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律师 张晓武 李忠效 题记 我无意惊扰文坛,尤其在留学生文学已经繁荣并引起关注、甚至争议的今天。 我只是由于去国已久,经历也丰,而思乡之情甚切,很想与国内朋友们聊聊我 认识的美国,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这本书,只能称作一个聊天录。它不是讲一个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轶闻逸事, 也不是炫耀一个美籍华人的成功史,而只是想给我的朋友们一个认识,即:认识美 国——不是从打工、经商、挫折、发迹等感性的方面认识它,而是理性地俯瞰地认 识它。那么你会看到,美国是个法律的国家,是个律师的国家。 在这本书里,我还想告诉你,无论你到哪里,都不要被现实生活的气势汹汹所 吓倒。你要学会设计自己,给自己的每一个明天绘制蓝图,并且要昂起头颅面对生 活——无论是成功失败,还是贫穷富有。这样,你无论在哪里,都是个站直了的人。 我喜欢交朋友,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认识更多的朋友。 ——张晓武 张晓武自述—— 我于1960年1月生于旅顺,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所以小名小武或小五,我六岁 时入旅顺的九三小学读书,那是一所地方平民子弟学校。1971年,我上四年级时, 父亲调到青岛工作,我们家也随之搬到青岛。我先后进入青岛市的文登路小学和嘉 峪关小学就读。1976年考入青岛市重点中学——二中、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1983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美苏全球战略。1986年赴美留学,就读于美 国诺瓦(Nova)法学院。接下来的履历就留待以后再介绍吧。 我在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并不是个喜欢读书的人。那段时光,正好横跨中国 的十年动乱,在“读书无用论”等等奇谈怪论的影响下,我非常不用功,每次考试 都是靠了仅有的那点小聪明,成绩还算说得过去。那时候,大陆还在执行上山下乡 政策。我当时的奋斗目标就是寻找机会去当兵,这是那个特定环境下部队干部子女 逃避上山下乡的唯一出路。 1977年,政府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希望。家里人都希 望我能上大学。家里的其他孩子都失去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我是唯一一个赶上好 机会的人。 法国已故总统蓬皮杜说:人在一生中有时候只能听从命运的支配。 这句话非常适用于我。我从上小学起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就在我将要告 别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的学生时代时,却又赶上了恢复高考。这个机会我当然不 会轻易放过,于是我开始努力学习。 上中学时,我经常旷课,我使我的物理化学学得很差,我深知这辈子在理科方 面不会有什么发展了,无奈之中,只好选择文科——我开始在外语课上下功夫。 其实,我选择外语,有很大成分是因为我的外语老师的影响。 我一直特别感激我的英语老师齐泽明,是她帮助我建立了学好英语的信心。因 为上中学时,我英语学得并不好。有一次,齐老师让我念课文,我硬着头皮站起来, 心里直发虚——我连读单词都读不好,更何况念课文? 齐老师向我投来鼓励的目光。在她这目光下,我只好一横心,豁出去了,念! 我拿出了全部的勇气开始念。 那段课文的具体内容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舌头像是打了结,很 不灵活,一段不长的课文,竟念得我浑身是汗,连自己都不知道念的是什么东西。 我以为同学们会笑我,我以为齐老师会批评我。但使我大大感到意外的是,同学们 没有笑我——也许他们自知还不如我吧,齐老师也没批评我,竟大力表扬了我一番。 这使我的自尊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同时也增强了自信心,感到自己在语言方面还 有天分,于是开始偏爱英语课程。 半年之后,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竟成了年级的外语尖子。1978年初, 我参加了青岛市举办的高初中学生外语竞赛,我的成绩名列全市第二。 1978年7月20日,我参加了全国高校统考。 由于父母的所谓政治问题,我对这次高考没抱太大希望。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 天和一人倒楣全家遭殃的事情,当时人们早已见得多了。有好一阵子我整天无所事 事,像个游手好闲的“多余的人”。与其说是在等录取通知,不如说是在混日子。 所幸我没有闲得太久,就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我分 析,之所以父母的所谓政治问题没有影响到我上大学,主要是因为国内的政治气氛 在1978年已经开始改变,知识界、学术界正在萌生一种新的东西,那就是后来扩大 到全国并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在这种形势下,我幸运地被山东大学外语系录取,这是我高考时的第一志愿。 我离开青岛去济南上学的时候,我父母仍在被关押之中,经过一级级申请,我 获得了一次与母亲正式见面的机会。那个申请程序比到监狱探视还要复杂。不管怎 样,我为能见到母亲而高兴。 母亲也为我高兴。她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热爱党,热爱人民, 热爱祖国,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你的希望。” 当时,我困惑不解,也很痛苦。我们兄妹五人,谁也没有能力把父母从软禁中 解救出来。我原先曾把解救父母的希望寄托到在外当兵的哥哥姐姐身上,可是他们 来家以后,除了找专案组抗议,向上级投寄申诉材料,别无他法。看见穿着军装的 哥哥姐姐们坐在一起唉声叹气,手足无措,我心里非常失望…… 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 我是怀着几分茫然,几分困惑,离开家,离开青岛,告别我的少年时代的。 西藏遇险 张晓武自述—— 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受挫,但分配到青岛工艺美术学校教书的那段时间里, 领导和同事对我都挺不错的,使我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心境去工作和学习。我坚持不 懈地复习功课,准备再考一次研究生。主攻目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不久,机会来了。 在1983年的招生目录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招收一名攻读美苏 全球战略的研究生。在1983年,可以想象,这种研究方向,对几乎所有的大学毕业 生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报考者如云。在这么拥挤的竞争队伍里,我幸运地被社科 院研究生院录取,学业三年。 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处世经验,我不再像读大学时 那样与人寡合,而是尽可能地与周围的人搞好关系,因此受到各部门的好评。但我 仍然把握一点,不与他人谈自己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情况。在研究生院,没有人知道 我的父亲是干什么的,虽然这时父亲已恢复工作,但我并不想让人知道我是军队高 级干部子弟。我知道,父亲的光辉只能为我的外表镀上一层金色,而不能使我锻炼 成真金。真才实学还得靠自己。 但是,意想不到的打击,却伏在我向前走的路上。 事情是这样的:东京国际大学给了我们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两个去东京学习 国际政治的名额。当时我们所学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只有两名,所里准备让我们两人 去东京学习。入学考试很简单,用英文写一篇文章送去东京国际大学即可。这是个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跃跃欲试,兴奋不已。 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名额被一个并不是学这个 专业的女性挤掉了。出国留学成了我的南柯一梦。我发誓要自己想办法出国留学, 而且决不去比日本落后的国家!从这时起,我开始谋划和设计出国留学的各种方案。 在我谋划设计的诸多方案中,有一个方案是利用假期到国际旅行社去当临时导 游,我想,如果有幸结识哪个旅游团里的哪个人,而他又愿意给我作经济担保人, 那么我出国留学的想法就可能实现。 这个希望很渺茫。但无路可走的我,并不放弃这微弱的希望。 于是我想方设法,先与“国旅”的有关人士认识,然后我便在1985年暑假期间, 得到了一个带旅游团的机会。 那是一个20来人的美国旅游团,领队是香港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在大陆期 间由我负责“全陪”,每到一地,再由当地的旅游部门派一人负责“地陪”。 这个团的旅行路线是:北京——成都——拉萨——成都——西安——敦煌—— 上海,然后返美。 给旅游团作全陪导游,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回。虽然我对自己的英语水平 比较自信,但我还是花了一些时间,专门找人学了一些旅游方面的术语,以免出洋 相。我暗暗提醒自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个输不起的民族, 我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而我却是从不愿意输的。 1985年7月的一天,旅游团从北京启程,我的个人战略方案开始实施。在没有离 开北京之前,我已经和团里的人都混熟了。途经成都到拉萨以后,我已经把每一人 成员的背景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是导游的工作很忙,尤其对我这个初出茅庐 的业余导游来说,老觉得工作千头万绪,而我又从来习惯一定要把各种事情办好, 所以每天都累得精疲力竭,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下一步自己的方案进行精心的设 计,我常常忙得忘了此次陪团出来的目的。 由于我的工作认真细致,服务周到,很快得到全团成员的好评。大家都喜欢和 我聊天。这时候,我在山东大学学过的英美文学和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的美苏全 球战略,帮了我的大忙。这个旅游团的成员大都属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文化, 懂得文学,也关心世界风云。