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起,做自己的父母(1)
记得曾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耸人听闻的的标题:“一、四、十二月是精神病
患者自杀的高潮期”。这时间点是落在农历过年和清明节前后,没想到宛如乡愁在
召唤似的,我那已经渐行渐远了的忧郁症,竟然就真的在这个时期“返乡探亲”了。
今年二月,我在旧金山的博士班春季课程近入尾声时,却染上一场不轻的感冒,
以致最后两天的课不得不缺席。感冒好了八成之后,我这人忽就像是跌入了一张软
绵绵的无形大网,浑身懒散,没有半点劲道。我成天只是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想
碰,也没有力气做。
就在初春这种消沉、虚无的情绪里,我隐约嗅到了一股旧日的血腥味,哎呀,
感到人生空空洞洞,没有丝毫生趣的那个想法,怎么又悄悄地溜回来了?每当觉得
生命失色,在什么都引不起兴趣的情况下,我便一心想死,脚步也情不自禁地往死
亡那个黄线框起来的警戒禁区趋近。这时候,窥视死亡、想要尝一尝死亡的味道,
变成我在百无聊赖之余,唯一有点心动的目标。
我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受到死神这样的骚扰了,自杀的念头在隐遁了几个月
后,当一切似乎显得太平无事时,它竟又意外地重现脑际。
我如果跟一般人说起这个念头,大概会立即被挖苦说,“你穷极无聊啊,才会
生出这样无聊透顶的主意”。但是我知道并非如此,这是忧郁症的典型思维又再启
动了,脑子不自觉地美化了死亡,把死亡当作一条苦闷人生的出路,一直放在心上
发酵酝酿,等待张力凝聚到沸点,一步一步将自己逼到悬崖边,纵身往下跳,化作
一道凄美的彩虹。
我默默熬了几天,发现还是无力挽回,只好承认:“它,又回来了。”
既然事态严重,我就迅速上了一趟医院,与我在旧金山的精神科主治医师道兹
女士会面,研讨因应对策。
我虽然一直来医院领抗忧郁剂Paxil (克忧果,即台湾出现的Seroxat ),服
用也没有间断过,但之前曾回台湾两趟,现无法顺利预约时间,所以我已经很久没
有见到道兹了。
这次见到,原本苗条的她,居然变成了大腹便便,判若二人,后来才知道,她
再过一个月就要分娩了。
人生就是这么无厘头啊,在我跟死亡对垒玩赌命游戏的当儿,却有一个新生命
要来人间报到了,还阴差阳错跟我放置在一起,当作两组对照标本,实在够讽刺了。
道兹决定将我的Paxil 剂量,从每天一颗的30mg增加到40mg,并且建议我去做
心理咨询。她觉得这次不能全靠药物的提升,而是有必要去尝试一下“认知行为治
疗”。
自从忧郁症发作后,除了持续服药改善脑血清素,我没有正式求助心理咨询。
那是源於我身为一个作家的有恃无恐心理,以为这一套思辩人生、检视生命的技术,
我岂有不熟悉的道理,何心劳驾外人?
但这回,一来没有本钱逞强了,二来也想感受一下所谓“看心理医生”是什么
滋味,以致作岸上观,我终于下海了。
由于旧金山一向是多种族、文化荟萃的都市,所以这所大医院备有英语、西语
和华语的专业人员,道兹医师很体贴,特地帮我预约了一位说国语的心理治疗师,
大概是希望我能畅所欲言吧。
第一次会面,感到有些意外,她竟是一名年纪颇轻的女子,而且这么巧,也是
来自台湾。这下好了,我不仅与我的忧郁症乡愁重逢,还了了乡亲的重逢。
她建议我从童年的记忆说起。总结初次会面的印象,我只像是在作一场不痛不
养的口头报告。一周后,又到了预约的时间,我不仅兴味索然,还有点失却了信心,
想到她那么年轻的样子,其人生阅历果真足够到能为我操刀,割掉我心中那颗早已
与我结为一的陈年肿瘤吗?
