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生涯(下) 那时大学门槛高,尤其像北大这样浪得虚名的学校,每年在几百万毕业生中挑 人,竞争之激烈决不亚于诸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名校, 学生们自幼就将脑袋削尖,过独木桥似的想尽法子往里边挤,即使万分之一跨进校 门,也有许多条条框框约束着,丝毫也不敢懈怠。 如今高等院校大规模地扩招了,百分之六十的升学率,连我的母校——引镇中 学,每年都要给高等院校输送一二百名人才。再看看扩招后的大学,只要父母不至 于穷得揭不开锅,大部分学生都可以到高等院校转悠一圈,取得一张花花绿绿的纸, 好看而不实用。尤其一些民办院校,生源已非常艰难,更不会由于分数的原因而将 怀揣大把人民币的莘莘学子拒之门外,几年下来,倒是成就了不少鸳鸯,满目的江 郎。 当然,我说这些,并没有诋毁民办院校的意思,应该说它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 普及,国民素质的提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想说的是,那时,大学竞争之激 烈,百分之三的升学率,大部分学生在学校食堂- 教室- 宿舍三点一线式地忙碌着, 生活圈子狭窄,学习、学习、再学习,枯燥而乏味,远没有如今的学生网吧、游戏、 谈恋爱,活得洒脱、自在,丰富多彩。 宿舍是我们的乐园。我们每个人都有绰号,我来自陕西,他们叫我“老陕”, 也是“臭大”,广东的哑巴是“傻二”,北京的京片子叫“瘪三”,尖嘴猴腮的湖 南人是“猴四”,大连的老白鸡是“麻五”,江西井冈山的白面书生叫“狗六”。 每个人各有特点,傻二傻头傻脑,却傻人有傻福,而今已有两个儿子,是广东某县 的实力派官员了。他最早背叛了南方,不吃米饭,喜食馒头、面条,满口潮州普通 话,说话像吵架,打太极拳老师评价“有力”,吃饭便要死皇帝(吃饭叫“驾崩”), 每日必品工夫茶,而且嘴皮子工夫日益见长,大家很惧怕噪音污染,希望他早日不 会说话,所以叫他“哑巴”。他则偷偷地去掉了“口”字旁,据说在闽南话中“亚” “阿”同音,无形之中让这傻小子占了便宜;北京半壁店的小瘪三,说话总把舌尖 翘起,故意混淆普通话与北京话的界限,然后嘲笑我们的普通话少盐寡醋;每天都 要照无数遍镜子,拨弄几下吉他,唱一些忧郁的歌的猴四,对于别人都长胡子,甚 至连女同学都有“络腮胡子”的绰号,而自己颌下却童山濯濯非常恼火;脸上时隐 时现几粒麻点的麻五老白鸡酷似警匪片中的老大,当听心仪的女孩说他声音很有磁 性的时候,经常在楼道里一展歌喉,唱一些跑了调、走了味的歌;以清词丽句著称 的狗六,自喻为情种,到处拈花惹草,刚送走桂林大学的痴心女,却又迷住了北京 四中一个很清纯的小姑娘,害得人家三天两头找上门来,自己却东躲西藏,免得落 下拐带幼女之嫌。一代神人,“佛学大师”王伟正,大学四年,五载参禅,终未看 破红尘,大彻大悟,不得不从最北端的哈尔滨,跑到最南端的广州,做起了城市的 美容师;书贩子胡足青,我们班五大三粗的那个,在学校举办的拳击擂台赛上,一 记勾拳,将对手打翻在地,老哑巴一伙惟恐天下不乱,台下拼命鼓噪“打死他,打 死他!”他终于心慈手软,动了恻隐之心,如农夫与蛇,反被对手赶下了擂台。想 不到他却早已把书香换作了铜臭,几个春秋下来,置了房,购了车,成为爆发户, 大款一族。 倒霉的当属老白鸡,他刀子嘴豆腐心,嘴硬屁股松。他住下床靠门,晚上熄了 灯,大家讲故事解闷,老白鸡捣乱,偏要唱一些乌七八糟的歌,扰乱我们的思绪, 老哑巴一声呐喊,哥儿几个一拥而上,抓胳膊撴腿撕耳朵,把老白鸡抬将起来,一 收一放,狠蹾屁股,直整得老白鸡哭爹喊娘,打躬告饶。 2003年11月,我受中央电视台之邀,做客新闻会客厅,其间假公济私,回到了 阔别已久的母校。学校青石构筑的南大墙已然推倒,代之以充满孔方兄气息的商铺、 门店,高大雄伟的理科教学楼群拔地而起,可昔日的老师,大部分已退休,尚有少 数或定居海外,或远走他乡,早已是物是人非。短短十余年的光阴,变化尚且如此, 那么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呢?世事变幻,果真难以预料。 在京同学,相约于北大勺园,《人民日报》的老崔,常年在北京,可工作繁忙, 已经好几年没回过学校了,开着一百多万的宝马,却找不着进校的路径,七绕八拐 的,保安看汽车高档,才没有拒之门外。中国国际旅行社的老王见到我,第一句话 就是:“老陕,你真行,我也要向你看齐,准备下海了。”我说我差点儿被海水呛 死,准备抓根救命稻草上岸了,如今“道不同,不与为谋” .