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城与名人 忧患与别离 长沙作为屈贾之乡,屈原、贾谊的“伤心”处,楚湘文化初始便带有一种悲壮、 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格物、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雄心。屈原的《离骚》,篇名就是“遭遇忧患”、“离别的 忧愁”之意。这位楚王朝的远房宗室、左徒、自称为古帝颛顼的后代,以香草、美 人、明玉为喻,将自己刻划成“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的艺 术形象。屈原是位政治诗人,其诗也是政论性极强的“政治抒情诗”。《九章·惜 往日》 中的“受命昭以昭时” ,“明法度之嫌疑”,便是直写楚怀王让屈原制定 “宪令”,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政治变革。 屈原,这个身上披着江离和白芷,把秋兰连结成串作为饰物的人;赞颂唐尧、 虞舜、夏禹诸先贤,鄙视桀、纣恶行的人;痛斥党人、奸佞,绝不与之同流合污的 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求绳墨与规矩之正道,宁死也不苟 合求容的人;愤懑历兹,悲叹生不逢时,用柔软的蕙草揩抹眼泪,泪却滚滚而下沾 湿了衣襟。 《离骚》的艺术成就,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形态,开创了楚辞, 竖起了诗歌新的里程碑,其“神高驰之邈邈”,于高空下望,仆从伤悲,马也裹足 不前。然而,去不忍,归故国而无“美政”,他只好投水而死了。《离骚》阔大恢 宏,波澜起伏,气象万千。可中外诗史中第一个自杀的诗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不忍”离去,却彻底离去了。 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政治家的愿望与诗人的理想合一,这是儒家人 生哲学赋予中国诗人的一大特色。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政治家的身份与诗人的身 份的奇妙结合,正是多数中国诗人的突出形象。诗成了发泄官场失意的工具,成为 历史的政治活动失败的安慰。”“正变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官场酬往、交 游赠答”,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痛苦、悲哀、离乱成了诗的养料。诗,常常成为 灵魂的避难所,幻想治国、平天下的诗人从不拷问自身,照样活得潇洒风流。 可屈原自杀了,在一个“礼崩乐坏”、“争于气力”的血肉杀夺的时代,他向 天发问,提出一百七十多个“什么与为什么”,他的伟大,便是敢于问“天”,这 是对一切道德——历史价值根据的质问。在儒学的一重世界里,天道即人道,天人 合一,“天”不言,君王代天立言,实际上,屈原向“天”发问,已体现了他对信 念的怀疑、绝望,对现实的绝望,对自身生命的绝望。在《悲回风》之中,这“临 乎绝望”之音,“将沉渊之绝笔”,“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整个信 仰的生命被猛然抛入虚无的深渊、过去的信念和理想不再可信,而深渊的彼岸又是 荒漠和虚无,诗人无路可走,不得不自杀。 屈原之后的贾谊,被贬后被称为贾长沙,亦是一位“政治家”。上《治安策》 批评政治;写《过秦论》分析秦之成败得失;俟罪长沙,写《吊屈原赋》,以屈原 的遭遇比况自己,抒发胸中愤懑。其著名的写猫头鹰的《鹏鸟赋》,在文学史上颇 有价值,为骚体诗发展为汉赋的代表作,系“出风人雅大文章”,其中仍充满着对 人生、社会的理解和哲思,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的精神。 《楚辞》中和政治关系不大的,为屈原整理、加工的民间创作《九歌》,这些 祭祀鬼神用的乐歌,《湘君》、《湘夫人》,以深刻的关心和同情歌唱这一对湘水 配偶神,彼此热烈相爱而终无缘会合,写得悲怨缠绵,如泣如诉,颇有艺术魅力; 《少司命》职在掌管子嗣和儿童,这位一手仗剑,一手抱着幼儿的美丽女神,充满 了人性和爱;《东君》为太阳神的乐歌,是对光明的憧憬;《山鬼》则又是一个善 良美丽的女性形象,爱情的真挚热切、率直缠绵,读来清新而幽艳…… 长沙人中真正所谓看破红尘,执著于艺术者,要数唐代的和尚怀素了。怀素为 酒徒,常喝得酩酊大醉,放荡不羁,超逸脱俗,曾将用坏的笔集成一堆葬在山下, 做成坟丘状,号称“笔冢”。寺院里种有万株芭蕉,和尚便在芭蕉叶上写字,称寺 庙为“绿天”。酒酣兴起,常常提笔而出,无论墙壁、器具、衣物、或别人穿着在 身的衣衫,碰到什么,挥笔就写。“其草书潇洒超逸,并无狂怪习风,行笔从容不 迫,有如庖丁解牛,平淡天真中枯润交错,似全无法度,却极具法度,挥洒从容, 游刃有余,真个是人也逍遥,书也逍遥,其笔意只能领悟,却无法摹仿。” 谈屈原、贾谊、怀素,让人不能不想到南宋词人辛弃疾。