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叫我【日记精】
胡福田,男,47岁新郑市城关镇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1999年7月7日
要说写日记这事,还得感谢我的老师王希恕。
1962年,“低标准”刚过,我考上了当时当地很有名气的长葛二中,王希
恕教我们语文。他家庭出身不好,自己一条腿还有毛病,可他教学很认真,对学生
很负责,所以学生都很爱戴他。那一年的中秋,我因为家离得远,没回去,晚上就
和王老师一块儿在月光下漫步。王老师知道我家里人口多,生活艰苦,就对我说:
“不和人家比吃,不和人家比穿,要比,就只和人家比学习!”这话对我触动很大,
一下儿诱发了我把它记下来的冲动。回去后,我把王老师的话原原本本记了下来,
结果,这就成了我的第一篇日记和以后写日记的开端。
说起来,我写日记的目的也很单纯,一是为了陶冶情操,二是为了派遣情绪。
要说这种个人化的行为在今天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还是多多少少给自个儿惹了些
麻烦。
第一次是1966年12月,当时我已经在郑州大学附中上高中了。那时兴同
学们互查日记,有人看了我的日记,说我有单纯升学思想,就给我扣了一顶“走白
专道路”的帽子。
第二次是1969年春节前后,我已经从学校回长葛老家务农了。你可能知道,
农村家族矛盾很严重,再加上村霸作恶,群众都过得灰头土脸的。我心里有气,就
私下提他们的意见。他们听说了,但没抓住我的证据,就逼我交出日记。我一想,
这日记可是白纸黑字的事,真要治我,不“坑儒”也得“焚书”啊。硬顶着不交,
肯定不行。我就赶紧想法儿,把10来本日记偷偷转移到当时的新郑县我姑的家里。
在返乡的两年里,我在日记中记录了劳动的乐趣,同时也流露出对某些基层干
部为非作歹的愤慨。那些人清楚我的思想,可就是抓不着治我的把柄,对我是既无
奈又嫌碍眼,到了1972年冬天,干脆让我去当兵,这才把我打发走了。
到了部队,写日记也有了新内容,新兵生活、军营感受写了好一阵儿。再后来
就写读《毛选》的心得体会,或是又读了从第几页至第几页等等,时代烙印倒是非
常明显。从部队回来后,接着就是教学,上学,再教学,前后36年了,日记从未
中断过,偶然一两天没记,回头也一定要补记,心里才算消停。
1968年冬天,“红卫兵”大串连,我们班有32个同学也搞了一次“长征”,
从郑州沿京广铁路步行去长沙。这段路坐火车10来个小时就到了,走路就是另一
说了,可对写日记来说,真是有写不完的东西。每天,见到一副好对联,或碰上一
件新鲜事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都要记下来,一句歇后语、一个笑话也不放过,都
有点像采风了。当时我是队长,每天打前站,给同学们安排食宿。在湖北广水那一
天,我不知咋了走在后面,赶了一天也没赶上。晚上我在广水的“红卫兵”接待站
才找到同学们,他们已经睡下了。可这一天当中这么多见闻,我总得记下来呀,我
就用书遮住灯光开始记日记,在灯旁边的何崇乐还没睡着,见我走了一天,这会儿
还遮遮掩掩地写日记,忍不住对我叹气:“唉,你可真是个‘日记精’!”“日记
精”就这么让他们叫开了。
他们既然叫我“日记精”,我就不能只背个虚名。从我小孩上小学三年级那会
儿,我就辅导他们写日记,一儿一女到现在也都坚持写日记。我爱人也是教师,她
受我的影响,也时不时写点东西,在报纸上也发表过。我还要求学生们都写日记,
并与陕西《青少年日记》杂志建立了联系。学生们得益于写日记的文字训练,毕业
后不少人进了机关办公室,从事文秘或公关工作,有一些还是新郑市“三台一报
“的特约通讯员。
我的那些日记本,真算是“规格齐全”,啥本子都有:软面抄,塑皮本,工作
笔记,旧作业本。知青返乡那会儿,连个本儿都买不起,我就把几本没用完的作业
的空页凑在一起,用旧报纸当封面,针线一绱就用了起来。那些本子现在平排放着
不显眼,要是摞起来,只怕都快一米高了。
王希恕老师真是好人,没他就没我这52本日记。他家是尉氏县的,教我们的
时候就是党员,才30岁出头,到现在也就是60多岁吧。好多年没见他了,也不
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记录:陈如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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