我一直在耳边敲着退堂鼓,想要缺席,但当快到了约定时间,仿佛觉得亏欠了
谁似的,所以还是勉强打起精神赴约。幸好那趟去了,才有机会掘开一个密封的泉
眼,内心的诸多症结,如汪汪泪水,汩汩涌出。
第二次会面,在她的提问下,我讲起了一段遗忘的往事。那是念小学二年级时,
我当选了模范生,按照校方惯例,必须请全班吃糖。但因童年家境清寒,作为苦哈
哈公务员的爸爸只买得起很普通的糖果,跟上学期与别班的模范生请吃的高级糖,
品质很明显差了一截。
我当时窘得难以自支,抬不起头,这种本该是鹤立鸡群的骄傲,却一下沦为一
种悲下的伤感,这从此也滋生了我的自悲心理;糟糕的是,在后来这又被我的父母
无意地一再捅大。因为每学期我品学兼优领了一大堆奖状回家,他们也许内心甚为
欣慰,却鲜少流露喜色,这就更加证实了我的想法:“成绩好或表现出色都没什么
用”。
长久以来,我因此有深深的挫败感,认为自己当模范生、领奖状等荣誉的纪录,
都不值得一提,不但毫无成就与喜悦,反而与羞耻、落寞的感觉纠缠不清。
我的父母跟许多上一辈的人一样,不善于也无能力去对子女表达亲热,我做得
再好,他们反应冷淡,充其量平心接受,视为理所当然,不然就是将欢喜硬生生地
遗弃在内心的暗角。我记得当年幼小的自己何等伤感,如同一株成长中的幼苗,渴
望象征日光的父母给予我奖励,哪怕是说一两句鼓舞的话,或摸摸头递给我一个微
笑,但都没有!
爸妈也许是谨记祖宗的训谕,人要保持谦逊,所以从不会让我受宠而又得意忘
形。可是,当年身心发育都尚未茁壮的我,在表现良好的时候,却未获得主人“奖
赏的零嘴”,心里就始终无法建立起“好行为就有好心情”的自信,以致长大了,
只感到自己的不断努力只获有“好行为”这前半段,却没有获得有成就感的“好心
情”这后半段,这样有出无进地下去,有朝一日终会掏空了自己,遭到忧郁症的伺
机侵入。
谈话间我才惊觉,那桩模范生请吃糖的往事,在被唤醒之后,显得历历如昨,
羞耻心仍像是墙上一块丑不拉几的污痕,年久了反倒无比清晰,原来它影响我那么
深刻。
年轻的治疗师笑道,“我知道我的一些病人的思维模式是这样的:哼!因为我
是模范生,所以就算我请吃的糖果不怎么样,可我还是全班楷模。但你的思维模式
则完全相反。”
我无奈地回答:“唉,是啊,作为一名受害人,也许这样我才比较心安。”
她很惊讶我能一下子亮出“受害人”的观点,因为其他病人都是在经过了很多
次晤谈后,她才能让他们稍微了解到他们正是处于一种“受害人”的位置。
我还因此记起了另一道心灵疮疤,那是小学五年级时,全班有一半的人会在放
学后留下来补习,一个月缴二百元。那时我们刚搬了家,每天要背着大书包坐公车
上学。有一次,我的补习费迟交了,某天补习时,导师就当着众人的面,神情悍然
地质问我:“为何不交补习费?”又以一副嫌弃的嘴脸说:“你不是搬家了吗,那
为何不转学呢?”
我当时既是班长,又是个名列前茅的好学生,只因为当公务员的爸爸手头拮据,
势利眼的导师就如此羞辱我,并似乎在逼我转学,此举重创了我小小的心灵。从此,
我认为品学兼优有什么用?人品端正、学业优秀,到头来竟还比上区区的两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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