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阿思本舰队消失了,一个时髦的怪物却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迅猛地繁衍了。 它惊世駭俗,引起国人哗然惊呼。 它“时髦”:洋气十足,芸芸众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封建士大夫的眼里,更是一个十足的“怪物”:圣贤经典上不曾记载过,祖 祖辈辈不曾有过,即使最富于想象力的神怪小说上也未曾想到过。 这个“时髦”的怪物就是今天所称的“洋务”。所谓“洋务”,顾名思义,便 不是国粹,而是与洋人有关的东西,那时的人们称之为“洋务新政”。对于它, “正气凌然”的道学先生们斥之为乱世妖邪,亡国的征兆,无不伤心叹息,暗暗落 泪。 在他们看来,外洋不知是人境还是鬼域,洋枪洋炮不知是神奇还是妖邪,一些 堂堂的提督、总兵大人,看到洋人大炮一响,硝烟四起,城倒屋塌,以为是妖术。 古老的中华帝国已经在摇摇欲坠的时候,在“战则丧师,和则辱国”的时候, 不少人还沉缅于千秋帝国的迷梦中。 上海。一些清朝大员应邀登上洋人的军舰参观。在列队等候检阅的威仪整肃的 外国海军官兵面前,他们裹着厚重的官服,顶着灿烂的花翎,故作“不卑不亢”的 安闲之态,头正身直,竭力以头上花翎不摇曵为荣。 北京。朝廷内外著名的儒学大师,大学士徐桐的宅邸与外国使馆为邻。虽然每 日隔壁的洋乐喧哗,但他仍然能静心平气的日诵《太上感应篇》,一时在翰林院中 传为美谈。 虽身为儒学大师,徐桐却有个不肖之子。此公子不仅爱同洋人打交道,用洋货, 言必称西洋如何如何,居然还在宅院中为自己搞起了间用洋画装饰,全部用西式餐 具的餐厅。见到洋人都要用扇掩面的徐桐,怎能容忍?每次回到家中,从这间不伦 不类的西餐厅路过,老先生都不得不掩耳闭目,匆匆而过。据说,老先生还在自己 的书房门前贴上了副对联: 望洋兴叹 与鬼为邻 士大夫们在切齿痛骂:中国可羞可耻者,未有大于西洋之流毒。 在他们看来,中国因有的一切似乎都优于西洋:中国的历法比西洋的精确—— 按西洋的历法,每逢十五月亮居然不圆; 西洋的“日心说”,是要破我天地两大,日明并明,乱我君臣父子夫妇三纲。 即使出过国,当过驻英副公使的刘锡鸿,在他的《英轺私记》中也满嘴胡言, 说什么火车虽灵巧,但万万不适用于中国;参观电学光学试验,就要想到“君子不 为”的古训。在这篇奇文中,他一一举例说:“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而让人 难以忍受。 国家大事要先在老百姓选出的国会议定,再交皇上;男人怕老婆,出门上车要 先让女人;文字不但不竖写,而且是从左至右;书本底是中国书的面;吃饭不是先 酒后饭而是先饭后酒等等。 对“洋务”派的小小变革,他们则大声惊呼,这是“舍已从人,变乱成法”, “用夷变夏”。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深知只有得到清王朝中枢的支持,才能实现 “自强”的理想。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当时以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总揽 内政外交大权的恭亲王奕訢身上,试图通过他来打通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 关节。 1864年5 月,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阐明了自己“变法自强”的观点: “我以为天下的事,穷则变,变刚通。中国士大夫沉溺于章句小楷积习,武夫 们又多为粗鲁不通学问之辈,不留心世务,以致于所学非所用。无事的时候,嘲笑 外国的枪炮器械为奇技淫巧,认为不必学;一有战争惊慌失措,惊叹外国的利器神 奇莫测,以为无法学。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弦更张,知道学习人家的 长处,我们中国到了穷极而通的时候了,也应当毅然变法了。” 他不仅提出了“变法自强”的必要,而且还提出“自强”的要害,提出了中国 要“自强”,就必须跨越用手工制造机器的阶段,尽快实现从手工作坊到近代大企 业生产的转化。 时代毕竟不同了。对内忧外患体验最深切的一批地方实力派督抚大员,已从 “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在洋人的“坚船利炮”面前看出了中国与西方的 差距,从而深感通过变革实现“自强”的必要,纷纷支持李鸿章的观点。 最为重要的是,李鸿章的意见得了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恭亲王奕訢的支持。奕訢 把他来函呈送慈禧“御览”的同时,也呈了一份奏疏,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自强, 根据当前的形势,以练兵最为重要,而练兵又必须先制武器现在许多人都说英、法 诸国完全仗着船坚炮横行海外,但是,船为什么坚,炮为什么利,却没有多少人去 追根思,应对西洋的各种机械之器,实心实意地钻研,以收到弄清其奥秘的效果。” 