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礼
2001年对于南洋来说,是一个风雪之季,更是一场必然经受的洗礼。
这一年,为了更强势地扩张发展,南洋果断进行了产权运作,抢在加入WTO 之
前,就已完成了境外资本的引进,与国际教育投资嫁接合作。然而,为业界专家所
看好的南洋却遭遇了上市挫折。一时间,关于南洋的传言沸沸扬扬,是资金断流,
还是人事变局?正当人们纷纷猜测时,南洋高层出走的消息似乎进一步佐证了外界
的猜疑。
就在今年3 月,任靖玺向我推荐了青岛南洋学校,他最欢迎的是自下而上的采
访。在青岛,我看到了一个依然从容运转的南洋学校,健康、有序,认真、执著。
我有些明白了他的意图。
企业重组是规模扩大后的必然行为,在使企业获得发展的新动力同时也给从业
人员带来了不安。在集团教育工作会议上,一向不回避问题的任靖玺坦率地表白,
一个开放的企业,一个明智的老板,不能钻到桌子底下看问题,应该以开放、发展、
科学的眼光看待人员的流动。
相反,他感到欣慰。“南洋用人是非常成功的,成功在出去的人都在做教育。
无论是企业重组还是人员流动,都是在寻求人或物的更佳配置;我们是在大浪淘沙,
自我挖潜。我们欣喜地看到,阵痛过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越来越广阔的发
展平台,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
与此同时,在业界,民办教育的政策风云突起。时而晴朗,时而布满阴霾。2003
年8 月底,等待了近乎半年之久的采访终于敲定。任靖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却是:
“今年民办学校是哀鸿遍野啊!”语气沉重得出乎我的意料。既而问我:“你知道
今年民办学校倒掉了多少吗?”
忧心忡忡后面的无奈是奔走于民校间的我所习见的。
经过十多年期盼、四年酝酿、四次审议之后,《民办教育促进法》终于在2002
年末艰难“分娩”。而此时距离《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布不过五年时间,这在
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实属罕见。这部中国历史上专门针对民间资本办教育的法律,使
民办学校的身份和地位真正得以确立,多年来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瓶颈被打破了。
就在今年初,任靖玺面对媒体还是欣喜、振奋的:“《促进法》解决了三个难
题:一是允许合理回报解决了资本市场的对接问题。教育要产业化,同样要按经济
规律办事。政府财力有限,哪里来钱?当然靠吸引民间投资,靠适度产业化的经营
手段,但要大家都作无私奉献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二是明晰产权可以吸引更多
机构投资者。既然是产业,投资就要有产权,要给个说法;谁投资,谁受益,这也
是合理的。第三是给了民办学校公平的法律地位。《民办教育促进法》是一部及时
的法、与时俱进的好法!”
《促进法》中关于“合理回报”的规定被认为是理论上的大突破。第五十一条
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
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看似最大的受益者是民办教育的出资者,其实激活的是民间
资金流入教育领域,有利于真正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
《实施条例(草案)》终于在急切的期待中出台,舆论却一片哗然。争议最大
的,仍然是“合理回报”问题。《实施条例(草案)》第四十八条规定:“出资人
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出资人可以从学校年度收入
中扣除办学成本、依法预留的基金(风险保证金,年收入的3%;发展基金,办学节
余的25% ;福利基金,办学节余的10% )及有关税费后,形成的年度办学结余中,
获得相应的合理回报。
“提取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与数额,由学校董事会自主决定,但合理回报的数
额,不得高于出资人实际出资额的商业银行当年长期贷款利息的200%。”
“年度办学结余低于出资人可获得的合理回报数额的,应当以当年度办学结余
为限;民办学校负有债务的,年度办学结余应当优先用于偿还债务本金。”
许多民办学校不禁发问:如照此实行,还有“合理回报”可言吗?
