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祖国俄罗斯(1)
“你的房子依然颜色鲜艳, 就好像在挨饿时你依然在玩耍。”
父亲一方有法国、德国和波罗的海血统。法国大革命之后,我们家经由德
国来到波罗的海沿岸,先是在斯特拉斯堡定居了许多年。
在我父亲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圣彼得堡,接受军事教育。①那是在
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时候。在1830年的波兰起义中,我父亲是一名陆军上校,当时
他脱颖而出,尼古拉一世在他的法国贵族的头衔上又加了个俄罗斯贵族的头衔。我
还清楚地记得: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看过一本关于贵族盾徽的大书,上面
有皇帝的声明。先是法国的带有花纹的盾徽,整个是金色的,下面分布着一些横向
的线条;俄罗斯的盾徽上有武器和头盔图案,头盔下面是两条金色的斜线。我还能
清楚地记得帝国按照爵位给我母亲做的胸针,样子很像金色的荣誉之剑,它表现的
是我父亲的所有荣誉的缩影。
我母亲生于圣彼得堡,她的父亲一方来自德国北方的汉堡,她的母亲一方则来
自丹麦。
很难说我们在俄罗斯一开始说的是哪种语言:俄语只在普通人中流行,它很快
就让位于法语和德语。我们几乎一直说的是德语,②因为它保留着那把我们跟我母
亲的祖国相联系的纽带。我们在德国仍然有亲戚朋友,不仅如此,德国让我们感到
某种真正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与其说是跟德国的政治有关,还不如说是跟那些
说德语的人有关(这和我们在彼得堡认识的德国人不同)。因为我们不把自己看成
是来俄罗斯服役的人,而是直接把自己看成了俄罗斯人。我是在军队制服的包围中
长大的。我父亲是一位将军。后来,他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国务顾问,随后又成
为枢密院的一员,然后是内务部副部长。不过,他一生都坚持到办公室去上班。我
早在8 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军官,他叫巴伦·弗雷德里克,长得的确非
常英俊。他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副官,后来成了宫廷总管。由于他活得比较长,曾经
历过帝制的衰落和革命的兴起。我跟他的私交很有限,不过,曾引起了一个小小的
事件: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我迈步走出了父亲的办公大楼,站在楼梯最上面
的一级上,这时我感到那个我所爱慕的男人就在我身后。我滑倒了——他像个真正
的骑士,迅速跑过来帮我爬起来。他遭遇了跟我相同的命运,突然发现我们面对面
是多么亲近。我们俩就在入口处相对而坐,眼睛惊异地盯着对方。他高兴地笑着,
而我静静地体验着天赐的幸福。
与奶娘和仆人们给我们的印象相比,这些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记忆很少具有俄
罗斯特性。在我家,只有我拥有一个奶娘。她跟我形影不离。她文雅而漂亮,在去
耶路撒冷朝圣之后,甚至从教会得到过一次“小小的受福”——尽管我真地为她感
到骄傲,但这事使我的兄弟们笑得像马鸣。俄罗斯奶娘的名声很好,因为她们能全
力以赴照顾好孩子。这一点连那些生母都无法相比——尽管奶娘们在教育孩子方面
不见得有什么好办法。这些奶娘中有许多是以前仆人的后代,她们继承了仆人忠诚
的美德;不过,现在她们变得更加快乐了,因为她们跟主人家的关系已不像以前那
样固定了。俄罗斯家庭中的其他仆人都具有非俄罗斯血统。如车夫和脚夫一般都是
塔塔尔人和爱沙尼亚人,众所周知,他们是滴酒不沾的。他们中有新教徒,有希腊
东正教教徒,还有穆斯林。他们同时使用东方的和西方的祈祷,同时使用新的和旧
的日历,这些日历标示着各种宗教的休息日和工作日。所有这一切都因为这样一个
事实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管理我们在彼得堡的乡村别墅的是几个斯瓦比人,尽管
他们离开家乡已经有好多年了,但仍然保留着他们家乡的语言和服饰。从他们身上,
我几乎了解不到任何关于俄罗斯的真正内在的东西。直到我有几次去斯莫棱斯克看
望我的二哥之后,我才对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状况有所了解。尽管圣彼得堡具有帝王
气象,但它是巴黎和斯德哥尔摩的结合,有驯鹿拉的雪橇,有涅瓦河畔闪闪发光的
冰雕宫殿,迟到的春天和炎热的夏季,总之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我在学校里的玩伴的背景也很有国际性。当时圣彼得堡既有小型的私立英语学
校,又有大一些的。我一开始上的是一所小学校,后来上了一所大学校,但在那儿
几乎什么都没学到。③尽管如此,我还是碰到了一些让我跟俄罗斯这个国家建立一
种新的关系的人——我说的是政治意义上的关系。因为革命精神在政治上的第一次
表现是“人民会议”,④那时在学校里,这种精神已经开始冒泡、发酵。作为精力
充沛的年轻人,要想不受它的影响,真的很难。因为尽管我们跟皇帝有这样那样的
关系,⑤尽管我们家的态度是倾向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的,但这种态度并非无
