在上海策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审判员问王洪文:“你多次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打游击’,这 些话的涵义是什么? ” 王洪文回答:“‘修正主义’指的是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老干部( 上台) , 所以一旦出现修正主义就上山打游击,是张春桥的思想。” 徐景贤出庭作证说,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了反革 命指令。1976年9 月23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话说:“阶级斗 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斗争还 有曲折,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准挂帅”。张春桥还说,上海“还有大的考 验”,“要打仗”。 徐景贤还供认:“到了10月8 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 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候来到了。我根据张春桥9 月28日‘要打 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时间又过了两年。 1982年7 月13日开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和中级法院刑事审判 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八名重要案犯,连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公开审判, 有一万多群众参加旁听。在大量罪证面前,罪犯们不得不低下头来。 徐景贤供认:“我应该负策划和指挥的全部罪行。”当法警将徐景贤写下的 策动武装叛乱的笔迹交给他辨认的时候,他连声说:“这是我的亲笔,是我的亲 笔。” 徐景贤、王秀珍都供认:“上海武装暴乱我们是罪魁祸首”。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8 月21日开庭宣判,判处徐景贤有期徒刑十八年, 判处王秀珍有期徒刑十七年。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8 月23日开庭宣判,判处陈阿大、马振龙有期徒刑十六 年,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有期徒刑十五年,朱永嘉有期徒刑十四年。 陈阿大在他判刑的最后陈述时,预先写了六页纸。他说: “十年动乱,我私心恶性膨胀,出于个人目的,为了往上爬,死心塌地投靠 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我对一伙小兄弟讲,只要大胆造反, 不怕死就能当上头头,将来能当大官。我当时己窃取了市革委常委、市委列席常 委的位子。为了实现这个野心,我就死心塌地干了! ” 这个陈述,不仅是他个人的自白,而且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野心家、阴 谋家、小爬虫的内心写照。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