据悉,他供职旅行社 多年,客户、业务都很熟悉,这时下海,正是时机。留校任教的龙清涛,刘颂浩历 经家庭变故,仍能处之若泰,一丝不苟地教书育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谢留 文,温文尔雅,学者风范呈现无遗。 相比之下,自由撰稿人老白鸡已不敢相认,一顶帽子遮掩着已然脱光的头颅, 昔日的风采未留下任何痕迹,坎坷的生活阅历已使至今仍孑然一身的他愈加世故、 老到,也更显现出世态的炎凉。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匪气加才气,桀骜不驯的 老白鸡!他曾给我写过一篇文章,发在互联网上,摘抄如下: 兄弟, 我在这里提交者:白色的鸟 于 北京时间2003——07——27 23 : 43:57我从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一张照片上重新见到你,也从没有想到十四年后你 是这样的处境。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北京的一家户外大排挡上吃饭,大家兴 高采烈地议论着即将开始的足球比赛,我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一个朋友有些猎奇 一样地提到了你的名字,然后说在网上看到了你在西安街头小店肉案上操刀卖肉的 照片。我不相信地让他再核对一遍你的名字,每一个字的写法,以及新闻里有关你 的一切。最后,我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你,我同宿舍的兄弟。 那天晚上我家乡的球队来北京比赛,我和家乡的朋友们一起参加了赛后的球员 球迷联欢会,那些拥有一张灿烂的脸的孩子们忘情地追逐着他们心目中的球员,表 情嚣张而肆无忌惮,我在他们身上隐约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整个热闹的晚上我都心 不在焉地想着当年的我们,想着当年的你。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过这样放纵的表情。 回到在北京的临时寓所,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拨号上网。我在电脑屏幕 上又看到了你的照片,别人对我描述的那张,我的心脏在收缩,你的样子除了比在 学校时更加苍老以外 ,其余的都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是你的手里拿着一把砍肉的 刀。你的旁边,有一个女人在忙碌着,旁边的文字介绍说那是你的妻子。你和她一 起租下了一间只有二十平米的小屋,前店后家,日复一日地将一块块猪肉卖给附近 的家庭主妇。文字还特别介绍说:因为你的信誉好,你的顾客很多是回头客。 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觉得照片里的你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我终于知 道了你现在的具体地址:西安市长安区韦区镇汽车站以南:“眼镜肉店”。我恨不 得马上跨过我们之间相距的十四年的时间鸿沟,在你身边大声地喊一句:兄弟,我 在这里。 算来离开学校已经十四年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十七岁的我兴冲冲地拎 着行李,只身一人从家乡来到北京时的样子。我办好了入学手续,推开北大三十二 楼四零八宿舍,屋子里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你孤独地在那里抽着烟,相貌与表情 与我想像中的同学大相径庭,我险些将你当成是送同学上学的农村亲戚。我们两个 人都是下铺,你靠窗边我靠门,有的时候是四足相对,有的时候是两头相抵。我从 兜里掏出烟,扔给你一根,你像我在电影中见过的那些陕北农民一样,盘起腿坐到 床上,将我扔给你的烟夹到耳朵上,冲我憨厚地笑了笑,面孔黝黑而牙齿焦黄。从 此,我们和另外的四个兄弟一起,在这座当时号称是“才子楼”的灰色建筑物里住 了三年,你还记得那时的时光吗? 所有关于西安的印象都是从你开始的,你告诉我你来自西安附近的长安县,一 个闪动着历史青铜味道的地方。你叫陆步轩,相对我们这些被自然命名为什么“学 军”、“爱国”之类的人,透露出一番不同,希求登堂入室的愿望一目了然。