想起辛弃疾,不能不 想到那气似奔雷,雄深雅健的词章——“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以及, “溪里卧剥莲蓬”的无赖小儿。 辛弃疾锐意抗金,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期,绝不尸位 素餐,庸庸碌碌,虽受投降派压制,仍雄心勃勃。孝宗淳熙六年,调任潭州知州兼 湖南安抚使。期间整顿乡社,弹劾贪官,浚筑陂塘,兴办教育。影响颇大的事,是 他在长沙“奏乞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辛弃疾选择五代马殷所建营垒的故基,创建新营,限期一月完成。时值秋雨连 绵, 所需20万片瓦无法烧制,于是他便下令两天内每户献瓦20片,给钱100文,20 万片瓦如期凑齐。垒营所需石材量大,他则调集全城囚犯,到长沙城北驼咀山开凿, 按罪轻重定量,凿石量多质好者可以赎罪。囚犯拼命取石,所需石材也如期凑齐。 营垒筑成, 则募步兵2000,马兵500,皆壮健勇武之士。辛弃疾又派人到广西购战 马500匹。 骏马强兵,兵器精良,并加以严格训练,飞虎军士气旺盛,骁勇善战, 大有辛词“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气势。此军维持了数十年之久,金人称为“虎儿军”, 十分畏惧。 或许因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在词家争斗秾纤、珠圆玉润、四照玲珑 之时,辛词却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其不平之鸣,随处辄发 的英雄语,抚时感事,磊砟英多,“绝不作妮子态”,其词虽也间作妩媚语,也是 豪迈中见精致。所谓“词人合一”,词豪,是其胸襟磊落雄豪所致。 然而,屈原投水,贾谊年仅33岁便忧伤成疾而死,怀素又把自己给了酒和艺术, 人已与家中的笔无异。辛弃疾呢?任湖南安抚使仅一年,便被调离,其痛楚惜别, 曾写下“盈盈泪眼”、“日暮行云无气力,立尽西风雁不来”的忧伤愤懑之句。 或许,这些早年致力于经邦治国、兵马戎机的艺术家,以其忧国忧民的作品和 身体力行的政绩,孕育了湖湘文化最早的胚胎,亦养育了一个民族的精神。 湘人精神 湖南近代史上曾出现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 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恒、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陶铸、 胡耀邦……这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尽人皆知。 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 湖南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员大将, 湖南人占了6位(粟裕、 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57员上将,湖 南人有19位(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 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 傅秋涛);100多名中将,湖南人有45位。 著名的革命先烈,还有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郭亮、毛泽民、毛泽覃、杨 开慧、黄公略、王尔琢、左权、段德昌、向警予…… 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则涌出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漠、马益 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麟、焦达峰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 至于魏源这样杰出的思想家,谭嗣同、唐才常这样的维新志士,是用智慧和鲜 血点亮了照彻暗夜的薪火。 清末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彭王麟、曾国荃、郭嵩焘等挽 救清朝危机的“中兴名臣”,曾、左位至军机大学士,彭玉麟位至兵部尚书。整个 湘军系统中, 位至总督者15人(其中有4位非湘籍,但为曾国藩保举的原湘军幕宾 李鸿章等);位至巡抚者14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 州、府道员的不可胜计。 对此,正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所指出的,“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 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 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 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 亦未始无偏重之处。” 