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3) 不仅如此,对于社交场所的品位,中产阶层也有自己独特的爱好。懂得在品位 上把自己与别人区隔开来。上海的访谈对象S4就指出:“酒吧分两种,一种是比较 吵闹的,一种是安静的。我喜欢去的都是些有现场乐队的酒吧,喜欢去听他们演唱。 安静的酒吧会放些柔和的音乐,这个比较适合学生或谈朋友什么的,这个我一般去 的比较少。”在访谈中,许多中产阶层都对本城市的著名茶馆和酒吧了如指掌,说 起来如数家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中产阶层对社交场所的态度。地点的选择 廓清了中产阶层社会交往的空间边界,并为其社交圈的纯净性提供了保证。也正是 在这样的空间中,其结构复杂的社会资本才能得到良好的运作。 调查显示:从网络交往来看,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态度几乎没有差别,关 于这个问题,本书还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另外,在会议场馆和工作地点的社会交 往,两者也没有明显的差别。很显然,无论是中产还是非中产,他们并没有把社交 看作是自己职业角色在“前台”的一项重要活动,而将其定位于“后台”的行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多数调查对象对社会资本可能产生的效益不够重视。 从身份认同与社交场所的角度来看,认为自己是社会下层的调查对象在茶馆、 酒店、体育场馆等休闲娱乐场所进行社交的比例最低,在工作地点也很少社交,他 们在家中社交的比例与中层相近。在自认为是中层的人群中,从中下层到中上层, 在茶馆、酒店的社交比例依次增加(具体数据见表4-15)。由此可见,主观与客观 两种指标的分析结果还是大抵吻合的。 一般认为,社交方式可以划定不同阶级阶层的边界。由表4-16的数据可以反复 说明,中产阶层较之非中产,更乐意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但有三种情况例外,其一 是家庭所在社区的活动;其二是业余爱好者的聚会;其三是网友聚会。分析个中原 因,与下文所述的中产阶层的社交目的有一定的关联。在所有中产中,学历中产更 重视同学聚会;职业中产则更重视与同事在一起的各种社交活动;而消费中产似乎 更喜欢独处,他们不参加社会交往活动的比例是所有中产类型中最高,甚至比非消 费中产还要高,对网友聚会更是不屑一顾。 因为,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就是单位。与同学聚会,看似缺乏功利目的,实则 也能给人带来很多重要的资源,达到社会交换的目的,同样可以影响到个体的事业、 名望和社会地位。特别注重地位(按米尔斯的话说,这甚至是一种地位恐慌症)和 名望的中产阶层当然非常注意这些活动,希望积极参与。相反,社区在中国社会结 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单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中产阶层看来:社区作为一种社 会资本,其功能非常有限。网络的虚拟交往更无法直接影响人的事业、名望和地位。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这些社交活动孰重孰轻,简直一目了然。在深度访谈中,这种 情况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有许多中产阶层根本不认识自己所居住的大楼中的任何一 个人,也几乎从不与社区工作者发生任何关系,他们根本不知道社区组织过什么社 交活动。在他们眼中,邻居在了解信息、促进事业进步等方面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帮 助,与邻居或社区成员相交过密,会同时剥夺双方的私人空间,而且浪费时间。北 京的访谈对象B3在谈到自己与邻居的交往时说:“平时早出晚归,不会与邻居交流, 怕影响人家的生活。分析其中原因,有需求才有交往,自己都忙不过来,自然不会 去过问别人的事。现在也没有什么事要邻居帮忙,邻居的事自己也帮不上忙,邻里 互助的情况早就不存在了。”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还发现,从下层到上层,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越高的调查 对象,就越倾向于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而且差别非常明显。认为自己是上层的调查 对象没有人不参加社交活动。从下层到中上层,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越高的调查对象, 越热衷于与同事和同学进行聚会。 看来,他们更多地会参加一些俱乐部或者高级社团组织的社会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中产阶层并不热心参与社区的交际活动在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两 个问题:一是我们国家还缺乏成熟的中产阶层社区,中产阶层与社区其他成员的关 系以区隔为主,沟通为辅;二是社区的软硬件建设还相对比较落后,没有让中产阶 层参与的活动平台。其实,社区的交往并不见得如当前中产阶层想象的那样是一种 缺乏实用价值的交往。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在中产阶层社区所进行的社交往往 也是中产阶层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来源。 在访谈和问卷调查中,很少有中产阶层谈论非政治社团的活动或俱乐部的活动。 很显然,积极参与社团的社交活动这一社交方式还没有广泛地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 交往方式。虽然从西方的情况来看,中产阶层通常是某个社团或俱乐部的会员, 这种社交方式甚至在美国已经出现了由盛而衰的情况,具体情形可参阅罗伯特·D 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文。但对于中国的中产阶 层而言,目前这种社会活动方式还远不具有普遍意义,尽管今后中国中产阶层的社 会交往可能会向这个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