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山鹰”(二)
对于灾难事件的报道总是面临着重重阻力。由于北大山难丰富的看点和虽然并
不复杂但却引人注目的背景,在关注和争论中,在有声和无声的诘问压力下,对北
大山难事件的采访陷入了困境。除了前方援救进展的报道外,关于北大的报道停留
在外围,难以深入。北京一家媒体在采访北大团委后发了一篇稿子,说登山队员出
发前和学校签了“生死状”。消息一出,自然又激起网上一片激愤声讨。这时候北
大再怎么解释,也抵消不了新闻产生的效应了。吃一堑长一智,北大开始“严防记
者”。家属和队员自然是一级保护对象,就连普通的北大学生,也不敢轻易张嘴。
在遇难学生的宿舍,他的两位舍友开始还用传统的方式拒绝采访:我们现在还
在等营救消息,什么也不想说,请理解我们的心情。见我仍然不肯放弃,无心恋战
的学生干脆摊了牌:学校已经给我们开过会了,不允许擅自接受记者采访。采访必
须经团委批准,你还是先找团委去吧。
团委负责人在例行公事地询问了我的采访意图和计划后,也例行公事地解释了
暂时不
能安排采访的原因。话说了一大堆,结果只有一个:现在不行。什么时候可能?
一星期以后再看吧。一个星期,还有谁会听?
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前一段“抢新闻”制造出的混乱创造了一个机会。
绕开团委,我把要求采访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北大山鹰社。山鹰社临时确定的负
责人,一个女孩子很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她说,前一阵我们一直没有说话,这让
我们现在越来越被动,有些话必须得通过有信誉的媒体告诉大家。
但是,除了“以正视听”的一些澄清外,山鹰社同样严守北大团委的纪律,不
接受进一步的采访,只是理由比较缓和也更正当:我们没有心情接受采访。
第二天,6 名撤离山难现场的登山队员回到北京。消息被封锁,在狂打了一通
西藏长途后才得知确切消息,但为时已晚。抱着一线希望,我又赶到北大,在山鹰
社平常训练的攀岩壁前偶遇京城某报同行,聊起来才知道,就是得到消息赶到机场
的媒体也只不过拍到了几张照片,没有被允许采访。他们不甘心地跟踪到北大,却
发现目标“一进北大校门就失踪了”。和山难发生前下山回京的队员一样,这次回
来的队员全部被北大安排到秘密地点“进行心理调整”,手机也全部关闭。无奈之
下,我又拨通了山鹰社临时负责的那个女孩的手机,请她帮我找找她的队友。她确
实见过他们,但要采访,还是那句话,得团委同意。没有别的办法,此时的我就像
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她不放,除了一再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闻纵横》的声
誉为自己担保外,策划布置选题时“不参与讨论”的原则也成了我的一面大旗。这
面旗看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女孩虽然说话的语气仍然不冷不热,但她居然同
意帮我问问团委具体负责的老师。
接下来的事情顺利得出乎想像。第二天下午,我成为登山队员回京后第一个获
准进入他们的秘密住地采访的记者。
不过事情也仍然不能高兴得太早。和那个女孩一样,登山队队长刘炎林和他的
队员们并没有给我更多的东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舆论压
力。《时空连线》曾在西藏对刚下山的他们进行采访,节目播出后网上不少人骂刘
炎林。有人质问他作为登山队队长为什么不在第一组参加冲顶,骂他贪生怕死,有
人甚至对他在采访最后回答记者提问时“笑了一笑”难以容忍……可以想像,回到
北京面对遇难队员的家长,他的压力更大。不管最后刘炎林在此次事件中应该负怎
样的责任,他当时已经承受了超出责任以外的压力。采访中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
只谈具体的事件,涉及评价、感受之类的问题一概回避。他会用红肿未消的眼睛看
着你,似有歉意地说:“这个就不要谈了吧。”语气虽然不硬,但却有一种不容争
执的坚定,让你无法坚持。
就是在这次宝贵的采访机会中,当他提到大家在一号营地用MP3 录了音时,这
个在《时空连线》
中也出现过的细节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录音”!对于纸质媒体和电视
来说并不是特别好传达的东西,却是广播最珍贵的素材。偏偏他们接受了中央电台
的采访,偏偏他们留下的恰好是录音,莫非这是老天冥冥中的安排,还是那5 名魂
归雪山的学子的意愿?
很费了些口舌才说服他们把录音提供给我,但这还远不是最后的胜利。真正取
到录音的过程一波三折,当然也少不了校方的过问与干涉。不但费了一整天时间,
而且还多亏了评论部的“头儿”亲自出马,斗智斗勇,极尽周旋。
节目播出后几个小时,我接到了山鹰社那个女孩的电话。我当即为节目播出稿
没来得及给她过目道歉( 由于取录音和听录音耗费了大量时间,稿子写完已经是凌
晨1 点,节目7 点播出) ,她没等我的话说完,就冷冷地问:“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当我追问她为什么这样说时,她却又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不用解释了。”我至今
没想明白,她说的“骗”是不是指我答应发稿前让她过目而最终食言,除此之外我
没有什么地方违背自己的承诺。但是我总觉得,她说那句话时语气中有深深的怨恨,
也许是因为这期节目让她,甚至是接受我采访和帮助我拿到MP3 录音的登山队队员
们受了不该受的委屈。如果真是如此,在此我向她和接受我采访的队员们深致歉意。
说到这儿不得不再提到北大校方。在宣布救援结束后,学校和山鹰社为5 位遇
难队员举行了追思会。会上,北大授予了5 位遇难队员“登山勇士”和“共青团标
兵”称号,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就在这个会上,家长们又向学校提出了继续寻找
遇难队员遗体的要求,北大的尴尬难以言表。
北大山难事件尘埃渐定,《南方周末》刊出了《我们悲痛但我们必须承担——
致北大山鹰》一文,对曾经喧哗一时的人们来说,文章有类似清醒剂的作用。谨以
文中片断作为此记的结束。
毫无疑问,北大山鹰社的这次登山行动,有诸多需要总结之处,诸如媒体已经
指
出的登山时间的选择、登山设备的添置等等。但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显然属
于技术层面的问题,虽然技术非常重要,可它并不足以影响到对这次行为的根本评
价。
……
至于说这一行为体现了一种拼搏向上、为校争光的精神,则似乎更值得警惕。
对于拥有太浓厚的传统积淀的中国人而言,民族、家国、社会等这些被过分强调的
宏大话语,长期以来在无形中将本我、将个性自由的空间挤压得几近于无。而事实
上,正是这些宏大叙事极易将个人行为无限拔高,反而容易导致非理性,从而酿成
无法挽回的悲剧。
……
在我们看来,我们更愿意把本次事件看做是一种纯粹的个人选择,一种自我认
可的生活方式,一种在发自内心的召唤与追寻下的偶然事件,仅此而已。
……
不要再试图贬低或者拔高这一次实属平常的举动,如果硬要说它代表了“北大
精神”的话,那么,它体现了一部分学者心目中的北大传统——那便是一种灵魂的
自由选择,一种对个性解放的终极冲动和对灵魂高贵的不懈追寻与超越。
……
让留在雪峰上的5 个灵魂安息吧,他们只是5 个自由选择了而又能够担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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