他们对我——一个中国青年能了解那么多美国的事情 感到惊奇,他们对我的非凡的记忆力更是惊叹不已。我对美国诗人罗伯特·佛罗斯 特(Robert Frost)的作品几乎可以倒背如流。我听见他们在窃窃私语: “这小伙子懂得的东西不少啊!” “我发现他是个难得的人才!” 我注意到说这话说得最多的是那两位年过半百的退休女中学教师,一个叫菲比, 一个叫卡西。我还知道她们两个是邻居,和睦相处了近二十年。 我发现这两位老太太都挺喜欢我,说实话我也挺喜欢她们俩,与她们接触不知 为什么让你觉得满世界都充满善良。一路上我对她们格外照顾。 我们在拉萨一共停留了七天。开始几天的活动都很顺利,但最后一天时,却遇 上了麻烦。 那天,我们乘坐一辆面包车到拉萨市向南的一个皇家的陵墓去参观。返回拉萨 的路上,突然下起大雨,接着就出现塌方,车轮子陷在泥里边,没法走了。那里正 是一个大峡谷,前后都看不见尽头,真正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来往的车辆很少, 我们孤立无援,四面楚歌。 当时那里的治安很不好,传说会遇上劫道的坏人。 在那个荒无人烟的大峡谷中过夜,是绝对不安全的,更何况我们第二天一早就 要赶去飞机场飞向下一个旅游点,每一地的旅游时间航班都是订好了的,哪一个环 节上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全部的计划。误了行期,客人会不高兴。在这种危难情况下, 必须得有一个人站出来把大家组织好,想办法解脱困境。这件事本应由香港来的领 队去做,但是这个平时总是趾高气扬的香港人这会儿却缩着头躲在一边。“地陪” 是拉萨旅游局派来的,是个刚从北京二外来这里实习的小姑娘,她显然难以担此重 任。于是我认为自己该勇敢地站出来,我这个“全陪”嘛,也是义不容辞的。 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要慌,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大家安全地送回 拉萨去。 我们翘首盼望,好不容易等来了一辆过路的吉普车,我顶着大雨,跳下车将其 拦住,向司机说尽好话,人家答应帮忙,我先把四个身体不太好年纪又大的美国游 客安排上去,让吉普车带走了。 又等了半个多小时,等来了一辆卡车,我又去向司机说明情况,请求他帮忙把 我们的车拖出来。可是一连拖断了两根钢缆,也无济于事。我只好请司机利用车上 空余的地方把我们车上的几位女士带走。这时一个男游客也抢着要上车,我严肃地 喝斥道:“你下来!你也是女的么?” 他可怜兮兮地对我说:“我身体不太好,我也想走……” 女士们上车以后,我看还可以挤下一个,就让他也走了。他向我手谢万谢的, 我却顾不得再理他。 接着又等来了一辆卡车,司机答应载上我们,所有的游客都上去了,香港来的 领队和拉萨的“地陪”也上了车。我们乘坐的那辆面包车的司机刘师傅是个汉人, 看眼前这情况,他特别担心把他一个人丢下,就大声地冲着香港领队直喊:“你们 别都走了啊!” 按理讲,“地陪”应该留下,但这位二外来的年轻女学生无论如何也不愿留下; 香港的领队更怕死,一再表示他不愿留下。面对这种情况,我说:“你们全走,我 留下!”就这样,我和司机刘师傅留了下来。 不久,天就黑了,在峡谷里只能看到很窄的一片天空。远处,不时有鬼火似的 光亮在闪动。我们两人都很紧张。我们把车门车窗都关上,一人拿着一件铁家伙, 随时准备应付突然的情况。 刘师傅的胆子很小,一点不像个40来岁的汉子,嘴里老是不停地唠叨:“不会 是狼吧……你说如果来了坏人怎么办?如果让他们发现了,咱俩都得完蛋……哎, 对了,我就说你是香港商人,也许会留你条活路……” “如果坏人饶过我,那我一定给你求求情,也留你一条活路……”我故意和他 打趣。 我因为组织拖车和疏散客人,身上被雨淋得全湿了,缩在车内直打哆嗦。我们 俩把仅有的十几根烟分成两份,节省着抽,用以充饥驱寒。我们一个劲骂“国旅” 的人,他们上车走时,让他们捎信派车来拖我们,却迟迟不见援兵。 从下午五点多钟一直熬到晚上九点多钟,终于盼来了一辆过路的军用卡车。车 上坐着几个四川兵,他们一看见我们就主动停了下来。 一个年轻军官问我们:“你们是哪儿的?” 我说:“国旅的。”就把我们的经历和他讲了讲,“我们正担心让坏人干掉呢!” 军官说:“我给你们留两个兵,你们来一个人,跟我去拿钢缆。”但他想了想, 又说:“不安全,你们都上车吧!” 一小时,我们到了部队的营房,军官派人拿了一根很粗的钢缆,又带着他的兵, 掉头返回大峡谷,费了好大劲,硬是把我们的面包车从泥坑里拖了出来。 当时我心里非常激动:关键时刻,还是多亏了解放军哪! 军用卡车给我们带路,一直把我们护送到拉萨地区。回到旅店,已是半夜十二 点多了。旅游团的人都没睡,在大厅里耐心而又焦急地等着我们,当他们终于看见 我时,便一起跑上来和我拥抱,像欢迎一名凯旋的英雄。菲比和卡西的眼睛都湿了。 这种场面令我大为感动。 那位香港领队的表情有些尴尬,大概是因为风头都让我占尽了。 第二天,我们按时踏上了新的旅程。在新的旅程中,我发现大家对我更加热情, 只要我提议做什么,每次都是一呼百应。菲比和卡西两位老太太是我的最坚定的支 持者。如果哪位游客偶尔无意地为难了我,她们就马上站出来为我解围。 后来,我们到了敦煌的莫高窟,那里神秘的中国文化,使这些外国游客惊叹不 已。有一次休息的时候,在和菲比的闲聊中,我非常意外地了解到,她竟然是犹太 人,这使我对她肃然起敬,并进一步增加了好感。这种尊敬和好感并不仅仅因为我 父辈投身的政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犹太人,还因为恰好我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和 他们的今天。 犹太民族是个不幸的而又了不起的民族,在犹太人复国之前,这个民族在世界 各地整整流浪了两千年。两千年前,他们被别的民族赶出了濒临地中海的家园,他 们的国家从此便从地球上消失了。 据查,中国开封就有一支犹太人的后裔,他们吃一种祖传的死面饼,到一定的 日子还去外面过一夜,据了解犹太人历史的人说,正好那一天是犹太人的忌日。这 批人是在宋代时从波斯来的,现在已经被中国人同化了。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中国 人的同化力特别强,这是因为我们民族有一种世上少见的宽容精神。 欧洲的犹太人没有被同化,欧洲各国的主体民族缺乏宽容精神。 除了中国开封的犹太人被同化这种个别现象以外,作为群体,犹太民族没有被 同化。 希特勒杀犹太人,不只是宗教的矛盾,主要是种族的矛盾。种族矛盾是无法调 和的。在欧洲,主体民族与犹太民族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也有经济上的原因。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土地,只有从事商业等方面的活动, 结果很有钱,而主体民族则无钱,所以就有矛盾。 还有宗教上的原因。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宠儿,是上帝特选的子民。犹太 教的经典产生于两千年之前,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被犹太人称为女儿宗教。 《圣经》实际上是犹太教的法典。 政治上的原因更为复杂。一些统治者经常需要替罪羊,需要时就拉出来。犹太 人没有被同化,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阶级主体民族的统治者不让他们同化,对他们进 行个体隔离,历史上欧洲有的国家就规定,犹太人上街都得佩戴标志。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之所以能立足于社会,主要有两条,一是有钱,二是有知识。 犹太人和中国人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中国人故土观念很强,犹太人的国家 观念很强。 犹太复国主义实际上是民族运动的变种,是反犹主义的产物,反犹主人催生了 犹太复国主义。 我把我对犹太民族的认识和理解讲给菲比听,并不是想讨好她,那一刻我完全 沉浸在历史里,没有任何的“别有用心”。一个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拨拉自己的 小算盘。 菲比听了我的见解,眼神里充满了我从未见过的光彩,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 决定要认我作于儿子的。只是她没讲出来。 她对我说,犹太人的命运比较悲惨,至今在任何国家里仍是有钱,但没有社会 地位。过去到处受迫害,尤其是二战期间希特勒的迫害最厉害。因此他们总结出一 个经验:留着金钱财物没有意思,关键是要有知识,有了知识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 可以赚出足够用的钱来。 她有一个儿子,当时正在读法学博士,他的全部学费都是她供给的。因为她重 视教育。 在美国,一般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十八岁以后上学,都要自己到学校低息贷款 (年利率在7—8%),毕业后再慢慢还学费,有的要还三十到四十年左右。所以菲 比的儿子是很幸运的,生在一个重知识的犹太人之家,可以免去还学费之累。 有人说,犹太人的特征是斜眼,但怎么斜,谁也说不清。还有人说犹太人上唇 短,到底短多少,也说不清。我细心观察菲比与别的美国人的不同之处,却无论如 何也看不出来。 我对她说:“犹太人不但家庭观念强,重文化,会经商,而且很自信,是么?” 她点头表示同意。 我说:“有时会自信到自负的程度,三个犹太人在一起,会有四个意见,是么?” 她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显得很开心。 “你这样聪明又好学的中国青年,应该到美国学习学习,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她笑过之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她说她非常喜欢我,回美国以后会给我来信的,她仍然希望我能到美国去学习。 我定下心来,更加积极地为旅游团工作,直到把他们送上飞回美国的飞机。 临别的时候,旅游团有一半以上的人哭了,菲比和卡西哭得最厉害。那依依惜 别的场面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菲比回国以后,很快就给我来了信,信中说:“离开中国特别想念你,每当想 起在中国看到的每一处风景,都会看到你的眼睛。我总是不敢相信一个中国学生能 够讲那么流利的英语,能够对美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有那么深的了解,还有对美 国文学的熟悉,简直不亚于一个美国青年。我老觉得应该给你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 不然就会老觉得不安……” 菲比老太太的信来得很勤,每个月起码有两封。她说她退休在家没有事于,给 我写信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她不要求我每信必回,收到两封回一封或收到四封回 一封就行。她说:“不要耽误了你的学习。” 开始她不知道我所在的学校的水平,后来她主动向美国教育部询问有关中国学 生如何办理留学的情况,人家问她:这个学生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她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对方说:“啊,这是中国最有名的学校,就像我们的哈佛大学一样。” 