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套牢了蓝田? 20年来,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 大的动力。随着国企无可挽救的衰落,民营企业的快速健康成长已经成为中国未来 经济的决定性力量。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形容也不过分。惟如此,我们才应该将更大 的关注投入到这个可能决定我们未来的新生力量上。 比之国企,民营企业之“新”,新在其产权制度,新在其市场精神。这种“新”, 与其说是中国民营企业本身具有的,不如说是出于我们对旧体制的厌恶而主动投射 到民营企业上的。时光流逝,经过20年漫长且缺陷多多的渐进改革,我们的民营企 业还是原有的民营企业吗?或者换句话问,民营企业还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动力十 足,天然具有市场精神的民营企业吗?蓝田的崩溃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重要的启 示。 蓝田的产权明晰吗? 既然产权明晰被自由主义者标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大优势,那么民营企业产 权是否真的明晰就成为推导其未来发展前景的第一个问题。现实的情形是,在中国, 民营企业的产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明晰,起码是值得重新打量的。围绕在蓝 田股权上的种种谜团为我们的审视提供了一个切口。 据公开资料披露,蓝田在1996年首次发行上市时,其第一大股东为沈阳蓝田经 济技术开发公司,占有3636% 的股权。而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的前身则是 由隶属于沈阳市财贸干部学校的三家企业的资产合并而来,其性质为集体所有。按 照我们通常的理解,90年代初期的所谓隶属应该更准确的表述为“挂靠”。说白了, 就是企业向主管单位交一点管理费。换句话说,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是挂着 集体招牌的民营企业。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瞿兆玉先生一位亲戚不经意披露的一个 秘密中得知。她说,“蓝田”即瞿兆玉先生的小名。但不管是私营还是集体,沈阳 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绝对与国有无缘。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从1999年中报开始, 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突然变成了农业部全资拥有的中国蓝田总公司(性质为 国有)的控股公司。一个个好端端的民营企业怎么一夜之间突然变成国有企业了呢? 在一个普遍患有财富焦虑症的时代,我们只听说过化公为私的事情,还从未听说过 主动将自己的资产充公的奇闻。我们只能推测,瞿兆玉先生遇到了什么过不了的难 关,不得已才将自己的资产拱手奉献给了农业部。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蓝田 总公司——这个民营企业的国有母公司竟然早在1989年就成立了。而在公开披露的 资料中,我们怎么也找不出1992年成立的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与农业部有任 何瓜葛的蛛丝马迹。难怪有人语带玄机的讽刺:瞿兆玉是不是农业部的官员?我们 要问的是,蓝田究竟是谁的? 由蓝田而其他,我们看到了中国民营企业产权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模糊性。如 果我们将这个现象放在更为深远的渐进改革的制度背景中,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 论:中国大量的民营企业的产权与其说是明晰的,不如说是模糊的;与其说是私人 拥有的,倒不如说是“官商共有”的,或者更准确说是“权私共有”的。何时归私 人,何时归“权力”,则完全顺应形势需要。在蓝田的个案中,我们发现蓝田与农 业部最早的关联是在1995年12月蓝田上市之前,正是在这个时候,蓝田股份公司中 很少的一部分国家股1828万股由沈阳市国资局划拨给农业部持有。很清楚,没有这 1828万股所有权的转移,蓝田是拿不到上市指标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蓝田 股份的最初本来很明晰的产权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为了获得只有“权力”才可以获 得的特许权力,蓝田不惜模糊其产权,开始与权力结盟。因为只有与权力结盟,蓝 田才可能获得权力控制着的巨大资源。在蓝田的盘算中,产权的牺牲是值得的。从 蓝田一路走来的股权变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民营企业一个普遍的困境:不与无所 不在和难以抗拒的行政权力结盟,民营企业的发展只能是举步维艰。令人惊异的是, 这不仅是我们亲眼目睹的这一代民营企业的独特处境,而且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 的现象。对此,我们不由得感慨,从草根起家到无奈的“权私共有”,大概是中国 民营企业必然的历史宿命。 我们很担心,在这种产权安排下,我们天天为之高唱赞歌的民营企业还是真正 的民营企业吗?那种由于产权明晰而带给民营企业的强大的自我激励会不会变成别 的东西?虽然我们很难现在就得出某种肯定性的结论,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民营 企业的经济人本性将极大的被“权力”的“政治人”本性所取代,它们将更多地对 行政体系而不是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这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将是一个不祥的路向。 果真如此,我们将对中国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带给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力,表示深 刻的怀疑。乡镇企业的快速衰落就是对我们这种怀疑的有力支持。前车不远,值得 借鉴。 蓝田具有真正的市场精神吗? 如果说具备明晰的产权是民营企业造福全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无时无 刻不在感受着市场压力并由此而在骨子里被植入了市场精神的民营企业,才是民营 企业成为社会健康力量的充分条件。在这个环节上,蓝田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呢? 与中国证券市场上不断涌现的造假明星一样,蓝田造假的手法一点都不高明。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拙劣的造假却在掩盖多年之后才被发现呢。