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他,告他,告他(12)
随即就到了2001年,我想我不能老是待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儿饼啊,于是决定
再去北京上访。
2002年7 月,我以老伴的名义又写了份申诉报告,想办法托人交给了尉建行书
记的秘书。尉书记接到秘书的电话后说,郭光允的信给我留下来!尉书记看到我的
案子又一拖就是3 年,对河北省某些干部出尔反尔的行径很气愤,打电话给中纪委
指示我的案子“要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借着处理李真案件的东风,我的案子又
有了有限的进展。
2003年1 月的一天,我得知了一个消息:刚刚卸任省人大主任的程维高已经于
当夜离开了石家庄,走时的场面非常冷清,气氛异样。事实上,不仅是送行的人,
就连程维高本人也心知肚明:此时,李真、吴庆五案已在全国炒得沸沸扬扬,各家
新闻媒体已在不点名地批评、指责这位河北省“主要负责人”。他离开时的心情,
我非有超常能力的人,不能妄自揣度,但想来也应是五味杂陈的吧。我也不知他从
飞机舷窗外望着这片他经营了13年之久的燕赵大地的夜景时,心中充斥的是怨?是
恨?还是挥之不去的惆怅?
搬开了程这个最大的阻碍之后,我的冤案的解决很明显地加快了进度。我注意
到,虽然媒体尚未公开谈论“9 ·26”冤案,但程维高的名字,已经成为了网络和
海外媒体公开猜测与谈论的对象。
2003年2 月份,河北省委召开会议,落实尉书记的批示。2 月13日,我和老伴
接到市直机关工委的电话请我们过去,当面“商议”一下为我平反的问题。请注意,
不是“宣布”,而是“商议”。想必市里的同志也估计不准,承受了8 年之久的刑
讯、打压、冷落、白眼的郭光允,是不是已被生活折磨得性情古怪,难以沟通了!
我特意刮了胡子,换了一身衣服,跟老伴前往市政府。
这时,读者一定会猜想,这场面肯定是隆重、悲喜交加、哭声震天的,一定是
……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想要告诉读者的是,没有任何“重放的鲜花”,
甚至没有意味深长的握手和泣不成声的抒情。8 年了!一个人生命中能有几个8 年?
一切怨尤都被磨平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因为我和老伴带着这个心情基调去的,所
以平反的场面有些冷冰冰、不太自然,双方甚至还互相存有一些戒备心理(这绝不
是我的主观臆测)。
市直机关工委的一个同志简洁、快速地给我宣布了决定,并代表党组织向我正
式道歉,明确宣布:“以前搞你这个案子是搞错了,这一次彻底为你平反,不留‘
尾巴’。”接着又说:“郭光允同志,你有什么要求,现在可以给组织提出来,我
们设法转上去。”
然后是一阵沉默。
我吸了一口气,语调清晰、有条不紊地简单地提出了我的五条要求:
一、 我的检举行为河北省委应有正式的文件予以确认;
二、 恢复并给予我合适的行政待遇;
三、 落实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待遇;
四、 消除影响,销毁家人和朋友的黑材料,归还抄家时拿走的东西;
五、 报销16年的医药费。
他们听完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答应“会考虑解决”我提出的要求。我猜想,
这几位同志一定有点失望:为什么郭光允没有表现出一个高姿态,反而还给党提条
件?
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我认为我揭发、检举的使命已经完成。我自己揣度我
的身体状况,在世之日恐怕不多了。我也不能向时间索还什么了,我只能依托党组
织和政府机关给我应有的补偿。
这也许是个不太“高风亮节”的结尾。至今,河北省的一些同志对我还颇有微
词。
然而我想说的是,我这样做的出发点是权利意识,这是一种现代公民所应该具
有的观念。我这样做的感情动因是我为生命的折耗感到悲伤。我这样做的理智基础
是我在经历了数不清的“非正常”之后想求一个“正常”。一句话,我这样做,是
希望党组织给我的特殊贡献予以肯定,而不仅仅是媒体的肯定。
我了解到,省主要领导在会议上已表示一定给我解决问题,满足我的5 条要求。
所以我至今为止,仍满怀期待地等待着。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不是以轰轰烈烈的“告状”
来给我的人生划上句号。
某种意义上,对于求索“正义”“正常”而言,这一次宣布平反不是终结,而
是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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