她说:“是吗?”心里十分高兴。 她马上给我写信,高兴地告诉我:“我今天给教育部的朋友打电话,他说,你 的学校就跟我们美国的哈佛一样!” 我给她的回信总是闭口不谈出国留学的事。不知为什么,谋划了许久,结果事 到临头,却总是难以启齿。我的回信像她在中国旅游时一样海阔天空地神聊。我说 我最近又看了很多书,我发现我所学的国际关系,还不如从人际关系开始学起。我 看这些国际关系,化小了也就是人际关系,国家的决策部门都是由具体的人来掌握 操纵的,某个人的兴趣爱好,可以改变许多国际间的事情…… 菲比对我的这些奇谈怪论极为欣赏。她几乎每次来信都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去美 国,学校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安排?最后我不得不去信告诉她,从目前学校的情况看, 一时半时出不去。不久我就要毕业了,毕业之前看来不会再有公派留学的可能…… 她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说:“学校不能公派,你就自费好了,我给你作经济担 保人,如何?” 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我请她帮我在佛州联系几所学校,并把申请表格给我 寄来。她很快就给我用快件寄来了,今天一份,明天一份,而且里面还夹着美金。 不知道她在哪里听说,在中国考“托福”和“GRE”要交美金。她希望我能够考好。 我没有辜负她的希望,考试成绩比较好,“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 和语文加起来满分是1900分,我考了1300,美国人1100就录取。“托福”满分是64 0分,我考了627。另外我还参加了一门法学入学考试(LSAT),如果集中精力考一 门,成绩还会更好。 1986年初,我接连收到了我报考的所有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因为菲比在佛罗 里达,所以我报考的大学除了伯克力大学在加利福尼亚,其他大学都在佛罗里达。 当个美国老板 李忠效手记—— 张晓武从法学院毕业后,为了获取实践中的经验,他放弃了在大律师事务所觅 得职位的一个难得的机会,而是在朋友的律师事务所里,一下办了三百个案子,如 此的积累,给他成为著名律师的通道,如同铺了一条厚实的地毯。他觉得,这是一 次成功的自我设计。 于是,当他离开了朋友的事务所后,就毅然地筹备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如此行 动,可谓“蓄谋已久”。 在佛特劳代堡市与迈阿密市之间,有一座和佛特劳代堡差不多规模的小城—— 北迈阿密滩市。市内有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叫163街。在整个迈阿密地区的华人中间, 那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在那条并不很长的163街上,有十五家中国餐馆,三家中国蔬 菜店,一家中国药店,两家中国旅行社,两家中国针灸医生开的诊所。那条街的两 旁,是华人居住区。那里,就像一座“中国城”。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其实是个实实在在的道理。163街的这一大群华人, 也吸引着华人律师张晓武。他似乎将这个由自己民族的父老乡亲组成的区域,与自 己想独立开律师事务所的蓝图画在一起。 晓武的太太卡萝里从法学院毕业以后,在奥兰多(Oklando)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谋得一份工作,为使太太上下班方便,晓武很快把家迁到奥兰多。太太主张他也在 奥兰多找一份工作,他却认为在奥兰多很难发展自己的事业,他不想离华人聚集地 太远,他认为华人所在,是他事业开拓的始点和基础,他的事业的大厦,应从这里 奠基。 他的朋友马克·布鲁尼的事务所在迈阿密。当晓武还在布鲁尼的事务所里办理 那三百多个疑难案件的时候,他同时把眼睛瞄准f北迈阿密滩。 他是1989年11月20日拿到律师执照的。拿到执照,他便开始着手准备自己开办 律师事务所的事了。 在美国,没有律师执照是不能挂牌开业的。张晓武在没拿到执照之前,只在布 鲁尼的事务所里做案子,不上法庭,就没人干涉。但你要自己开事务所当老板,没 有律师执照就不行了。其实晓武在下月份就参加律师执照考试了,只因批照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令人无奈的插曲,竟把他的执照耽误了。 按规定,考试之外,还要有两个熟悉的人证明报考者的品行,张晓武写了国内 的一名老师、一名同学的名字和地址交上去,有关部门很快把信发向中国。但是对 方却迟迟没有回音。 张晓武去问:“我的执照怎么还没批下来?” 回答:“你的证明人没有回信。” 张晓武心中奇怪,怎么回事呢?忽然他眼睛一亮:“你们的信是不是用英文写 的?” 回答:“是的。” “他们不懂英文,怎么给你回信?” “哦,对不起,我们忽视了这个问题……”美国的公职人员在自己的疏漏面前, 往往是谦虚的。 实际上,被他们忽视的问题并不止这一点。张晓武考律师执照的时候,连正式 绿卡都没有。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是个大大的忽视,而这个忽视,似乎又情有可原。 因为一般来说,很少有外籍人到美国学法律,偶尔有那么几个,也是家里相当有钱 的人,法学院的学费比一般学校要高二倍,普通人家上不起。而外籍有钱人家的孩 子到美国学完以后就回国了,更少有在美国当律师的,这些人是冲那个法学院博士 学位来的。拿到学位,就衣锦还乡了。像张晓武这样靠奖学金读完法学院并留下来 当律师的外籍人,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美国人恰在这“绝无仅有”上犯了错误—— 他们根本没有怀疑晓武的身份。移民局往往是去餐馆之类的地方查没身份的非法移 民,没有到事务所查律师的,谁能想像到一个律师会没有身份?于是,张晓武在移 民局的印象差里,大摇大摆地当了个没有美国身份的美国律师。 1990年8月,张晓武在拿到正式绿卡之前,接到了移民局的通知,让他去面谈一 次,目的是想考察一下他的婚姻情况是不是真正结婚。和他谈话的移民官见面之后 不无惊讶地问:“啊,你和我们打了这么多次的交道,你还不是公民哪?”在此之 前,张晓武由于经常来此办理移民案件,两人已经很熟了。移民官说:“咱们关系 这么熟,不好意思问你什么问题,我就给你办手续吧!” 一边办绿卡手续,移民官好像很随意地问他:“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 张晓武从怀里掏出一张《迈阿密先驱报》递给他,半开玩笑地说:“你看看, 它会解答你所有的问题。”这份报纸用了几乎整版的篇幅,刊登介绍张晓武的文章。 移民宫接在手里,很认真地看起来。张晓武从他手中接过刚盖章的护照,不无得意 地扬长而去。此后他每次去移民局办案子,这位移民官都对他非常客气,双方工作 配合得非常默契。 张晓武有了律师执照后,首先选择自己事务所的最佳地点。在离163街不远的比 斯肯大道(Biscayne Boulevard)13899号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办公地点。张晓武 在一层的最里面租下一间房子,每月租金450美元。接下来便是购置办公室设备。他 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去讲排场,只能量体裁衣。购置东西,一共花了不到500美元, 加上预交的两个月房租900美元和电话预定金200美元,总共1600美元,办公室的准 备工作就全部就绪了。看上去居然还挺像个正正经经的办公室。 晓武说:“置办这一切,得力于咱们中国人的勤俭传统。这个传统,并不是迁 就贫穷和安于简陋,它会在很少的金钱面前,逼你想出办法,想出最佳方案。这是 不是也说明咱中国人能发挥智慧!” 事务所就要开业了,晓武的心里却并不轻松。在此之前,他曾对一些同学和朋 友谈起自己要开事务所的想法,大家几乎无不表示惊讶,都说:“呀,你这样是不 是有点过于匆忙,资金是不是够?你要考虑到,在开业之前,要有足够的资金维持 到六个月左右,这样才敢开事务所。不然,前三个月没有客人的话,你怎么维持你 的办公室的开支?”这些话确是经验之谈,在美国这个鬼地方,没有钱是寸步难行 的。 当时,他的太太虽然已经有正式的工作,但因为是新律师,工资不高,太太又 习惯于美国人的生活水准,每月生活上开销很大,这使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节余来 准备六个月没有生意的职业计划。但晓武思考再三,还是坚持要开办事务所,他想 在自由竞争的美国开始一次不大不小的竞争。和美国律师竞争,在美国上层社会竞 争,这真够刺激的,咱中国人未必就败下阵来,凭本事嘛!他甚至把这场竞争索性 当作赌博,人在一生中很多时候就像赌博,你不敢下赌注,还谈什么输赢。 晓武在律师事务所正式开业前,思谋着每一步计划,这时,他忽然觉得,原先 在国内攻读美苏全球战略,算是没白学,现在,他该为自己的事业,开始谋略一番 了。 开业之前,晓武在当地的《侨声报》上作了一个名片大小的广告,因为没有很 多的钱,不敢作太大的广告。但广告却非作不可,于是,就量力而为,作个小些花 钱少的广告。广告的内容也很简单。 “张晓武律师事务所”是在1989年12月上旬,第一次广告登出之后正式开业的。 那一天北迈阿密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仿佛在预示着张晓武的事业将有一个光辉 灿烂的前程。过去,在“参议员楼”里开业的律师都是美国人,张晓武是这座大楼 里的第一名华人律师。这个事实很使张晓武自豪一番,连他周围的华人,也觉得挺 扬眉吐气。 “张晓武律师事务所”刚开业的时候,没有秘书,只有张晓武一个人。楼里其 他干了很多年的律师也都没有私人秘书,房东在这个楼的专门位置上安排了三四个 小姐,是大家公用的秘书,她们为所有的律师接电话,这种服务的代价是在每个律 师的房租上多加40美金。 对于这些个体律师来说,每天的客人不是很多,没必要雇专职秘书,也雇不起 秘书。 张晓武在开业后的头一两个月,每天都有三五个人给他打电话,他们大都是刚 搬到佛州不久的华人,主要是询问移民方面的事务。尽管张晓武已经办过三百多个 移民案件,并且对移民法的各种细节有所了解,但是也有他对某些问题不太懂的时 候。每逢这种时候,他就在电话上对人家讲,对不起,请稍等。然后就以最快的速 度,翻书找答案,而后,给对方以准确的回答。这样对方便开始对他有信心,愿意 到他的办公室来与他面谈。 根据他的客人的范围和业务的特点,他需要一个既会讲流利的英语,又会讲国 语和广东话的秘书。他研究了当时的行情。一般的中国去的女孩在工厂打工每小时 工资5美元;在餐馆打工,能拿些小费的话,平均每月可收入1300美元。他认为以同 样的月薪,他就可以找到为他做事的小姐。因为作秘书小姐既光彩又不必像作跑堂 那么辛苦。于是他在报纸上作广告。 广告刊出之后,有很多中国小姐来应聘,但是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很多人英 语不行,也有人打字不行。更麻烦的是,几乎所有的小姐都没有法律常识。晓武对 她们说:“秘书很重要,不仅是接电话、倒水,而且要把每个电话的内容记住,讲 明白,比如法庭发个动议,什么时候上庭……”小姐们个个目瞪口呆,她们连“动 议”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没办法,晓武只好“因陋就简”一回了。