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在动荡岁月里举行
赵恩容,女,72岁郑州八中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1999年12月4日
我和老伴曾昌铭是1949年9月9日举行的婚礼,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庄重
的人生大典举行得太匆忙了。但是,我们至今都感到欣慰的是,在那样一个历史关
头,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作出的人生选择,是正确的,是投向光明的。
话还得从头说起,1948年,我在南京读完高中后,考入了重庆国立女子师
范学院念书。当时,我的一个表姐夫在民航局工作,曾昌铭是他的同事,表姐夫有
意给我们牵线,就先把他推荐给我父母。我父母一见昌铭,十分中意,希望我们接
触。我当时求学心切,就借故推脱,跑到学校去了。不曾想,入学不久,曾昌铭的
信就来了,言辞诚恳,后来又寄来照片,身材高大,面孔俊朗,这与父母心目中的
诚实憨厚印象很符合,又加上他是农家出身,觉得他比较可靠吧,所以我们两个就
开始通信了。老曾那时20多岁,虽然年轻,也已经历过许多大事,思想比我这个
小姑娘成熟得多。抗战时期,他在昆明,为著名的“驼峰航线”服务,他们在大雪
山上的导航站为美军飞机导航,这些飞机通过航线向中国输送了大量抗战物资。我
们通信的时候,昌铭到了海南岛,担任机场通讯电台的台长。
到了1949年,大陆解放在即。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实行白色恐怖。在一片混
乱之中,我单身一人在重庆,父母和老曾都十分挂念。7月,我又患上中耳炎,在
炎热的天气里病倒在床,昌铭在海南订了机票,托重庆的同事让我乘机飞到广州。
在广州我找到姐姐,住到了姐夫工作的医院里,身体才渐渐康复了。不久,我母亲
也千辛万苦到了广州,催促我赶快成亲,了却父母的一桩心事。人在乱世,飘零之
中总想找个依托,为了不再让父母操心,我也只好把目光投向海天茫茫的海南岛。
9月初,我和母亲来到海南岛。在海口机场,曾昌铭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果
然是英俊潇洒、纯朴厚道的一位青年。母亲也对这个女婿十分满意。9月9日,在
当地一家教堂,我披上了婚纱,当了他的新娘。那年,我22岁,他30岁。
蜜月未完,广州解放了,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海南岛尚在敌手,我们和
香港的“两航”(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总部失去了联系。机场被
封锁,曾昌铭被软禁在导航塔中,行动受到限制。想着也许再也见不到大陆的亲人
们了,我和母亲心里那个急呀!
11月9日,“两航”总部在香港宣布起义。在海南的民航工作人员分批悄悄
偷渡赴港。中旬的一天,我伴着母亲与昌铭告别,和另外一个同事一家数口准备赴
港,新婚初别,心如针刺一般。他叮嘱我要倍加小心,到香港速找总部请示。他一
则被软禁,二则要坚守岗位,只好挥泪而别。我记得那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琼州
海峡风浪很大,我扶着母亲,还抱着同事家的一个小孩,七八个人上了一只小船,
向泊在远处的外轮“海皇”号划去,那浪头比人还高,扑在船上,大家浑身都湿透
了,加上紧张,一船人抖成一团,也不敢出声。我母亲都50多岁了,还要跟着女
儿担惊受怕。好不容易上了“海皇”号。由于我们没有赴港证件,只好挤在狭窄、
黑暗的后舱。两天两夜,大家都晕了船,我还稍好点儿,就帮着照看老人孩子。经
过了300多海里,也就是600多公里的颠簸,船到香港,在一处浅滩船员让我
们两家偷偷上了岸,然后又开走了。这种异乡飘泊的滋味真不好受,也不知道昌铭
在孤岛上怎么样了。
到香港后,才知道“两航”起义的策划人之一是我的表兄陆元斌,乱中相逢,
恍若隔世。安顿好母亲,表兄让我速给曾昌铭去信,要他看护好民航器材,静观事
态发展,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放弃岗位。当时在香港的“两航”人员人数甚多,国
共双方都在争取他们,国民党甚至许诺以比当时高几倍的工资来拉人。我和表兄不
受国民党特务拉拢,一心盼望去建设新中国,我还替昌铭报了名,坚决起义,投向
光明。
临近春节,又传来消息,海口民航资产被陈纳德将军的航空公司接管,曾昌铭
得以恢复自由身,又过了几天,他竟回到我们身边,久别重逢,全家人又是高兴,
又是感慨,就像做梦一样。望着他憔悴的面容,我知道这段时间他的确忍受了千辛
万苦,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考验。
1950年3月,我们从香港来到广州。4月,解放军解放海南岛。5月,老
曾随大军过海,从海口到三亚,沿途接受民航通讯站的地面设备、器材,他看到国
民党兵败如山倒,仓皇逃往台湾,沿途丢下的枪枝弹药比比皆是。一种胜利的感觉
油然而生。多年以后,每每忆及这段经历,他都压抑不住兴奋。
以后,老曾为了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四处奔波,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也
完成了未完的学业,分配到郑州八中教书,如今也是遍地桃李,儿孙满堂了。
(记录:张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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