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怪我自己“有眼无珠”
一件在青少年时忽视或疏忽的东西,到了日后(比如二三十年后)往往是他追
悔莫及的珍宝。
大学三年级我疏忽了陈镇南先生的德语语法课便是我的一次失误。这性质同我
忽视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相近似。只怪我自己“有眼无珠”。
陈先生,上海人,早年在清华读数学(?),精通逻辑。后专攻德语语法,也
是一绝。他写了一套讲义,发到我手中,被我轻视了,我没有好好读,漏掉了一条
大鱼!后来我在回忆中才懂得那套讲义的价值。陈先生是用数理逻辑的眼光去处理、
分析德语语法,分析得很透彻,有如剥洋葱,一层层地剥,很严谨。
德意志民族出了那么多的大思想家,德语语法能不是很哲学味的吗?我又想起
英国伟大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名言:德语非常适合用来表述哲学。而词汇和语法是语
言的两大部件。
德语语法肯定是很哲学味的,即具有哲学——囊括天地人神——的结构。就是
说,德语语法比较接近数理逻辑。
这正是陈先生写讲义的着眼点。但是我忽视了,漏掉了。因为我手中的大网有
不少大洞!
大约二十年后,我读了英国哲学家艾耶尔(A.J.Ayer, 1910-)
的成名作《语言、真理和逻辑》(Language, Truth and L
ogic)才恍然大悟陈先生那套讲义的哲学和逻辑价值!
后来,艾耶尔还写了一本《哲学和语言》(Philosophy and
Language)。其实陈先生的讲义也是这条路子,只不过他还没有达到语言
哲学的境界。过两三年,我一定写本专著《哲学和语言》,为的是弥补我在北大的
失误;为的是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知错不改,才是真正的错。
近年来日本有门叫“失败学”的学问。很好。
日本各大企业非常注重分析失败案例。失误、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人生经历。让
人在失败后变得聪明起来是“失败学”的使命。
我和陈镇南先生的私下交往仅两三回。他衣冠楚楚,发型挺括,油光可鉴,给
人绅士派头印象。这在当年并不多见。或许他也是在用严谨的法则和秩序去安排日
常生活。生活也应该符合语法。我知道北大有些怪才。陈先生恐怕是一个。他热爱
昆曲。有一回元旦晚会,他还清唱了一段,声音尖而细。他自己很得意。在座的几
位德国专家用莫扎特的歌剧去衡量,觉得十分茫然。但为了礼貌,只好鼓掌。
陈先生是一位极有个性的人。但在当年的政治大环境中,他的日子不会好过。
文革中如何呢?他的命运我不得而和。
如果一个社会连陈先生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人都不能容忍,我就要说:这种社
会一定是病态,且病得不轻。
有一回(大概是1960年春)胡其鼎约我一块去看望他。他住在德斋(紧靠
未名湖)。一个人一间,好像是单身。约莫40岁。职称是讲师。可惜那次见面他
的讲话居然没有一句触及我的灵魂,拨动我的心弦!否则我会同他接近起来。也许
那一次他根本就没有把心扉打开。如果他能讲一讲德语语法同德国思辩哲学的内在
关系,那对我又是珍贵的“第一课”。其实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名言便表达了这种
关系:
“Das Allgemeine Weltdenken Denkt i
n Mir.”(那普遍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
我说过,这种表达方式,这种语法,是很怪异的。汉语没有这种说法。中国人
乍一读,不习惯。但静下心来,细细咀嚼,浓浓的哲学味便品尝出来了。确实是
“此中有真意”。
如果中学生作文造句,写出上面的句子,老师肯定会说:语法不通!
但有些杰出思想和观念的表述往往是不规范的。只有在不规范、打破常规的外
壳中,杰出的内核才能存在。
中国古诗常常有这种不合语法现象,但非常有意境。如果语法很规范,诗意即
告吹。比如李白有首写听僧人弹琴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余响怎么会入霜钟呢?不太合语法,但这样去表述,便非常有味道,诗意浓。
中国古诗词的妙绝常常在此。
唐诗不合语法规范的句子恰恰营造了惊风雨、泣鬼神的效果。这也是“语不惊
人,死不休”的秘诀。如果把“余响入霜钟”交待得清清楚楚,符合语法,那么诗
的意象便会告吹。
不是故意出语惊人,实在是诗意的需要。最哲学、最诗意的境界也许都在语法
规则之外。
陈镇南先生如果今年还健全,估计有八九十岁的高寿,祝他健康,长寿!谨向
他致歉,当年我不成熟,没有认识他的讲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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