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教(上) 1992年夏 ,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简称“农村社教”。由于 农村条件艰苦,大都市的人自不待言,即使在小县城里呆惯了的机关干部们,谁也 不乐意去。而我当时身心疲惫,情绪异常低落。我心里清楚,长此以往,自己的一 生将会毁于一旦,但是自己管不住自己。为了换换环境,调整心态,从头再来,我 强烈要求去农村,甚至扬言,若不批准,就请病假。因为当时的心境实在太坏了, 看猪狗都不顺眼,连桌椅都想踹一脚。 好在当时是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可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脚一抬就算搬家。 终于如愿以偿了,我被分到马王镇新庄村。那是个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地处 长安县最西边,与户县为邻,民风淳朴,阡陌纵横,泥土飘香,炊烟袅袅,鸡犬相 闻,一派田园风光,正是修身养性的所在。 我们一组五人,其中有一位女同志,是某中学老师,自幼生长于城市,对农村 环境不适应,受不了蚊虫叮咬,吃不惯粗茶淡饭,加之新婚不久,不几天就告病回 家。组长刘忠礼,我们戏称“国务院领导同志”,他对我们进行了分工,我只负责 最后的总结材料,其他诸事与我无涉——我最烦轰轰烈烈走过场的政治运动了。而 总结材料对于长期舞文弄墨的我来说,乃小菜一碟,即使不参加“社教”,凭以往 的经验,呆在办公室,一包烟、几瓶酒便可以杜撰出来。 学校正在放暑假,我们的住处被暂时安排在村办小学的教工宿舍。对于我们的 到来,村民们是疑惑的,村干部是客气的,都持观望态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因 此,生活单调而沉闷。配合“社教”工作第一阶段的任务,早晨起来,到村广播室, 宣传动员。村上抽调的老师,在街头巷尾刷写标语,上级检查时,便有一点搞政治 运动的气息了。下午或者晚上,睡一觉醒来,深入田间地头,瓜棚农舍,与村民唠 唠家常,调查摸底。 学校有台黑白电视机,放在会议室,其时正在播放亚运会的盛况,我是个好静 不好动的人,除了围棋(事实上也是个臭棋篓子),对其他体育节目不感兴趣,包 括足球。一帮人在那里或欢呼雀跃,或捶首顿足,我心不在焉,激烈的体育比赛如 同催眠曲,看着看着“神”就来了。一觉醒来,节目依旧,想扭到其他频道,一是 无线电视,频道很少,二是大家都看体育比赛,满足了我一个人的愿望,却违拂了 众意。我是个再平和不过的人,于是继续打盹。 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包括村干部与学校的老师,于是生活 便丰富多彩起来。开始是打乒乓球,下象棋,遗憾的是我们的水平都不高,我对围 棋的兴趣最浓,可惜无人对弈,只能如金庸先生笔下的周伯通一般,演练左右互搏 之术。渐渐地也觉得没劲,于是便想起了麻将。 除“国务院领导同志”之外,工作组还有一老一幼两位同志,年轻人拳猜得好, 喝酒却不是我的对手,对于只划拳不喝酒的人,对饮起来太没有滋味了。老同志叫 费维恭,我们后来称之“肺出恭”,他来自二轻海绵厂,听说其父很有学问,旧社 会做过私塾先生,其弟兄五人的名字便是按“温、廉、恭、俭、让”之顺序排列的, 颇有儒者韵味。可是老费却人和名不符,叫“维恭”不如叫“维俭”更为妥帖,可 能是上天抑或其父搞错了吧。他有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可以说除了车铃不响 之外,浑身都响,可老费却把它当作宝贝。用老费的话说“骑到哪儿放心,没人偷。” 他们在海绵厂时,没有象棋,谁也不愿意掏钱购买,老费想出一个妙招:用毛笔在 碎海绵上写上“车、马、相、仕、将……”“玩起来没什么两样。”由此想到大学 时,大家都想学围棋,可一副棋要十多元,将近一个月的生活费。于是分头装病, 拿上学生证,花五分钱,在校医院挂过号,走到大夫面前,哼哼唧唧一番,形形色 色的药丸、药片便领了出来,从中精选出两种颜色,代表黑、白,再找张纸画上棋 盘,一副棋就现成了。我的棋艺就是从药丸练起的,所以对弈起来有种痨病的臭味。 我们给老费算过一笔帐,“社教”进行了四个多月,老费的花销最少,总共只 有七分钱,还是工作组刚进村时,老费第一个来,晚上蚊虫太多,实在无法入眠, 老费狠了狠心,买了一盒蚊香,计七角二分钱,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陆续 都来了,老费便收起了自己的蚊香。一盒蚊香十片,老费用过一片,计七分二厘钱, 四舍五入,这笔账连小学生都会算。 “不赌钱,我玩。”老费说,老费喜欢麻将,在厂里也经常玩,县办企业,工 人们收入低,是不挂彩头的。 打“素”麻将比下棋更没意思,工作组又不能与村民将麻将打成一片,所以, 我们的牌局经常处在“三缺一”的状态。村干部与学校的老师知道了我们的窘境, 便时不时地给我们补缺。有时人溢出来了,便在那儿候补,织毛衣、聊天,等待 “踢死”者下场候补。有时实在凑不齐人,也与老费下下棋,气氛自然而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