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程维高(1)
我只在电视中见到过他
“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保证反腐败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党政主要负责人
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严格执行责任追究的规定,领导干部对自
己职责范围内的反腐败工作敷衍塞责、不闻不问、不抓不管以致屡屡发生大案要案、
造成恶劣影响的,必须对其进行责任追究!……”
程维高做完了大会报告,又一次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后,习惯性地端起茶杯喝
水,听着主席台下如雷鸣般的掌声,不动声色。旋即放下茶杯,平静地坐着,踌躇
满志地向鼓掌的人们点头致意。
在家里每当在电视上看到“河北新闻”的时候,我都能看到程维高在大声呼吁
整顿河北风气,振兴河北经济的形象。我常常想:他是否也曾想过,自己的行为正
一步步将自己拽入深渊呢。实际上,更多的可能是,他意识不到,因为他一向很自
信,不相信就凭一个小老百姓的检举就可以把自己拉下马。从省“一把手”的高位
上退下来以后,也许,他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要走好下面的每一步棋,熬完中
纪委对相关事情坚持不懈的调查以后,自己告老还乡,以前辛辛苦苦为后代铺设的
道路将是一马平川。
每个中国人都这样,不但希望自己过得好,而且希望子孙后代过得也好,甚至
比自己还要好,这是中国人对后代的强烈责任感的真实体现,甚至许多外国人根本
就无法理解中国人对于子孙这种近乎溺爱的关怀。
拥有古老历史国度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比其他民族更关怀自己的历史,同时也
更关怀自己历史的延续。这样,对子孙后代的溺爱性关怀就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方
式与思维,甚至深入民族文化的骨髓而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了——一个有力的证
明就是,经社会学家调查研究发现,同样作为文明古国的希腊人就很溺爱孩子,这
一点跟周围的欧洲国家迥异而与万里之遥的中国倒颇为相似。
有了地位的人害怕失去地位,有了地位的中国人则更害怕失去地位。有了地位,
特别是政治地位,在中国人眼里,是“光宗耀祖”、“显耀门庭”,因为中国自古
就是一个政治本位的国家和一个宗法家庭本位的社会,因为一个人的地位高低关系
到整个家庭在社会中的处境好坏。没有地位要拼命争取,有了地位就要拼命保住。
虽然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训,但是一旦自己有了
地位,哪怕是事先料到结局会是飞蛾扑火般凄惨,也要拼搏一番保住甚至再提升自
己的地位,因为成功以后带来的荣耀太诱人了!
带着“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心情,我们的有些官员才会无视国法党纪的规定,
才会狭隘地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而不过问黎民苍生的疾苦,才会前“腐”后继。
程维高在河北的知名度不言而喻,互联网上、报纸上他的资料很多,也很详细,
许多河北人想必都耳熟能详了。
程维高于1933年出生于苏州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生活虽然不富裕,倒也可以凑
和,总之比我家强得多;再说南方农村的经济底子和自然条件也都比我家乡好得多。
1949年,刚满16岁的他被招聘进入常州地委,开始了他长达50余年的从政生涯。
从政之初,外貌平平的他默默无闻地做公务员做了10年。这10年间他为数不多
的亮点之一就是,他在17岁时即1950年就入了党。
1959年,常州市委一个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在一次会议后看中了勤快机敏的他,
提升他为自己的秘书,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位“伯乐”。这位副书记很器重他,
并且有意培养他,于是就先安排他下基层锻炼锻炼了。
这一点我和他倒是很相像,一样是“三门干部”——即学校门(程维高读过大
专)、工厂门、机关门都进过。这样的路线很有代表性,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很多人
都是走这条路的。
1965年,程维高奉命接手常州拖拉机厂任厂长。
工作中他平易近人,任劳任怨,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就把床支在办公室,跟工人
一起下食堂吃大锅饭,周日几乎从不休息,也不允许中层干部无故不来上班,对请
假制度规定得极其严格。年富力强的他一心一意干革命。
程维高还特别注意搞技术革新和创造发明,直到现在还驰骋在中国农村乡间地
头的“东风-12”型拖拉机,就是他在仔细考察南方水田的地形之后,带着一批同
样年轻的技术人员以一台日本产的拖拉机为原型,经过无数次辛苦实验而研制出来
的。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程维高是一个认真负责、干劲十足的拖拉机厂厂长。
在拖拉机厂的这7 年奋斗生涯是程维高的光辉起点。
程维高当年的一个老部下知道程的腐败事件后,不禁扼腕叹息,感慨良久:
“你说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个时候的他多好啊!我敢以我的人格担保,那个时
候的程维高绝对是个勤勉的清官!”
从1972年到1977年,程维高响应江苏省委提出的“上天入地”(就是发展航天
工业和煤炭工业)的口号,“入地”而成为江苏一家煤矿的负责人。这5 年里,程
维高凭着自身固有的优秀资质与从拖拉机厂得到的管理经验,煤矿的工作同样也做
得很出色。
1977年,程维高在基层奋斗拼搏了12年之后,又回到了行政岗位,任常州市计
委副主任、建设委员会主任,时年44岁,已年届不惑。
负责建委工作后,程维高针对“文革”后返乡人员住房难的全国性难题,创造
性地提出了建设居民小区的规划设计方案,并于1980年1 月付诸实行。
他这项改革方案收到了奇效,让当时普遍存在的城市人口住房难的问题迎刃而
解。常州模式不胫而走,一时间成为全国各个城市搞城市规划时竞相学习的对象。
从1982年起,短短3 年内,有十几位中央领导视察了这个地级市的居民小区,
并大大表彰了常州市建委的改革创新举措。一个地级市这样被中央领导密切关注,
在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对此做出巨大贡献的程维高一鸣惊人。
80年代初,程维高已经是常州分管工业和城建的副市长了,到1983年,程更是
被提拔为常州市委书记。
1984年又擢升为省会南京的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
南京市民至今还记得,当年程书记总是戴着安全帽出现在工地中,问上问下,
从不闲着。那个时候,已经51岁的程维高原则性还是相当强的。一个事例就是,他
坚决反对大操大办女儿的婚事,勒令女儿参加集体婚礼。
1987年程维高调离南京,任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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