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人在一起(1)
如果我不得不把维也纳的气氛跟其他大城市做比较的话,我会说,
我觉得它的明显标志是理性和色情的汇流。
我早年和后来的岁月里,俄罗斯给了我很多印象,为了收集这些印象,我
花了几个忙碌的年头。这部分是因为我个人的活动比较复杂,我对各种人的印
象也比较多样,这使我对故事的讲述显得更加困难。一个人要不断面临选择,要么
深入到事物内部,要么浮光掠影地去处理事物。后者是危险的,当我们浮光掠影地
处理事物时,我们会兴奋地进行一般性的谈话,而在那样的谈话中,草率的公式和
突然的强调会使我们的判断更加轻率。那么跟一个人接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
会一起走到一个我们不曾想过要去的地方。两个人之间的情谊如果的确很珍贵,那
么它是不能进行精确分析的。通过应用诗歌的神奇效应,他们可以进行间接的交流。
在经验的本质中,往往有着强烈的诗意。
因此,关于我的童年时期,关于我婚后几年的生活,我并没有多少可说——尽
管在这两个时期我也跟其他人保持着活跃的接触。正如时代使然,我遇见过许多人,
很了解他们的为人和言行;而我天生就沉默寡言,这使我的交往从一个人挪移到另
一个人,从一次私密谈话移到另一次。在我丈夫的单身公寓里度过了最初的一段婚
姻生活后,我们搬进了另一所房子,那所房子位于一个公园的中央,四周围全是榆
树。房主本想把房子的内部装修得漂亮一些,不过,他们遇到了困难,没能完成装
修,因此,我们可以以相当便宜的价格租下来。我们几乎一直生活在底楼,房间很
大,这使我回想起了我自己的家以及我的舞蹈课—— 一间很大的书房,还有两间
装着壁板,阳台也很宽敞。房间里备有深挖进墙内的碗柜橱,因此,我们只需要在
我们已有的那点家具之外再少量添置一点就行了。这个家位于柏林城的南边,进入
柏林的惟一交通工具是大游览车——冬天装载着跑步的人。那个冬天我们认识了一
些人,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生活在城市的郊区:首先一个是作家格哈德·霍普
特曼和他的妻子玛丽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在自然主义不可避免地兴起并引起广泛
争论时,他的第一个剧本给舞台带来了一种新的东西,这种东西有助于自然主义这
个新的思潮方向在文艺中取得胜利。尽管这部戏的本质是说教性的,它呼唤的是好
公民形象,但它具有抒情诗的笔触。①
在我结婚之前的日子里,保罗·雷曾有意地避开波希米亚文人的圈子,我们交
往的范围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学术界的,但这种情况现在改变了。我从来不曾对文学
这样地感兴趣(俄罗斯文学使我感兴趣是出于别的原因)。当我涉足文学时,我感
到自己很“无知”,对早先时候轻松的乐观主义一无所知,而这场新的争论就是针
对那种乐观主义发动起来的。不过,那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人性因素:新精神所鼓吹
的是青春的快乐、活跃和自信,甚至于当我们在处理最黯淡无光、最令人压抑的问
题时也是如此。亨利·易卜生在德国的声名是个重要的事实。我丈夫把易卜生的作
品介绍给我,向我朗读挪威语本的原文,一边读一边还译成德语。两座“独立剧院”
出现了,其中一座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布拉姆和易卜生、霍普特曼的共同领导下,
不断地取得胜利。我跟独立剧院的创始人之一马克西米连·哈登的友谊也是从那时
开始的,而且延续了许多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格哈德,卡尔·霍普
特曼博士直到那时都还想在哲学领域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也在提倡对戏剧的
热忱。奥托·哈特勒本积极地参与了进来,与他那好心的莫卜琛一道。年轻人为了
文学和政治目标抛弃了他们的学术雄心。我把许多个夜晚都花在了跟尤金·库聂曼
的争论上了,那时他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要一辈子在大学里教书。在那些我最亲近的
人之中,从人性意义上而言,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乔治·勒德布尔:让我把这些
词句当成对他的问候。②
那时我们已经准备搬进第二处公寓,它正好位于森林的边缘。房子极小,所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需要请人来收拾。那时——1894年——我去了巴黎,
那儿的文坛也正在发生类似的变化。那时正值卡诺总统被暗杀,各个方面的人都被
卷进了政治的漩涡。安多瓦内的“自由剧院”开张了,它跟柏林的“独立剧院”相
仿佛。吕格妮·坡的《作品》上演了。③霍普特曼的《阿内尔》中的女主人公曾经
在柏林由宝拉·康拉德扮演,她后来成了施莱特尔的妻子,安多瓦内把它在舞台上
演成一个贫穷、苍白的街头小女孩形象。尽管法语时时跟霍普特曼的诗歌发生冲突,
如当阿内尔说词“Fliederduft ”(百合花的香气)时,她不得不说成了一个句子
“je sens le parfum de lilas”(我闻到了百合花的香气)。后来在俄罗斯,我
看到了最令人动心的《阿内尔》:它之所以那样地令人动心,是因为它用拜占庭风
格表现了天堂和救世主,而这种风格是克制的、朴素的。
