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心里的“算盘” 战后美国对日索赔政策的转变, 并非凭空而来, 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首 先是美苏矛盾的加剧。二战结束后不久, 美苏两国的矛盾与冲突便逐渐显现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国的对抗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急于尽快解决对日 索赔问题, 以集中精力对付苏联。其次是日本的状况,自美军进驻之后, 日本国内 秩序相对安定, 政治民主化方面也取得进步。日本政府表面上恭顺逢迎, 深得盟总 的欢心, 这进而也影响到美国政府的态度〔17〕。 中国的局势也是美国改变索赔政策的重要原因。在二战后期, 美国就基本上确 立了它的战后对华政策。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在东亚扶植一个稳定、统一、强大而 又亲美的中国, 可以取代日本, 支持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杜鲁门接任总统后, 基本 延续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但内战还是由国民党挑起来了, 马歇尔调停于1947年1 月宣告失败, 美国已开始考虑从中国部分脱身, 这时它的索赔政策便趋于消极。更 令美国失望的是, 国民党于1947年中期以后, 便逐渐在战场上处于劣势, 尤其是到 了1948年, 国民党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这时美国人退保“一线重点”——欧洲, 这是大势。美国力量有限,苏联毕竟还没有公开支援中共。美国不愿与苏联在中国 对抗,也是既定方针。马歇尔一再提醒:“中国掌权的反动集团”最希望不过的事, 就是把我们卷入同苏联政府的麻烦之中。而且,马歇尔及其部下深知,援蒋是无底 洞,与希腊相比,希腊是“茶杯”,中国是“海洋”。〔18〕美国人开始寻找新的 力量来取代中国, 而与中国一衣带水之隔的日本在各方面符合美国的口味。早在1946 年年底,美国商务部长哈里曼(前驻苏大使)就强调复兴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在美国 战略中的重要性。1947年3 月,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又提出振兴日德经济在美 国抗衡苏联中的重要性。同月,杜鲁门抛出杜鲁门主义时也暗示把日德拉入反苏阵 营的用意。4 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在强调德国在欧洲的 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在亚洲能遏制意识形态上敌人的惟一国家是日本,因此应对复 兴日本经济和军事力量予以最大的关心。在这种叫嚣中,7 月22日美国国务院和陆 军部分别向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提出《日本经济的再复兴》和《美 国关于日本经济的单独行动》的报告。这些报告都强调复兴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和迫 切性,但两者是否和远东委员会协调的问题上都有分歧,国务院强调和该委员会协 调,而后者反对。可见,陆军部的态度比国务院更为强硬。 如上所述,这时期美国对日政策中较为突出的是复兴日本经济问题。这有两个 原因:第一,这时期美国对外争霸的一种形式犹如马歇尔一样,以“经援”形式进 行的。第二,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如以1930年至1934年平均为100 ,1948年则为 64.4,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这便引起日本工人和广大群众提高工资改善生活 的斗争,这一斗争日益威胁日本统治阶级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因此,美国允许日 本从1947年8 月开始实行民间的对外贸易,以便复兴经济。重新开放日本民间贸易 后,美国大企业顾问丁·加夫曼于同年8 月赴日考察,回国后便提出一项报告。他 在报告中说,经济领域中所实行的整肃法规阻碍日本经济的复兴 ,盟军总司令部 所实行的民主化决策使日本接近“社会主义理想”,日本有共产化和亲苏化的倾向。 他建议美国政府修改对日的民主化政策。加夫曼把这一报告散发给美国政府要人, 进行政治性煽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于是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凯南于10月31 日向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提出日本可能“社会主义化”的警告。翌日,福莱斯特尔 立即指令陆军部长罗亚尔重新评估日本经济在美国占领上的地位和作用。接着,凯 南于11月5 日又提出《对现状趋势的探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日本是美国在 亚洲可以依赖的惟一国家,是美国的桥头堡,为遏制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应利用日 本潜在的工业力量。他认为,现行的对日政策,在解除军国主义方面颇有成效,但 对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方面没有予以充分考虑,因此应该重新研究对日政策。〔18 〕凯南于提出报告后即飞抵东京,就有关对日政策和麦克阿瑟进行了会谈。第二次 会谈中,凯南便提出:准备恢复日本政府经济的权力,限制远东委员会的权力,恢 复日本政府的自主性,缓和占领政策。〔19〕因此赔偿问题也就顺理成章的缓和下 来,被列入凯南报告的重要一条。凯南甚至要求实现日本文化的亲美化,希望把日 本不仅是从经济上、军事上,甚至是情感上也纳入其山姆大叔引领的路线图中。凯 南的报告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提出了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的具体意见。这意见 成为对日政策转变中的主导性意见。这样,以凯南为中心的美国国务院掌握了这一 转变中的主导地位。美国陆军部也不甘落到国务院后头。4 月底,陆军部便提出比 凯南报告中更激烈的意见:一、无限地推迟对日媾和;二、允许日本再军备;三、 停止远东委员会职能;四、关于缩减总司令部人员,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政策, 对总司令部提出协助意见。这样,陆军部的意见从单纯的经济复兴扩大到政治军事 方面。此后,陆军部副部长德雷伯于5 月中旬又提出报告。这一报告除重整军备问 题外,和国务院的意见大致相同。 可是,国务院和陆军部在赔偿问题和远东委员会问题上发生分歧。陆军部主张 大幅度减轻赔偿,而国务院坚持原赔偿总额的30% 。对远东委员会问题,国务院虽 然主张限制远东委员会的职权,但表面上和远东委员会保持一定的协调关系。而陆 军部则要明确宣布远东委员会的工作业已完成,没有存在的必要。远东委员会是决 定对日占领的决策性机构,是维护战后盟国关系的纽带。当美国单独改变对日政策 时,它却变成障碍。因此,这样远东委员会就成为美国迫切希望扔掉的破靴子,所 谓的盟国关系虽然在形式上依然有美国国务院要求协调的“呼声”,但已经是言不 由衷了。 为了早日解决对日政策的转变,政策设计委员会在重新研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 上又草拟了美国对日政策的NSC —13号文件,并于5 月28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 这一报告基本上继承了凯南3 月25日的报告内容,对日媾和和远东委员会问题上没 有采纳陆军部的意见,对赔偿问题也采取暂时的回避态度。国务卿马歇尔和陆军部 长罗亚尔8 月底9 月初进行数次会谈,力图协调和统一两个部门的分歧,但没有得 出统一的意见。于是,国务院和陆军部于9 月24日分别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各自 的报告,即NSC —13—1 号。在这一报告中,国务院虽然同意结束战时形成的盟国 关系,但依然主张和远东委员会协调。 这时,在欧洲,美苏就柏林问题的矛盾更加激化。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战役,中国革命形式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从9 月以来一直把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一并进行研究,并于10 月9 日通过了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NSC —13—2 号文件。该文件基本上继承了以凯 南3 月25日报告为蓝本NSC —13号文件精神,只是把远东委员会和赔偿等问题暂时 搁浅。时隔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发动了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并获得了伟大的 胜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新形势下,国民党要举行和平谈判。但两党在 北京的和谈于4 月20日破裂,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相继解放南京、上海。在这 一情形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5 月又通过了NSC —13—3 号文件,就搁 浅的远东委员会和赔偿问题,完全同意了陆军部的意见。 于是美国不惜牺牲盟国的利益, 一再减少日本的赔偿, 最后乃至于宣布停止拆 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