这到底是促进法,还是促退法?印象中的任靖玺是个温文的人,言谈低调而婉
转,此时的他却按捺不住了:“为什么要规定银行的适量贷款?为什么要规定多少
合理回报?还有产权问题……”他一连串的发问。
南洋在与境外资本的合作上一直在作种种努力。可以想见,诸如“合理回报”
等政策的制约无疑给南洋的融资渠道设置了种种阻力。原因很简单,作为投资者看
不到资本寻利的可能空间,如何能吸引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在教育这个敏感的领域,
要不要回报,一直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这个被谨慎地定性为“公益性”和“奖励性”
的“合理回报”让中国的民办教育界,再度堕入了迷雾般的困惑之中。
名校办民校,对南洋如此定位学校的冲击可想而知。据说,今年10所南洋学校
的招生总规模是3500人。对于招生就是生命线的民办学校来说,生源的减少意味着
什么可想而知。
政策,还是政策。南洋出生于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真空”时期,老牌民办学
校在热血和理想中茫然延续着,自生自灭。彼时,新生代的力量还没来得及挟资本
之力雄起于市场。社会还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重现地平线上的私立学校,政策在这
里是缺位的。1993年,南洋带着谨慎的试探,甚至类似于投身希望工程的崇高感走
进了教育市场。这一试,就试出了“努力做中国私立教育第一品牌”的豪情和高远
的、富于使命感的教育追求。
但是,通向理想的路途越来越艰难。而对于渐渐步入发展期的南洋来说,政策
的制约尤其是致命的杀手锏。任靖玺曾在不同场合为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呼吁:中
国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更加明晰的配套政策,更加完善的教育法规。国
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重视的核心问题是:明晰教育资产的产权;研究制定
具有积极意义的民办教育政策和法规,多一些促进和鼓励的成分,以务实的作风解
决民办教育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这样的呼声,在整个民办教育界很强烈,很宏大。然而,对于积重难返的中国
教育来说,体制垄断的堡垒实在是太久了,来自官方的意识自觉同样需要一个漫长、
渐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目
睹了不少悲情故事的上演了。
关于南洋的传言或许还在继续着,但在总部办公室,依然是生机盎然。几乎每
天都有找南洋合作的,国外的投资基金、国内的投资者,包括民生银行这样的机构,
也盯上了南洋,看中的就是它的品牌和规模。这些发亮的眼睛被南洋显而易见的优
势吸引着:一年几个亿的现金流,利润空间相当好,资产质量也不错。
“现在吸引投资者的目的,就是南洋安排部分学校的上市,以获得更多、更大
的资本市场的支持。”任靖玺已经看到,下一步教育的资本市场决不是资金问题,
而是人才问题。师资问题成为民办学校一个非常现实、严峻的问题,在短期内无法
解决。因此在基础教育的战略上南洋将放弃快速扩张的想法,提出“规模控制,稳
中求进”,“精品教育,品牌扩张”。
被业界称为国内“教育产业论第一人”的张铁明,对南洋模式曾有过特别的关
注。他认为,教育扩张规模化的直接结果,就是资本集中,竞争力提高,风险相对
减小,效益增大。作为教育规模集团化的经典模式,南洋在前几年是非常有优势的,
管理归管理,投资归投资,分别成立了管理公司和投资公司,运作比较规范。同时,
充分利用了社会资源,高起点、高投入地建设了学校。应该说它的优势已经发挥得
淋漓尽致了。
“正如一个人走到一定的时候,优点发挥得最充分的时候,这时也恰恰他认为
原有的缺点也是他的优势。如果不清醒、不明智,这些原来以为是优点的缺点就成
为阻碍,这是很正常的。现在就看它的决策中枢能否明智地修正决策,相信南洋以
后会利用现有的品牌更加低成本地进行规模扩张。”
那次的采访是短促的。任靖玺转身离去时高大、孑然的背影不知为何让我突然
感觉有种悲怆感,这个在不经意间推开中国教育的大门义无反顾地走进去的山西汉
子,怀抱着少有的执拗、爱较真的精神,就这样将自己的余生使命捆绑在南洋这艘
庞大的舰队上。永不停息的航行成为他生命中惟一的指向。
离开南洋时,始终在脑际萦绕、挥之不去的竟是任靖玺的这些性情表白,以及
忧患自省。
“昨天我看青岛南洋特长活动的时候,见到那个唱歌的小孩子,我都想掉眼泪。
说实话,我无法抑制对中国教育的感情,我并不想给自己戴什么桂冠和高帽,这8
年让我明白我这一生非教育莫许。”
“企业越大,失败的后果越严重。一个人跑步跑得快,摔倒了,和一个人走路
摔倒了不一样;走路摔倒了大不了手撑着地,蹭破点皮嘛;跑得快的人摔倒之后,
那可能就是满面开花,甚至有性命之忧。如果是个庞然大物,那就更危险。所以我
们一定要坚持南洋历来的习惯——成绩只讲一遍,甚至可以不讲;而问题要讲三遍,
直到解决它。”
“南洋在8 年中已经做成了中国私立教育的老大;我们只能往前走,不能向后
退,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南洋如果失败了,在某种程度上是给中国的私立教育当
头一棒,意味着中国的私立教育出了问题。一想到这点,我头上就冒汗,我没想到
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么一个紧箍咒。”
经历洗礼后的南洋又开始了新的启航。人们在混沌中期待着。但我执著地相信,
在中国民办教育新的发展史上,南洋应该被人们记取些什么,因着它的勇敢,它的
认真,它的不为人所知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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