和副市长颜克初谈及湖南人才鼎盛的原因,他也讲:用穷来解释,恐解释不通, 国内有更穷的地区;用富来解释,也解释不通,有比湖南更富的省份;用好斗来解 释,也不准确,好斗者湘人远逊于边地民众。说来说去,只有一个解释,是历史和 文化的作用,究其原因,应首推源远流长的楚湘文化的黛陶。颜克初告诉我,随便 找一个不识字的湖南老倌,他会从三皇五帝一直谈到慈禧太后,说得头头是道。湖 南人聪明,他父亲早年曾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唐代向朝廷纳粮,由澧水下洞庭, 经水路到京城,由于历时太长,皇粮成了霉米,于是湖南人便想出了只纳钱、不纳 粮的主意。可这样的大事如何向皇帝开口?湖南的新科状元便在皇帝每日必经的路 口用蜜糖写了“澧州粮米可免”六个字。皇帝出恭,看路旁蚂蚁堆成了字,便随口 念了出来,语音刚落,暗隐在侧的状元便跪下谢恩。这传说真实性如何且不论,但 湖南人的聪明才智从这传说中便可见一斑。 人是文化的存在,马克思称人是“社会条件的总和,世界历史过程的总和”, 而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精神。不仅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社会形 式、艺术和科学也是如此。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造就了一代代人。文化的具体体现,或许该称之为渊博、 宽阔的容纳、学识和创造力。代表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则集中表现在人的精神品 质。 1920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曾写就《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文 中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 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 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则南等一班人,是何 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 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 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说起来,拼斗之惨烈、气贯霄汉,用血与火照亮历史,撼人心魄者,要数宋未 知谭州、湖南安抚使李萕的壮烈殉难了。 德佑元年7月, 元大将阿里海牙率数万大军南下,长沙城的宋军已外调征战, 城内空虚。 李萕临时募兵不足3000。9月,城被围困,李萕亲冒矢石,与诸将分兵 死守,城中百姓亦纷纷助战。日久,矢尽粮绝,李萕令百姓集羽扇造箭,抓雀捉鼠 充饥。将士受伤,萕亲临抚慰,元兵派人招降,当场诛杀以示坚贞,部属皆同仇敌 忾,誓作殊死战。 城死守百日余,援兵不至,危在旦夕。长沙人尹谷得知元兵已登城,便积薪肩 户,举火自焚。邻人来救,但见尹谷正冠端笛危坐于烈焰中。李萕得知,感叹不已, 洒酒祭奠。当日正是除夕,李萕留宾佐会饮,众人皆悲愤刚介,誓与长沙共存亡。 随后,李萕召来帐下部属沈忠,给他一些银两,令他处死自己一家。沈忠无奈,怀 不忍之心先将李萕全家人灌醉,然后逐个杀之,共一十九人,李萕也从容就戮。沈 忠放火焚烧了知潭州府熊湘阁,再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继而跑到火场,放声大哭, 自刎而死。城破之后,与李萕协力守城的安抚司参议杨霆则跳水自尽,妻妾奔救无 及、也一道殉情。其时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数百学子,与元兵搏杀,破城后大部分都 献出了生命。 近代史中,最令人尊崇者,当首推谭嗣同,这位长沙浏阳人,是为中国近代革 新事业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其“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伟大献身精神,曾鼓舞了千 百万爱国志士,戊戌变法失败后领导自立军反清起义的首领唐才常是他的密友;以 反袁护国、“再创共和”而彪柄青史的蔡锷,是他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中最 年幼的学生。 谭嗣同虽对光绪帝抱有很大希望,幻想通过皇帝的支持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 以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但其骨子里充满了对君主制的憎恶。