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征程(下) 我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长安县的。 到长安县人事局报到的第一天,我一山村野小子,见识浅薄,加上第一次独自 出门办事 ,傻乎乎的,不清楚办事程序,也不知道应该找谁,看见一间办公室的 门虚掩着,就冒冒失失地推门而入:“同志,同- 志,同——志!”里面有一位戴 着眼镜的女同志在闭目养神。我连喊三声,嗓音提高了两个八度,不知是我称呼有 误,引她反感,还是她正在修炼一种高深内功,进入无物无我的境界,眼睛都未眨 巴一下。我怕打扰了她的清修静养,更担心触怒了公仆,引来一顿臭骂,赶紧隐身 退出。 我的书读痴了,变成了猪脑子,不会脑筋急转弯。按常理,官僚主义的当头棒 喝,我应该及时幡然醒悟,回过头来重新找市人事局的那位处长,打躬作揖,磕头 下跪,也许他会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的份上,收回成命,如果那样,也可能会是另 一番景象。 天生的牛脾气害了我,认死理,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有人说, 这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碰过几次钉子,碰得头破血流,世故了,老到了,圆滑 了,也就成熟了。我也赞同这种观点,但是事到如今不用说头破血流,简直是血肉 模糊了,牛脾气仍未见改观,我还是过去的我,正应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 句老话,真没办法。 毋庸讳言,长安县并没有我十分对口的专业,即使省、市,除了高等院校与科 研机构,专业对口的几率也微乎其微。到了这步田地,专业不专业倒放在一边,找 个落脚之地乃是当务之急。人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那么能进入行政事业单 位,捧上铁饭碗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文字作为一种工具,说话或写文章,把意思表达准确、清楚、漂亮就可以了, 一般人知道“回”字有几种写法又有什么实在意义?北大在专业设置上,一直沿用 传统套路,本科生专而不宽,走向社会学非所用居多,尤其文科学生。当然,作为 全国少数几所知名院校,保留传统专业优势无可非议 ,国粹的继承,文化的发展 依然不可或缺。建议北大将诸如中文系汉语专业等部分社会应用面窄、又具有传统 学科优势,不能撤消的专业改成本、硕、博连读,为一些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定向 培养专门人才,免得弟子走向社会,用非所长,四处碰壁,于弟子无益,更辱没了 母校的名声。 八舅爷的一位老乡曾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后来年龄大了,到县政协当了主席。 父亲把八舅爷请来,说明来意,政协主席倒挺热心,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去县城 建局,闲人不搭话,径直找局长。 “老领导来了,好说。”城建局长很爽快。 末了,政协主席又给人事局打了电话,看来没有问题。几十天的奔波总算有了 着落,心里踏实了许多。一时高兴,一起上街,喝酒、吃饭。当然,政协主席等人 与我等非同等档次,推说有事,告辞走了。 下午去了一趟人事局,主办人员不在,让明天一大早来。八舅爷眼睛不好,在 县城又没有亲戚,人生地疏,住宿困难。我与父亲便一起陪着八舅爷,回了老家。 第二天是星期六,天公不作美,飘着蒙蒙细雨。去人事局找人,恐怕不好找, 白白浪费时间不说,再淋个透心凉,不划算。反正有政协主席的颜面,事情已成定 局,煮熟的鸭子,谅也飞不到哪儿去,也不急于一时半刻的。如此想着,便产生了 惰性,呆在家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星期一起了个大早,胡乱填饱了肚子,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县城。到人事局时, 还未上班,便耐心等待。八点半左右,工作人员陆续来了,打扫完卫生,慢条斯理 地点燃香烟,泡杯香茗,悠悠地坐下。我这才唯唯诺诺地走近前,说明了原委。听 完叙述,办事人员犹豫了片刻:“这里有点情况需要沟通,这样吧,你先回去,过 两天再来。”我起了个大早,赶了几十里路,等待了半天,就听到了这几句废话, 心里有气,又不便发作。“也许具体办事人员真有苦衷,这岂是你一个才走上社会 的毛头小伙子所能理解的。”心里如此想,便心平气和了许多,又回家耐心等待。 如此反复多次,一天天地又过去了两个礼拜,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我感到蹊跷, 就又找政协主席。 “没事儿,都说好了的事,你先走,回头我再给你问问。”政协主席以为有老 领导的威望,底气十足,满怀信心。 三四天后,我再去人事局时,话已经变了味。工作人员开始给我推荐别的单位, 比如《长安报》社,县一中,二中等等 ,说我到了那里更能发挥专业特长。我反 复强调自己是学文字的,与文学关系不大,教育系统目前不打算考虑。因为如果当 老师,市内条件比县里好得多;至于报社是县级小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刚复 刊不久,不足十人上班,恐怕不得长久。(果然,在2003年全国清理整顿报刊杂志 工作中停办了。) 后来辗转得知,在我即将被安排的节骨眼上,某科技副县长横空出击,将其亲 戚安插了进去- 政协主席毕竟年龄大了,退居了二线,再要出山,绝无可能,当今 世道,人一走茶就凉,哪里比得上副县长正值当年,前途无可限量!不懂这些,能 在国家机关、要害部门混?——当然,这些情况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人事局方面 始终守口如瓶,而挤掉我的人恰好是我中学的同学,毕业于西安某三类学院,分到 城建局后,工作安静,收入不菲,数次在同学之中炫耀有权倾一时好亲戚撑腰云云, 让人不敢小瞧于她。 县计划经济委员会需要人,但是没有编制。