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杭日记》始末(1)
文/ 柯 平 “廿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满天,寒气逼人,候北关门,接
待寺钟响,换舟入城”。七百年前秋天的某个早晨,一位前来谋取升职的镇江文人
用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杭州之行。曙光刚刚刷亮江浙行省官署前睡意朦
胧的石狮,他已来到这权欲横流的元廷江南行政中枢,在礼部、照磨所、儒学提举
司等办事衙门作穿梭般的拜访谒造,包括会见亲戚、同乡、旧友、上司,分赠土产,
递交推荐信和个人求职申请,并尽可能争取打听到更多的内幕消息。这位时年二十
八岁的年轻男人身体羸弱,目光明亮,生有一双女人般的小手和一部美髯。当天晚
些时候他下榻于城中位于清河坊附近的施水坊桥梳头沈待诏之楼,与一位同样来杭
谋职的金坛人尹子源正好同寓。由于内心为即将实现的职业理想所激动,加上考虑
到在杭期间官场应酬所必不可少,当房主人具酒为之洗尘时,他轻易甚至不无欣然
地破除了禁绝已久的酒戒。夜深以后,前来看望的朋友们陆续散去,他在床前一只
内置便桶的矮柜上秉烛写日记。由于一天应酬下来实在太累,只勉强记了一百来字
就草草上床安歇。
此前二十余天他一直在为这次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行程作准备──从经济学和
关系学两个方面。其间又有一半时间用于旅途,一半时间在家乡镇江精心谋划。
“为甘露寺本无传长老钞经,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笔者,书小楷数千而不伐,可爱可
爱”。“同白无咎到太平寺观壁上画,水中作一笔,绕之不断。立视久之,若汹涌
生动之意,奇笔也”。没有人相信出现在日记开头部分的这种羽扇纶巾式的风雅,
竟然只是一篇重彩浓墨的世俗文章的一部分──作为点缀与过渡。事实上正是这位
甘露寺里赠笔的客人为他带来了约定中的有关杭州的最新消息。而后者白无咎的父
亲白珽曾任位高权重的江浙儒学副提举一职,对白拜访的本意说穿了不过为求得一
通荐书。所恨事有不偕,“值出江阴未回,乃子无咎、无华留饮”。因此无锡太平
寺观壁上画云云,同样也是迫于无奈──将下一班夜航船到来之前的时间胡乱打发
掉。
接下来他急急赶去苏州平望,那里居住着另一位刚下职的江浙儒学副提举诗人
龚璛。当晚他在龚家“留宿具晚饭,饭已,留灯夜话,是夕多蚊。”这样的悠闲与
惬意是否意味着事情已经有了眉目?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随后几天的日记中,我
们将看到这封荐书已经顺利到达了主管部门的官员手里:“省西见张菊存下龚子敬
书”。随便提一句,像白珽、龚子敬这样的名字,在元代文学史上的名头是足以令
人肃然起敬的,如比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码不亚于苦茶庵里的周二先生和半
隐于浙江石门镇的缘缘堂主人丰子恺。
杭州施水坊桥开小旅馆的剃头匠沈六郎应该为自己无意中接待了这样一位客人
感到荣幸。这位谈吐风雅的旅客名叫郭畀,字天锡,号云山,是当时刚刚崭露头角
的一位诗人兼书画家。他选择这里下榻仅仅因为地理上的便利──就在他前来干事
的江浙行省官署附近。在公元一三○八年的这个多雨的秋季,他的全部梦想就是为
了把自己从一个镇江儒学学录的现职弄成学正。(相当于从现在的市教育局教育科
科长升为副局长)而手头的荐书以及众多朋友的精心谋划使他觉得有足够的理由对
此充满信心。至于偶然的雪泥鸿爪,使得这里日后竟成为杭州的一处名胜,遑论祖
上可能为皇帝剃过头的房主人沈六郎,甚至连郭本人也从未想到过。
而事实上他安心呆在这里的时间也不多,除了干事所需,其余时间全被他用在
了凭吊故国山水和会见朋友。他差不多访遍了杭州的寺院与道观。有时独行,有时
由一位父辈朋友、六十八岁的诗人汤北村陪同。将日间诸事如实记于当晚的日记,
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一个良好习惯。因此,为后世杭州人所大大看重的“金钟白搭”
一事,在当天的日记中也不过是极为普通的个人文字功课。
“晚登临吴山,下视杭城,烟瓦鳞鳞,莫辨处所。左顾西湖,右俯浙江,望故
宫苍莽,独见白塔屹立耳”。
“……次游万寿尊胜塔寺,亦杨其姓名者所建。正殿佛皆西番形像,赤体侍立,
虽用金装,无自然意。门立四青石柱,镌凿盘龙甚精致,上犹有前朝铜钟一口,上
铸淳熙改元,曾觌篆字铭在,皆故物也。行至左廊,记得壁间一诗云‘玉辇成尘事
已空,惟余草木对春风。凭高□□□□□,目断苍梧夕照中。’寺门俗称‘望江亭
’,俯视钱唐江水,大略与扬子江同,但隔岸越山苍翠差胜尔。远见西兴渡口,烟
树如荠”。
