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殿里的喧哗与骚动(2) 对北京大学的这场人事制度改革发表意见的人,并不仅限于参加这次研讨会上 的专家、学者。在这次研讨会之外,北京大学校内的各种意见更是如层浪翻滚。 2003年7 月21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 总第140 期) 综合报道了这些意见。 年轻教师们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我们成了弱势群体。 据统计,此次改革直接涉及到利益的将达3000多人,北京大学众多的年轻副教 授和讲师,以及寄望于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的学生,大都身在其中。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年轻教师都在批评改革,光华管理学院讲师姜国华就是一 位年轻的支持者。他说:“工人可以下岗,为什么大学老师就不可以?” 今年32岁的姜国华1995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本科毕业后,在香港科技大 学攻读硕士,然后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了博士学位。2002年12月,他 回到光华受聘讲师。在和光华签订的合同中,已经包含了6 年以后如果没有一定的 成果就要离开的条款,因此,北京大学今天的人事改革方案对他来讲已经不算新鲜。 北京大学校园里的第二波反对声浪,来自一批文史哲专业的教师,他们中许多 人都已经拿到了教授资格,从实际利益上说,改革对他们并没有直接损害。但受到 伤害的,是他们的自尊心。 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记者说,大学之间确实有一些东西是可比的,但不是所有 的都可比。陈平原认为,北京大学人事改革的方针过于注重数字,太看重看得见摸 得着的指标了。 如果说,以往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北京大学的理由,在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 对中国现代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北京大学的理由, 是因为它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就连北京大学1998年专为百年校庆而设计 的招生广告,在回顾近20年的“留给昨天”的“辉煌”时,给理工科的“辉煌”地 盘也比人文学科的“辉煌”地盘要大得多。 老北京大学的文科辉煌让渡给新北京大学的理工科独领风骚,多少示人以北京 大学退出社会,隐入技术世界的意味。 “如果我现在还是副教授的话,按我的脾气,我肯定马上就走。我相信,我走 了是你北京大学的损失,而不是我的损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 已于一年前退休的钱理群教授在北京大学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年逾不 惑之时才在中文系拿到了硕士学位。 激怒钱理群的,是他所理解的此次人事改革的理念。改革方案第一次征求意见 稿中曾有这样一条规定:“除少数特殊学科外,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 在钱理群看来,改革背后的含义是,没有留过洋的不能当北京大学的教授。 “这是非常荒唐的,如果他们胆敢实行的话,结果只能是毁了北京大学。他们 理解的一流大学就是美国大学。”钱理群说,“按这样的改革,梁漱溟怎么办?沈 从文怎么办?要是闻一多看到这样的规定,非勃然大怒不可。” 然而,在这次热闹的大讨论中,北京大学的行政人员们基本保持缄默。一方面, 他们不像青年教师们那样善于表达,另一方面,既然改革还没有到自己头上,不如 看看再说。有一个网上帖子这样说道:“行政职员对此的态度,多半是‘带有反对 情绪之冷眼旁观’。因为显然,一旦教员改革成功,就轮到了他们。所以他们有反 对之情绪,内心深处希望改革失败,或者根本不启动。但是由于名义上和他们无关, 所以他们又冷眼旁观。” 著名学者周其仁喜欢引用一个故事:经济学家张五常刚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 非常关心什么时候可以当上教授,根据什么来评定。张五常于是跑去问,是不是要 发表很多论文?是不是要教很多课?张五常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有想法,就找教 授们去谈,其他的教授觉得你行,你就可以当教授了。 “这是天底下最好的制度,”周其仁说,“它也是北京大学改革在未来将要面 对的最大难题。” 这种意见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那里得到共鸣:“在北京大学外部体 制和一些内部生态不进行实质性触动前提下,北京大学改革前景堪忧。北京大学甚 至教育主管部门能否拿出勇气,以壮士断腕之气魄进行真正的改革?也只有这样的 改革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实际上,对北京大学改革的讨论到了这个层面上,已经不仅仅是利益之争或仅 仅是观念之辨,它已经深入到人们对大学精神的本质、教育机制与社会体制的根本 问题的重新认识。 但不管怎么说,北京大学的改革举措无疑将促使其他高校的改革提速。事实证 明,新一轮高校体制创新的竞争已经开始,没有人愿意失去重新洗牌的机遇。 在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方案引起轩然大波之时,中山大学的教师聘任制改革已悄 然开始实施。