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路线 ——抓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 每个员工都要知道的长征事迹 毛泽东是一位世界级的谋略大师。遵义会议之后,正是依靠他的出神入化的军 事谋略,使红军摆脱了强敌,起死回生,最终转败为胜。同样,正是由于他运用了 正确的斗争策略,才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 红军攻下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后,根据毛泽东等人的强烈要求,1935年15日至 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检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 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高瞻远瞩,缜密筹划 在会议召开之前,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得到了 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军高级将领的支持。但要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达到预 期的效果,毛泽东认为仍需要有缜密的筹划与步骤。 要彻底纠正“左”倾错误路线,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3 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一是在政治上纠正错误的理论路线和方针;二是在组织上更换错误的领导和改变错 误的领导方式;三是在军事上彻底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 毛泽东高瞻远瞩,从党和红军的团结大局出发,审慎处理了各种复杂的关系, 经过与张闻天、王稼祥商议后决定,将政治路线的争论、组织问题的解决以及其他 政策和方针问题的清理暂时搁置不议,首先集中力量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保 证遵义会议的顺利举行。 ●先发制人,有理有节 遵义会议召开后,首先由主持会议的博古发言。他只是强调客观原因,为中央 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开脱,他的报告被称之为“正报告”。他的报告结束后, 即由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从主观上检查了“三人团”在指挥上的 重大失误,对李德、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 周恩来结束报告后,博古提议大家就正、副报告进行讨论。张闻天首先发言, 他尖锐地批评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博古拱手让权于李德,破坏军委的集体 领导,给红军造成极大损失的错误。他的报告和博古的报告针锋相对,一下子将博 古、李德推上了审判席,后来称之为“反报告”。 毛泽东开会一向是“后发制人”,等大家讲得差不多了,他再发言就几乎是带 结论性的了。但是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当张闻天的发言一结束,他就挺身而出接 着发言,而且比任何人讲得都长,说了1 个多小时。因为他知道,这一回争论的不 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了不 让对方先入为主,他必须“先发制人”,争取主动。 但是,在毛泽东的长篇发言中,只谈军事问题,只字不提及政治问题,有意绕 开两条路线的对立。他尖锐而深刻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先 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的严重错误”。他的发言尖锐泼辣, 深刻精辟,把博古的观点批驳得体无完肤。 毛泽东本来还可以从政治方面对博古、李德进行进一步的批判,但是他没有那 样做。英明睿智的毛泽东深知政治路线虽然也很重要,但迫在眉睫的问题则是军事 路线。中央红军已经失去了根据地,正处于流动作战的危急状况,改变军事路线是 生命攸关的头等大事。而对于“左”倾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许多同志尚未看清, 骤然提出会使党内受到极大的震动,不仅对于作战没有多大帮助,而且可能对党和 军队的团结造成损害。所以,集中力量解决军事问题,对于保证长征的胜利,对于 中国革命的胜利,意义重大。正如陆定一后来在解释遵义会议决议所说的那样: “我们所存下的只有这部分军队,不解决政治问题并不要紧;不解决军事问题,头 就没有了。” ●过来人的体会和评价 对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抓主要矛盾,抓关键问题”的高明策略,许多会议 的参加者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 ……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 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 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 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问题首先解决主要矛盾,其次的 放后一点嘛。” 张闻天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 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这样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 遵义会议不能成为胜利。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 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示范来看。” 英雄式员工向长征学什么 对于“抓主要矛盾,抓关键问题”这一策略,毛泽东曾从哲学的高度进行过论 述。他在《矛盾论》中曾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 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捉住 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就是抓住了军事问题这个当时的主要矛盾,下了一着高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