慈禧很快便下谕同意了关于练兵、制器以图“自强”的方针。同时,为了使满 族贵族控制的军事力量不致落后,又同意奕訢意见,从朝廷禁卫军火器营中挑选武 弁8 名、兵丁40名交给李鸿章,专令学习洋枪洋炮和各种军火机器与制器之法, “务得西人之秘。” 同年10月,李鸿章乘热打铁,再次致函总理衙门,说“洋人以船炮为性命”, 但中国却“素不讲求”,而外国人的军舰早已“聚集海口”,“深入长江”,它们 “藐视中国,不用口舌讲理,稍有争端发生,动辄就用武力威胁,中国却没有可以 依靠的。”同时附呈览了上海丁日昌的密禀一件,建议“建设制造夹板火轮船厂”。 与此同时,他又上书当时任内阁侍读学士、巡视南城掌四川道监察御史、在朝 廷中以通“洋务”、敢直言而闻名京师的陈廷经,希望进一步对清王朝的中枢施加 影响。他在信中阐明中国尽快自强,变革原有军事体制的紧迫性及具体内涵,并口 诛笔伐顽固派抱残守缺的危害,军事体制关系到立国之根基,抵御外来侵略的关鍵, 现在和过去的情况不同,怎能固守祖宗的成法不变? 果然,陈廷经于次年1 月上书清政府,建议绿营水师废馳,整顿水师营伍,筹 划海防,置造外洋船炮,以“平定内患,抵御外侮”。清政府根据他的建议,让曾 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 清政府同意置造外洋炮,筹划海防,裁汰沿袭了上千年的过时旧式水师,实际 上已为建设一支新式的近代海军铺平了道路。 1870年9 月30日,李鸿章在天津从曾国藩手上接过了直隶总督的关防印信。直 隶总督向来为清五朝封疆大吏中的首臣,肩负拱卫京师、就近顾问的重任。一个月 后,清政府裁撤三口通高大臣。他又兼任北洋大臣,在拱卫京师之外,又加上了办 理“洋务”和海防的巨责。从此,他身兼二职一干就是25年,不仅开始了他一生功 名事业的鼎盛时期,也把“洋务新政”推上了新的高潮。 这时的李鸿章,已成为朝廷内外刮目相看的人物: 他的淮军已成为当时中国普遍装备洋枪并用洋操训练出来的一支最新式、最有 战斗力的陆军部队; 他的“洋务”企业,正为包括淮军在内的大清帝国编制杂乱的军队——从绿营 水兵、练军到八旗的禁卫军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各样的军火和军用装备。 作为朝野闻名的“新潮”“洋务大臣”,他本人的举手投足也让朝廷内外的王 公大臣们啧啧称羡: 出门时,他的绿呢大桥前除了旧式的仪仗外,还有百名亲兵小队护卫。这些淮 勇们个个身着灰呢袖短衣,肩扛一色崭新的德国造毛瑟式前膛步枪,穿草鞋脚步履 整齐地操着洋人训练出来的鹅式步伐,让人平添许多敬畏。 他本人在出门前,总忘不了戴上一副绿色的墨镜,进门后,又从怀中摆出一付 精致的金丝眼镜换上,既文雅又让人感到几分威严。 在提镇、道台等方文武官员面前,论及时局,他三句离不开“洋务”、“新政”, 满口“自强”、“变通”,让人觉得既敬偑,又莫测高深。 最让地方文武大员们佩服的,莫过于他同洋人打交道的手腕。那时,清政府的 官吏在同洋人打交道时,顽固守旧的官僚们往往摆出“天朝上国”的架子,对洋人 及一切西方的文明都疾恶如仇。在洋人面前正襟危坐,以头上的花翎不摇曵为荣; 而买办官僚则又往往是一副崇洋媚外的丑态,在洋人面前低三下四,细语如蝇。但 是经常同洋人打交道的李鸿章则坚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而且在洋人面前还常常带傲 慢轻侮之色,居高临诘揄弄,使不少外国人也感到敬畏,认为他“容貌堂堂,其辞 令巧善,机峰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 还有人记下了总理衙门发生的一些颇具戏剧性的故事: 原先各国驻华公使到衙门交涉办事,总署的官员对这些洋人殷勤备至,每次都 要摆出各种点心、水果甚至酒食招待,即使某位公使一天来几次也照样如此。为此 每年要花掉几千两银子。李鸿章到总署任职后,虽然看不惯,但又未明令禁止。一 次,几位外国公使又到总署,官员们照例摆上各种点心、水果,李鸿章当着洋人面, 沉着脸喝令:“撤下去!”还说,“外国公使刚来时照理应招待,但第二次以后就 该免了。”弄得洋人极为难堪。 从此,总署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洋人来办交涉,仍不时盛气凌人,滔滔 不绝,接待的官员点头哈腰,声细语如蝇;大门外有人报:“王爷驾到!”洋人望 一眼,仍然趾高气昂,不去理会。对了一会儿,大门口又报:“李中堂大小到!” 洋人气焰立刻收敛不少,总署的气氛为之大变。等了很久,才见李鸿章跚跚入座, 对起身致敬的洋人微微一点头,然后只见他一召手,随从立即上前为他更衣。他一 边指手划脚地放声高论,一边神态威严地慢慢腾腾的伸手让随从换衣服。由于他说 话爱打手势,随从提着衣服耐心地等他手势做完才给他穿上袖子,时间拖得很长。 他却旁若无人地讲他的话,洋人往往屏气吞声如听上司训示一般规规矩矩。 有权有势的他,在办洋务、办外交的同时,又开始了他办海军的艰难历程。 -------- 黄金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