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普及”与“权力重新分配”(2) 就都市化而言,1952年台湾10万以上人口的都市只有8 个,1980年达17个,高 雄市及台北市已成为百万人以上的都会区,此外台湾在1960年只有53% 集中在都市, 1982年有75% ,至1985年为786%。台湾都市化更产生郊区化的现象,工业化及经 济发展产生都市社区和郊区住宅化的现象。都市化和多中心化社区的形成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和社区生活的享受,但也产生公共卫生和人际疏离等社会问题。同上引 文。 就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质与量而言:穿衣方面,1952年平均每人衣着支出为6 7 美元,1979年为3785美元。居住方面,1952年每人生活用电平均每月23度, 1985年为47度。用电普及率由1952年的290%增至1978年的976%。平均每人居住 坪数1965年为2 1(6 9m2),1979年为6 5 坪(21 45m2) ,至1985年为6 1坪(183m2)。交通方面,1971年机车为826 万辆,但1980年代以后快速成长, 1981年为459 3 万辆,至1996年达928 4 万辆。汽车的拥有量1951年每千人1 辆,但1988年每千人为105 辆,1997年更达244 辆。休闲娱乐方面,订阅书报杂志 份数1952年为374 份,1979年为141 3 份,1985年为207 3 份。1952年电视机 尚未问世,1985年每百户有931 户拥有彩色电视,同年每月平均休闲时间为214 9 小时。1980年台湾地区出国人数每千人次为485 人次,1987年则达1058人次, 至1997年更达61620 人次。此等比率正在加速提高中。 从以上各项产业经济和社会结构指标可见,台湾过去半个世纪在力求经济发展 的同时,人民的生活素质和基本需求的满足情况均产生相同趋势的提升。吴乃德: 《台湾阶级流动的差异及原因——槟榔和拖鞋西装和皮鞋》,台北: “中央研究院 社会学研究所”。 社会权力逐渐由经济权力所决定 台北都会区消费社会的扩张期出现在1980年代的后期,消费能力伴随经济发展 的成长,投入较前期更为昂贵的消费场域,最具指针意义的是在境外旅游及家用汽 车方面。资料显示,台湾汽车、旅游人口及旅游业最为快速的成长出现在80年代末 期至90年代初期;这里,台湾当局保护政策的转变,开放观光特别是对中国大陆, 减低汽车进口税,外币开放交易等,不仅意味着经济也是消费社会的国际化,也显 示出政府的主导性力量。陈光兴与Inter AsiaCulturalStudies:Movements 共同 主编《台湾消费社会形成的初步思考》,台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编委,2001。 80年代末期的解严与解除报禁,另类媒体大量出现;同时,上述主导性的民间 消费力量多多少少也决定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走向与形式。在消费社会中最具代表性 的社会机构就是KTV 运动的快速形成,以跨阶级、性别、年龄、族群的姿态,特别 是在都会区快速扩散。台北市在1987~1990年期间出现了770 家KTV ,到了夜晚, 整个城市几乎被KTV 所覆盖,KTV 所呈现的不只是简单的消费空间弥补所谓集体消 费的不足,它同时广泛地为群众运动与聚集所使用,政治人物也必须补习熟练歌曲 来接近民众,对诸多歌王歌后而言,KTV 成为他/她们自我培养另类自尊(self empowerment)的重要场域。庄淳雅、魏棻卿、林美姿,同前引文,2002年10月号。 90年代中期是台湾消费社会形成进入深化期的阶段,也遭遇到所谓国际化与全 球化时代的冲击。在此时期,信息经济结构快速搭建,表现在卫星有线电视的快速 扩张,所谓三台垄断彻底打破;网际网络及大哥大在90年代后期快速狂飙,创造了 新的社会关系。 因此,在此时期对于媒体新科技的掌握以及能否接合到其运作逻辑中,成为社 会权力的核心问题。在此消费社会深化时期,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主导台湾社会的 力量已由国家掌控的政治逻辑向经济发展主义逻辑过渡,从大量资本家进入国家体 制可见政商共治的政经体制,这是否意味着在下一个阶段社会权力将完全由经济权 力所决定,仍然有待观察。总体来说,台湾地区消费社会的形成不是突如其来、更 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部门的延续与扩张,在其逐步扩大的变 动过程中与政府、民间、媒体、资本、市场等既存历史空间相互形塑,在动态过程 中决定了它的内容与形式。庄淳雅、魏棻卿、林美姿,同前引文,2002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