据了解,中山大学教师职务聘任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各院系的编制核 定和职位设置每学年进行一次;教师职务的聘任分为“有固定期限聘任”和“无固 定期限聘任”两种,只有教授和部分副教授可获得“终身职位”;3 年为一个考核 期,对每个教师进行考核;各院系制定本院系的教师职务基本责任标准,其中包括 有关工作量的规定等。 据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介绍,预测未来几年,中大教师的编制总数将处在相应 增加的态势之中。现阶段,中大绝大多数学院教师缺编,全校教师缺编超过400 人。 据初步测算,实行聘任制以后若干年内,尚有42% —48% 的教授职位要向国内外招 聘,需要招聘的副教授职位约为28% —32% 。 同样是打破高校教师的“铁饭碗”和终身制,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一北一南两 种改革,被外界赋予了“激进”与“温和”、“暴风骤雨”与“和风细雨”的比喻。 中大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任剑涛教授指出,现阶段北京大学的教师编制 处于满额甚至超额状态,中大的大多数学院还处于缺编状态,所以北京大学改革又 叫“减员改革”,而中大改革可以说是“增员改革”,相对来说,中大遇到的阻力 就比较小。 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龚放教授表示,北京大学的改革给全国高校的年 轻教师一个信号:即高校应该是“庸才的炼狱,天才的乐园”。 龚放对北京大学改革提出两点疑虑:首先北京大学的人事改革只有教学科研动, 而党政管理却不动。当然,从教学科研是学校的主体,改革起来也比党政后勤管理 容易得多。但是,党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若不很快跟上,就会引起教学科研一线的教 师内心的不平和极大的不满,制度上的不公平,就很难平衡出全局的公正性,何况 同在一所校园中,这种不满一旦被蓄积,其反弹程度也就难以预料。 其次是由谁来评价?评估主体不克服教授资格审议中现有的一些弊端,就会有 损评价的科学性、公平性、公正性。由于北京大学教学人事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精 神是“不升即离”,这方面就显得更为突出。龚放说,现在的教授资格审议有弊端, 打招呼、讲人情的现象屡屡发生,一个评审教授有时能接到为某人说情的条子或电 话多达十几个。还有资格的衡量问题,现在许多高校和地方在评审时把物质生产引 进到精神领域,把市场经济法则引入学术评议上,对老师的考核像对计件工,将论 文、科研成果、教学等都折算成分值,但毕竟知识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 龚放认为,主管部门应更多地给高校以自主权,而高校也应放更多的自主权给 院系。高校的竞争来自学科的竞争,一所高校是否世界一流,不是用年限来定的, 而是要考量所拥有的多少个学科群体位居世界一流。各高校在制定院系领导负责制 时都要求他们在任期内把本学科带到同行的前列,或是世界一流的地位。但同时却 不给院系相应的人事等方面的自主权,进人、用人都要由人事部门定编制、定名额, 这样做很难集中优质人才资源,形成学科群体效益。 针对这种意见,著名学者杨东平说: “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的大学,不可能是 现代意义的大学。”现代大学的原则和体制的建立,发生在19世纪的德国。当时出 任普鲁士主管教育的长官洪堡主持创建了柏林大学,洪堡在进行大学建设中汲取了 启蒙运动精髓,即人的职责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由此确立了大学发展方向。 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是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费希特,他把独立理解和思想自由作 为大学里一切专业学习的原则,让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程度的科学,达到一定程度的 自我理解,使每个人通过大学教育能独立思考。现代大学的特点包括,它是独立的 团体,不受政府管理,但接受政府资助,是学术和科学研究的中心。在这一系列的 坚持下,几十年后,德国的科学成果全面领先于世界。 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学也在德国大学的历史影响下,发展为现代大学的模式。 对于今天的大学模式,早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就有学者设想,高等教育会普 遍照美国模式发展——从精英型走向大众化,再到普及型。1930年,美国大学已经 不同于所谓的现代大学了,被美国教育界称为当代美国教育改革设计者的科尔在《 大学的功用》中说,现代大学已经濒临灭绝了,变成了多元化巨型大学,它不是有 一个统一的精神,而是每个群体有一个灵魂,而且每个灵魂之间互相矛盾。这种变 化虽然不是出于理性的选择,但也是根植于真实性。但是三A 原则(AcademicFreedom、 AcademicAutonomy、AcademicNeutrality) 依然是美国大学的基本原则。 今天哈佛和剑桥的较量已经变成是财富的较量,20世纪50年代以来,剑桥的科 学家有47次得诺贝尔奖,哈佛是17次。英国大学的危机感是研究资金不如美国。《 泰晤士报》报道,2002年哈佛的私人投资就近133 亿英镑,耶鲁有私人投资70亿英 镑,普林斯顿有60亿英镑,而剑桥居英国最富大学榜首,也只有27亿英镑的资产, 牛津也大约只有20多亿英镑的资产。 由此看来,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并没有给公众以明确的答案。 既然连这个答案都给不出,那么,要想通过这次人事制度改革,创建所谓的世界一 流大学,在我看来,北京大学是底气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