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6)
陈秘书决心要整这个九龄童,至于怎么整的,具体的详情我不太清楚。反正是
整治得很厉害,竟逼得九龄童撇下怀孕的媳妇连夜离家出走。九龄童的走,对剧团
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这个喜欢戏的人更是多了一些莫名的惆怅,从那时起,我就
开始思索这么一个问题:一个区公所的小秘书,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权力?一个共产
党的干部(我不知道这个陈×究竟是不是党员,但他肯定不能代表共产党)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作风?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一跺脚,大百尺村就人人自危?为什么一个
人民的服务员在大百尺村变成了能吓得小孩夜里不敢啼哭的厉害货色呢?
当年的这些有关思索,还达不到“改善执政方式”的层面上来,但围绕着剧团
发生的是非波折,让我体味到了人生、社会的沉重。
九龄童在1958年曾偷偷地回过大百尺村。
九龄童回来的事是我同学告诉我的:天色昏黑的时候,一个村民在庄户门外看
到了一个徘徊的背影,这背影看上去挺眼熟,定睛一看:“呦!九龄童你回来了?”
“唉……回来了,回来看看我老婆和我孩子……”九龄童哆哆嗦嗦地指了指他
住过的旧屋,一脸凄凉的神情。
“你老婆?哪个是你老婆?”村民不解。
“我老婆……”九龄童惶惑不安起来。“我老婆就是吴家二闺女吴桂枝呀……”
村民一下醒悟了,一顿脚:“嗨!你还提那档子事?这几年你在外头逍遥自在,
也不捎个信回来。她们母女俩无依无靠的,没办法,桂枝她早就改嫁了!”
“改嫁了?”九龄童仿佛被霜打般一下子蔫了,“那,我女儿呢?”
“你女儿?不知桂枝是带走了还是送人了,不这么着咋办?留在村里等饿死呀!”
……
九龄童当夜就离开了我们村,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带着满腹的遗憾而去,
他在我们村只是一个过客,他曾经教练过、栽培过的大百尺剧团也永远成为了历史。
顺带提一笔的是:剧团演员,后来流落到各地,但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居然成为
天津、保定等地大剧团的名角。这说明:贫瘠的大百尺村能在那个年月保存一个剧
团,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这样一个奇迹没有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被毁掉,却在
“新中国,苦变甜”的笙歌燕舞中悄然寂灭,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九龄童个人的悲剧还不足以导致剧团的消亡。深究其原因,还是由于过左的政
策造成了剧团的解散。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战乱频仍、旱涝无定的年代里,这样
一个优秀剧团能够存在这么久,那说明贫困的环境并不能直接扼杀人们对美好的追
求。只有一种竭泽而渔、釜底抽薪式的外力干预,以及这种干预下的各种恶果,才
能迫使有着吃苦耐劳传统的善良老百姓放弃微薄的可怜的希望。不实事求是,而是
命令主义,长官意志,不仅破坏了生产力(文化事业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直接
扼杀了人们的希望和憧憬。
“你对村干部有意见,就是思想反动!”
从小学到升入百尺村小学初中班的前一段时期内,我基本上还是一帆风顺的。
在小学阶段,我年年都是榜上第一,到了考中学时,更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升入
大百尺初中班。那阵的大百尺村还没有条件办中学,只能因陋就简开办了一个初中
班。我的人生旅程上,第一次卷入是非波折,也是在那个时期。
我难以理解校长为什么会对我的态度来了个180 度的大转弯,更难以理解我一
个尚不明白事理的学生,为什么会被他老人家归类于“思想反动”一类人中去。
以前我在校长心目中可不是这个样子,同学们都背地里叫我是汪校长的“红人
儿”,原因很简单,我学习好,给他老人家挣脸呗。
老师正在讲课,汪校长走进来了。
“汪校长好!”同学们齐声地喊道。
汪校长满意地点点头,问:“你们当中谁学习最好哇?”
“郭光允!”同学们又七嘴八舌地喊,一双双手指向我。
上课的老师给汪校长介绍我的情况:“这孩子算术还行,就是作文差点……”
汪校长一摆手:“作文差点不要紧!回家买几本杂志翻翻,作文自然就练好了!”
我听了校长大人的话暗自发笑:你老人家说得倒轻巧,我家里哪有钱给我买什
么杂志啊?虽这样想,但我仍对老革命出身的汪校长是充满尊敬的。
然而,有一次我正常反映情况,竟使这位老革命一下子对我的印象变得无比恶
劣。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我的大妹郭允萍这一年也报考初中,不料正值她排
队进考场的时候,两个村干部走了过来。村干部问:“怎么允萍你也考学呀?”大
妹觉得奇怪,村干部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她说:“是啊,我要上初中班……”还没
等她把话说完,村干部就劈头盖脑地说:“那咋行呢?你们家劳动力那么缺,你考
学,社里的生产任务咋办?”言外之意,我大妹是企图借读书来逃避劳动,是拖合
作化后腿的“落后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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