按照 最后给了蓝田封喉一剑的中央财经大学刘姝威女士的说法是:“我没去过蓝田,就 能看出这么多明白摆着的毛病。最基础、最简单的分析方法就能看穿的骗局,怎么 早没人吱声呢?”刘女士的问题虽然是一个很常识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 问题。不过,在最终揭开了蓝田神话之后,刘女士自己所遭遇的凶险处境已经部分 回答了这个问题。蓝田,已经不仅仅是一家民营企业,而是一种权力,一个权力集 团浮在水面上的经济承载物。面对这种力量强大的庞然大物,即使有人想吱声,也 未必敢吱声。刘女士一介书生,未必懂得这其中的厉害,难怪她要在记者面前痛哭 失声。支持这个结论的另一个事实是:如果蓝田仅仅是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是不 可能在短短几天之中,就获得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属于机密的内参文章的。显然,蓝 田并非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我们并不关心蓝田背后究竟是谁,我们只想提醒,站 在蓝田背后已经是合法化的体制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与权力的合法性连接在一起, 而且正在凭借权力赋予的超市场力量在疯狂攫取超市场的利益。一个蓝田这样做不 要紧,怕就怕有千万个蓝田。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能是市场精神的彻底毁灭。 企业并不是天生就喜欢市场竞争的,也并不是自动地就能够有利于全社会的福 利的。正相反,任何企业和个人本性上都厌恶竞争,遑论平等之竞争。企业被驱赶 进入市场完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正是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外部规制和约束 下,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才会被激活,这种竞争才会增进全社会的福 利。这个道理对所有的企业都应该适用。如果一个企业能够获得比通过市场竞争成 本更低的方式来积累财富,它还能够喜欢市场吗?它还愿意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来 造福于我们的社会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蓝田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新 兴民营企业在“权私共有”的产权安排下,对市场精神发自内心的蔑视。它们已经 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权力资本。由于大量的资源仍然垄断在行政权力手中,权贵企业 对市场规则的这种蔑视是非常必然的。在蓝田的案例中,蓝田向各家银行贷款达到 20多亿,其中包括农业银行9 亿,工商银行10亿。我们很难想象银行对蓝田存在的 明显财务缺陷没有丝毫察觉。与这种不同寻常的“疏忽”相印证的是,这几年,证 监会三下蓝田,竟然全部无功而返。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蓝田获得了其他企业想都不 敢想的超市场待遇呢?答案不言而自明:权力。取之于权力,回报于权力。但蓝田 却给纳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袱:不仅套牢银行20多亿元贷款,而且在二级市场 上同步蒸发投资者流通市值25亿元。这样的民营企业难道不是在毁灭财富吗?在一 个完全缺乏规制的市场,泛滥成灾的权力对任何企业都是一种腐蚀剂。不独是国有 企业,民营企业也同样容易感染权力的毒瘾。由于受到文化和制度挤压更甚,民营 企业甚至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烈地投靠权力的动机。这种艰难的处境,我们可以在瞿 兆玉在家乡人面前大搞慈善事业的举动中看得清清楚楚。这种一箭双雕(既争取社 会同情又炫耀经济实力)的慈善事业好像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惯用手腕。只不 过,与国外资本家的慈善有所不同,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拿的是银行的钱。但可以 预见的是,民营企业投靠权力成功之日,即是民营企业的市场精神荡然无存之时。 蓝田是一个典型的投靠成功的范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毁灭全社会资 源为代价而快速进行私人财富积累的过程,你难道相信这能够同时增加全社会的福 利吗?至少我不相信。 值得所有的观察家玩味的是蓝田掌门人瞿兆玉先生的一句话。他说:“1999年 蓝田股份承认股票发行上市中的四项违规事实,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人们动辄就 以此说事。”据他说,此后沈阳市政府专门给证券监管部门发过公函,说明此事非 蓝田所为。 既然并非蓝田所为,蓝田为什么又要充当吃黄连的哑巴,不将他的苦衷和盘托 出呢?既然敢追杀刘姝威,蓝田又为什么不敢挑明事实真相?其实仔细想来,我们 就很容易理解瞿先生的苦衷。根深叶茂的权力之网罩住了瞿兆玉,也罩住了蓝田。 凭人力之三头六臂,恐怕很难挣脱。可见蓝田与现有权力体系融合之紧密。 我们的论述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个存在大量超市场机会的社会中, 市场的惟一功能只能是迷惑良善之辈的道具。它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会毁 灭所有人的市场精神。在资源和市场日益加深的双重约束下,中国民营企业如果不 想在这个伪市场中被迫消亡,就必须加速逃离这个市场而萎缩于权力的庇护之下, 从而彻底沦为权力资本的附庸。我们尤其想指出的是,一场民营企业大规模消亡和 投靠的戏剧,已然在市场的幕后上演。 对于民营企业,蓝田提供给我们的警示是:以权力为惟一推动力量的中国渐进 改革所形成的制度环境,正在大规模吞噬曾经生机勃勃的中国民营企业,这不仅是 指民营企业的精神,也包括民营企业的财富本身。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消除这种 外部环境,民营企业全面蜕变将只是时间问题。果如此,我们就会不幸地重温中国 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现象:弥漫的私人经济却伴随着普遍的腐败和长期的停滞。形 式或许会稍有不同,但悲剧的性质却毫无二致。到那时,历史就会给我们这些一直 热切地期许着私有经济的人们一个巨大的嘲讽。但愿我们不要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蓝田固然套牢了社会,但又是谁套牢了蓝田呢?这是我们不得不问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