而你 身上浓厚的旱烟味道和熏得焦黄的牙齿,是你那时的标记,像那时宿舍另一个同学 铿锵短促的潮州味道的普通话,像我在走廊里经常响起的走调的歌声。 你是我们宿舍里岁数最大的一个,但是宿舍的事情你很少参与,你在自己身上 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壳。宿舍里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抽烟,你抽的是那种用白纸卷起 来的烟丝。我试着抽过,很呛,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慢慢了解了你的一些过去: 你在第一年已经考上了西安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可是当时你将通知书撕了,回炉苦 读了一年,终于圆了自己未名湖的梦。你的家庭情况永远是心中的一个坚硬的核, 谁也无法敲开它 ,同学了四年,我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刚入学那年冬 天的一个傍晚,你和我两个人在未名湖边上散步,湖面已经冻得严严实实了,零星 的几个人偶尔会从我们身边掠过,我在和你谈我写的诗歌,你耐心地听着,像一个 宽厚的兄长,并不时纠正我的偏激。你顺带告诉我自己对于训诂学和音韵学的热爱, 表情宛若一个恋爱中的少女,我很少见过你脸上有过这样的表情,那些奇异的光芒, 让我从此对你刮目相看。 日子就是这样朝前走着的,还记得吗?当我们怀抱作家诗人的梦想踏入北大中 文系,系主任给了我们当头的一声断喝: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和诗人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群情激愤地回到宿舍谩骂理想的流 失。然后按照自己的兴趣迅速组建了诗歌、小说、评论等的小团体,我们给那些教 授古代汉语和音韵学的老先生们起了各种绰号,并且理所当然地每天都睡到日上三 竿,自然地逃掉上午的课。可是你从没有,你的笔记总会是我们几个人和教授期末 考试短兵相接克敌制胜的利器。你在旁观中目睹了我们很多人首先是装扮上变得像 一个北京人,然后舌头不自然地卷起来像一个北京人,然后是举止开始轻浮地像一 个北京人,最后是将自己真正地当作了一个北京人。那时我们中间很多人仿佛一只 中了魔法的兔子,不断地有人在旁边告诉它:说它原本是一只山羊,于是它就真的 认为自己是一只山羊了。 我是一个惧怕回忆和怀念的人,我知道有的时候会像海边无声无息的潮汐,在 不知不觉中将一个人吞噬到黑暗的海底。可是我现在必须这样做,我要让你再重新 审视一下当年的自己。老陕,这是我们在宿舍里用来称呼你的,从只言片语的新闻 中,我看到了你离开校门后那些艰难的沉浮。浮生沉重,对于我们这些1989年离开 北大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一百张不带一丝皱纹的青春的脸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北大中文系八 五级。一个中学时就写过长篇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女孩率先放弃了学位,大学三年级 就移民到了加拿大。一个恋爱中受挫的女孩申请休学了一年。剩下的像命运不经心 撒播的一把种子,散落到了人间的各个角落。在我们毕业后的第二年,游进,那个 开朗热情的四川男孩,在成都与歹徒搏斗中不幸殉职,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为他 发了一个整版的通讯:人民的好记者。在1991年,我们共同的朋友,诗人戈麦选择 了主动离开人世。其后,每个人的生活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像风吹起的那些树 上的叶子。 几年前,我和“烧饼”在广州相遇。那天“烧饼”(他已经举家移民法国了), 还有建云(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著名娱乐节目的后台老板,应验了他所说的要干一番 事业的夙愿),“咪咪”(古文献的老操,在大名鼎鼎的《南方周末》里,他是一 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还有“烧饼”的媳妇(还是在学校时北外的那一个,那时孩 子都已经三岁了,她那时刚从广州雪铁龙公司辞职,自己创办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 我们几个人一起坐在广州一家绍兴风格的酒吧,拿着茴香豆下黄酒,谈起当年的同 学,其实大家当时特别看好你,觉得你做事稳重,不骄不躁,肯定能把日子过得美 满而圆润。