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6)
今天的中国要有点实学
历史经验表明,不务实的学问肯定是僵死的,不讲实事求是的国家是不会有前
途的。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
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个
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
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
是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
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
义。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器”
之争的继续。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
也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
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当时青年毛泽
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
“力行第一”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看重船山学
说。1919年9 月1 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
问题研究会章程》;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
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值得回味的是,毛泽
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牌匾据说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这样,毛泽东
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
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
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
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一于毛泽东
思想的事实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
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
国,而且属于世界。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是青年毛泽东办的自修大
学章程的基本思想和学风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问题而非主义,但这绝不表明毛泽
东没有主义,只是毛泽东讲求从问题中谈主义,从中国问题中谈共产主义。1927年
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军开进井冈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谈的就是中国问题,
而非普世问题。后来他和王明的斗争,都不是关于主义,而是关于问题的斗争。经
过30年代的失败,共产党到了延安后,毛泽东提倡改进学风,要杜绝学术空论,要
实事求是。延安整风后,共产党的学风转向实学,提倡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
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30年代的失败渐入胜利佳境。
做学问要有使命感
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国家安全,事关重大。中国现在的学风有
很大的浮夸成分,我们应该注意。对学者来说,做学问要有使命感。学问的长进要
靠解决国家的困难,而不是靠故弄玄虚,不能靠出国、耸肩、说洋文唬人做学问;
我们更不能整天幻想有洋人帮我们解决问题,尤其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真学者应
该扎实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困难中成长。立功名于金石,也应是当
今学者的境界。目前国家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主
要困难集中于经济领域,那么本世纪头几十年则会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在经济
上中国已是成功的。现在国际政治矛盾因中国的发展已提上日程,由于多年的荒废,
政治和军事的知识已成了目前中国学问的“瓶颈”。因此,以实事求是、不尚空论
和身体力行的态度和学风,建设性地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填补已形
成的知识空缺,为中国崛起而奋斗,是新时代赋予当今学人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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