曾言:“誓杀尽天下 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直斥“君为独夫民贼”,他把一切封建皇 帝视为“大盗”,把历代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思想家皆骂为“乡愿”,认为正是这些 “大盗”与“乡愿”互相利用,互相勾结,才形成了一张“尽窒生民之灵思”的封 建天罗地网。他认为天地万物,无不处在变化日新之中——“天不新,何以生?地 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 新,丰褥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认为:“各国变法, 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 自嗣同始!”并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凛然气概,慷 慨赴死。 梁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并指出:“谭浏阳之《仁学》, 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人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 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 生无价之宝”,不愧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 戊戌变法,湖南是唯一积极推行光绪帝新法诏令的省份。正如毛泽东早年所指 出的,“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变法失败,唐才常1900 年在两湖地区发动自立军起义,又惨遭失败而壮烈牺牲,“是役自男爵、道员至诸 生,死者千数”。诸名烈士,皆为谭嗣同所办时务学堂的高材生。此悲壮的一幕, 开启了辛亥革命的先声,湖南的大批维新志士,很快与康有为、梁启超决裂,投身 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 自立军起义失败10年之后,辛亥革命终于在两湖地区首先爆发和成功,绝非偶 然!这与湖南源远流长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湖湘学派 梁启超曾指出,“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 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 集残明遗献之精华, 将楚湘文化湖湘之学推至极致者,是王船山(1619-1692 年)。船山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早年在长沙岳麓书院就学,后隐居家乡衡阳 曲兰石船山下,故称船山先生。这位明朝遗臣,清之逸民,著有《读四书大全说》、 《周易内传》、《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庄子解》等,著书凡 四十年而终。 据曾国藩极力搜集刊刻的《船山遗书》计,共320卷之多,也并非船 山的全部著作。王船山和黄宗羲、顾炎武被称为清初三大儒。刘人熙称:“其为学, 旁搜远绍,浩瀚同深,取精百家,折衷一是。楚人士称之曰:‘周子以后,一人而 已’天下之士宗之曰:‘孟子以后,一人而已。’”谭嗣同亦认为“五百年来学者, 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称其思想“空绝千古”。历史学家侯外庐也认 为,王船山的思想,“蕴含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清末民初之际,知识界没 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这就难怪清政府也不得不答应湘军首领们的愿望,让船山享 受“从祀文庙”的殊荣。船山当时在读书人的心目中,成了诸葛孔明一样羽扇纶巾 的智慧化身。清末科举废除八股文,改考经义策论,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 成了学子攻读的范本,洋务派后期领袖人物,担任过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的张之洞, 在题船山草堂楹联时,是这样写的—— 自滇池八百里而下,潇湘泛艇,峋嵝寻碑,名迹访姜斋,风月湖山千古; 孕衡岳七二峰之灵,挥麈谈兵,植槐卜相,雄才张楚国,文章经济一家。 所言已非仅是“旷代之师”的学者,而是“挥窿谈兵”、“植槐卜相”,大略 “雄才”的政治家、军事家形象。事实上,从清末民初的历史来看,凡研究船山学 者,没有不与政治、军事沾边的。 湖湘学派,作为宋代重要的自成体系的理学学派,源于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 的《太极图说》(此说亦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之源)。 