他选择了一个中文讲得比较流利、英 文差一些的女孩吴小姐。她是广东人,当然广东话讲得好。当时的情况是:华人给 他打电话的很多,大多讲广东话。她来到事务所之后,晓武很快发现她不是做秘书 的材料。她人很好,工作也勤恳,但缺乏灵性,晓武老觉得不满意。五月份的时候, 当地一位姓邱的华人医生给张晓武打电话,说他的女儿大学快毕业了,准备上法学 院深造。想到他这里当秘书小姐,熟悉一下律师工作,不要工资都可以。邱医生是 上海人,妻子是广东人,他女儿9岁时到美国,现在既会讲流利的英语和国语,又会 讲广东话和上海话。张晓武觉得这样的条件不错,就立即答应说:让她来见见吧! 过了几天,邱小姐来了。个子很高,性情恬静,乍一看,像年纪很小的样子。 张晓武先交给她几件事,想看看她的能力。没想到,邱小姐做事很利索,也很认真, 接电话时,与客人的对答,也很得体,常常是几句话就把客人吸引住了。邱小姐一 拿起话筒,总是先问对方好。听了对方的情况,就会明确地说:“您的问题,张律 师当然能解决啦,我给您安排个时间谈一下可以吗?您看下午三点钟行不行啊?……” 张晓武对邱小姐的工作感到特别满意。那段时间,她分担了张晓武过去的许多 工作,使他能集中精力做案子。于是,他高兴地把她留下来了。 一楼有一台复印机,是几位律师合用的,离张晓武的办公室有二十多米的距离。 邱小姐每次复印文件都是小跑去,小跑回。同楼的律师们都特别羡慕张晓武雇到这 样一位积极的秘书小姐。他们对晓武说: “张律师,你的秘书小姐真能干,从不浪费时间,一分钟都不浪费!” 邱小姐中午从不出去吃饭,每天带一个苹果当午餐。让她出去吃饭,她也不去。 邱小姐来了一个月之后,张晓武觉得原来的秘书吴小姐已没事可干了,几次想 要解雇她,却总也张不开口。第一次以老板的身份想要解雇人,竟让他为难得倒像 是自己做了错事。他心想:这恐怕就是在国内习惯了大锅饭,一提解雇,好像自己 就变成了凶恶的资本家了。 但是,考虑来考虑去,不解雇不行。一是工作能力差的人会把工作搞坏了,二 是付两个人的工资实际上完成的是一个人的工作量,不如给一个人多加些工资,反 更能提高工作效率。楼里的同行都看出来了,他养了一个“闲人”。 张晓武思考再三后,终于咬了咬牙,找吴小姐谈了一回话。 吴小姐挺平淡,并不因被解雇而忧愁万分,她认为张律师对她不错,像朋友似 的,不像别的老板说炒就炒。 两个星期之后,她就彻底回到了原来的餐馆。 邱小姐一直干到8月底。九月,她去上法学院了。这段时间,张晓武的生意很好, 各种案子都有,天天拿着手提电话在外面忙。接了案子,晚上都要做到十二点多。 案子多了,律师费的收入也相当可观,经济情况也渐渐好起来。5月份之前,张 晓武的车子是“马自达”(Mazda),五月份之后,银行帐户上就有了两三万余留下 来的资金,即使三四个月没有生意也没问题。干是他精神上第一次感到比较放松, 经常出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一到社交场合,他的“马自达”显得比较寒酸,就想 买个稍为豪华一点的美国车。后来他买了一辆八成新的“雷鸟”(Hunder Bird)。 这是一辆两个门的跑车,车内有自动遥控系统,在高速公路上,一按电钮,车就开 了,不用踩油门。这辆车买回来时,只开过六个月,跑了二万多英里,猛一看,真 分不清新旧。如果买辆新车,得花1万5千美元,而这辆车他只花9千美元就买下来了。 开始交1千元订金,另外8干分期付款。这样的消费水准,他已经能承担了。 那段时间,邱小姐帮了他很大的忙,几年过去了,他还是对那段时光记忆犹新。 吴小姐是张晓武解雇的第一位雇员。在解雇吴小姐时,他觉得自己从国内带来 的一些意识,在被迫转变为美国人的意识。比如,炒雇员的鱿鱼,看来似乎挺没人 情味,但是,身在美国,没有人端铁饭碗,人人都在竞争中沉沉浮浮。你干不了, 就不能白给你工资,就得找能干的人来干。因此,竞争是一切变革的动力,包括对 人员的变革。人员的变革,就是生产力的变革,当老板,就得学会炒鱿鱼。晓武每 每说到这里,感慨颇深,他觉得从炒吴小姐鱿鱼这件事开始,他原先形成的人情观, 有了一种新的变迁,或者叫新的断裂。 但是,他的事业的发展,无不伴随着他对人员的不断选择更换。这就是人才流 动吧! 张晓武的事务所开业三个月之后,就在佛特劳代堡市旁边的密罗瓦市(Mirama r)买了一幢住宅,他让太太卡萝里辞掉在奥兰多的工作。在一个周末,他租了一个 长型的集装箱大卡车,自己开车,把所有的家当从奥兰多的旧住宅拉到了密罗瓦的 新住宅。当时他正在开始作乳胶手套生意。因此事务所的工作很多,忙不过来,他 就让太太去管生意,而他则腾出精力专心作案子。 这时,他的雄心仍在律师事务所的扩展上,他时时为实践这一目的而努力。 7月,他办公室隔壁的那个律师由于生意不好,就退了房子搬走了,他便把这间 房子租了下来,这样他就有了两个房间作办公室。正好对面是个公用的会客室,与 他的两个房间连起来,让人感觉很宽敞。在选择办公室的位置、面积等方面,张晓 武是很精心的,他认为,办公环境是客人看到的律师事务所的第一形象,马虎不得。 这也是他对自己的事业进行的设计,可谓精细万分。 8月份,原来的秘书邱小姐因为要去读法学院,不得不辞去秘书工作。不久,他 又雇了一位秘书小姐专门给接电话。这个小姐远远比不上邱小姐的工作能力,也只 能接接电话而已。 这时候,他的知名度愈来愈高,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工作量更是在不断增加, 于是他就想:要不要多雇几个人?雇员增加,办公室就要扩大,不仅要给雇员发薪 水,还要为他们交纳多种税金,事务所的费用要大大增加。但是,收入能否稳定持 续下去,还是未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精打细算,对事业的发展进行预测, 这种预测远比做案子累得多。 11月份,他终于决定雇一名临时律师,同时他决定退掉现有的房间,而在这写 字楼的另一端选择了一个套间租下来。 套间的中间是秘书办公室,左边的大房间是他的办公室,右边的房间给雇来的 一位律师。这时候他聘用了两位秘书,一位是美国小姐,另一位是中国小姐,来美 国前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 那位临时律师是美国人,干了一段时间,张晓武觉得他不行,就毫不犹豫地让 他走了。那次解雇,他再没有解雇吴小姐时那样地多虑。接着又雇了一个女律师, 这个女人可能是养尊处优惯了,工作干得不积极,往那儿一坐,一个大公司的老板 似的,干了不到两个星期,张晓武就又断然辞退了她。这时候炒雇员的鱿鱼早已不 像刚开始那样不好意思了。他明白,现在雇人干活,如果对不称职的雇员不好意思, 将意味着他和他的雇员都没有饭吃。在美国就是这样,朝不保夕的生存环境吞噬着 人们的温情,竞争不容忍温情。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张晓武继续雇人,优胜劣汰,他有了选择优秀雇员的经 验。此时的张晓武,再也不会用人情去阻挡事业的竞争,他已是个熟练的老板了。 1991年底,张晓武的事务所开业两年整,共获得利润20万美元,由他太太卡萝 里负责的贸易公司的利润不算在内。 美国人的消费观念是:能挣会花。张晓武入乡随俗,和他的美国太太一起,提 高了家庭的消费水平。先把1990年买的别墅装修一新,然后又相继买了两辆高级汽 车,这样,加上原来的“雷鸟”,他就有了三辆车,两辆新车的颜色是一黑一白, 他对黑与白有一种偏爱,似乎觉得这两种颜色都十分清纯、鲜明,不混混沌沌。 三辆车全是自动的,早晨一开车门,电脑就说:“Good morning”(早晨好)。 天一黑,大灯自动就打开了。 1991年底的时候,张晓武的事务所一共有四个雇员:古巴裔律师马希雅,美国 小姐简妮芬,中国的陈小姐和郭先生。张晓武的太太卡萝里也过来帮忙,加上他自 己,有六个人。这样一来,原来的房间有些挤,于是他准备扩展事务所的面积,积 他两年来的经验,他特别相信,场所安排得越大,接的案子就会越多,收入就越高。 办公场所,是事务所的门面啊!当时这座写字楼的三楼是空的,他就和房东说,准 备租下三楼的一半房间,房东提出必须签三年的合同,他同意了。他租下了五间办 公室,一间会客室,还有三个小姐工作的地方,一共1500平方英尺。租金每月1500 美金。这样的办公场所,会使他的事务所在客人们的眼中,升高一个档次。 办完租赁手续,他便安排人进行装修。而他自己则利用这段时间,到台湾和大 陆进行考察,开拓客源。当他从台湾和大陆考察归来,也带回开拓的客源时,他的 全部人马已在三楼非常漂亮的办公室里办公了,人人都神采奕奕,事务所里一派生 机。当时,晓武刚刚三十一岁,是个年轻的老板。 正如张晓武估计的那样,装修堂皇的事务所,吸引了更多的客人,真可谓买卖 兴隆。而更令他欣喜的是,漂亮的事务所,在吸引客人的同时,也吸引了人才。一 位叫徐汉平的年轻人,慕名而来,成为张晓武的得力雇员。徐汉平说:“一年前, 我到你们事务所来过。那时在一楼,只有一间办公室。一年之后,我再来,你们已 经搬到三楼,而且占了三楼一半的房间,装修得好气派,我想,这个张晓武,真是 能干呀,我就决心跟着你干了。” 张晓武把包装当作竞争的一个手段。从一楼到三楼,从一间房到多间房,恰是 他事业发达的标志,恰是他从留学生到老板的历程。 然而,在年轻的张晓武正处在春风得意的势头上时,危机却悄悄向他走来。 也有一段“走麦城” 张晓武自述—— 我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比较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不论是比我 年级高的同学,还是后来入校的比我年级低的同学,我都认识很多。有一个比我高 两届的同学叫罗伯特·史莱德,我们俩很熟。他毕业后在一个专门做国际法的事务 所找了一份工作。这个事务所有三十几个人,规模算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做官税法 和贸易法。对史莱德来说,这是个比较体面的单位。他在里面除了做国际贸易法之 外,还专门负责做移民法。在美国,做国际贸易法如果不懂移民法会失掉很多客人。 好多我国公司到美国做生意,都要同时考虑到工作人员的身份问题,即移民问题。 我当时的客人越来越多,尤其是跑了一趟大陆和台湾之后,开拓了更广泛的客 源,好多人都在跟我联系,想到迈阿密来投资。这时我就考虑要找一个在国际贸易 方面比较有经验的律师入伙,可以进一步扩大我的事务所的业务。 1992年2月,我从大陆和台湾考察结束回到迈阿密,和史莱德探讨过这件事情, 他表示愿意到我这儿来。在他原来的那个事务所,他只是个雇员。而到我这里,我 给他近一半的股份,他可以很体面地和我一起做起老板来。 4月1日,他正式到我这儿来了。来的时候,他一分钱也没带。我给他49%的干 股,我说:希望你能把你以前事务所的客人带过来。他告诉我,他有这个能力,除 此以外,我交给他的就是让他开发在华人市场中现有的国际贸易法方面的案子。 在此之前,我的事务所一直是“张晓武律师事务所”。合伙以后,改成“张晓 武·史莱德律师事务所”。在美国做熟了生意,我已懂得如何保护我自己的利益, 于是,我将原有的所有的固定资产全部记在我个人名下,然后以个人名义租给新的 事务所使用。这样做,将来如果出什么变故,我可以轻易地辞退他。而我的客源、 我的.资产还是我的。这种自卫手段,在任何商业经营中都是十分必要的。 我跟他签了一个合同,朋友之间做生意也要说清楚双方之间的关系,这也许有 点“先小人,后君子”。过去,和朋友有生意上的合作,要签个合同或契约,一开 始总有些不好意思,好像朋友之间这样搞很庸俗似的。但我的美国生活的经验告诉 我,签了合同,双方互相的期望都比较明朗,不会出现由于不明确责任而引起的不 愉快乃至猜忌。 在跟史莱德合作了半年左右,我发现他有这样那样的弱点,我每个月要付给他 5000美元左右,而他的工作付出和带来的效益也不过3000美金。六个月下来,我不 仅亏了1万2,而且在他的积极倡议下,我把事务所的门面又加大了一倍,房租也相 应要加大一倍。