在巴黎,跟在柏林一样,我跟各种文学圈子频频交往,大家都具有共同的兴趣,
只有老一辈文人反对我们。
赫尔曼·邦当时住在圣日耳曼,非常活跃。尽管他常常生病,但精力充沛、充
满幻想。我现在几乎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回想跟他的一次谈话,他说,每当他开始
一个新的写诗计划时,他会恐惧得发抖:他会一直跑到窗口,希望能看到某种他可
以用作借口的东西,那样他就可以不马上开始写。你几乎能看到艺术创作过程中的
那种无情的效果,即在被抑制的意识的最深层,使物象发生明显的变形;你也可以
看到艺术家的恐惧,那种恐惧在转变的过程中战胜了他。尽管我很了解赫尔曼·邦
的那些旷日持久的问题,但是从那之后,我每次看到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
正在把他的恐惧转变成一种更加活跃的东西,而且在生理层面上也是如此。我们认
识到,邦的小说(如《白房子》、《灰房子》)深深地植根于他的个人记忆,我们
也会感觉到那种伴随他的写作的恐惧心理。
无论我在哪里,总有一个小伙伴伴随着我。那是一只浑身黑色的小狮子狗——
它像个孩子似的,我们叫它“头头”——我已经忘记我是从哪儿把它弄来的了。当
我很晚回家时,它会在它的小睡篮里直直地站起来,用具有穿透力的、怀疑的目光
看着我,好像在问在没有带着它的情况下,我去了哪里。在有些日子里,它净给我
惹麻烦,因为它喜欢那些永远不会落到离房子很远的苹果。那时候的大街满是闪闪
发光的马车,而不是汽车。我的小“头头”会箭一般冲入大街,然后折回来——它
那小得不能再小的嘴巴大张着,叼着一个对它来说大得不能再大的苹果——它像一
只黑色跳蚤一样地飞奔过宽阔的广场和街道,直到它发现某个安全的角落,然后把
苹果吃掉;而我呢,我会追着它跑。不过,追它的不是我一个人,经常有路人帮我
喊它:“哦,啦,啦,可爱的头头”,他们还试图抓住它,但它一点都不害怕。
我在巴黎时,跟弗兰克·魏德金德在一起的时间最多;④不过,那不是一开始
就是那样的。我是在匈牙利侯爵夫人家里碰见他的,我陪他还有其他几个人去一家
葱汤饭店吃饭。在饭店里,我们继续投机的交谈,直到次日凌晨。但是,他对我产
生了误解,后来他相当开朗地说过这事,但他没有任何给自己赦罪的意思。(后来,
我在一个短篇小说中把这情景写成了一个场景。)在拉丁区的某个咖啡馆前面有一
些表面黏糊糊的大理石桌子,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他坐在其中一张桌子的旁边写诗—
—这些诗后来收入了诗集《绞刑架之歌》——如挽歌《是的,我杀死了我的姑妈》,
但这位姑妈已经年迈、头发花白——“这是我的青春啊,嗜血的法官,今天你把它
从我这儿夺走。”魏德金德有一双屠夫一样的手,但他的心是温柔的、柔软的。他
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也没有长久的居处,所以他往往会坐在女店员中间(这种叫
法已经不用了),希望她们中的某一个会在咖啡馆关门时,钱包里装满了钱,然后
好心地带他回家,供他吃、住,再给他一点爱的温存——哪怕只有一次。不过,你
也可以在别的地方看到魏德金德。如,他曾经带着我去全巴黎最贫穷的街区里的一
个最简陋的房间,他晚上就在那儿过夜;他这么做,没有显示出一丁点的骄傲,这
使我感到很高兴:这是60岁的乔治·赫尔威的寡妇的房子。那老太太被水肿病折磨
着,他给她带去了精心挑选的饭菜。⑤
如果我们决定去拉丁区或蒙马特区的夜总会玩,我们往往会跟一到两个新闻界
的朋友一起去,因为那儿的妓女总是很有趣,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们的开放和坦
率,那不仅是她们职业的一个特征,而且是人性本身的一种表现,即去掉了自轻、
羞涩以及鬼鬼祟祟;二是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言谈举止上表现出法国的传统文
化,这种文化弥漫于从上层到底层的整个法国社会。这使我们跟偶遇的“下层”社
会人物之间所进行的交谈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经历。因为“上流”社会也是如此。
贵妇人们在待人接物上最有礼貌,甚至在深夜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尴尬的
情形中。比如在街上碰见某个男人时,她也会保持礼貌,因为任何一个巴黎人都会
为自己不能像绅士一样生活或误解这种生活而感到羞愧。不过,伴随着这种印象,
人们同样强烈地意识到,最好是任由事情发展。他们不会因为受到诱惑而想着去更
多地了解某人;传统文化的种种表现是根深蒂固的,一方面人们把许多内心的东西
表现了出来,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东西留在内心深处。这跟我在俄罗斯所取得的印象
完全相反。在柏林之后,巴黎是我生活时间较长的第一个通都大邑。我在巴黎所获
得的所有经历都跟在那之前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照。巴黎那无法言表的魅力具有某
种过来人的成熟之美,对于我来说,这种魅力就像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不断地换戴
新首饰;在青春光彩已经不再的时候,她依然装饰着珍贵的珠宝,去抵御锈蚀或虫
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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