周敦颐把“无极”作为世界的本体,提出了从无到有,阴阳对立、五行相生、 变化无穷的宇宙生成说。对湖湘学派的形成、发展,影响深远。之后,“足开湖湘 之学统”的胡宏,则“力行所知,亲切至到,析太极精微之蕴,穷皇王制作之端, 综事理于一原,贯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发无声无 臭之妙。使学者验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无极。” 胡宏最著名的弟子为张栻,是南宋抗金名相张浚的儿子。张栻遵父命求学于胡 宏,“遂得湖湘之传”,归长沙,在妙高峰下创建城南书院(今长沙第一师范校址), 后主教岳麓书院。适时朱熹来书院讲学,大批学子来聆教,所乘马匹一时间竟将岳 麓书院前的池水喝干。 湖湘学者主张在日用伦常和经邦济事的活动中,去察识心性义理,形成了把心 性哲理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的湖湘学风。胡安国以《春秋》为“经世大典”;胡宏 主张“理欲同体”,“圣人不绝欲”,只不过天理与人欲作用不同;张栻强调“知 行互发”,以及湖湘弟子留心经济之学,无不是这一学风特色的具体体现。王船山 把天、道、心、性奠定在气、物、情、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之上,抑制了理学走向 空疏、虚诞的严重弊端,适应并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 船山以气为本的哲学思想体系。近代各家都从中汲取了自己所需的养料,曾国 藩等理学经世派从船山理学思想中吸收了儒家伦理内核以及“明体达用”的学术思 想特色。谭嗣同则汲取了其理学思想中的精深哲学体系的形式,服膺其“道不离器”、 “理欲同体” 的哲学命题。 杨昌济则继承了王夫之的“行可兼知”的思想,提出 “力行尤要”的主张。 船山学说中经世致用的实学倾向,深受近代各家各派推崇。湘军集团的治理军 队、兴办洋务,便是这种实学的具体体现。而船山学说中的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 其“华夷之辨”的议论,反满的激烈言论,对近代民族意识的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说到湖湘文化,湖湘学派对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影响,我们不能忽视岳麓书 院的作用。 这座香樟护道,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的宋代四大书院之冠,坐落于岳麓山下 已历千年。宋真宗赐书的“岳麓书院”四字门额曾使书院名声大振。宋代全盛期曾 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民谣,可见学子之众。书院曾经兵毁重建,清代 暖熙以“学达性天”四字赐给书院,乾隆亦赐“道南正脉”匾额。 书院的前厅、 正厅两边壁墙之上, 刻有四个大字:忠、孝、廉、节,每字高 1.6米,宽1.2米,手书石刻,相传为朱熹手迹。两廊的正面刻有乾隆年间御史欧阳 正焕所书“整齐严肃”四字,形略小于朱熹字。前厅后有文昌阁,旧制书院生员凡 及第者,均题名于阁内。湘水校经堂,为道光十六年湖南巡抚吴荣光所建。六君子 堂,为祭祀创建或修复岳麓书院最有劳绩者。半学斋,为五开间一进的旧式房屋。 “半学”两字取自《尚书·说命篇》:“惟教半学”一语,意为半教半学,教学相 长。此斋为历代书院山长、高等学堂领导者居住之所。 书院是幽静的,院中石头铺地,庭前古木参天,树皮上敷满苔青色,不时有鸟 声从枝叶间透出来,让人感到确是个极好的读书处。于静谧中,我想到书院的历史, 尤其是近代史中湖南的那些著名人物,几乎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而湖湘之学,大 抵也是在这里薪尽火传,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命运,这书院,也该是“动极而静”、 “静极复动”,动静“互为其根”,致使人世间“万物生生变化而无穷焉”吧。 湖南近代的几个人才群体,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者,先后有贺长龄、 贺熙龄、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曾国荃、刘长 佑、唐才常、沈荩。谭嗣同虽没有直接在书院就读,但其师欧阳中鹄深受湖湘文化 影响,尤崇拜王船山。后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光绪二十四年肄业于岳麓书院。 毛泽东青年时代受杨昌济的教育、引导,对哲学有浓厚兴趣,他注意经世致用, 倡导实践躬行,湖湘文化的三大要素:推崇理学、经世致用、伦理践履,在青年毛 泽东身上都有着明显的体现。 城南书院, 即毛泽东就学的长沙第一师范的前身。 1916年,毛泽东曾寄居岳麓书院读书。1918年6月再次寓居书院主编《湘江评论》, 被查封后,1919年秋,毛泽东又在书院半学斋主编《新湖南》。 