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来信(2)
三在看不出有什么迫不得已的特大变故的情况下,想让自己的生活从令时人眼
热的吴县正堂的威风和锦衣玉食,一下退回到类似古代隐哲那样林下水边的清静无
为,这似乎算得上是一种愚蠢的想法,至少在世俗的眼里看来是这样的。但自从二
十年前袁的偶像兼知己李卓吾辞官后寄居湖北黄安耿氏兄弟家中潜心佛道、著书立
学、发表惊世骇俗的煌煌巨著《焚书》、《续焚书》以来,对人生真义的探寻在晚
明知识界一时间俨然而成为一种时尚或风气。尤其是此人对被奉为道德楷模与处世
准则的宋明理学的激烈批评态度,包括他唾弃仕途功名,削发出家,广泛征求女弟
子,向寡妇化缘,指导幼弟狎妓等愤世嫉俗行为,一时间在令文坛内外大饱眼球,
普遍感到震惊的同时,确也使其中那些原本就不太安分的家伙,如南京的焦弱侯,
浙江的陶周望兄弟,长洲江进之,大同巡抚梅鼎臣等在思想上找到一种归家的感觉。
他们不仅精神与生活作派上立刻与之惺惺相惜,引朋呼类,比学赶帮超,甚至在著
作里也很快出现了频率相等的呼应与回声。而公安三袁( 袁中郎、兄袁伯修、弟袁
小修) 一生招摇、放浪,令世人瞩目的时代叛逆者形象,更显得像是从李的思想胎
盘里直接分娩出来的精神产儿,并经得起任何形式的NDA 血缘测试。无论后人如何
评价,对于十六世纪末隐居湖北麻城芝佛院聚徒授道的李卓吾,和顶着江苏吴县知
县乌纱怨声载道,倡导性灵主义文学的袁中郎来说,他们之问的奇异关系确实很像
是三百年后共同制造精神炸弹《共产党宣言》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他在悖逆
时俗的道路竟然一意孤行得如此之远,以至将他的老师李贽都差不多抛在了身后。
我如此持论当然有恃无恐,如果现在是公元一五九五年,而你碰巧刚好又是他的三
舅父龚惟长先生,你会在当年深秋的某个黄昏读到他寄自苏州的那封著名长信。信
中他告诉你“……岁月如花,乐何可言? 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
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
宾客满席,男女支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
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人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
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
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
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
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
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有意思的是,在此
之前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人会以如此另类的姿态,详尽探讨专制政体下艺术家的人
生角色定位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他所开列的这张有关五种理想生活模式的
名单上,最后一种居然是行乞! 而为主流社会推为首选的皓首穷经,读书做官一途,
反而被一笔勾销。作为一名有着不可限量前程的年轻政治明星,这样的离经叛道与
本末倒置确实令人吃惊。任何打算辨认他身上宗教印证的研究者,都能轻易发现其
时正方兴未艾的佛学精义的影响——在与儒家正统思想进行长年斗争,并最终取得
阶段性胜利的背景下,而这一点正是李贽对明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四
在苏州的知县生活成为袁一生中的惨痛记忆。以万历年间天下第一才子的名头
而被委以江南首富之区父母官的肥缺,这在旁人眼里该是何等眼红心热,叫人几疑
身在梦中的奇遇,而我们年轻的诗人兼资深佛学专家居然为此长吁短叹,并将它看
成是苦差乃至厄运,看来天底下确实没有比这更古怪,更荒诞的事情了。如果说他
天生就是一个像李白那样只会写诗喝酒,不谙人间事理的家伙;那也不算什么,问
题是现在所能在《苏州府志》里查到的有关他政绩的记载倒也不坏。他的弟弟袁小
修后来回忆自己当初作客吴县时的所见所闻,也曾有“中郎治吴严明,令行禁止,
摘发如神,狱讼到手即判,吴中呼为‘升米公事’,县前酒家皆他徙,征租不督而
至”这样的誉语,依稀一个如同时代人海瑞,王阳明那样恪守职道,勤政亲民的清
官形象。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前不久尚“望官如望仙”的政治猛客瞬间沦为“觉乌
纱可厌恶之甚”,并最终挂冠而去的社会闲散人员除前述精神信仰层面上的变化外,
更现实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蟒袍顶戴的身体与山水文章的头脑之间不可避免的剧烈冲
突。何况这中间还有一盏哲学的明灯在闪闪烁烁,并以其所谓宿命论的永恒光辉照
彻存在与虚无。可以想象,在吴县县署后面那所带花园的小楼度过的那些日夜,他
的心灵犹如西洋朋友利玛窦送的那架自鸣钟的钟锤摇摆在人世与出世,庙堂与江湖,
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两种彼此对立的人生格局之间,前后矛盾,左右为难,受尽煎
熬折磨之情溢于言表。而最终,对自由精神的呵护与膜拜似乎还是战胜了体制的桎
梏——其情景仿佛火焰穿过甲胄。在其时写给各地朋友的大量书信中,对此他自己
也曾或多或少有过一些真实而生动的描述。比如一五九五年秋天他给同年进士兼文
章知己、时任浙江遂昌知县的戏剧家汤显祖写信,就曾较为详尽地流露过自己当时
的真实思想。“作吴令,备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复云何? 俗语云‘鹄般白,
鸦般黑’,由此推之,当不免矣”。在这样不无自嘲与戏谑色彩的开场白后,他举
出一位历史上的大人物陶渊明的例子,抚古思今,自剖心迹:“人生几日月,长林
丰草,何所不适,而自苦若是? 每看陶潜,非不欲官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
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故竟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悔耳”。最后,他
以精神胜利者的口吻告诉汤,自由是人生第一要义,这就是为什么庄子要在他的书
中将《逍遥游》列为首篇。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弟观古往今来,唯有讨便宜
(自由、闲适的意思)人,是第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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