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4)
从1962年起,每个人的助学金涨了3 元,达19元。
说到涨钱,最让我难受的还是我们学建筑设计用的图纸,那一张就6 毛钱啊。
一个月涨了3 块钱,只够买5 张图纸。由于学习需要,这钱想省都省不下来。这样
的“消费”是我大学时代最奢侈、最要命的消费了。
从家里自己带来的粗布被子苦苦撑了一年以后,到我大二的时候实在没法用了,
冷倒不说,还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惹得宿舍的同学们很不高兴。 我不明智地把
被面拆下来洗,结果被面一下子就被洗烂了,粗布被面十几年了,一拉就破了。被
子里的棉花也成了一块一块的,没法再做成被子了,只好送到学校的“同济服务社”
去弹一弹再打成被套,可是这个被套他们居然做了半个月才做好。
在这段日子里,同学们很同情没有被子盖的我,然而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
代,他们自己也没有多余的被子。宿舍一个同学好心地把他的短棉袄借给我当被子
盖,加上我自己的一件短棉袄,就这么凑合着地盖了。
这样生生地冻了半个月,到1963年春天后遗症就显现出来了:不知从哪天开始,
我一弯腰,脊椎骨就“咯咯”作响,一疼起来就是一阵钻心彻骨的疼,疼得满头大
汗,流下的汗常常把荞麦皮枕头都浸得湿湿的,疼得最厉害的时候,我请了一星期
假,躺在床上挨着。
去校医院看,医生们除了“关节炎”三个字以外,对这种怪病也道不出一个所
以然来。我现在知道,这种病其实就是脊髓中枢神经冻伤。
1969年在湖北荆州工作的时候,当地农民兄弟给我一个土方子,药名叫“武力
拔寒散”:以人奶和着,用鸡蛋清调开,均匀涂抹在患处,一个月只能拔一次,拔
多了对身体有害。
第一次涂这种药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有人拿刀在我背部猛地把肉刮剔开,然后
“咯吱咯吱”地来回刮我的脊椎骨似的,黄豆大的汗珠子一粒粒掉下来,疼得死去
活来。这样痛楚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
完了以后,背上都是被药力烧起来的泡,不过,脊背感觉却似乎轻松了许多许
多。我没按土方子的规定做,不是一个月治一次,而是一个星期治一次。1973年调
回河北以后,我还继续坚持治疗。总之,这个大二时落下的病根,直到十几年后才
算铲除。
不过,1995年年底,在我进看守所以后,这个老病根又“伙同”整我的人来趁
火打劫,又让我着实死去活来地疼了一遭。
在那纷乱的日子里
5 年美好中夹杂着丝丝辛酸的大学生活一眨眼就要过去了,然而我们这些单纯
的学生意气风发地正准备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文革”爆发了。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啊:工作能力出众、为人正直的王涛校长首先就被打为
“走资派”,屡次被学校的红卫兵公开批斗;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老教授被
公然画成大花脸,戴上高帽子,浑身是墨地接受“人民的审判”,批斗完之后就被
勒令在校园锄草、打扫卫生,接受劳动改造。即使学的是理工科,学生们的课也至
少被砍掉1/3 ,代之以毛主席语录课,文科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身处这样的时代,
我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从不参与任何批斗大会或者是武斗。
早在1964年,学校让学生们自觉革命,自己革自己的命,每天都得抽时间写自
己的缺点错误,最后给每个人一份自传,让自己填写,主要是让学生们评论对1957
年以后国家走的一些曲折路线的看法。我这个人记性实在不好,早忘了初中时差点
被划为“右派”的情况,兼之那个时候政治热情很高,总是很崇拜毛主席年轻时候
的那种“激扬文字”的革命豪情,所以就坦诚地写下对“统购统销”、“大跃进”、
“反右”的看法,认为这些政策都过火了,应该予以不同程度的反省。
写完之后,通读了几遍,越读越觉得不对劲,感觉这些文字“激扬”得有点过
头,于是向学校系党总支申请说自我鉴定填坏了,能不能重新给一个鉴定表,遭到
严词拒绝。这下我才知道了厉害,心里又惴惴不安起来。
1966年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闹革命的时候哪有时间顾及分配工作的事。这
样我们1966年毕业的学生又都在学校待了一年,1967年9 月1 日开始分配工作。学
校要求必须把1964年填的表交上去,作为大学期间个人政治思想表现的参考资料,
我一下就慌了,后悔不迭:我是不是吃饱饭撑的啊,写那个干什么呢!
开始时我不想交,后来校方说,不交就没有毕业证书。没有毕业证书就意味着
没有工作,在那个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买什么都要相关票证的年代,人找不到工
作就要活活饿死。无奈之下,只好违心地将那份要命的自我鉴定交了上去。“好”
在那时是造反派掌权,他们整天考虑的是怎样夺权,怎样搞武斗,无暇顾及看这些
东西,我这才算蒙混过关。
我这个专业当时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国家要大量搞基础项目建设,我们班才
28个学生,所以原来的分配方案大多数分配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这个时候中
央一句话:“大学生分配要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农村,四个面向”,
我们就统统去内地中小城市工作了。
1967年秋,我到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到,到那里后又被安排到湖北省建委。
到了之后接到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等!”
我住在建委招待所里等了1 个多月,身上的钱快花光了,粮票没有了,眼看着
就要饿肚子了,我慌忙找到省建委问为什么还不给我安排工作啊,一个看上去近50
来岁、姓单的干部接待了我,他说:“按照中央的精神,你想留在武汉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去基层先锻炼锻炼嘛!年轻人不能怕吃苦哇!”
我遵从省建委的安排去了荆州市建设局——建设局此时已经被造反派掌权了。
造反派的“司令”对我还算满意:“你是上海来的大学生?上海的‘一月革命’搞
得好哇!这样吧,我这有走资派、黑线人物的材料,你拿去给我整理批判他们。”
所说的走资派就是我们局长王青春。
这是我的第一份活计,按说我应该勤勤恳恳做好,可是我越翻那些人的材料越
生气,我不认我们的王局长是走资派,不认为王局长是真国民党假共产党,产生了
抵触情绪,这份活自然也干得不够漂亮。末了,还丢了不少材料。“司令”很不高
兴:“看来臭老九就是臭老九,哪里的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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