在此同时,他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个朋友,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 这个人是期货经纪人。史莱德跟我讲,做期货很赚钱,向我提了一个做期货贸易的 建议,说需要5万美金的投资。当时我有很多客人,都表示愿意投资和我做生意。我 就和一个比较好的台湾朋友王先生说:“我的合伙人建议搞期货公司,需要5万投资, 据说能赚钱,你感不感兴趣?” “行,你看着办吧!”5万元对王先生来讲不是什么大数目。所以他不加思索就 答应了。 期货公司的注册申请很复杂,我对王先生说:“我们这一方的付出是,所有法 律上的事务由我们负责。” “行。”王先生十分干脆地同意了。 我对史莱德说:“你呀,就负责把期货公司的法律手续做好。” 他满口答应说,行。然后,他花了很多时间作这件事情。 这时候,我们把整个三楼都包下来了,重新装潢,花了18万美金。这是由房东 支付的。我在这个楼里住了将近三年了,信誉很好,每月一日交房租,绝不拖欠一 天。所以房东希望我在这楼里继续住下去。三楼的房租是每月5000美金,一年6万, 三年正好18万。这样一算,三年之后,房东的投资也就收回来了,可以再把房子租 出去。 租房的担保人是我,因为我有信誉。 我在这幢楼里从一间屋子开始,继而两房间——三房间——一个套间,直到从 一楼上到三楼,又从五间房,直到租用一半房间,最后是占了一层楼。房东看见了 我的发展,对我很相信。而且,当时迈阿密的中文报纸、英文报纸经常宣传赞扬我。 由于我不熟悉搞期货贸易,事务所的事情又忙,王先生在台湾也顾不上,所以 我就让史莱德介绍的那位经纪人去搞,而且,我将这个经纪人也算做期货公司的股 东,但结果他在那儿胡搞。史莱德也把握不了现状,天天跟在这位经纪人后面瞎跑。 我看出其中的问题后,就对文莱德说:“你的主要精力在律师事务所上,期货 公司能做一点就做,不能做就不做。” 史莱德却固执地说:“期货肯定赚钱,一赚就几百万。那样,就不用辛辛苦苦 做律师了……”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星期六,王先生从台湾打电话,说他要来迈阿密。 我借机检查了一下期货公司的帐目,一下发现了两个问题,而且有贪污的嫌疑。一 是那位期货经纪人给他自己开了一张900元的支票,用于何处,竟没有任何解释;二 是他把他原来公司的旧设备搬过来,开了一张350元的支票,给了他太太办的一家按 摩公司,说是运输费。按摩公司收取了这笔运输费显然不合适,那么运输费这笔帐 到底算怎么回事? 我拿着这个帐目问史莱德,他解释:是经纪人的内弟开卡车把东西运来的。 我说:“这事应该告诉我呀!再说,怎么这么多运输费?就是雇一个搬家公司 也用不着这么多钱哪!再说那900元支票是怎么回事?” “有个人欠他的钱,写了张支票给我们期货公司,我就同意他拿一张支票。” “你说人家签了支票给我们期货公司,那张支票在哪!” “这要问他……”史莱德变得支吾起来。 “你马上给他打电话问清楚。”我强压着恼怒。 史莱德给经纪人打电话,对方回答说:“他们没有寄支票来。”其它情况,就 支吾着说不清楚了。 我说:“那边支票没有寄出来,等于我们没有收到支票,凭什么随便从我们公 司签支票出去?这可以构成贪污罪,在公司法上,我可以告他呀!” 第二天,台湾的王先生就到了迈阿密。我在电话里把这些情况已给他说了,他 也很不高兴,说:“这人怎么能这样呢?这样做生意能做成吗?做生意总要以信义 为本哪!” 这时候我回顾了一下期货公司筹备的全过程:他们本来说,6月1日公司注册, 可以开始经营。后来我发现,到了7月15日,公司还没有正常运转,什么原因呢?公 司申请没有获得通过,因为期货公司审得比较严,各种手续很复杂,而且一开始登 记的时候,史莱德办的手续也不全。作为公司来说,一开始没有计算好,经营就要 亏本,一个月就要亏5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期货生意还做不做?王先生怀疑史莱德和他的朋友都不可信。 但我出于个人的情谊,觉得史莱德这个人还不太坏,完全是被那个经纪人给骗了。 我和王先生研究决定,召开董事会,处理一下这件事情。 我是董事长,会议由我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先生、史莱德和那个经纪人。 我让邱小姐做笔记———她每年夏天放假都在我这里实习。记录的目的是留个见证, 我这个做律师的,考虑问题总是要细一些。 也许是慑于董事会的威严,经纪人把所有的事情的真相都讲了,说得上是彻底 坦白。他承认自己出了问题。 我说:“你应该清楚你的问题的严重性。你犯了盗窃罪、贪污罪,我一可以让 政府控告你,二可以在民法上、公司法上控告你!” 这时,史莱德却说:“这样对待他,不是太残忍了么?” 我断然说:“一点儿不残忍。”我不能容忍合作者道德的败坏,我也不能迁就 史莱德这种是非不分的态度。 会议中间,我把史莱德叫出会议室,严肃地告诉他:“你听着,这个事务所我 占51%的股份,我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你不站在我这边,我马上就辞退你。你 和你的朋友一块倒霉!”当时,我已意识到由于我对史莱德的迁就,而给期货生意 带来的损失。 他一听,害怕了。再进会议室后,就不讲话了。 我开始斥责那个经纪人。他态度不太好,以前他是橄榄球运动员,块头儿很大, 好像没把我这个比他矮的人放在眼里,一副不服气的样子。于是,我变得义正词严, 毫不留情地指出他这种行为的本质,他才变得驯服了一些。 我说:“我们要慎重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明天我们继续开会,你回去好好 想想。” 经纪人走了以后,我把王先生和史莱德留下来。我对史莱德说:“在这个问题 上,你怎么能站在他的立场上,帮他说话呢?钱不是你投的,是王先生投的,我在 这儿担保,承担风险,你什么也没付出。没想到你介绍这么个人来搞期货,还迁就 他的错误。因为你是我同学,我是想给你个发展的机会,才把你拉过来一起合作, 事情做好了,是很有前途的。你看我这几年,从无到有,发展是很快的,你要是不 珍惜这个机会,只能说你目光短浅。” 最后,他同意我的意见,这样,董事会一致决定:把经纪人辞退。 那位身体高大的橄榄球队员,面对解雇,只好耷下他的头。 那900美金他退回来了,运输费就算了,他本来也没钱,穷光蛋一个。 后来我们又讨论是否继续经营下去。 讨论结果,我们觉得,既然大架子已经搭好了,该买的设备已买了,刚好注册 申请也批下来了,就做做再看吧! 从此以后,事务所的大权和期货公司的大权都掌握在我手里。这时我就没时间 再做具体的案子,天天忙于做行政管理工作。 我在心里,仍对是否继续做期货公司犹豫不决。 王先生则说,听他招聘的十几个期货经纪人讲,认为公司很有希望。既然公司 已做到这地步,可以再试一下。 但是,这牵涉到一个再投资的问题。把史莱德请来的人赶走之后,那人的股份 我都给了王先生。他说:“既然我是大股,我就再出一点钱。”他又出了10万美金。 后来,期货公司仍不景气,虽然赚了七八万,但每月的开销也有四五万,做期 货的开销是很高的。买名单,做广告,付电话费——打电话非常多,等等。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决定关门。 公司停业之后,那边的房租只好全记在我的帐下。这是1992年12月的事情。 公司停业之前,史莱德已经走了。他自己也感觉到在我这里继续做下去没有什 么意思,就又回到原来的事务所,重新去做雇员。我很高兴他这样做,省得我去解 雇他。美国人常有这种自知之明,当觉得自己难以继续任职,很可能被解雇时,他 们会主动提出辞职的。我们很友好地分手了,到今天我们还有来往,打打电话,聊 聊天儿什么的,也很友好。 我的事务所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从表面上看它依然如故,但实际上经过这一 番折腾,我感到已经受了“内伤”,或者说伤了些元气。文莱德一走了事,他不担 风险,也不负责任。但搅乱了的摊子全留给了我,我必须重整旗鼓,弥补做期货生 意时给我带来的损失。 期货公司12月1日关门,一直到第二年1月份,每月房租5000元,都是我个人支 付的;2月份,我找了一家公司,把三楼的一半房间转租给他们,这样,我只付250 0元的房租;3月份,我又找人租出去了剩下一半房间的二分之一,我只需付1300元 房租。 我与房东签的是三年合同,如果这些空房我租不出去,我就要每月交租5000元。 好在我已经租出去了四分之三。房东认为我已经很努力地在走出困境。 由于罗伯特·史莱德的入伙,我把摊子铺得很大。期货公司受挫之后,我面临 的形势挺严峻。一旦房子转租不出去,我付不起那些租金时,房东可以打官司告我, 可以要法院把我所有的设备封掉,这样我的事务所就无法正常运行了。我想,如果 我能和别人合作,合理地“消灭”我的事务所,这样,假如房东来告我,只能是告 我个人,因为那些房子的租约,是我个人担保的,我的工作人员不会因此而受影响, 我的事务所的案子也不会受影响,客人的利益可以继续得到保护。于是我思考再三, 决心迅速转入我曾设计过的一个方案,即:找一个大的律师事务所,把我的事务所 并进去。 1992年11月,史莱德一离开,我就开始考虑我的事务所的生存去向问题。我认 真地调查研究了迈阿密地区几个大事务所的情况,他们大部分都有专搞移民的律师。 只有贝克—包利考夫事务所没有。 三年前,我从法学院毕业时,贝克已经看中我,由于当时我给自己设计了深入 实践的路子,没去贝克的事务所。但贝克已对我有了很深很好的印象。这两年我们 常见面,每次见面他都说:“你干得不错嘛!”我自信,如果我对他说我想去他那 里,他不会拒绝的。 11月下旬的一天,我和贝克在一起吃饭,他问我:“生意怎么样?” 我说:“我准备和中国大陆及台湾做生意,想找个大事务所合作……” “还找什么?干脆和我们合作吧!” 这话对我来说,正中下怀。 “咱们另外找个时间好好谈谈。”他十分诚恳地说。 我立即答应了,很为自己将摆脱困难的好运而高兴。 回去以后,我便对入伙后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并对自己手头的 工作进行有条不紊的清理。关闭期货公司,并彻底清理了它的事务,便是做入伙准 备的步骤之一。 过了两个星期,贝克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谈关于合作的事。我请他定谈 话的时间。 贝克把时间定在第二天下午3点。计划谈3个小时,到6点结束。结果第二天一谈, 贝克和包利考夫对我的计划和设想极感兴趣,于是讨论起很多细节问题,晚饭也没 吃,一直谈到晚上8点钟。 在此之前我不认识包利考夫。那天谈话一开始,是贝克和我谈,我们先在贝克 的办公室谈,后来包利考夫参加进来,就又转移到包利考夫的办公室,双方都很愉 快,谈得也很成功。 5个小时,谈的内容很多,涉及的方面也很多。 我们决定:把我的全班人马一起带过来,在他们的大事务所里,专门成立一个 移民部,由我负责这个部的工作。 谈到我原来事务所人员的工资,一致决定:所有人员工资不变,根据移民部的 收入情况,由我提议进行适当调整。 还讨论了,由于客源方面的原因,以后我对外作广告,英文打“BECKER&POLI AKOFF,P,A.”,中文仍打“张晓武”的牌子。 另外,决定了我的年薪是10万美金。 在此之前,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我没有对我事务所的人透露任何这方面 的消息。直到1992年圣诞节的前一天,我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向他们宣布了我将把 事务所并入贝克—包利考夫事务所的消息。当时,大家深感意外,一下都怔住了。 我诚恳地说:“我的这个决定只会对大家有好处,不会有坏处。我已经和他们 谈好了,把你们全部带过去,一切待遇不变,只要你们认真地跟着我干,什么时候 也不会亏待大家的!” 