可指摘。“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废除农奴制之后,已经变得非常保守。把
我从这些强有力的当代事件中隔离开来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的第一个伟大的
爱人对我的深刻影响。他是一个荷兰人,在俄罗斯,他感到自己完全是一个外国人,
所以他让我也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己不是十足的俄罗斯人。他以为,我应该把我对
幻想的想望抛在一边,把自己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个人,加强理性和情绪之间的平衡,
从而促成精神的发展。我这一生只参与过一次政治运动,我把证据一直藏在书桌的
抽屉里——那是维拉的一张照片,⑥她可能被认为是俄罗斯的第一个恐怖分子。她
曾射击某市政官员,被控告犯有同谋罪。当时法院刚刚开始受理这样的案子,不久
就宣判她无罪。她被一帮兴高采烈的乌合之众用肩膀抬出了法庭。后来她逃到了日
内瓦,也许现在还活着。在1881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我当时正在苏黎士上学,虚无
主义者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俄罗斯学生为了表示庆祝,举行了火把游行,他们高
兴地大喊大叫。我知道,几乎没有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女人跟我一起学习,因为她们
中绝大多数人都想当医生。我相信,她们中绝大多数人只是把学业当成出国的政治
借口,因为当时俄罗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让妇女接受高等教育了——比其他任何
一个国家都要早得多——师资完备的大学也已建立起来,配备有来自医学院的教授。
不过,我完全想错了。这些年轻的女孩进行斗争、作出牺牲,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新
型的俄罗斯体制,是为了享有跟男人一样的权利。她们在一个地方被迫取缔,又会
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她们认为最重要或最关键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取得尽
可能多的知识。她们的目的不在于跟男人竞争或争权夺利,也不在于某种改善自己
生涯的学术上的野心,她们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走出去,走到天真的、被压迫的、
受苦受难的俄罗斯人民中去,因为人民需要她们的帮助。大群的女医生、助产士、
女教师、各类护士——像潮水一样,像教会之外的女牧师一样——不断从学院和演
讲厅涌向最遥远、最偏僻的乡村:女人们把她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她们同情的对象
——尽管她们一生都要面对政治上的监禁、流放和死亡。
事实上,男女革命家都愿意把俄罗斯人民看成自己的父母。尽管他们自己都是
知识分子出身,尽管是他们在教育、启蒙、培训人民,但在人性上,迷信、酗酒又
俗气的农民一直是他们的典范。我们是从托尔斯泰那儿了解到这种态度的。他首先
从农民社会中了解到了关于生、死、工作和奉献的所有意义。在这份对人民的爱中,
所有那些义务和善意的痕迹都被抹掉了,而每个个人的精神生活中的所有力量都集
中在了某种原始主义的言行之上——那是一种孩子一样的状态。从最深的本能的意
义上来说,没有一个人曾经完全摆脱过这种状态——哪怕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成年
人。在我看来,这种对人民的爱还影响到了两性之间的爱,它在某种程度上使后者
的紧张和极端得到了缓解。而在西欧,一千多年来,两性之爱已经发展成了夸张的
狂喜。(在俄罗斯,我只在一个地方看到过关于色情主义的东西,那是在罗汉王子
的题为《莫斯科》的一系列重要的素描中)。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各种各样的淫
荡和放浪行为可能也会在俄罗斯出现,也许带有更加粗鄙的性质,但是,俄罗斯的
精神生活一直很天真、很淳朴,而且带有孩子气。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那些更加“成
熟的”国家的精神生活,后者注重的是个人之间的爱,那种爱具有更多的自我色彩。
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观念”表现在与人民的血肉相连上,他们打心眼里觉得那是
根本的素质,而不是理智、理性或文明行为的规范和要求。他们所有的狂热情绪都
可以在人民那儿找到表达的方式,而且决不会消减。他们强调的是两性之间的分别。
在精神处于警觉的状态下,被动的服从和接受总是跟尖锐的、主动的革命家的素质
高度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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