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刚酿造的美酒味在其中(1) 5 戴着镣铐跳《天鹅湖》——孙维刚酿造的美酒味在其中 一位高二学生的家长说:我参加过高中年级的家长会,孩子的班主任是一位有 现代教育理念的年轻教师,她非常同情高中学生面临的处境。她主张教育应该以人 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这样的教育理念并不为校方所理解,因为校方衡量 教育成果是学生能否考上大学。这位班主任说到动情处,忍不住流下了泪,而坐在 讲台下的我也很矛盾,甚至痛苦。虽说大家都希望孩子考上大学,但谁也不想让孩 子高分低能。 2002年1 月20日,北京二十二中数学教师孙维刚因病去世。对孙维刚,相信大 多数读者比较熟悉。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孙维刚最令人称道的,是在他曾执教并 担任班主任的一个普通班中,有22名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据媒体报道, 虽然身为一个普通的数学教师、中学班主任,但他却被教育界众口一词地誉为“教 育大师”,认为他用数学教出了哲学——论据是:他的教育理念虽有争议,但他带 出的学生样样好,连个头儿都比别人高。 一位标志性教师,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常常“离经叛道”地实践着自己的教 育理念,却取得了众所瞩目的业绩。我希望通过对他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他 戴着现行教育体制的“镣铐”,依然跳出了舞姿优美的《天鹅湖》之谜。然而,我 深知,这种解读只能属于抛砖引玉式的表面之作,要真正发掘出隐藏在孙老师身上 的诸多宝藏还需广大读者本着“天下教育,苍生功业”的宗旨,在随后的日子中继 续深刻思考。 孙维刚有说不完的故事,有些故事甚至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史上的经典。当我在 互联网上对“孙维刚”这个名字进行搜索时,数百条信息扑面而来,绝大多数都是 对他的去世表示真诚悼念的,其中既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唁电,也有从未与孙 维刚谋面的普通网友。一个普通教师的去世,能引来如此众多的人们滚滚的热泪, 这本身就令人感慨。 “孙老师是名师,他并不专门为示范而示范。他的每一节课都是示范课,都按 照他自己的进度讲。他讲课从不拒绝别的教师旁听,校内校外的教师,京城内外的 教师,都是推门就可以听孙老师的课。”北京市东城区教委主任周焕奇也曾是孙老 师的同事,他说,做一名数学教师,和孙维刚做同事应该是一种悲剧,因为他做得 太好了,你难以超越他;但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竟将教师这个职业做 得如此轰轰烈烈。 北京二十二中副校长杨春林曾是孙维刚的学生,她的办公桌就在孙老师对面, 她清晰地记得2001年寒假前,孙老师上最后一堂课的情景:他用两道高考题为初三 学生结课,这两道题属于前几年高考中比较难的题目,但同学们很快就解开了。杨 春林说,孙老师的教学目标很明确,就是让学生们掌握数学的思想和解题方法,因 为这样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有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后,教学自然就容易了。 在孙老师带的第一轮实验班里,有位蔡冰冰同学,当初考初中时,她连区重点 都没考上,但6 年后,她却成为北京市唯一入选首届中国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的选 手。她说,这得益于孙老师和自己的一次谈话。上高中时,她的成绩已经很好了, 上课时就未免有点儿无所适从。孙老师及时点拨她: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课堂上 老师常会重复以前的知识,这时候你应努力找到新旧知识的联系,这样学习数学就 变得简单而有趣了。 孙老师注重和家长的配合,他的班上有42名学生,他常常说,我们有85个教师, 父母双方也是教师。他的家长会要求父母双方都到场,他说:“如果我的教学思想 得不到家长的配合,是根本无法实施的。”在一般人眼中,孙维刚的教学方法有些 严厉,他会要求学生晚上9 :30去睡觉,要求不能进游戏厅……还有许多细小的要 求。尽管这种教育理念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他所取得的教育效果却是明显 的。他的学生在学校里样样突出:文化课、体育、卫生、公益,甚至身体发育得都 要比别的学生好,但他们却并非从学校或者区里选拔出来的,而是大多非常普通。 孙老师爱说:“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做人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我认为还是有 最高标准的,比如正派、诚实、无私。”他希望学生“做一个由于自己的存在,而 使别人生活得更幸福的人”。他的这种理念在学生们身上得到了体现。1997年高考 前,他班里综合评分在前15名的同学都坚决表示:放弃参评三好学生,放弃高考10 分加分( 北京市市级三好学生高考可加10分) ,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学。国际奥林匹 克数学竞赛的金牌得主阎君,高二时就被北京大学提前录取,但他想再参加一次国 际奥赛,再夺一块金牌。可他看到孙老师身体不好,便想帮孙老师一把。随后,他 用了100 多个小时为班上的同学作辅导,自己却在国际奥赛代表队选拔赛中以一分 之差落选。可阎君说:“我不后悔。” 孙维刚去世后,到他家悼念的人络绎不绝,但每个人都被他清贫的生活感动: 所有的家具都是“过去式”,铁床和大衣柜更是20世纪80年代初常用的。其妻子王 海亭说:“经常有人问我孙维刚这么做,你觉得亏不亏。说实话,我是有些苦,但 我很敬佩他,做一个教师能活成这样,为家庭、为学校、为国家留下这么多东西, 他过了轰轰烈烈的一生,值。” 解读孙维刚的故事,我的感觉颇为复杂。孙老师以自己的才学、能力、人格, 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敬佩,也赢得了社会的赞誉。然而,他之所以拥有这些弥足珍 贵的精神财富,是因为他的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试想,如果孙老 师班上的学生没有那么多人考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所实践的教育理念,是否 还像今天这样能得到大家近乎一致的认可? 一位高二学生的家长就说:我参加过高中年级的家长会,孩子的班主任是一位 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年轻教师,她非常同情高中学生面临的处境——做不完的作业、 考不完的试。她主张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是,这样的教育 理念并不为校方所理解,因为校方衡量教育成果是以考上某某大学的学生比例为标 准的。这位班主任说到动情处,忍不住流下了泪,而坐在讲台下的家长们也很矛盾, 甚至痛苦。虽说大家都希望孩子考上大学,但谁也不想让孩子高分低能。 在采访工作中,我也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尴尬事。比如在某市采访时,我一提起 素质教育,该市普教科的负责同志就说,我们这里的素质教育搞得不错,然后就是 兴奋地列举某初中有多少学生升入了重点高中,某高中有多少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 和清华大学,全然不提通过素质教育的实施,学生们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多少。到了 基层学校,校长们最津津乐道的也是这些内容,在他们看来,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 平高低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有多少学生升入了重点初中或重点大学。这都使我 感到困惑:评价素质教育的标准是什么?难道还是升学率?如果这样,今天大家所 谓的“素质教育”,依然还是应试教育,与以往不同的只是,今天的应试教育套上 了一件“素质教育”的时髦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