随后,我们举办了一个愉快的“最后的晚餐”。 1993年1月2日,我的事务所全部设备和人员一齐搬进贝克—包利考夫事务所。 1月3日,我带着我的人把各间的办公室整理完毕(这一天正好是我33岁生日, “三”在中国人眼中是个很吉利的数字)。 1月4日,贝克—包利考夫律师事务所移民部正式开始办公。 在美国法律中做“游戏” 称美国是个法律的国家是准确的,因为,美国的各种法律法令多如牛毛。但是 由此,又可以把美国称为是律师的国家。这是了解了美国的生活,研究了美国的历 史和现实之后得出的结论。 由于美国的法律法令多如牛毛,因此美国的律师也多如牛毛,这是美国有别于 他国的现象。 在美国,几乎每件事情,哪怕是很简单的事情,你都要找律师来办,否则你将 处境悲惨。比如你要开办一个公司,或是买卖一个餐馆,或是出了车祸,或是犯了 什么罪,都要找律师;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一部美国电影或电视剧中都看到律师的 形象,这是美国律师遍地这个事实的佐证。换句话说,你一踏上美国的土地,没有 律师,你将寸步难行。 另外,美国的各种法案,名目百例,有各种复杂的案例,这种信息也不是大张 旗鼓地经常公布于众,一般人要想了解某一方面的法律条文,自己去图书馆又查不 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律师在美国的作用越来越大,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想 去当律师,甚至有的人想通过这个途径步入高阶层社会。 当律师是很多美国人的梦想。 中国留学生张晓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美国律师的。 1.移民案件ABC 张晓武自述—— 在邱小姐给我作秘书的那段时间,几乎天天都有偷渡到迈阿密来的中国人。 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姓乔的中国医生从拘留所打来的。在美国的拘 留所,被拘留者可以随便打电话找律师。乔医生在电话上说他是从大陆来的。 我很惊讶:“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 他说:“我在拘留所里已经很长时间了,找不到华人律师。我看到电话簿上有 一个中药店,写的中文,我是医生,就给中药店打了个电话,讲中国话,我问当地 有没有华人律师?药店的人回答说:有哇,有个张晓武律师,你给他打电话吧……” 这个人显然很聪明。虽然绕了一大圈才找到了我,但目的是达到了。 我放下电话后,去了移民局的拘留所,见到了这位乔医生。 他告诉我,他和妻子从巴拿马来美国,两个人都是医生,是广东人。已经有两 个孩子,现在妻子又怀孕了。“大陆搞计划生育要流产,要绝育,不然就罚款,罚 很多钱。与其让人罚,还不如跑出去。我们就跑出来了。”乔医生这样说。 他们是通过大陆的地下移民公司跑出来的。这些地下移民公司就是人们通常所 说的“蛇头”。这个行当大约是在8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蛇头”们的关系很广, 和海外的一些部门都有联系。比如,在哪个国家的移民局找些关系,给人家两三千 美金,买一个允许居留证,转手就以高价卖给想出国的中国人。有的人拿到居留证 以后,摆出一副洋人的样子,就返回国内做生意,等赚了钱,再花三四千美金可以 买到一个居住国的护照。早些时候,即使拿到的是巴拿马这样国家的护照回国,也 很神气,算是一个外籍人了。 乔医生夫妇是通过“蛇头”先去了巴拿马,可惜运气不好。他们去了以后,正 赶上美国进军巴拿马,那国家一片混乱,经济萧条,抢劫成风,他们觉得没法呆下 去,就又通过“蛇头”转道进入美国。没想到一下飞机,就被美国移民局抓起来了, 说他们是非法入境。 “我们向移民局提出来政治避难,现在被拒绝了,所以想请个律师上诉。”乔 医生说。 这时我了解到,拘留所里关了二三十人,差不多都是华人,有的已经关了四五 个月了。他们以前不知道当地有华人律师,请的都是纽约的律师。这些律师大多是 美国人,只不过有华人助理而已。他们对中国人的移民案,并不在意,事先也不准 备案子,一上庭,全输。这些律师中有不少人和“蛇头”有关系,是“蛇头”向偷 渡者介绍了律师的名字。不然这些偷渡到迈阿密的华人,怎么会到干里之外的纽约 去请律师?这些律师并不关心具体官司的输赢,输了你也得向他们照付律师费。他 们并不指望这些远在异地的偷渡者,会成为他的永久的客户。因此,对这些偷渡者 的官司,他们只马虎应付罢了。 官司打输了,移民局就不放人,接下来就是准备遣返。关这么长时间而没有遣 返离境,就是因为这些华人在上诉。上诉期间,是不能立即将他们遣返的。遣返机 票由中国方面负责,移民局已经和中国领事馆交涉多次了。这些情况是我后来才知 道的。 乔医生夫妇没有被遣返的原因是,他们主动向移民局申请“政治避难”,遭拒 绝后,按法律程序,移民局要告他们非法入境。不符合入境手续,要驱逐出境。当 然,他们有权在法官面前申诉不被驱逐出境的理由。 我看了他们的材料,是移民官根据乔医生的口述用英文整理的。要求“政治避 难”的理由就是超生孩子问题。乔医生是外科大夫,他认为做绝育手术会出很多毛 病,他反对做这种手术。我不懂这些医学方面的问题,更不懂大陆在计划生育方面 的作法。在这个案子办完后很久,我反复琢磨,认为乔医生的话有一定的欺骗性, 至少言过其实。 但当时有一个事实是,他妻子确实怀有身孕,到巴拿马时已怀孕三个月,在那 里逗留一个来月,到美国又快一个月了,这时她已明显地行动不便。 奇怪的是,所有材料中并没有写有关这位女人怀孕的事。不知是移民官在整理 材料时无意疏漏,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认为,疏漏的这个事实,倒是为他们辩护 的真正理由。可以以此为由提出重新开案。 我写了封信发到移民局。指出,这女人怀孕了,在拘留所里有流产的危险。因 为,她像其他人一样,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只能在院子里晒太阳,这样太残忍了。 移民局也感到自己的移民官在这个孕妇问题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连事实 都没搞清楚,作出这种漏洞明显的判决。但是要想让他们公开向一个被关在拘留所 里的华人道歉,是很难的,所以他们接到我的信后,迟迟不开庭重审。我明白症结 所在,就给移民局长打电话:“你们这样不行,再不开庭,我就要把真相告诉舆论 界,让你们面子不好看啦!你们美国是移民国家,人家来了,你们不搞清事实,就 要驱逐,而且,面对的是一位怀孕的女人,这个新闻,报界一定会感兴趣……” 局长忙说:“我们正在办理这个案子,请不必惊动报界人士。” 几天之后,移民局就把乔医生夫妇放出来了。我先把他们接到我的家里,然后 又把他们送到三藩市,那里有他们的亲戚。他们走后十天,称民局收回原判,重新 确定给予他们“政治避难”。一个很滑稽的借口,得到了一个很滑稽的结局。但我 想,这结局保护了那个怀孕的母亲。 乔医生夫妇出来以后,其他被关在拘留所里的人很惊讶。他们给乔医生打电话, 了解了外面的情况。 拘留所建在迈阿密的郊区,那是一片沼泽地,四周全是铁丝网,像监狱一样, 设有好几层岗哨。这些非法入境者虽然栖身于美国的土地上,但不能算是真正入境, 他们被拘留在这里,等待判决。当乔医生向他们介绍了我办案情况之后,他们纷纷 解雇了他们原来的纽约的律师,要求我来接手他们的案子。他们说:“干什么舍近 求远?远道的和尚也未必念好经!何况,张律师是咱们华人,是同胞。” 他们同时转向我,这对于当时我这个小律师事务所来说,是个不错的生意,但 我向他们每人只收很少的钱,然后开始为他们忙起来。 这是一批很棘手的案子,都是被移民局拒绝后,要求上诉和翻案的案子。我仔 细查阅美国移民法,看看有什么规定,再看看移民局在他们的案子上有什么漏洞, 想在法理上找出移民官所犯的错误。这是一场真正的法律“游戏”,美国的多如牛 毛的又多为相悻的法律,给我提供了这种“游戏”进行的可能。剩下的,就看我对 移民法的熟悉程度,及我的机智了。 移民法规定,某人在美国有直系亲属,是美国公民,而且已经提出移民申请, 那么亲属出面担保,交1500美金就可以出拘留所;某人如果在十八岁以下,而且可 以证明确实在十八岁以下,马上就可以出来,因为拘留所不能关这样年龄的人;某 人身体有严重疾病也可以马上出来…… 我接案两个月以后,依据美国法律及那些拘留者自身的情况,把那些人都从拘 留所里解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拘留所里又不断地有新的非法入境者被关进来。 他们本来都有“蛇头”给找好的纽约的律师,但他们到了这里以后,听别人一说, 就都不要纽约的律师了,而都来找我。 纽约的律师发现生意受到影响,收人损失惨重,他们就开始在迈阿密当地找律 师作他们的代办,从中渔利。他们用1500美金或2000美金把案子接过来,再用1000 美金包给代办律师,就像中国做生意的“二道贩子”,只赚做中间人的钱。当地有 些律师生意不景气,明知让人剥皮也愿意接。所以一下就有四五家事务所去移民局 抢生意。纽约的律师不找我,因为我不买他们的账,我不用他们帮我揽生意,我有 的是案子做。我凭自己的信誉和能力,来吸引客人。 后来由于我的工作太忙,这种案子我不愿意接了,因为这些人撒谎的成分太多, 我作为律师不能帮你撒谎。如果你具备可以出保的条件,我可以按照移民法的规定 帮你办。有些人什么条件也不具备,只有申请“政治避难”。他们把这个选择作为 一种手段。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大多数根本没有正当理由,更谈不上 “政治避难”了,而且素质也不是很好。我觉得为这种人上诉是很丢人的。我为那 位乔医生办出来,是因为他妻子怀孕在身,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且发现移民局 犯了法理上的错误,出了大漏洞。后来那二十几个人,碰巧都能多多少少找出点理 由。另外,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拘留所里与警卫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冲 突。这个史无前例的冲突本身,使移民局变得有些被动。那时,这些人已经聘我作 为他们的律师。 事情是这样的:拘留所的警卫对关在那里的中国人非常歧视,骂他们是中国佬, 经常侮辱这些华人的人格。这些人中有个上海人,戴一副眼镜,在拘留所里很憋气, 经常走来走去,别人觉得他挺清高。警卫看他不顺眼,就骂他,碰巧,这个人懂英 语,就反问警卫:“你为什么骂人?”那里的美国警卫优越感都很强,自然受不了 在押人员的指责,就蛮横地冲上来把他按在地上揍了一顿。那二十几个中国人正满 肚子怨气没地方出,让人家关在这里本来就已失去了尊严,再让人家随意打骂,哪 还有人权可言?于是就借着这个由头,赤手空拳地和警察们对打起来,十分激烈, 像国内说的“犯人暴动”。冲突过后,中国人虽出了些气,但却被美国当局关进了 隔离室,进一步失去了人身自由。这些华人中有一个病了,被允许住院,他在住院 时,设法把这件事情捅了出来。 这样,就有一个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张律师,你的客人们被关进隔离室了, 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然后我们一起乘车赶到现 场。这时候已经有许多记者赶到那里。不知是谁向记者走漏了风声。 美国的记者是无孔不入的。他们的嗅觉都特别灵敏。《迈阿密先驱报》、美国 ABC电视台、CBS电视台、NBC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都来了。