信手拈来的片羽只鳞,却成为后来的文物学家拱若至宝并愿意为之感激涕零的
充足理由。因为其中有关金钟白塔的那些描述,在同时或后代涉及杭州的文献中一
向未见记载,其珍贵程度当可想像。由此也可见一个作家在生活中敏锐地保持自己
的观察并将它如实记录下来,无论对于历史还是个人,都是多么的重要。
一次午睡醒来他还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寓楼颇洁,便于坐卧,大抵杭
城楼居相连,自有一种风韵耳”。另外一次是雨中访友归寓,“储叔仪隔河楼上见
呼,出纸索书,具酒晚饭”。同样,这种带有美学意义的评价与描述,也引起了后
代的杭州人对此所生发的源源不断的感激。到了清代中期,显然出于爱屋及鸟之意,
甚至连当年沈六郎位于施水坊桥的小旅馆也仰彼余泽,成为杭地胜迹之一。在道光
年间杭州著名诗社清尊吟社的一次例行诗会上,青年诗人黄芗泉分得的诗题就是《
施水坊桥郭京山寓楼》:
“东岸桥寻施水坊,楼居风韵说吾杭。便于坐卧偏宜客,况有亲邻累举觞。旧
友重来叹寥落,一官本分费商量。羡他待诏能为主,至今名传沈六郎。”
郭畀日记的全称为四卷本的《郭天锡日记》,历来知者几稀。一个戏剧性的转
折发生在雍正初年。这里需要感谢的一个人物是杭州名士厉樊榭。当时他偕一位朋
友江砚南在扬州旅行讲学──作为富甲海内的淮上巨贾程松门的座上宾。在一次例
行的豪宴临近尾声时,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了。在后来为日记出版所作的序言中,
这位浙西诗派的领袖人物这样描述当时的事情经过:“酒半,松门兄子岷东出观所
藏元京口郭天锡先生日记真迹,共四册,行楷精妙,奕奕有神。中有至大戊申客杭
一册。时酒边醉眼观之,不甚记忆。后十余日,耿耿于胸……即往言之岷东,岷东
殊不秘也。携至予寓舍,呼灯捉笔,写成草本,略汰其无系武林典要者……。先生
去今三百余年,偶然攒笔,完好无恙,而适遇予两人皆杭人,钞而传之,似乎有待
者”。
然而厉鹗在干下一件好事的同时也干下了一件坏事,那就是他出于某种自以为
是的好意,将日记中被认为有损郭形象的那些文字和细节大都删去。那些文字和细
节真实记录了元代一个外省低级官员为谋取升职如何在省城四处活动,包括请讬,
求荐,修改履历,打通关节,甚至还包括索贿和行贿──当然是在时尚和官场风气
的压力之下。在我看来正是这些生动、触目惊心的所谓“无系武林典要者”,才构
成了这部作品的特色和文学意义上的真正价值。这个删节本后来被出版家鲍廷博刻
入了他那著名的《知不足斋丛书》,书名《客杭日记》大约也为厉鹗所起。我们可
以想象,如果不是后来八千卷楼的钱塘丁氏兄弟又从塘栖劳氏处购得真迹,将所有
删节一概补齐,并刻入《武林掌故丛书》,这对今天那些元代文化与吏治的研究者
来说该是多么残酷的打击。
《客杭日记》后世推崇者甚多,而且这中间杭州人要明显超过镇江人──出于
对客人由衷赞美自己家乡的敬意。但它的意义与价值肯定不仅于此。仿佛一台复印
机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心迹与行为保存完整,我们很难想象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还
有谁在日记体文学这一行中干得如此漂亮。由于生性慵懒以及对佛学的过于沉溺,
似乎妨碍了作者后来文学上更大的发展。直至逝世之时,他留给文坛的全部遗产除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册日记外,仅只有《元诗选》里真假难辨的十几首短诗。(其
中大半甚至还混入了元代另一画家郭天锡的作品)但他的文学天赋是毋庸置疑的。
他的生活态度也任性直率。在组成他落拓一生全部内容的读经、泼墨、行吟、饮酒、
鉴赏书画这些活动中,他最为狂热的一件事就是在寺壁上绘制彩画。他晚年时候对
茶道也情有独钟,这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是小他二十岁的画家倪瓒。当时倪尚未去笠
泽归隐,他们每年总有一段时间在一起汲泉涤盏,谈诗论文。
后者曾为此写过一首追忆体的短诗,诗中的郭潇散,放浪,身若闲云野鹤。由
于有关他生平资料的匮乏与珍贵,这首诗向来为对他感兴趣的那些研究者所津津乐
道。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是一个与《客杭日记》的作者形象迥异的人。一个天性
淡泊的人。一个儒雅,天真,不知世事为何物的人。它在很大程度上带给读者的困
惑是:面对两个仿佛来自不同世界的郭畀,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一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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