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弄清指标、 编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进计经委时,没有编制,可是半年之后,又陆续进来两 人,人家说是带指标的,顺理成章地进入机关。其中一位是部队转业干部,国家照 顾,带指标还能说得过去,而另一位却与我一样,是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对最初 的分配不满意,拒绝上班,在家里呆了半年,后来忽然有了指标。我至死也弄不明 白,国家的政策非为我一人量身定做,应该一视同仁,怎么执行起来就有了可操作 的空间,这其中必有猫腻。 县人事局的意见,要么无法安排,退回市里,要么服从分配,去县计经委,由 计经委再分配。我觉得从西安市回到长安县,又折腾了二十多天没有结果,再被退 回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于是无可奈何,选择了扎根农村干革命。实践证明,这 是我人生选择的又一次重大失误,若干年后,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为生计所迫,拿 起屠刀,街头卖肉,还真让某些人齿冷了。 几经改制,计经委变成了大杂烩,既有机关建制,又有事业编制,还有企业人 员。当时流传,机关是金饭碗,事业是银饭碗,企业是泥饭碗。而今,“人为刀俎, 我为鱼肉。”到了这份上,如出槽的肥猪,提起来一吊子,放下去一摊子,只有任 人宰割了。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人员,为以后的下岗、 下海埋下了伏笔。 计经委所属企业,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在“土法上马,大办工业”的思想指导 下,盲目兴办的工厂,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没有规模,缺乏竞争力。计经委党委 办公室李副主任曾经讲过一则笑话,从一个侧面恰切地反映了当初建厂时的情况。 长安钢厂在筹建之处,资金缺口较大,不能形成流水线,好几道工序必须交叉 作业,这样既浪费资源,又费工耗时。技术人员以为不妥,要求县上追加资金,完 善工序。此事汇报到时任工业建设总指挥的张常委面前,张常委大手一挥:“ 苞 谷地里套豆子不照样高产?就这么办。”可谓“活学活用”,许多县办工业就是在 “苞谷地里套豆子”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不足。计划经 济时代,物资相对匮乏,企业勉强能够维持,一旦引入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很 难立足可惜的是,我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年轻气盛的我,雄心勃勃,抱着成 就一番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在未学会“游泳”的情况下,过早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 大潮中,注定了以后道路的坎坷多桀。 单纯从名称上看,计经委似乎牛皮烘烘,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既抓经济,又管 计划。其实,在全县几十个部门中,是名副其实的烂摊子、大杂烩。它分南北两院, 北院负责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行政事业编制;南院名义上管理经 济,事实上权限只能管理不足二十户县办企业,而且大部分亏损,资不抵债,有行 政、事业、还有企业编制。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计划那块 日渐衰微,经济这边更是朝不保夕。记得有一年,单位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临 近春节,每人借了三百元过年。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儿时看电影,能从人名或者相貌上分清敌我,我去计 经委时也是觉得名字挺唬人的,未做深入了解,以致追悔莫及。近几年来,一些高 等院校纷纷改名,不可否认,一些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原来的名称的确名 不副实了。可更多的则是在高等院校放低门槛,大规模扩招之后,招生、学生就业 等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压力,不得不改名以增加生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某民办 高校原名“XX培训学院”,招生很难,几乎难以为继,请教高人之后,更名为“XX 大学”,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一夜之间,门庭若市,不得不在报纸上刊出“名额 已满,请勿再报”的启事,实则换汤不换药,锅里依然下的是那几粒米。 无独有偶,一些不法厂商,挂着羊头卖狗肉,冒用,混用知名品牌、商标,大 发不义之财。一次买“喜之郎”果肉果冻,回家却发现是“喜三郎”,其包装与 “喜之郎”一模一样,连笔的“三”与“之”可以乱真;别人仍过来一支香烟,以 为是“中华”,受宠若惊,好几元钱一支,是卖十多斤肉的利润,可想它该是如何 香醇。抽着,味道却很一般,自以为“中华”也不过如此,但仔细一瞧,原来是 “中萃”,繁体的“萃”和“华”十分接近,连我这个学语言文字的,若不放在具 体语言环境中,有时还真难区分;洒家嗜酒,常喝几元一瓶的烧刀子、二锅头、老 白干。央视黄金时段广告“五粮液”,其包装深印脑际。一次过年回家,看商店柜 台赫然摆放着“丘粮液”,与“五粮液”神似,便买了一瓶,回家孝敬老父,老父 以为儿子出门摔了个大跟头,拾了一块金砖,发了大财。父子对饮,辣辣的,呛呛 的,末了,父亲说:“我看这几百元一瓶的国宴酒也上头,与跟头酒差不多。”凡 此种种,不一而足。 李鬼的板斧虽是冒牌货,但与李逵的家什酷似,有他黑爷爷的威名,行人焉有 不惧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