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从头再来
刘乐尧,男,65岁伊川县第六中学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2002年5月21日
1956年年初的一天,经人介绍,我和老伴第一次见了面。那时我在伊川县
彭婆镇南衙小学教语文。也许是见面时话说得多,我俩彼此间也就多了些了解,没
过多久,我们就订下了婚约。那时布证短缺,我还是从亲戚家借了一些布证,为她
撕了一身“洋布”衣料当作彩礼。老岳父是个读书人,对我有些偏爱,自己的女儿
能嫁给一个当教师的,他自然愿意。于是在当年的7月份,双方选定了一个好日子,
我驾着一辆牛车将她迎进了一间不足7平方米的茅草屋。一张旧木床,一个母亲曾
用过的破旧木箱是当时新房里的摆设。
在家待了3天后,我就返回了学校,老伴回娘家待着。虽说是新婚,可由于学
校离家太远,再加之我经常参加组织举办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也就很少回去。有一
天,老岳父领着他的女儿赶了近50里路,把她从家送到了学校。住了一夜后,我
就把她送走了。她在学校里,我一来怕影响学校的工作,二来怕在同事们中间影响
不好。老伴很不愿意走,将她送出l里多地后我就返回了学校。现在看来,这确实
有些不合情理。
1958年,在“整风运动”中,我被打成“右派”。我当时受到的处分是:保
留公职,保留工会会籍,开除团籍,降职降薪。处分后,我被组织分到另一所小学
任教,同时还要接受劳动改造。老伴作为“右派夫人”,自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歧
视、冷遇和摆布。最让她痛心的是,我在参加完“整风”会后,两个月都没有回过
家。记得有一次,她带着家人舍不得吃的油炸食品步行几十里路赶到县城来探望我。
可谁知得到的答复是:“他是‘右派’,正在接受改造,不准会见。”她说尽了好
话,甚至乞求别人,可最终还是没有争取到和我见面的机会。后来她说,那天也不
知是怎样回家的,一回到村里,她硬是把眼泪往肚里咽,强装笑脸和乡亲们寒喧。
可那天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在我被打成“右派”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夫妻俩虽身处同一县城,但见面几乎
是不可能的事。在家里,老伴一方面要料理家务,另一方面,作为“右派家属”,
她还要参加组织上指派的劳动任务。那时各地都在大搞工程,生产队需要的劳力多,
老伴时常“转战”各个工地,从离家十几里到几十里地远的工地上都留下了她的足
迹。
面对各种不幸遭遇,有“好心人”劝老伴:“赶紧和你的‘右派丈夫’离婚吧。”
对此,老伴总是一笑置之,始终用一颗宽容的心默默地承受着不幸。
到了1962年年初,我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掉。根据组织安排,我成了
葛寨乡烟涧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每月领取7元的工资。我和老伴也终于获得了
“团聚”。
能重返教学岗位,我打心眼儿里高兴。但老伴并不同意我当教师,她害怕再被
扣上什么“帽子”。我跟老伴说,当教师是我的愿望,我只想干这一行,不管别人
怎么对我,我只要努力工作,对得起良心就行。老伴拗不过我,也就同意了。我去
学校后,她又照例操持着家务,忙于田间劳作。
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好景不长,“十年浩劫”开始了,我又进入了人生的低谷。
先是民办教师资格被取消,接着是参加诸如画漫画、教唱革命歌曲等社会活动的权
利被剥夺。有一次,村宣传队长私下让我做合唱队的指挥,过后他竟受到一“造反
派”头头的严厉训斥。
在那个年代,我遭遇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失意,生活上也是饱一顿饥一顿。那
时在工地上劳动,一天下来,工钱一角多,到头来细粮少得数着吃,一日三餐全靠
红薯来充饥。即使吃顿面条,白面也只是点缀,老伴还总舍不得吃,用筷子往我碗
中挑上几根。记得老伴在生小女儿的产期里,早上她能喝上一碗白面汤,就算是很
高的待遇了。
从1979年开始,我才真正找到人生的春天,第一选择仍然是进入校园,重
新开始我的教学生涯。
从那时起,老伴也品尝到了时代给予她的欢悦和幸福,但因我是“一头沉”,
她仍要替我承担着抚养女儿、操持家务等生活的重担。农闲时间,她又常常带着女
儿到学校充当我的“后勤”。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
来。”一次次从头再来,我体会到人不能没有精神支柱。在我的教学业绩里,有我
的一半,也有老伴的一半,感激之情,怎一个谢字能说得清!
(记录: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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