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回忆整顿运动(5)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 不是假材料。你们要搞清楚,口供是从哪里来的,绝对禁止用刑逼供。”周兴忙说 :“审讯科长在江西打过人,在这里是否打过人,还不知道。” 毛主席让我们回去了解了解,并斩钉截铁地再次强调说:“要让犯人讲真话, 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你们要把好关,不要冤枉 一个好人。” 毛主席同我们从上午9 点多一直谈到12点,并留我们吃午饭。回来的路上,我 同周兴边走边谈,原计划那天夜里要枪毙三个人,我说,应该赶快改变决定。 按照毛主席谈话的精神,我回来就同一位年纪较大的犯人谈了一次话。我问他 :“所交待的材料是不是自己写的,真实不真实? ” 我的话音未落,他就哭了起来。 这样,我才明白其中有假。又问他:“当时为何要写假口供,用意是什么? ” 他说:“吃好饭,戴红花。”最后,我叫他把口供拿回去修改。他说,“我要 它干吗,全是假的! ” 从1944年4 月以后,对各种案子开始进行甄别工作。一边甄别,一边平反。这 个工作做得时间较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有的一直拖到解放初。 极个别人的问题一直未彻底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挨了整,直到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而这些同志已由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成为两鬓斑白的老人。 在政治上审查干部,一定要慎之又慎,绝对不能使用逼供信的办法。这不仅是对干 部本人负责,而且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是否能兴盛发达的问题。 对于“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毛主席在七大以前已向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 毛主席到延安南门外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 当时是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受审查的专员、 县长集中学习的地方) 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 并向大家脱帽鞠了个躬。毛主席还说了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后来 听说,毛主席在其他场合也作过同样的赔礼道歉。这使干部群众十分感动,许多受 过冤屈的人都摆脱了精神负担,心情也舒畅起来了。 我们从枣园回到延安城里保安处后,周兴打电话向康生作了如实汇报。 原来,毛主席先找康生谈过,指出要纠偏,康生却置之不理,所以毛主席才直 接找我们谈。康生为什么压住毛主席的指示,不向下传达呢? 因为他正想借机准备 整别的高级干部,如叶剑英,说他的夫人有特嫌。康生暗地里收集材料,抓住一些 生活琐事,无限上纲,弄成政治问题。这些都是他偷偷摸摸地干的,不敢如实向毛 主席汇报。我曾对他说不要捕风捉影,他很生气,批评我将消息透露出去了。 毛主席对叶剑英很器重,多次讲过他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毛主席有时还让 我打电话给叶剑英,提醒他应该注意的事情。叶剑英非常尊敬毛主席,执行任何任 务从不打折扣。 康生的做法与毛泽东思想是相对立的。在康生领导下搞肃反,就只怕没有口供 (不分真假),有了口供以后,又最怕翻案。康生始终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从未 作过检讨。相反,还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翻案,洗刷自己。这个不可救药 的坏分子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康生对“抢救运动”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 主要责任。 康生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他平常就是两面三刀,挑拨同志间的关系。李克农 因病休养后,他对我说,李的身体不好,你要准备做副部长代替他。另一方面又对 李克农讲,师哲这个人有野心,想将你挤走等等。搞得我和李克农的关系很不自然。 刘少奇和王前夫妻间关系不好,康生则乘机讲王前不像样子,配不上刘少奇等 等。最后刘少奇跟王前分了手。 康生很不喜欢我,认为我不听他的话。 有一次,他让我去抓人,我说:“要有证据,光凭传说没有证据不行。” 他马上回敬我说:“你若认为他没问题,你就签个字。” 我不了解情况,当然无法签字。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将军”,使你不好不执行 他的意志。但是他碍于我在弼时处工作,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 当时我很奇怪,他也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如此惧怕任弼时? 对这个问题,后 来我曾问过他,康生这样解释:“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现在 想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在那个 时期,人们注意到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但他也只是 不敢在任弼时、毛主席面前拨弄是非而已。 任弼时在整风中两次向毛主席进言,对于甄别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10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普 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共产党的队伍更加整齐,步调一致起来,兵是精的,武器是 好的。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被我们打倒的。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就是统一 全党,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使大家的政治水平得到大大提高。这在思想上 为七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在审干中,七大代表集中的中央党校成为重点。代表资格的审查更是一件棘手 的事。 1944年七八月间,任弼时向毛主席反映了这个情况,并说:如果不承认所谓有 问题人的代表资格,要各个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新的代表到达延安,最远的 地区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做,七大就会被推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 召开。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召开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讨论。 毛主席当机立断地说:“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任弼时的汇报和毛主席的决断加速了审干的甄别工作。因而像刘子久、黎玉等 原来选出的代表全都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接着,中央准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制定大会议程时,是 准备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交大会讨论的,后来为了慎重起见,在七大 之前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1945年4 月20日通过了这个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