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的帮派意识
帮派产生帮派,对立产生对立。这种情形几乎成为这类裂痕家庭的一般规律。
在旧社会的封建大家族中,长幼尊卑等级分明,很容易形成团伙帮派。解放后,
中国社会的家庭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巴金笔下封建式的“家”基本不复存在。但
潜藏在家庭中的帮派意识却似乎没有彻底根除。家长们在评价孩子时,常常情不自
禁地流露出这种意识来:
奶奶:“这孩子,到底是我们家的骨血。这个气球就是从他姥姥家带回
来的,并且悄悄儿告诉我,别让他舅舅的孩子看见。”这时爷爷的表现一般是欣赏
地笑笑。
姥姥:“要不人说‘外孙是狗,吃了就走’呐!任你怎么亲他都不管用。”
姥爷这时可能会这样反问:“你还指望他怎样孝敬你哩?”
甚至爸爸和妈妈戏逗孩子也常常这样问:“亲爸爸还是亲妈妈?”
“长大挣了钱是给爸爸还是给妈妈?” 除了特别机灵、特别早熟的孩子会回答
“都亲”、“都给”外,一般的孩子是从爸爸妈妈中选择一方。因为大人们在很随
意的对话中已给了孩子这样的暗示:爸妈是相互对立的两方,奶奶家和姥姥家是两
个不同的“阵营”。
如果说这种提问给孩子带来的仅仅是困惑与无所适从的话,家庭中真正
意义上的帮派带给孩子的伤害则是全方位的(既有情感的伤害、心理的伤害,又有
学习动力的消解)。毋需讳言,这种伤害最严重的时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
时,好多家庭中出现了“造反”和“保皇”两个派别。记得我的一位好友,她贫农
出身的妈妈揭发了“历史反革命”爸爸,工作队的负责人要她在两方之间迅速作出
抉择时,她痛苦到了极点。因为她平日是与爸爸共同语言多,感情上更亲近,而此
时妈妈却做了“弄潮人”,代表了主流……
当然时代不同了,家庭帮派团伙的性质也有所改变。在商品经济大潮的
冲击下,家庭成员间难以超越的是金钱的诱惑。
笔者熟识的一对农民夫妇,生有一儿一女。为了给孩子们赚一笔教育经
费,夫妇双双进城打工,把一双儿女留给了家中老人。不料,试工半年之后,女方
被留了下来,做了长期工,男方却被解聘,回家继续种地。久而久之,夫妻间的差
异就越来越大。种田的丈夫土头土脑,越来越木讷寡言,城里的妻子却纹了眉、染
了发,越来越时尚光鲜。两人由差异产生嫌隙,又由嫌隙使矛盾激化。起初是那爸
爸对渐渐懂事的女儿说:“你妈妈的钱来路不明!”那妈妈也对儿子说:“俺娃长
大别像他,三棍子打不出个响屁来!”后来夫妻频频吵架,家庭中就出现了两个对
立的阵营。 按孩子们的称谓来划分:
第一个团伙:奶奶、爸爸、姑姑、叔叔。
第二个团伙:姥姥、姥爷、妈妈、舅舅。
两个团伙基本处于冷战状态,不直接对话,但却心照不宣,动不动就向
孩子们放冷枪,彼此攻击。
女孩儿大些了,懂得爱美了。听说妈妈回了姥姥家,就欢欢喜喜跑了去,
向妈妈要钱,想买副耳钉。姥姥冷不丁说:“不会问你老子要去?衔上冰块化不出
水的东西(骂那老子没出息)。”
妈妈给女孩买了耳钉,女孩戴了起来,由不住想照镜子,被奶奶发现,
就没好气地说:“上学的女娃打扮得这么油光鲜亮干什么?知道你那‘浪’妈就不
会教好!”
学校让交班费,孩子们回家问爸爸和奶奶要钱。
爸爸说:“去城里找你妈妈要!问问她打工到底是给你们挣培养费呢,
还是给你舅舅赚娶媳妇的钱?”
奶奶附和说:“她既能买得起耳钉,自然也能交得起班费!”
姑姑也插嘴说:“瞧瞧你妈穿得跟贵夫人似的,你们却像小叫花子!去
城里现现眼,叫人们认识认识她是个什么东西!”
对两个帮派的失望和反抗使姐弟间增强了凝聚力,两个小人儿又组成了
一个小小团伙。姐姐对弟弟说:“与其央求他们,还不如咱自己动手呢。”她俯身
到弟弟耳边说:“姥姥的铺盖垛下,靠墙的死角儿就藏着钱。”于是,两人商定:
姐姐望风,弟弟动手,并且拉勾订立了攻守同盟。这样,他们不仅交了班费,还有
剩余。
当姥姥发现家中失窃,怀疑到姐弟俩头上时,那钱早就变成孩子们肚里
的零食了。而且,两个孩子的嘴一个比一个硬:
“你放钱的时候告诉我们了?谁知道你的钱放在哪里!”
“家中的大活人有的是,为什么就怀疑我们两个!”
当然,最能做出准确判断的是奶奶这一方的人,因为他们明知道孩子需
要钱,有“作案动机”。但他们却不无快意地保持着沉默。事情过后,他们甚至当
着孩子们的面私下议论:“且不说娃娃们没拿他家的钱,即便拿了,也没有认错门
子。她妈妈打工赚钱,曾填了她娘家多少?逢年过节,姥爷舅舅,几时给过压岁
钱?”
言外之意:“拿”得有理。
姐弟俩的反应是冷漠、绝情,不买任何一方的账。奶奶的饭桌上什么好
吃就只捡什么吃,早晨起床不叠被、不扫地。当爸爸强迫他俩帮奶奶干家务时,弟
弟捅火炉故意荡一屋子灰,姐姐一洗碗就“失手”打盘、打碗……
帮派产生帮派,对立产生对立。这种情形几乎成为这类裂痕家庭的一般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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