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其不幸,怒其不争(1)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 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 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 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 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 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 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 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 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 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 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摘自鲁迅《故乡》) %%% 景非昨,人依旧 20世纪50年代,我上中学的时候,读到鲁迅先生《故乡》这最后的几段文 字,总觉得有一种凄楚的气息从字里行间透出,心情也便罩上了阴霾。 一个从小活泼的孩子,鲁迅的玩伴,长大后竟成了唯唯诺诺、迟迟顿顿、痴痴 呆呆、麻麻木木的人,与鲁迅过去之间的亲密关系荡然无存,这怎不让鲁迅加倍的 惆怅呢? 所以鲁迅先生说:“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 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 活。”鲁迅希望有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其实是让像闰土式农民脱离麻木,变得 活泼而开朗。 鲁迅先生描写的那个地方,其实也是我的家乡。他住绍兴,我在湖州,差不多 同样的生活形状,同样的人物模型。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模型,我小时候也多有所见, 更有同感,改变中国农民那种对待生活的漠然、迟顿,也是我的渴望。 先生那篇文章写于1921年,迄今已经80余年了,几乎可以说过去了一个 世纪,一个世纪的差异不可谓不大,然则,我却在民工们的身上,看到了某些似曾 相识的气质——他们祖辈的影子,这使我又困惑又悲凉。 温州市木材集团公司,我们采访了贵州天柱县桂脚村来的民工杨熙模,他现年 37岁,初中毕业,与爱人一齐到温州来打工,有一个4岁的女儿放在家中。兄弟 5人,他排行老二,有两个弟弟也都在温州捞生活,杨熙略在瓯海区一个镇的无纺 布工厂里搞纺织,还有一个杨熙炳的原来和他在一个公司,最近丢了工作,没有事 做。 听他介绍,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平时没有休息日。月工资800元钱,房 租每人80元。为什么说每人80元呢?当我到了他所住的房间时才知道,在一间 10平方米的房间里住着两户人家,两张床,两对夫妻,由于12小时一班,正好 调配开,所以在他夫妻俩住的时候,那一对夫妻正在上班。 生活费是每月160元,两菜一汤,食堂做什么吃什么,基本以吃素为主,肉 是很少很少的。由于他爱人也在温州,职工食堂里不让他爱人吃,所以自己开伙。 他与妻子每月要吃掉300多元,加上少许零用,他一个月只能节省出400元。 杨熙模告诉我,他贵州的家中有7个人,只有2.8亩地,平均每人只有4分 地,一年收3000斤谷子,剩下还有些许山地,可以种包谷和小麦。100斤谷 子只能打50多斤粮食,每人也只有200多斤粮,连吃都不够,哪里还会有余钱 剩米,所以只得出来打工。 从2003年9月来到温州,到现在(我们采访他是2004年4月份)已经 半年多了。开始有两个月试工期,每月只有600元,刚够吃饭,现在能好一些, 但半年之中也只能给贵州家中寄去过300元钱。 在采访中,我问他道:“你现在算是正式工了,有没有和老板签订过劳动合同?” “签了,签了,有合同。” “拿来给我们看看行不?”我的助手李家运说道。 他走进屋里,翻了翻,然后拿出两页打印好的纸给了我们。 我们一看,这哪里是什么劳动合同,只不过是老板发给他们的工厂劳动的规定。 那上面写的是:工人上班时不许抽烟,谁抽烟罚款50元;不许打架,谁打架罚款 300元…… 所有的条文都是对工人的惩罚,却没有对老板的约束。我说道:“这算什么劳 动合同?这只不过是工厂的管理规定嘛!你是不是拿错了?”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其他了。” 这以后,他避开这个话题,谈起其他的事情来了。这使我大惑不解,他作为一 个初中生,难道看不出这并不是一份合同?是内有隐情,故作糊涂,还是真的不知 道什么叫“合同”? 他接着说道,他的弟弟杨熙略,去年3、4月份在无纺布厂工作时,左手被链 条缠住了,外皮都脱落了,伤得很重,当时到医院去治了治,休息了半个来月,厂 里给报销了些钱,大约有几十块,其他一点补助都没有,那半个月也没有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