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了解了各个具体案例,我们也不应忽视这样一群人和他们为战争受害者讨回公 道所做出的努力。每一个诉讼案件,从寻访受害者、搜集证据到诉诸法律、法庭诉 讼、直至最后判决,各个环节无不包含着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有些人由于经常在大 众、法庭和媒体面前出现,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童增、王选、苏智良、苏向祥、 康健、小野寺利孝、尾山宏……但更多为此做出贡献的人一直都在默默奉献着,他 们都值得我们从心底尊敬。 一、童增——“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1991年3 月28日,一个朴素的年轻 人走进全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这天是人大七届四次会议的第4 天。青年人将《中 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意见书交给502 号接待员,第一次向全国人大代表 提出了“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这两大战争法概念。指出我国政府在1972年中 日建交时放弃的“战争赔款”指的是国际法所说的战败国应向战胜国政府按合约规 定支付的那一笔款项,并不包括“受害赔偿”这一应由加害国政府直接向受害者支 付的款项。这一万言书引起了中国官方对民间索赔的关注。而这个年轻人就是北京 大学国际法专业研究生毕业的童增。 童增,祖籍湖北黄陂县,1956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亲童强蒙50年 代毕业于重庆大学,后因在打油诗中写过“党委书记的脚,不要像三寸金莲”,反 对技术人员任用上的弊端而被划为右派。作为右派子女,童增的童年是阴暗的,由 于长期受到歧视,他形成了寡言少语的内向性格。 高中毕业后,童增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了。“文 革”结束后,同来的知青陆续返城了,但他执意不回,他想留在农村安静地读书— —考大学。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童增考入了四川大学经济系,实现了自己 的愿望。毕业时因成绩优异,幸运地被分配到北京一所高校任教。1986年,在他的 而立之年,又考入了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法硕士学位。从小受到文化的熏陶,再加之 环境的影响,沉默寡言的童增养成了思考的习惯,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形成了自 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使命感也逐渐成熟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修改教科书,恣意歪曲历史事实,这时候的童增意识到 :必须让日本彻底谢罪和赔偿。他还天真地认为,即使中国放弃了索赔要求,日本 出于道义和良知也应该主动给予中国赔偿。1988年前后,童增从报上获知,东欧一 些国家包括世界上曾经放弃德国给予战争赔偿的国家,开始要求当时的德国对战争 受害者给予赔偿。通过深入研究,童增茅塞顿开:原来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完全可 以区别开来,我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但对于受害赔偿从来也没有宣布放弃。 他甚至还与有关人士合作,计算出了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理论上约为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受害赔偿约1800亿。 从1990年开始,童增奔走于各报社之间,但没人敢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直到1991 年他上书人大,海外传媒纷纷报道后,国内媒体才有所反应。童增的名字迅速地飞 往了四面八方,被誉为“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第一人”。 1993年,童增被载入当年的《世界名人录》。美国《世界名人录》的总裁认为 主要理由是,童增把战争赔偿的理论发展为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和民间的受害赔偿理 论,并极大地推动了民间索赔运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预防战争犯罪做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