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地位与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3) 总体来说,与广大产业工人相比,只要是能够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生活水准的 中产阶层,不满和怨言就相对要少许多,也更能满足于自己的现状。公务员、大中 学教师、中级职员、工程师、编辑等月收入达到100 元以上者,可以住两三间房子, 还能雇佣女佣,其职业和收入往往优于一般大众,并因此确立了中产阶层的社会地 位和生活方式:他们中的许多人喜欢穿西装、吃西餐、进咖啡馆、看电影、举办新 式婚礼,追求生活的时尚与品位。当时西装在沪上极为流行,成为银行职员、大百 货公司店员、教师、文化人等各行各业人的常用着装,据称“海上人士穿西装的, 约占十分之四五”。据郑逸梅《西装商榷》记载,见高福进《“洋娱乐”的流入— —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8 页。由于服饰是上海社 会的重要名片,即使在一些行业的工人中,如邮工,“穿西装的也一天一天地多起 来了”,甚至信差苦力“穿西装的也未始没有”。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 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466 ~467 页。正如鲁迅所说: “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 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鲁迅:《上海的少女》,《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563 页。吃西餐、进咖啡馆等餐饮习惯,从早期沪上的西 人、买办、有钱的上层人士,到后来为中产阶层所接受,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由 西方引入的时尚生活而逐渐流行开来的。据1946年统计,上海登记注册的咖啡馆为 186 家,如加上餐馆、旅社、娱乐场所、宵夜店等处设立的咖啡间,估计不下500 间。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283 页。价 格在2 角至7 角5 分之间,租界里的娱乐场所更贵。徐迟等:《上海众生相》,上 海:新中国报社出版1941年7 月1 日,第79页。而被称为“大餐”的西餐,以英式、 美式为主,还有法式、德式、意大利式、俄罗斯式等,高福进,同前引书,第42页。 其中又有档次之分。高档的西餐馆最低消费30元,物美价廉的俄式西餐(又称“罗 宋大餐”)1 元2 角,质量已相当好了。蒋为民主编《时髦外婆——追寻老上海的 时尚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97~98页。吃西餐、喝咖啡相较穿西装而言, 更具有文化符号消费的特点以及阶级区隔的作用。一方面西餐和咖啡的价格限制了 大部分劳工阶级的消费,另一方面,吃西餐、喝咖啡的复杂讲究以及西餐馆里的西 文菜单,也自然地将消费者作了分层。到西餐馆和咖啡馆里来的除了西方人、买办、 企业家和有钱人外,以公司企业职员、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要消费力量。但这 并不表明西式餐饮已成为中产阶层的主要饮食方式,而只是作为一种引领时尚、界 定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的消费符号和印记,使原本普通不过的西人餐饮方式在中国 被改造成了一种具有休闲意味和生活情调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于是,“许多大学 生们,他们是不进小馆子的,就是口袋里只剩得几毛车费了,也必要送到西餐馆才 放得下心。”忻平,同前引书,第366 页。同样,对在外商公司、洋行做事的职员 以及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来说,看美国影片往往是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 活方式的表现,作为赶时髦的谈资;而放映美国影片的电影院也较为讲究,如规定 职员必须穿着整齐,容貌整洁,忠于职守,会用英文,甚至不能吃带味的东西,不 能喝酒等等。汪朝光: 《早期上海的电影业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上海:《档案 与史学》2003年第3 期,第34页。至于婚礼,更是成为推陈出新引领时尚的具有符 号意义的仪式。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的一批新式知识青年就提倡西式婚俗,包 括用证婚人的新式婚礼,由牧师主持的教堂婚礼也在知识阶层中流行。唐振常,同 前引书,第736 页。到30年代,集团婚礼作为一种新式婚礼出现。据1936年上海市 年鉴记载,1935年4 月3 日,由市政府主持在市府大礼堂举行了首届集团婚礼,共 有57对新人参加。男性中商人21人,白领职员、公务员、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有36人, 工人与农民则无一人。当日美国派拉蒙、米高梅、福斯等电影公司均派人拍摄新闻 片,有万余人在现场观看了婚礼,盛况空前。同年共举办了五届集团婚礼,参加者 达399 对。《上海市年鉴》1936年(上),B ,第139 、136 ~137 页。及至40年 代和抗战胜利之后,集团婚礼仍在进行。忻平,同前引书,第491 页。 由于新兴职业所具有的现代性、知识性、专门性以及可能获得的优厚待遇,使 中产阶层既成为现代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又成为社会大众羡慕的职业群体, 其生活方式也自然引领着社会风尚与习俗的流变。确切地说,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 建构,是以现代化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西方化为其发展导向的,但同时它又是一种 新与旧、中与西的拼接,在文化类型上兼跨中西的一种过渡形态。唐振常,同前引 书,第728 ~729 页。作为市民生活的实际参与者和社会舆论的主体力量,中产阶 层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对上海社会产生的影响相当深远,并在形塑近代上海 人的社会心理和群体意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