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7)
那个年代正轰轰烈烈地搞合作化,村干部干涉我妹妹的读书,自然有他们的理
由。
村里的那位女团支书临走时还嚷了一句:“考上了也不让你上!”
允萍当时没有多想,心想我学习好,一定能考上,我上学读书,这是我的权利,
你村干部凭什么干涉?
殊不料,那句“考上了也不让你上”还真不是说说而已。到村学校发榜那一天,
允萍挤在人堆里一看就傻眼了:榜上没有她的名字!
允萍回家找我这个当哥的诉委屈。
我问:“你答错了几道题呀?”
允萍摇摇头:“那些题我基本上都答对了,我看了名单,好多比我考的差的同
学都被录取了,不是成绩的原因,肯定是村干部不让我上。”
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连夜去找我信任的汪校长。
听完了我反映的情况,汪校长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眉头越锁越紧,天真的我
还以为事情有希望了呢。殊不料汪校长眼一瞪,做了个严厉的手势:“我知道,你
是抱着对村干部满肚子意见来找我的——你就是对村干部不满!”
这种话语在今天听上去,只是一种平常的指责,然而在那个年代,这类话却蕴
含着一种特别严重的信息。言外之意,如果你“对党有意见”,那就可以定你一个
“反党”;推而论之,你对党的一级干部表示不满——哪怕是基层政权的村干部,
那你至少算得上“思想落后”,如果上纲上线的话,就是“思想反动”!
这决不是我的臆猜,校长的原话就是如此:“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村干部有
意见?我看你这个学生就是思想有严重的问题,你就是思想反动!”他滔滔不绝、
唾沫横飞,话也越来越难听:“你郭光允算个屁呀?你胆大包天,竟然痴心妄想想
查卷子?你没有这个资格!”
……
我被骂得晕头转向,怀着一肚子的愤懑和忧惧走出校长办公室。
那个年代的我,不可能有什么“民主”、什么“维权”的意识,只是天真地想
帮妹妹讨还一个公平:为什么分数低的人反而被录取了,而分数高的人却因为村干
部的一句话而失去上学的机会?这种正当的也是正常的反映情况,怎么会在他一个
老革命的心目中变成“思想有严重问题”、“反动”呢?我不解,我委屈,我愤懑,
我消沉……
人生第一次“暴露思想”,便遭到劈头盖脸的痛斥,使我深切地感到:以前我
把这个社会看得太简单了。
不仅我的大妹妹,就连我的小妹妹,由于村干部的横加干预,统统失去了升学
的机会。我为妹妹讨还公道的努力,不仅没能够达到目的,而且连带我本人在校长
和某些干部的心目中,也被归于“另类”,归于那种有危险苗头的、需要加以防范
的一类人。
以后的日子里,我的境遇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校长眼前的红人”沦落到
一个不再被信任的“问题学生”。这种变化,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仔细观察你就
会感觉到虽然没有人明着斗你、整你,但一种拒你于五服之外的冷漠感取代了以前
的友爱、融洽的气氛。这是一种让人感到更阴冷的排挤和防范,是酷爱自由的我所
无法忍受的。
入团和我无缘。
积极分子开会搞活动没我的份。
直到我们学校出现划“学生右派”的荒唐闹剧,所有的人都认定:这次“划右”,
首当其冲者非郭光允莫属。那个时候,我度过了一段忧惧交加、风雨飘零的艰难日
子。
这种无形与有形的钳制与排挤甚至影响到我上大学填志愿:村里的一纸“情况
介绍”,使我变成了一个学习专业受严格限制的“另类”学生,这是后话,以后还
会提到。
然而,这种人生上的打击并没有影响我的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在班级上,我
还是那个勤奋学习、乐于助人、有说有笑的郭光允。我自幼身体不好,每早起来常
常会莫名其妙地肚子疼,经常发烧感冒(而且从不吃药打针,让疾病自生自灭),
同学们都笑称我为“迟到大王”。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积极热情地投入到我们这
个大集体大家庭火热的生活之中。我在同学当中的人缘很好,不管是在男同学还是
女同学中,我的威信都相当高。我有幸在以后的反右斗争中逃过一劫,跟这个集体
中真诚的友爱和同学的暗中相助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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