我一到,立刻成为他 们采访的对象。我说:“我需要先见我的客人,然后再跟你们谈。” 我找到拘留所的负责官员,要求见我的客人。在美国,律师有这个特权,随时 随地可以要求见自己的客人,很快,我的客人们被从隔离室放出来了,我在接待室 里见到了他们。二十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向我叙述事情的经过,人人都显得非常愤怒。 “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怎么打人?在中国还没人打我们呢!”他们忽视了美国的 种族歧视,他们也忽视了他们在国内是上等人,而到了这里,连下等人都不是,只 是个非法入境者。 见过我的客人们之后,我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我说:“警卫为什么要打这些人呢?他们到美国是来寻求自由的。在美国这个 自由的国家,发生这种事,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是意料之外的。他们在中国都没 有受到这样污辱、虐待,而在自由的美国却受到了,到底谁最自由呢?美国经常说 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法西斯专政,可是在美国,你们这种作法是不是法西斯?” 当时我的情绪很激动,本来还想借题发挥抨击一下美国——说实话,在这一点 上美国还是比较自由的,你可以抨击总统,没人管。就在这时,移民局局长闻讯赶 来,要求与我私下谈谈,我适时地结束了与记者的谈话。 局长担心把事情闹大,主动提出要求私下解决。我乘机提出让他立即把我的客 人们放出隔离室,恢复他们在拘留所内的自由。局长同意了。 美国的政府官员最怕两种人,一是记者,二就是律师。 我的这二十几个客人最后都得以从拘留所解脱,不能说与这次冲突没有关系。 美国人在这件事上不是理直气壮的,所以他们也希望息事宁人,不要闹得沸沸扬扬。 曾经有人问我,这些人在国内大多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到了美 国受这样的委屈,他们不后悔么?我知道,他们不后悔。这些人来美国的目的很明 确,先吃一些苦头,打入美国,赚点钱,换了身份,再回国做生意。 当然,也有个别人到美国又后悔了的。有一个外号叫“虾婆”的人,从广东来 的。他不是我的客人,不过我知道他的事情。 “虾婆”出国之前在广东做冷冻鱼虾的批发生意,发了大财,据说有干万人民 币的资产,在广州附近盖了一幢很阔气的四层楼的别墅,日子过得好好的,不知怎 么忽然头脑一热想到美国闯闯。他和妻子每人花巨款买了一个护照,就到美国来了。 也是先被移民局关起来了,后来找了美国律师,据理力争,放出来。别的事情他不 会做,就在纽约的一家餐馆打工。他在中国发财,是一种机遇,是政策的宽松,也 是因为对当地的政策和环境熟悉。到了美国就不灵了。他们夫妻都四十五岁,不会 讲英文,又土里土气的。现学英语,他又学不会,虽然有的是钱,但却是人民币, 又都在国内。为了到美国,他们先后花了5万美金。要在美国活下去,又不能什么事 都不做,他们只能去打工,但在餐馆里打工,每月才能拿1200美金,与他们在国内 相比,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天堂。他想:他妈的,到美国来干什么?后来,两口子 再也无法在美国呆下去,就卷起铺盖卷回广州去了。据说,这两个人在广州也是很 有名的人物。主要是因为有钱,是大款。 在美国,有不少作移民案子的律师缺乏职业道德,不向客人负责,为那些急于 拿到身份的客人买假绿卡,或自己制作假绿卡。加州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就是 因为私自制作假证件被发现,让州律师工会吊销律师执照的,但是这种情况很难杜 绝。 有一位台湾来的老先生,花了两万块钱,让一个律师给办了一个临时绿卡。这 个临时绿卡是假的,老先生并不知道。后来拿着它上移民局申请正式绿卡。移民局 一查,A号不对,绿卡的号码不对,没有记录的档案,就把老先生抓起来了。他在移 民局给我打电话,请求帮助。他说:“我哪知道是假的?要知道是假的,也不会来 自投罗网啊!” 我马上给移民局的侦察员打电话,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绿卡是假的。”对方肯定地回答。 “这种事情多不多?”我问。 “这种事情很多啊!”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先关在拘留所里,然后办驱逐出境的手续。而且要告他欺骗美国政府、非法 手段获取绿卡,按刑事犯处理。” 听了这些情况,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如果被驱逐出境的话,五年之内是不允 许再来美国,无论通过什么手续都不行。 这位台湾老先生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太太的哥哥是美国公民,几年前就为他们 申请了身份,只差一个月就到期,他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手续拿到绿卡,没有必要用 假的临时绿卡去申请。但他不懂美国的规定,匆忙去买了假绿卡。如果他被驱逐出 境,或者按刑事犯处理,他就不可能再有机会得到正式绿卡,这个案子就做死了。 我跟客人讲了移民局即将作出的裁决意味着什么,他很紧张,说:“没想到会 这么复杂啊!” 后来我又找移民局的侦察员,向他说明:客人情况属于无知,是通过中间人找 律师办的,他以为交了钱就可以拿到绿卡。在中南美洲的好多国家都是这样,交一 万或二万美金,就可以以投资身份拿到绿卡。他如果知道是假的,就不会去移民局 申请正式绿卡,他没有欺骗的动机和目的。 在美国,要告某人有刑事罪,必须看有无动机,否则,其罪不能成立。因此, 我强调了这位老先生的动机。 我对侦察员说:“他的年纪已不小,女儿在美国有居留权,很快也可以申请美 国公民,为了他一家人的团聚,是否可以不告他驱逐出境,给他一个自动离境呢?” 自动离境,在美国,什么记录都没有,再次回美国就不受任何限制。 对方说:“自动离境需要上级批呀!” 我说:“这样吧,由我来斡旋吧!” 我很快赶到移民局,当面跟移民局的官员们交涉。 “你们是知道我的,我是个很正派的律师。”我说。 “是的,我们在报上见过介绍你的文章。” 我再次把客人的情况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的同情:“他年纪这么大了,你们 要判他个‘驱逐出境’,将来想到美国看看女儿都入不了境,是不是有些残忍、不 人道?” “是啊!”对方说,“不过他的作法也不对啊,违法!” “你和上级讲讲吧,不要把他驱逐出境。” 后来,侦察员进去请示他的上司,十分钟后出来说:“副局长同意了,给你张 律师一个面子。不让他进拘留所了,让他三十天内自动离境。下个星期,请你到我 的办公室来,把他回台湾的机票给我们看一下。然后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我把各种手续办完之后,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老人回到台湾一个月之后,他 在美国申请绿卡的日期也到了。他和太太到美国的在台协会办绿卡。人家问:“你 在美国居留这么长时间,是不是被驱逐出境过?” “没有。”他答。 “怎么能证明你没有?” “我的律师让你看这东西。”他拿出一份移民局同意他自动离境的决定。这是 我事先嘱咐过他的。 “你的律师是谁?很会办案子嘛!” 这个自动离境的决定,实际上是他的回程路条儿,没有它,很多事情就说不清 楚。 在美国,像这位台湾老人因上当受骗而陷入窘境的事情很多,可是不知为什么, 尽管尽人皆知是上当之事,却总是有人继续上当。 2.法律“游戏”的技巧 张晓武自述—— 美国的法律,互相制约,常常是甲法律中的某个条文,恰可被乙法律中的某条 文击破。因此,从法律的整体来看,又可以子之矛攻手之盾。我常将此叫做在法律 中作“游戏”。但这“游戏”真做起来是很不轻松的。它考验的是律师自身对各种 法律的熟悉程度,和律师的机智程度。因此,这种法律“游戏”就得讲技巧。 有一天,我的老客人——当地一家衣厂的老板给我打电话:“哎呀,张律师, 有个麻烦事,我的侄女申请转身份,被移民局拒绝了。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你把材料传过来我看看。”因为是老客人,彼此都有信誉,不需要花时间多 问,双方都很直截了当地谈话。 材料传过来一看,我觉得,此案可翻。这个女孩是1992年8月1日离开香港去加 拿大看望叔叔,然后由叔叔带着她来美国看她的姑姑,来了以后就没有离开美国。 9月20日由她姑姑给办了个人经济担保。10月30日领到了教育局外籍学生管理处签发 的I一20。 当女孩的材料送到移民局申请转身份时,被拒绝。移民局认为,实际上她来美 国之前就有上学的目的。9月份,任何学校都没有开学,因为当时迈阿密有飓风,所 有学校开学都推迟到10月1日,你在10月之前就办个人担保想上学,有违移民法,不 予批准。 按照移民法的规定,旅游观光到美国来,到达后的30天之内转学生签证,是不 被允许的,因为这种人被认定是在来美国之前就想留在美国做学生。移民局发现这 种情况后,不但拒绝转学生签证,并且要取消你的旅游签证,限你30天之内自动离 境。如果你是在观光旅游到美国后的30至60天之间申请的话,移民局会放宽些尺度, 他只能说你可能有作假行为。即:可能早就打算留在美国上学。时间延迟到60天至 90天之间申请的话,就不能够假设申请者事先就打算滞留。这些规定,虽然公开, 但一般人是无法掌握的。只有律师才能从中找出玩法律“游戏”的依据。 看过香港女孩的材料,我马上让我的部下给写了个辩护稿。首先,她不是在到 美后的30天之内申请转身份,你的假设是错误的;第二,她来美国确属旅游,有奥 兰多迪尼斯乐园的票据证明,后来他叔叔去了加拿大,她就留下来了,留下来的原 因是,8月24日飓风开始,自此,迈阿密的电话打不出去,飞机也停飞,她无法与香 港联系好。而香港学校9月1日开学,她这时回不去就上不了学,所以才决定留在美 国。可是她姑姑要上班,没人管她,于是就想,还不如在这里上学,于是就填了个 人担保。迈阿密学校注册是回0月15日,开学后才把“I—20”送到移民局去。怎么 能说是做假呢? 同样的事实,按另一种法律依据,逻辑上非常严密,没有破绽。当事人看了也 认为无懈可击。这个案子他曾经找过别的律师,但没人接,都说没法做。我做这个 案于,向移民局发进去三个月之后,我们事务所接到通知:批准了!移民官在里面 夹了一个小条,写了一句话:“做得真漂亮!” 我从“214B”再来谈谈移民问题。 “214B”就是移民倾向,我没当律师的时候就知道。那时我在学院里经常捧着 有关移民的书在看,移民法上有个小标题就是“214B”。 所谓移民倾向,是指那些申请非移民签证的人,不想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想利 用非移民签证移民到美国来。 怎样判断有无移民倾向呢?完全凭领事馆的签证官员主观推理和猜测。他如果 主观地认为你这个人有移民倾向,就可以拒绝你的签证。 美国的法律比较奇怪,对领事馆的决定不能提出上诉。你与美国的移民法院打 官司,对任何人的决定,都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可是海外领事的决定不能上诉。 这是历史沿袭下来的。 领事馆的判断完全是主观的。比如说,他看这个女孩二十几岁,打扮得花枝招 展的,也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现在想去美国念大学,肯定是想去美国找个人结 婚,找点活儿干,然后就不走了。