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拨千金?
这些孩子着一色的红衫、功夫裤,最小的不过六七岁,最大的有十四五岁了。
在空旷的广场上一字排开,音乐声起,立马蹬腿、跨步、腾跃、翻滚,一招一式,
有板有眼。
“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乐声激越,观者亦心动。
这是清泉武校的孩子们为欢迎前来参观的客人所做的例行表演。这里面朝太湖,
背倚兰香山,清风徐来,波澜不兴。中国武术里除了功夫的操练,更讲究“精”
“气”“神”的涵养。我心下暗想,温州人周清泉算是选对了地方。
周清泉,自幼习武,师出名门。留一个大背头,唇上一丛浓须,极其醒目。静
坐时双腿盘膝,像如来打坐;行动时敏捷如猴,想是职业作风。他谈办学理念,比
如“文韬武略,以文为重”,“一张一弛,有文有武”,全是来自中华武术的精髓。
选择武校的孩子大都迷恋功夫片里的不凡身手,纹身的、工读学校不要的学生
都有,所以, 在武校你会经常听到一个词:转化。转化者,成功教育也。
清泉探索的是使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成功者的教育。在承继武术传统的同时,更
注重人格的养成、人文精神的传承,六七年的时间打出了自己的特色牌。浙江省教
育厅厅长侯靖方称其是“长兴的品牌,湖州的窗口,省里的重点”。
周清泉向我谈起了学校的办学成绩,言语间多了几许轻快:自1994年创办以来,
武校的初、高中学生毕业率均达100%。职高毕业生有700 名,就业率100%。其中400
多人走上了公安和企事业单位保安岗位,200 多人入伍,30人走进了大学校园。
但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只因姓“民”而不姓“公”,几年来的招生总是进展缓
慢。在长兴教育界,流传着一个关于清泉武校招生的“经典案例”:有一年为了招
生花了10万元打广告,结果来了一个学生。“说实话,你学校办得再好,总是民办
的,家长把孩子送过来总不如公办的踏实。社会上对民办学校的认识还没到那一步。”
1994年创办时只招收了70多名学生,2001年学生数量达到600 多人。但囿于社
会上对民办学校认识的观念偏差,招生遭遇困境。
2001年5 月10日,100 多名就读清泉武校的义务教育阶段的长兴籍学生拿到了
政府发放的500 元教育券,凭此冲抵学杂费。
2002年,武校招生迅速上升到1000人。以前,清泉武校每年只能招40余名长兴
籍学生,发放教育券后,该校已招收290 名长兴籍学生,招生增加250 人,增幅较
大。
“教育券带来的资金并不大,但它表明了政府的导向性,大家看到这所学校政
府这么重视,观念慢慢就变了。”周清泉说,为办学他先后已投入3000多万元,到
目前为止,清泉武校已拿到教育券的有200 多名学生,这部分资金总计不到10万元,
但这笔钱比给他几百万还管用!
这就是后来让经济学家周其仁感叹不已的“四两拨千斤”的力量:“这个信号
大着哪!”在2003年4 月的全国教育券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上,这位为教育券实践热
烈鼓呼的北大教授在发言中依然难抑激动。
面对蜂拥而来的媒体记者,熊全龙算的是另一本账:清泉武校已投资3000多万
元,如果政府办,政府没有钱,武校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义务,
为政府解忧啊!政府该不该扶持?
此种视角,此种胸怀,在为政者中恰恰稀缺得很。我想起了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陶西平的一番感叹:新建了一所民办学校,有些人会习惯地想,举办人又从这所学
校里赚了多少钱;但还有另一种视角,有一些人会想,这所民办学校会给政府的公
共教育经费节约多少钱。
诚然,不同的思考会带来不同的政策,自然结出不同的果子。
走进长兴,我意外地发现这里最漂亮的房子不是县府大院,而是学校;不是公
立学校,而是民办的、股份制的、国有民营的。宽敞的广场、新式教学楼、令人神
往的跑道,空气中飘荡着清新、活泼的气息。而在一个僻静的路口,我好不容易才
找到县政府的门牌,陈旧的两座小楼里弥漫着经年失修的灰扑扑的气息——说实话,
我有些惊异:这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县政府大楼。
这种强烈的对照,或许能够昭示些什么。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我们并不缺少
现代化的政府大楼,缺少的正是现代化的思维,一种在流动中发散的、多元的生命
气息。
华盛虹溪中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学校。2001年浙江华盛建设有限公司投入资金4500
万元,县教育局出资500 万元联合新建,成为长兴县第一所股份制中学。与此同时,
就在县城的另一端,规划投入1.5 亿元的长兴金陵高级中学项目正在洽谈中。2003
年底将建成,占地300 亩,计划设置60个班。届时,将与华盛虹溪、长兴中学形成
三足鼎立之势,那时民办和公办的赛跑才真正开始,新“三国演义”才真正拉开帷
幕。
客观来看,两年来,参与教育券计划的学生达到5046人。然而这其中,处于义
务教育阶段而选择民办教育的学生总数,加起来只有51人。换句话说,只有1.1 %
的受益者来自义务教育阶段的自主择校。但就在这两年,已经有3 亿县以外的资金
到长兴投资办学,民办学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且投资规模远远超过了长兴县自
身的财政能力。当然很难说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可以肯定,教育券
制必将刺激、动员更多的资源流入教育。
1.1%带来的是3 亿民间投资。与其说制度的变化让投资者看到了希望,毋宁说
制度带来的信号向人们昭示着,“主事者开始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民办教育,民
办学校开始享受‘国民待遇’。”有媒体发出感叹:“对投资者来说,还有什么比
这更好的回报呢!长此下去,民办教育的繁荣不就指日可待了吗?”更重要的是,
教育券的象征意义已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它表明政府正从教育的微观领域悄然身
退,正从统治者走向管理者,甚至服务者。在此过程中,不要忽视制度创新带来的
破坏性,教育券托举的并非仅仅是民间资金进入教育的信心,更是向现行的教育管
理体制举起了改革之剑。
长兴的教育券实验已经开始风生水起,但在熊全龙取得“真经”的地方——美
国加州罗斯密学区,就在他离开4 天后的全民投票中,教育券被否决,支持比例还
不到30%。其实,在美国选举史中,教育券提案至少已被提出过10次,都以极大差
距被否决了;时至今日,全美只有零星的几个地方实行了这一制度。
作为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一生中提出了众多的政策
建议,对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惟独他提出的教育券(school
voucher)理论,多年来却一直处于众多的争议之中,至今也只在美国的局部地区得
到试验。
其中最根本的障碍在于由此引发的违宪之争。争论的焦点是能否把纳税人的钱
交给教会学校,从而涉嫌背离美国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强大
阻力,就是来自公立教师工会的抗议。像所有的变革必须以摧毁既得利益的堡垒为
代价一样,教育券的制度安排也面临着同样的“冰山”。
但长兴走通了,乃是一种基于国情的“来自民间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需
要本土知识的。“花开了,果子结了,但吃还要等等。”在长兴,一位年轻的私立
中学老师对当地教育的发展如此展望。此时,所有的预言都显得空洞而渺茫,但有
一点是真实的:果子结出来了——尽管是一枚青涩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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