无湘不成军 说船山史论是一部军事理论经典,从军事战略角度论及,是不差的。在湖南, “士乃嚣然喜言兵事”,“无湘不成军”,几成传统和特殊的社会风气。 对于船山的史学宏论,“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 遂能削平大难。”湘军的领导人物,郭嵩焘、彭玉麟、罗泽南等,在组建湘军之前 就被穷论古今兴亡,讲求经邦治国的《读通鉴论》、《宋论》所吸引。而被杨昌济 称之为实践船山理论的实行家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与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战争 高潮同步进行。320卷遗书,曾国藩亲自校阅了117卷,为了校对讹字,“乃复查全 书,辩论经义者半,校出错讹者半。” 从曾国藩的日记看,其钻研船山史论,均在征战形势危急,前途未卜的时候。 据同治元年的记载: 十月二十七日:“阅王而农先生《通鉴论》数首,论先主、武侯、鲁子敬诸人 者。” 十月二十八日:“阅王而农《通鉴论》杨仪、孙资诸篇。是日接李世忠咨,九 狱洲贼势浩大,深以为虑。” 十月十九日:“阅《通鉴论》何晏等篇。是日闻贼窜江北之信,又闻季弟病重、 宁国粮路未通,为之忧的,不能成寐。” 接下来十一月载有几乎每日必读的记载,多在“二更未”、“二更三点”夜间 研修。而曾国藩很多精彩的军事思想,如“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 “多用活兵”、“少用呆兵”、“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等,也正是这个时期 提出的。同治五年,曾国藩围剿捻军,又一次陷入“制敌无术”“深为忧的之境” 时,又开始认真披阅《读通鉴论》,是年七月六日始,至八月初三“凡三十卷阅毕”, 并马上接阅《宋论》,毕,又回头重温《读通鉴论》。 船山在“两论”中曾经指出农民战争的“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之灵活 机动的战术,打得湘军、淮军晕头转向,穷于应付。但曾国藩很快认识到捻军“如 蚁旋磨,忽左忽右”,“多打几个圈圈”的特点,总结出捻军作战的“四长三短”。 正如曾国藩所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他把自己摆进去,审时度势, 寻求用兵治国的方法。 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曾文正的“多条理、少大言”,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说,被梁启超誉为“其一生得 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 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其“非 有人地狱手段,非有治国若烹小鲜气象,未见其能济也。” 曾国藩每次扎营,都以罗盘定方位,查各营所掘濠沟,用竹竿量验。每营都步 行亲量,看是否已掘至一丈五尺。曾还亲点各营兵勇之名,并每日传见百夫长数人, 了解军情,记载其答问、批评。并察言观色,辨识部下的品质、才能。其日记载有 他对一些人的印象,如:朴实;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明白安详,拙直、 长工之才等等。曾国藩知人善任,通过这种谈话的方法,识别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 战的名将。如刘松山原来不过一名“长夫”,后为统帅大军的名将。 曾国藩明确主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他在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论 军事时说:“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 左宗棠同样强调指出:“盖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蔫者也。” 与孙子兵法、与船山所论如出一辙。 对于古称“天堑”的长江天险,船山曾指出,江东之险,并不在眼前的浩浩大 江,“江东之险在楚,楚之险在江与汉上流”,此为“得失之枢”。湘军与太平军 决战,故先拼夺武汉,“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 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 湘军攻克九江之后,安庆争夺战成为湘军与太平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曾国荃率 领湘军精锐,团团包围安庆,深沟固垒,挖筑双层长壕,外层拒援军,内层困守敌。 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英王陈王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下,在湖北连破黄州、德安、 孝感、随州、云梦、黄梅、薪州等地,直扑武汉;在江西连破吉安、瑞州、吉水、 新涂、永丰等地。