你离开校园以后,谁也没有你的消息,无声无息得像一阵风,“相忘于 江湖”吧,大家有些感伤。那天“哑巴儿子”(这家伙如今成了一个潮汕地区的实 力派官员,想不到吧?)因为有事,实在没办法从潮州赶过来,电话里一个劲地道 歉。结果第二天我就去了深圳,以后一直没有 机会见到,实在遗憾。你记得那首 诗吗?“我所不认识的女人如今做了我的老婆/ 她一声不响地跟我穿过城市/ 给我 生了个哑巴儿子。”当时我们戏弄“哑巴儿子”的情景直到现在还清晰如初。这家 伙现在有一样比我们都强,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并且成为他嘴上津津乐道的资本。 电话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老白鸡,我现在有了两个儿子,你要是再气我,我就 让他们一起揍你。”宿舍里的几个人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连长”现在是一家实 力雄厚的文化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想不到吧。他在此之前也曾经戏水新经济,新浪 网的管理层之一。“连长”搬走后,“烧饼”从哲学系搬到了我们这边,还能记起 他的吉他声和歌声吗?“建云”和“哑巴儿子”的情况我已经说了,“小龙”,我 们宿舍最小的那个家伙,那个书生味道十足,总写些“清词丽句”,总会被别人误 认为是女诗人,总会收到一些文学男青年大胆火辣的表白信件的才子,他留在了校 园,成为了我们都很景仰的钱理群先生的同事。还记得他当年的口头语吗?2001年 秋天,北大举办了一个纪念“老六”(戈麦)的诗歌朗诵会,当我朗诵完诗下台, 这家伙一把就拉住了我:你那两步走还是原来那样。他的脸还是那么白,像我们少 年时的心一样,永远改变不了。 两年前我从大连回到了北京,想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我对你说了这么多同 学的情况,只是想告诉你,就像你当年喜欢过的那个上海诗人王小龙写过的那样: 不管大家从事了什么行业,生活发生了什么的改变,“心,永远是最初的那一颗。” 感谢日益发达的互联网,它让我找到了久违的你。得知你近况后的那个晚上,我和 北京的几个同学都通了电话,遇老大、阿花、阿渡、阿沛……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你 的同学们都在关注着你,劈柴也好,喂马也好,我们都希望你能走出生活中这段最 沉重的时光。我们现在知道你在哪里了,而且也知道你希望重拾过去喜欢的字典编 纂和辞书修订工作,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来帮助你的。 别忘了,“出租车总会在最绝望的时刻开来” .兄弟,老陕,我们都在,我们 现在也知道你的具体地址了。记得我曾经写给你的但丁的诗句吗:“每个人都不是 一个单独的岛屿……”我在网上逐条翻阅着那些对你境遇的网友评介,他们将你最 不愿看到的东西捏合在一起,哗众取宠地搞出了“北大毕业生流落街头卖肉”的耸 人新闻。北大曾经是我们自由的王国,但它绝对不要成为我们一生的负累。在离开 校园的这十四年里,和你一样,我也做了很多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的事情,我的身 上好像总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做的好了,因为你是北大出来的,理应如此; 做的不好,所有的污言秽语都会袭来,北大就这个水平呀?我用了生命中最好的十 年光阴才卸去了身上这沉重的包袱:做一个独立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曾经在数九 严寒的冬天骑着板车沿街叫卖过咸鸭蛋,也曾经在建筑工地和那些民工们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一言不合,拔拳相向。因此我觉得自己更能理解你的想法,我最想对你 说的是:千万别放弃你自己心中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