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流动与转变影响(1) 台湾自196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从向内发展的进口取代(importsubstitution) 工业,转变为向外发展的出口导向(exportorientation )经济形态。经历了四十 多年的经济成长,创造了许多社会流动机会,促成社会阶级结构的明显转变。萧新 煌指出1960年代中期以后,在资本主义发展下的工业化(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转 变)与都市化(都市人口的集中化),都使台湾的社会结构出现两个新生的阶级, 一是城市的劳动阶级,一是城市的中产阶层;相对地,二战后原为主要阶级的小农 则持续下降为一个极为弱势的阶级。萧新煌:《变迁台湾社会中产阶级》,台北: 巨流出版,1988,第375 ~401 页。魏镛甚至认为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已日益接 近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化社会。魏镛:《变迁台湾社会中产阶级》,台北: 巨流出版,1985, 第38页。这些研究对台湾社会阶级及结构变迁现象有以下的发现 :土地改革后对小农阶级在工业化及挤压的农业政策下,不断流入都市成为劳工阶 级,这使得小农阶级逐渐没落,而都市劳工阶级则不断成长;另外,出口导向也使 得都市中出现许多介于资本家与农工间的社会阶级类属,他们包括有生产工具的中 小业主、没有生产工具的公/ 民营企业经理阶级、中上级公务人员、企业受雇者、 自由工作创意人、专业知识阶级等,这些人被泛称“中产阶层”,是台湾数十年来 社会阶级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 在另一方面,台湾的社会政治环境,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处于极具变动的状态 ——自力救济社会运动以及新政党的兴起,2000年国民党“总统大选”挫败更是国 民党掌控威权的转型年,关于台湾政权的转型与转移已有许多解释,包括国民党政 治团体的内部危机、反对运动的积极参与、社经发展的结构变迁以及国际政治经济 局势等内外环境因素的交替影响。林素琴:《政治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论文——阶级 文化与政党文化形象》, 台北,1994,第2 页。其中就社经发展的结构变迁而言, 研究者讨论的焦点往往牵涉到前面提及的“中产阶层”的兴起,“中产阶层”的兴 起被认为在台湾威权转型过程中一个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角色。 台湾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 产业结构在经济成长中经常被用作评量其社会进化层次的依据之一,也是现代 化程度的衡量指针之一。1951年,也就是经济计划实施前,台湾农业占产业结构的 比重为3228% ,工业占2133% ,约占五分之一,196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在其 经济体系中长期维持重要的地位。但到了1971年工业生活3894% ,远超过农业的 1307% ,其后工业一直呈现快速成长,至1986年达4711% 的最高峰,同期农业 仅占5 55% ,而同时期服务业呈稳定状态,约在4598~4794% 之间。但1988 年服务业首次超过一半(5013% ),且持续成长。服务业呈现质变,由蓝领阶级 为主的服务转变为信息服务。至1998年农业为2 73% ,工业为3493% ,而服务 业为6234% 。 从工业化以后,台湾经济年均成长率亦出现可观的现象。从1951~1979年年均 成长率是9 1%。其中1950年代约为7 7%,1960年代为9 0%,1970年代仍达10%, 但其中1974年及1975年因能源危机的影响出现低成长,分别为1 12% 、8 03% 。 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仍维持8 6%。但随着工业“成长极限”的出现,自1988 年以后一直维持在5 39% ~8 23% 之间,1998年的金融风暴更降低至5 3%。 台湾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力求增加“国民所得”,此一中心原则的效果亦在同时期中 展现出来。1952年平均“国民所得”为263 美元,1980年为2054美元,1985年3142 美元。至1997年已达12019 美元。 而且台湾的所得分配亦有缩小的现象。1950年台湾最高20% 所得阶层与最低20% 所得阶层,每户年平均所得比率为15∶1 ,到1979年降为4 34∶1 。这显示台湾 在经济成长与经济公平上力求实现民间均富目标的努力。可是随着经济成就越大, 此一努力似乎有限。自1981年起贫富差距再持续加大,由4 21∶1 扩增到1997年 的5 41∶1 。陈瑞贵:《全球化下的多元文化性之研究》,台北:亚洲未来趋势 研讨会2001年6 月9 日。 1 一个新中产阶层的壮大 台湾的社会结构在二战后50年里,经历了相当快速而显著的转型,具体地说, 即是其阶级结构产生了根本性和连续性的消长,如地主阶级的消失,小农阶级的产 生;小农阶级的流失,蓝领劳工阶级的崛起;都市小资产阶级(不雇用家庭以外劳 动力的小店东)韧性延续和削弱;旧中产(小雇主)阶层和新中产(专业白领和管 理白领)阶层的同步壮大;以及资本家的凝结和坐大。萧新煌:《变迁社会与人群 变迁——讲座》,台北: 《阶级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崛起》,2003。 换言之,二战后台湾社会已经呈现出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雏形,尤其是在 1980年代以后,此一变迁趋势特别明显。虽然它还在形塑当中,但明显的迹象是 “传统”阶级(如小农、小资产阶级)持续式微削弱,“现代”阶级(劳工、中产 和资本家)则上扬扩大,社会流动的频率则颇为可观。陈光兴:《台湾消费社会形 成的初步思想》, 台湾清大亚太: 《文化研究室城市中华人的文化生产论坛——专 文》。 随着新阶级的崛起,上述垂直社会流动也在1990年代逐渐降低,过去大量涌现 的“多元阶级家庭”势必将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未来“单一阶级家庭”的浮现。更 值得注意的结果是“家庭主义”过去所发挥淡化阶级利益矛盾的作用将逐渐消失, 阶级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亦将加大。相当可能的另一结果是,阶级差异在下一世纪 初将跃升成为集结、动员利益分配和价值冲突的主要来源。因此,分配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 的问题势必成为21世纪台湾社会的冲突点。萧新煌,同前引文,2003 年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