曾国藩自己身陷祁门,几次险遭被俘杀身之祸,但他始终咬紧牙 关,不分安庆之兵,不撤安庆之围。他以打死仗,“打掉门牙和血吞”的拼死之心, 咬住关键处,历时一年多的血战,安庆攻克,太平军自此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此 后,李秀成虽攻占了江浙大片土地,并再破江南、江北大营,却仍然无补于安庆失 守后的战略大局,太平天国终被镇压。 曾国藩之后,左宗棠曾率部分湘军精锐,于1876至1878年,讨平了从浩罕入侵 的阿古柏,收复了祖国新疆的大片河山。1881年,曾纪泽以左宗棠的武力为后盾, 经过艰苦卓绝的外交斗争,又从沙俄手中索还了伊犁。左公所写“大将筹边人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之诗,其情其景,颇得后人 敬仰。其收复新疆之周密筹划、精细运算,制定的“层递灌运”、“缓进急战”战 略,灵活机动地调整发挥,左公归复新疆之“五年计划”,率如其言,可谓成竹在 胸。 1884年爆发中法战争。左宗棠、彭玉麟全力支持湘军宿将王德榜,配合老将冯 子材,取得震惊中外的谅山——镇南关大捷。此役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垮台。左 宗棠73岁高龄,亲赴福建前线督师,指挥防务,先后遣王侍正和湘军水师名将杨岳 斌,乘木帆船冒险偷渡台湾海峡,增援孤岛血战中的台湾军民,其反侵略,护卫国 土的神圣,终为湘军增添了一段光荣的历史。 左宗棠年青时即自称“亮白”,以诸葛亮自居,后又自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经济南阳一卧龙”,委实有些自夸,且自视甚高。可“历古以来,书生戎马,而兵 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有如宗棠者也。”确也展现了非凡的 军事才能。 谭嗣同、梁启超的学生,中国近代最著名的青年军事家蔡锷,曾认真研究了曾 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1911年蔡愕在云南任协统,为训练官兵,辑录了影响极 广的《曾胡治兵语录》。“语录”分为十二部分:一将才,二用人,三尚志,四诚 实,五勇毅,六严明,七公明,八仁爱,九勤劳,十和辑,十一兵机,十二战守。 每一部分前面,蔡锷都加了按语,画龙点睛地指出要点,并结合中外军事理论的发 展变化,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曾是黄埔军校的主要军事教材。正如周恩来所说: 蒋介石办黄埔,“是以《曾胡治兵语录》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毛泽东很小 就熟悉许多湘军的掌故,他的名字“润之”,就是湘军二号人物胡林翼(胡润之) 的字。而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朱德早在云 南讲武堂就深受蔡锷影响,并在蔡锷的直接领导下,参加过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两 次革命战争,被任命为护国军旅长。 说起来,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的,其 “司马九伐之威”,“踔厉中原、震讋水陆,剑械西域,戈横南交;东挞匝粤,北 棱辽海”,以殊勋生拥位号,死而受溢者数百人。而成千上万出身农民、受过战争 锻炼的湘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却在湘军解散后纷纷加入哥老会。正如《湘军兵志》 所言:“再过二十年,辛亥革命,哥老会与同盟会联合,就把清皇朝推翻了。当年 曾挽回过清皇朝国运的湘军,如今竟然做了清皇朝的掘墓人。”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电视台正播放《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这让我想起船 山对诸葛亮的评析。船山认为,诸葛亮三分天下,东联孙吴,北伐曹魏的《隆中对》, 在刘备到处飘零,无立足之地时,是正确的抉择。蜀汉数十年立国之基由此而定, 而最终不能战胜曹魏的原因亦由此而生。蜀恃险而立,但荆州兵利于水,一出宛、 洛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逾剑阁出秦川而情摇于广野。以有险可恃而 应对无方,姜维之败,乃是必然。船山认为唐朝只懂用战争实现和平。宋秦桧之和 与岳飞之战未尝不可配合起来,“相辅以制女真”。而岳飞却把这两种方式尖锐对 立起来,一味排斥和谈,结果反而造成主和派的得势,岳飞也未免失之偏激。“战 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此中国制夷之上算也”。其论确别开生面,言人所未 言。 ------------------ 中国读书网小草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