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7)
半个月后,管理科的一位警察同志悄悄地找到我,说:“老郭,葛明军又来了,
还跟所长躲在办公室里把门锁上嘀嘀咕咕了很长时间,你可要小心啊。”
“放心吧……”大恩不言谢,我明白这些善良的人们保护我的苦心。
因此,尽管葛明军他们屡次想加害于我,但是我却都能化险为夷。
除了身边这些朋友之外,我相信,冥冥中也有一股力量在暗暗支持着我。
几个月的迫害与折磨使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了。
4 月16日傍晚,和我同住在平房里的一个劳教人员对我说:“哎,老郭,你怎
么脸这么红啊?”
我一照镜子:可不是嘛!我的脸颊红得像涂了胭脂,但是脸上其他部分又黄得
像黄草纸,我心里暗叫不妙——我身体里的那帮老伙计大概又想闹罢工啊。
“大概是因为有点累吧,我早点睡了。”说完这些既安慰别人也企图安慰自己
的话我就先躺下睡觉了。
睡到晚上9 点钟时,我醒了,感觉浑身的不自在,燥热得厉害。根据以往的经
验,我想也许是我的血压高了。感觉着血一阵一阵往上涌,口腔、鼻孔里弥漫出一
股腥气,我开始恶心、作呕。我想我大概要脑溢血,我挣扎着对正准备睡觉的他们
俩说:“麻烦你们现在去帮我请个假,我现在要去医院,不然我就不行了……”
他们俩急忙跑着去给我请了假,然后把我架出房门准备去隔壁的司法医院给我
看病——对于他们给我的关心和照料我还是很感激的。
正要走到劳教所大门口的时候,门卫说不能出大队门,但是可以把医生请过来,
于是便让我靠在大门口的一张椅子上坐着。当时我已经说不出话了。门卫倒是很有
同情心,在门口来回地踱着步,急得直搓手:“这位老同志啊,我们也知道你的事
情,你这病就是气的……”
等了一个多小时医生才赶到,来人是个女医生,对我态度很恶劣:“干什么?
还要我们亲自来?挺会摆谱啊!”说完拿出血压计不耐烦地给我量了血压,低压100,
高压160 。我想,病发时的血压肯定高达180 了。
那个女医生看了血压计后说:“高压才160 ,死不了,放心吧!”
这时候,队长走了过来,把这个医生叫到一边不知说了些什么,这医生的态度
才稍稍好了一点:“等着我去拿药吧。”后来送来的药片虽然不怎么样,几乎起不
到什么效果,但是她表现出的一点态度转变已足以让我感觉到一丝快慰了:我的事
情可以稍微感化一下这样的人,也算是对我的检举行为的一点回报吧!
劳教所里有半年一次的例行体检——其实通常也只是形式上的应付而已,也就
是说,一般的犯人就算查出来得了大病,劳教所也不会多过问的。我裹着破旧的军
大衣排在队列中等候着。司法医院的医生几乎都是女的,我忽然注意到,在我身后
站着很多女医生、女护士,她们在看我并且在小声议论我:“看见了吗?那就是那
个‘政治犯’,不像什么坏人啊,还挺面善……”
在我进行体检的时候,很多医生和护士都了解到我是一个怎样的“政治犯”了,
在对我的身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之后,对我受到的摧残表示同情和惋惜。
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女医生看了我的体检资料后说:“你的五脏六腑要是开会
搞民主表决的话,健康的内脏达不到多数。赶快联系搞保外就医吧,我们这里条件
不行,别耽误了你治病。”
从这个时候开始,司法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对我的印象大为改观,普遍都对我
的遭遇持同情态度,赞赏我的检举行为。后来我在劳教所犯病的时候,保外就医的
申请迟迟得不到批准,于是我在这家医院度过了3 个月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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