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与中产阶层的流言敏感(1) 当我们问及, 如发生重大事件,当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严重 不相符合时,您会更相信谁的时候,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探 索这个议题可以解释以下问题:在突发事件时刻,为什么流言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 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谁会是流言最为敏感的人群?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通过“非典”这一典型的突发事件利用舆论调查来进行 传播学分析的。我们的研究表明:与经验相反, 这个人群恰恰是中产阶层, 而不是 看上去缺少知识和缺少见识的非中产阶层人群。在紧要关头, 中产阶层是自主的, 但又是脆弱和不安定的。 中产阶层与流言:背景、表现 2003年2 月8 日,广东以4000万条短信,9 日以4100万条短信传播着“广州发 生致命流感的消息”。“人们期待着广播电视和报纸能给他们一个权威的说法,但 是没有发现”,终于使传言“演变为一场大多数广州家庭都卷入了对板蓝根、白醋、 口罩的大规模抢购风潮”。直至10日中午,南方网、《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 》相继报道了广东省发现“非典”病例的官方消息。当日短信达到4500万条。有位 医学专家说:“这三天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 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三天宝贵的时间。”11日10点半广播 电视台直播广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刚刚经历‘非典’危机的广州市民由于心理 已极度脆弱,在新的流言影响下,于12日下午再次卷入了大规模抢购大米和食盐的 社会纷乱”。杜骏飞:《流言止于传媒的公信》,《新闻记者》2003年第3 期。13 日广东主要媒体及时发布政府权威声音,迅速平息了抢购风潮。正是在这个时期, 我们开始了有关“非典”的舆论调查。有关传播行为和心理问题,我们的注意力集 中在中产阶层在突发事件中的信道依赖取向:官方消息还是小道消息?传统媒体还 是新媒体?以及为什么? 数据表明:面对“如发生重大事件,当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 严重不相符合时,您会更相信谁?”这样一个问题,中产阶层回答不知道该相信谁 的比例很少。换言之,他们在信道依赖上是有自信力的一群。 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相信小道消息的人比非中产阶层人多。 我们试图去理解他们的内在动机。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 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 资源,比非中产阶层有更多信息来源和媒介渠道。 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与流言敏感人群 不论是职业中产阶层、收入中产阶层还是学历中产阶层,在面对“对官方报道 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会更相信谁”这样的问题时,都比非中产阶层有更明 确的回答。但是在几种统计分析中, 职业中产阶层和收入中产阶层的这种态度差别 没有通过卡方检验。 但是对于有关学历中产阶层,我们则有明确的调查结论:学历中产阶层回答不 知道该相信谁的比例很少。相信小道消息的人比非中产阶层人多,相信官方消息的 人比非中产阶层人少。而在对照两者后再作回答的人比非中产阶层更多。而且可以 通过检验。 这样的结论说明: 知识对一个人的辨别力有很大作用。知识是处理问题的一种 能力, 在突发事件过程中,中产阶层因为知识水平较高,因此能够打破信息壁垒, 综合处理信息,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的身份又注定这 一能力具有负面效果:知识的富裕使得中产阶层对自身的信息鉴别能力有过度的自 信,最终可能会因为信息焦虑而产生错误的判断。 首先,文化程度的不同与获取SARS消息能力的不同之间具有线性关联。在通过 非官方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中预先听闻 者所占的比例最高,达600 % ,其次是大专及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522% 和494%),其次是高中、小学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375%、344%和31 3%),文盲、半文盲文化程度的居民中预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低,仅为214%, 相当于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的1/3 。在全部数据系列中,可以明显看到由低 到高的七种文化程度人群中,呈现出流言接受敏感度或消息灵通程度由弱到强的递 进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