他认为你有移民倾向,就不给你签。 我有一个法学院的同学,在汉城领事馆工作过四年,他就这样告诉我:“一开 始,看那些花里胡哨的女孩儿,我就不给她们签证,她们到了美国就会找人结婚, 上什么屁学!后来我想,这是干啥?何必为难这些女孩,于是,看见漂亮女孩儿, 我就给她签,心想,管她有没有移民倾向,就让她嫁给美国人好了!” 当然,他的话里有许多开玩笑的成分。 有些申请者的背景,容易让人产生移民倾向的印象。比如说,你是美国公民, 你给妹妹申请移民,移民局这类申请很多,你的申请就要排队等待。但移民申请之 后,你等得不耐烦,就再去申请旅游签证或学生签证,领事馆就会拒绝你妹妹的非 移民签证,会说她有移民倾向,因为你在这之前不是申请过移民签证吗? 1993年2月,一对台湾夫妻来找我,他们遇上了麻烦。 先生拿的是F—1学生签证,一年前到美国留学,先学了一年英语,然后上一个 两年制的艺术学校。妻子要到美国看他,在台湾申请旅游签证,领事馆认为她有移 民倾向,不批。然后她就申请了一个去洪都拉斯的旅游签证,在洪都拉斯,又办了 到美国的旅游签证。绕了一个大圈儿,“曲线探夫”。到了美国以后,她又想把旅 游签证转成陪读签证(F—2)。移民局认为有问题,提出来请她提供“谁养活你, 并有足够的资金的证明”。并约她拿着护照,限期到移民局面谈一次。夫妻俩不知 其中深浅,害怕见移民官,就找我来了。 我说:“你来找我是对的!为什么?你对移民法好多概念不太清楚,如果说错 一句话,你就会被拒绝,拒绝以后你怎么办?” “拒绝以后,我们就不学了,回家。”夫妇二人无奈而又焦急。 他们带着孩子来的,孩子很小,我想真被拒签了,他们也只有打道回府,不然 生活都难以维持。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说,“你先生有一个F—1(学生签证),你来美国看 你先生,应该申请F—2(陪读签证)。由于你申请的是旅游签证,你现在要求转暗 读签证,移民局会说你申请旅游签证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目的就是想留下陪读,有 意绕开领事馆到美国来走捷径。他们当然会拒绝你!” 夫妻俩面面相觑。 我开始翻阅他们带来的材料,心里为他们想办法。 这时,我看那先生脸色干黄,就问:“身体不好么?” 妻子说:“他身体不好,医院查他有肝炎,我必须留下,照顾照顾他……” “什么时候查的有肝炎?” “去年9月份,10月份确定的。” “证明有没有?” “在医院里……” “你上医院去开个证明出来。” 在美国,有病历记录,医院才开证明,不像中国,托个熟人就开出来了。 他们表示马上就去开。这时候我的主意已经想好了。 看到他们开来的医院证明后,我告诉他们:“你去移民局这样讲:一开始,你 在台湾,不想过来,让他自己学两年就回去。可是呢,你们一年没见面了,想看看 他,你就带着孩子来了。当时想,看一看,三五个月就回去。8月份来了以后,突然 发现你的先生由于学习疲劳,得了肝炎,以后又住院,这时才考虑到,我是否应该 留下来,照顾先生,给他做中国饭吃,使他得到照顾,身体早日康复。在这种情况 下才想到转陪读。” “对对对……”夫妻俩一下看到了希望。 那天他们如约去移民局谈话,我陪着他们一块去的,站在一旁听他们和移民局 的官员谈话。 移民官都认识我,一看律师来了,就很客气地问:“到底怎么回事?” 这位妻子把我教她的话讲了一遍,移民官说:“OK!”当场就批准了她的申请。 如果那天我不去,或者她不按我说的这么讲,那就很难说会是什么结局。如果 移民局拒绝他们,然后他们再来找我,那时候她要多花钱,我也要多费事。这次我 就陪着去一趟,就解决了。来回三小时,只收她500多美元。不用正式做案子,客人 省钱,我省事。但并不省却我的思考。 美国人爱把人道主义挂在嘴上,许多美国人常以“美国是个最讲人道的国家” 而自豪。美国人认为,两地分居是最不人道的事情。所以他们对中国国内有那么多 两地分居的家庭感到不解。美国人比较实际,比较看重性生活,他们认为,没有性 生活的夫妻还叫什么夫妻? 几年前,美国出了一本书,叫《十亿人》,专门介绍中国的两地分居和性生活 怎么不和谐、不幸福。美国人看了觉得书中写的情况不可思议,许多报纸杂志发表 文章说,中国的长期两地分居太不人道。 现在这个问题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中国人的两地分居问题已经从国内蔓延到 了国外,尤其包括了美国。目前在美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或其他工作人员, 正在过着被美国人讥为“不人道”的两地分居生活。按说,讲人道的美国人应该为 他们提供人道主义的方便——允许他们的配偶去陪读或探亲,但是,在美国的大使 馆或领事馆里,他们对想去美国陪读或探亲的中国人大多采取拒签的做法。214B— —移民倾向,他认为你一去就不想回来了、这时他不管你分居两地人道不人道,他 的工作就是防止非法移民。在这里,美国人高扬的人道主义大旗被美国的政策和法 律砍倒了。这面旗帜只能在不受美国法律约束的地方飘扬。 作为美国律师,我完全理解美国政府的难处,如果不控制一下,世界各地的移 民会使美国的人口飞涨,会被第三世界涌去的穷人把它吃得比第三世界还穷。但是, 既然你做不到处处人道主义,就不该把那面旗帜做得那么大,几乎要覆盖全世界, 过于虚妄的东西会让人觉得你虚伪,讲究实际的美国人很可能没有意识到,美国文 化中有许多虚伪的东西。 作为华人律师,我非常理解中国留学生和他们的家属。美国这个地方实在太诱 人了,许多人希望,即使不能移民,能去看一眼也是好的。我在北京的美国领事馆 里就亲眼看到好几个去申请陪读或探亲而被拒签的人。其中有一个留学生的妻子, 带着孩子和老婆婆去申请赴美探亲,结果领事馆的人只给老婆婆签了,拒绝了留学 生的妻子和孩子,可是老太太那么大年纪,没人陪同,怎么去得了?我看见那留学 生的妻子默默地在那里垂泪,样子很可怜。然而,美国领事馆不相信眼泪。去不了 美国,下一步等待她的不知是什么。也许她先生在大洋彼岸熬不过饥渴的岁月另有 了新欢,也许她自己独守空房耐不住寂寞的时光另觅了知己,跨国界的两地分居比 国内的两地分居更容易造成家庭的破裂。这个现象同时在美国和中国存在着,谁能 杜绝呢? 三十三岁的大律师 李忠效手记—— 这一节是本书最初构思的计划外篇章,是在书稿的最后修改完稿时加写的。这 计划外篇章并非画蛇添足,倒像是生活本身专为本书创造了一个十分圆满的结尾。 1993年9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司法部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隆重仪式,向 外国(境外)律师事务所颁发驻华办事处批准证书。在一百多家各国律师事务所的 激烈竞争中,张晓武所代表的贝克一包利考夫律师事务所一举成功。这次申请的全 部过程,是由张晓武一人经办并完成的,至此,美国获准在中国开设办事处的事务 所已有九家,而张晓武是其中唯一的大陆留学生出身的首席代表。 当他走进颁发仪式的会场时,他的年轻英武,引起在场的人们的注意。而他却 一眼看到了他当研究生时的老师——任继圣先生。任先生现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等 职,他很为自己的学生张晓武骄傲。师生双手相握,双肩相依,一起在这个可纪念 的时刻留了影。 中央电视台在当晚的《新闻联播》和《晚间新闻》节目都播发了司法部颁证仪 式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次日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沛目中播发了这一 消息。但是不知为什么,北京的各大报纸都对此事保持沉默。相比较之下,境外的 新闻媒体对此事的宣传倒是有点大张旗鼓,几乎是又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大陆投资的 新热潮。外商来华投资,最大的担心之一是法律上没有保障,各国律师事务所驻华 办事处的成立,使他们在心理上找到了依靠。此次司法部共批准驻华办事处22个, 加上以前批准的19个,总数已达41个。在外商看来,中国政府允许这样多的境外律 师事务所在大陆开设办事处,是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之一。 美国在中国获准开办事处的九家事务所总部大都设在纽约和华盛顿,总部在佛 州的只有贝克一包利考夫一家。张晓武在北京申办办事处的成功,使得贝克一包利 考夫事务所在佛州乃至美国东南部各州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9月6日,即中国政 府批准该所在华的办事处之日起,事务所总部像过节一样热闹,美国各电视台、广 播电台和报纸的记者纷纷登门或电话采访,各类商人纷纷登门或打电话要求该所作 他们在大陆投资或贸易的代理人,忙得贝克先生和包利考夫先生不可开交。他们的 名字和照片不断出现在美国佛州和纽约、华盛顿的各大报纸上,事务所名声大振, 两位老板也名声大振。 张晓武的成功在佛州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而处于中心位置的他却无暇在成功 的喜悦中陶醉。9月7日,领到中国司法部颁发的证书的第二天,他就从北京飞到广 州,为办事处的开业做紧张的筹备工作。在此期间,几乎每天他都要和佛州总部通 一次电话。不是他打过去,就是总部打过来,他向总部汇报办事处筹备工作的进展 情况,总部向他通报那里正在出现的大好形势。 9月14日,包利考夫先生在电话里告诉张晓武,他们刚刚开过董事会,会上,一 致决定吸收张晓武为事务所的合伙人。也就是说,张晓武从此便不再是该事务所的 雇员,而是老板之一啦! 张晓武在广州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心中有一种按捺不 住的喜悦。我不太理解的是,他在加盟之前原本就是老板的,再当一回老板,而且 是众老板之一,与他原来有什么不同呢?他耐心地向我解释:在美国,只有名牌法 学院的高材生才有可能被贝克一包利考夫这样一流的事务所招聘作雇员,之后,起 码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八年以上,或者更长的时间,而且要既有出色的办 案能力,又有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才有可能成为一流事务所的合伙人——老板之 一。 我终于明白,他现在的合伙人身份,对于一般美国律师来说,实属不易。而他, 作为中国留学生,走出校门才四年,就达到了最优秀的美国律师需要艰苦奋斗一倍 以上的时间才能达到的目标,确实令人高兴、令人振奋。 我还注意到,当了大事务所大律师的张晓武,当了大公司大老板的张晓武,今 年刚三十三岁,这是个多么英气勃勃的年龄、多么年轻的年龄! 那么,成为一流的大事务所的合伙人将意味着什么呢? 难道它仅仅意味着张晓武终身的生活有了保障?意味着他社会地位有了新的提 高?意味着他与美国更高的权力阶层又近了一步?意味着张晓武的事业有了更加辉 煌的前景? 不,它的意义不仅在此。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大多,太多。比如:关于人 与社会,关于中国和美国,关于法律和人,关于人的价值及人的活法,关于人的自 身设计,关于人的战略目标和如何实现这目标,关于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状态,等 等。总之,张晓武的经历(包括他的成与败),探索着一个人生的多主题。你愿意 怎么思考;就怎么思考;你愿意如何褒贬,就如何褒贬。但你无法否认,他是个真 真实实的存在。 (原载《十月》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