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与中产阶层的流言敏感(2) 关于文化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我们对其相关性和递进趋 势,可作图5-3 如下: 图5-3 文化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 这里,一个极具知性意义的结论是:在灾难来临之际,“流言止于知(智)者” (《荀子·大略》)的古老法则并不能在此中得到体现,相反,在灾难初起时期, 由于对短缺信息的高度敏感,愈是有文化的人群,愈是流言的中介。 对于中产阶层研究来说,更具有论证意义的是,“五大城市非典调查”还表明 :收入程度的不同也与获取SARS消息能力的不同之间具有线性关联。在通过非官方 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4000~8000元以及8000元以上收入程度的居民预 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高,分别达590 % 和563 % ,其次是2000~4000元收入程 度的居民(471%),其次是1000~2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439%),其次是600 ~1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321%),而300 ~600 元以及300 元以下收入程度的 贫困居民预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低,分别为237%和304%。在全部数据系列中, 可以明显看到由低到高的七种收入程度人群中,也呈现出流言接受敏感度或消息灵 通程度由弱到强的递进趋势。 关于收入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我们对其相关性和递进趋 势, 数据表明,流言的最初阶段存在着明显的敏感人群,并且,进一步讲,这些明 显的敏感人群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主要是社会下层民众;相反,他们属于文化 程度较高、收入较为丰厚的中产阶层。 流言敏感的原因及治理策略 从我们在上文中对于社会流言的本质的讨论可以见出,中产阶层对于流言的高 度敏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单单理解为其信息视点的敏锐或是生活态度的脆弱, 而更应理解为其在社会风险中的信息获知能力的优势。有关这种信息获知能力的优 势的来源,可能来自于以下方面: ①由于利益关联所促发的信息敏感; ②对于信息的较高的解读水平; ③对媒介的高接触率; ④活动范围的广泛; ⑤闲暇时间的富足; ⑥社会交往群体属性的多元性。 我们倾向于认为,流言的正面作用是使得早期的受众可以对潜在的社会风险获 得预警并萌发对信息知晓权的奋争,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具有 信息获知能力的优势,有利于人们更有竞争力地生存。而对于与信息敏感人群相对 的不够敏感的人群而言,则在无形中促使其在信息生活层面更加弱势化。这无论是 对于教育传播工程而言,还是对于社会保障系统的建构而言,都额外地提出了一个 沉重的工作课题。 流言的最初阶段存在着明显的敏感人群,意味着传播控制者在流言管理的问题 上,有可能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管理对策: ①对于流言的早期传播,可以通过主要对敏感人群作正向传播来更好地预防流 言传播范围扩大和烈度增强; ②在流言传播的中期,通过类似的工作,可以更好地产生澄清事实的效用; ③由于这一人群属于文化程度、社会地位较高的中产阶层,因此,对于他们的 说服必须采用较为合理的传播对策。举例而言,以“两面说”的方法施于其身远比 “一面说”更为有效。就此而言,我们感到,那种试图以简单化的“正面宣传”理 念来统摄传播管理的做法——这一做法曾经多次被证明是虚妄的和落后的——在这 里,在有关流言控制的实证研究中,其非科学亦非明智的属性,再次得到了检验。 流言的信道依赖及其他 研究SARS流言的传播,一个重要的旨趣在于揭示其对媒介的使用。然而,从传 播路径来看,调查揭示了中国民众在灾害事件中对于流言的接受主要以“道听途说” (567%)、“与人交谈”(如通过电话等)(194%)与“网络”(142%)传 播为主。 从最初的地下SARS消息的传播路径看,五城市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但也表现 出明显的差异。在通过非官方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五城市“道听途说” 所占比例最高,且都超过了50% ,而这其中以北京所占比例最高(642%),其他 四市比较接近。我们认为,北京所占比例最高的原因是因为北京是受到信息封锁危 害最为严重的城市。 一个明显的结论是:信息的不及时披露使人际传播这一最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 在这次SARS流言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道听途说”较之其他媒介通 道更为缺少传播的信度,我们认为,不管是从五城市的总数比例、还是从北京一地 的情况来看,“道听途说”的人群比例如此之大,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流言在 信息封锁之中更可能演变为谣言和谎言。 调查还显示,通过网络传播获得流言信息者所占的比例以上海为最高(260%)、 广州为最低(4 1%)。其中,以上海为最高的原因,可以从上海地区网络信息传 播程度较高及上海地区较晚受到SARS事件波及这两方面得到解释;而以广州为最低, 可以从该地区信息传播选项中“其他”选项达107 %(远高于排名第二的6 1 %)得到解释:广州地区SARS流言的传播处在流言传播急遽膨胀的早期,受众慌不 择路的选择多元化的信息通道更符合当时的事理。另外两个明显的原因是:①处在 SARS疫情深重的地区,广州人在事件初期亲身感受SARS的机会不亚于从传媒感知的 机会;②通过“手机短信”传播的以广州为最高(9 1%),且明显高出其他四市 许多。 上述结果与五市SARS疫情出现的早晚、疫情持续时间与距离信息公开的时间长 短以及各城市间居民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有关。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代表着 媒体发展方向的互联网和作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在流言的传播中的作用已经 占据主要位置。从理论上来解释,这种占据当是基于它们对现有信息权力疆界的打 破,如波斯特所说:“网络空间中的音讯不容易被牛顿式的空间所限制,这使得边 界变得无效。”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第二媒介时代》,范静晔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0页。这对于自感处于信息弱势的民众具有强大 的吸引力。 对于较其他人群更容易打破信息壁垒的中产阶层人群来说,流言的敏感是具备 先天的条件的;在这里,在中产阶层的流言传播对新媒体的利用上,反映的是媒体 技术对中产阶层心理的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