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英雄(2)
境遇的改变使我有一种物移人非的感触。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触,并非我受肯定而成为全国新闻人物而得意忘形,反而
去挖苦那些光顾我的新闻媒体。
我只是想把问题回到我那个起点上:为什么我要避而不谈“英雄”?因为在这
个事件中,我的不幸反而成为我的侥幸,“侥幸”在哪里呢?我因我的那些惊心动
魄的不幸经历成为了一个材料扎实的新闻采访对象!媒体造了郭光允这个“反腐典
型”,会不会是一个特殊焦点事件特殊需要的一个“特例”?也就是说,中央充分
肯定了的一个特殊的“反腐典型”人物,必须必要条件齐备,才能成为“英雄”人
物?
在我这个特殊事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元素”是齐备的;我告的大官级别高,
告得准,中央处理了,全国震动;我受了迫害,而且是采取的抓捕和劳教这种形式。
然而,假如我只告倒了李山林这个层面,假如程维高的两任秘书没有先后落马,
假如对我报复的手段只局限于排挤和行政处分,而没有采用“劳教”这种极端形式,
假如有关部门认为程维高既然已经退休,就“内部处理”一下算了,免得影响太恶
劣。以上的“要素”只要缺了一个,那么,我的事肯定不会成为新闻报道的好素材。
中国有些事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矛盾才不会再被掩盖下去。
然后,惊心动魄的情节、九死一生的历程、艰难漫长的上访才会被关注,被展示披
露。
我想更多的情况是,有更多更多的人是没有我这样的“侥幸”的。我在北京上
访的过程中,在有关部门也目睹过上访告状者辗转呼号的惨状,他们穿的那个衣服,
身上脸上那个脏,那个捶胸顿足、哭声震天的绝望样子,一方面让我感到痛心彻骨,
一方面又让我看到了我的“幸运”:我还有钱吃饭,在北京我有地方住,北京——
石家庄来回坐火车条件也方便,更重要的是,我能做到“冤情上达”,把情况捅到
了尉建行、阴法唐、刘丽英等领导同志那里,并得到了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而像我这样一个“具备条件”的告状人尚且要经历8 年之久的磨难,那些仍然奔走
呼号在底层的人们,他们的生存又有多少人去关注呢?
我郭光允有了暂时初步的“出头之日”,可以刮净胡子、换上新衣,从容不迫
地娓娓道来那些年月那些事了。好心的记者同志也不失时机地问一些轻松的问题,
让我能谈一点让人感到快乐的话题。
“8 月9 日那天你听到公布后,心情是怎么样的?”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回答多少遍了。
我老伴抢着代我回答:“我们当时觉得没什么,确实是这样,我们很平静。”
我感觉到这样的回答使提问人有点失望,他们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听到“天大
的喜讯”而表现平静,写出来就不生动了。
但我实在没有办法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大团圆、欢天喜地结局的故事。
我在有关信访部门接待大厅排队时,想起父亲的遗训,想起这么多年没有为国
家做什么工作,也会觉得自己很卑微。有一种针刺般的冲动在折磨我:我是不是给
政府添麻烦的人?是不是给大好形势“抹了黑”?
我自幼开始读书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今后能识文断字让全家有饱饭
吃,不再受人欺负。可是我生命中长达8 年的时间,却在上告、上访、陈情、诉冤。
如果我的父亲九泉下有知,他一定会感到大为迷惑不解的:“你这个小子,不好好
干工作,成天上窜下跳弄这个事?人家省里给你台阶下,差不多就行了呗,你还不
依不饶非要一告到底?吃着国家的粮食,告着国家的官,我看你是吃饱撑的!”
我没有想到过当“英雄”,但我确实闪过这样的念头:我这样做的价值最终体
现在哪里?
在一下子解脱了之后,在我终于有机会向全国的观众说明“我不是坏人,不是
刁民,我是防守反击,我是受害者”的时候,这样的疑虑反而更多:我是否像宗教
所说的那样,修成了“善果”呢?我要告诉人民群众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告诉人民群众“告大官,要做好吃亏的准备”吗?
我告诉人民群众“我弄这个事,身体也垮了,8 年以来我没有做成别的事”吗?
我要告诉人民群众“要告成一个事,实在实在太难吗”?
所谓“迟来的正义”,就包含了这么一个道理。在你“出头”了之后,在人家
告诉你“以前整你整错了”之后,你再仔细想想你付出的生命时光,真的是有很多
遗憾在里面的。
中纪委对我的案子给予平反以后,也收到许多地方的来信,要求平冤狱的,诉
说被打击报复之苦的;有河北的,也有其他地方的。这些信据我的判断,真的是有
冤情在里面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固执的一面,但是我坚信,那些小老百姓年复一年
坚持不懈地告状,其中的苦情恐怕用“固执”来解释是再也解释不过去了。面对这
些血泪的文字,我也难受,也想方设法通过一些关系转到要害部门。有的求助信,
我实在是托不到关系,只能无可奈何,徒增遗憾而已。
胡锦涛同志说“群众利益无小事”,说得实在是太好太中肯了。
“群众利益”是什么?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群众利益无小事”
又是指什么?是对“最根本利益”的有力的阐述。“人民”与“群众”,不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当活生生的人把家庭幸福都抛置于一边,成年累月地把精力耗费在上
访,上告时,为官从政的人应该怎么想?中国十几亿人当中,告状上访的毕竟是极
少数,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他们不代表“最大多数”呢?是不是就因为他们是
“个例”、“个案”就可以冷漠甚至是粗暴地对待呢?连《官场现形记》都说:老
百姓告状的少了,是好事,是国家的“吉兆”。那么,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是不是
更是应该从“讲政治”的高度去对待上访、上告呢?
我在多年的酸甜苦辣中得出的结论是:冷漠和傲慢是最伤人的。且不要说“爱
人民”,人心都是肉长的,最低限度你要做到不要伤群众的心。
在我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想起那些经历过的事情,想起我满怀希望地排在上访
队伍中,同他们一步一趋地挪向那接待室的门口时,我的心情是沉甸甸的。特别是
当我看到一位妇女举着状子爆发出绝望的哭喊声时,我真的不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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