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迪·魏斯自述 华沙处于恐怖之中,只有少数犹太人幸免于难。现在有些人住在咱们以色列; 事实上,有一个女人住在阿加姆集体居住区附近,名叫埃娃。卢宾,她就认得我父 亲和我的摩西大叔。他是一位抵抗运动的战士;在犹太人情不过地方自治会并以战 斗小组取而代之以前,她参加过地方自治会的一些会议。那时发生过的事情,埃娃 给我讲过很多。 当时梅纳海姆。科恩大夫是地方自治会的领导人。根据埃娃的说法,他这个人 老是和稀泥,纳粹叫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一点儿都不走样。 那时德国医生要使用毒药来医治斑疹伤寒——虽然根绝病患有奇效,但病人将 感到异常痛苦——在这个问题上,我父亲敢于跟德国医生争论,这么一来,他就有 了一点儿抵抗派的声望。说起那时候来,也不能跟他的实际表现相差太远了。 要知道他依然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尽管医院里病号拥挤得要命,卫生设施也 不够,食品、热气和药品又都短缺,可他还是一个劲儿要保持一定的医疗水平。每 天都有许多人死在医院里以及医院周围的地方。他和他弟弟摩西,还有一些护士虽 然亲眼目睹着这种惨状,但也毫无办法。孩子们境况最糟——几十个孩子挤住在虱 子横行的病房,蜷缩在一起,胆战心惊,眼睛睁得大大的,身子又瘦又瘪,他们一 天到晚哭叫着要东西吃。 埃娃至今还记得,有一天人们议论纷纷地谈到走私的事情,科恩大夫和大多数 年纪较大的人都认为走私是一大罪孽。 有一个名叫扎尔曼的普通工人,他是犹太人工会的代表,他先从评述修筑围墙 的事情开始了议论。“这堵墙有十一英里长,”他说,“要把咱们围进去,而把波 兰人赶出来。说穿了,那是一座监狱哪。” 我父亲表示同意说,“我担心华沙将永远是最大的犹太区。情况会变得更糟糕。” 当时就围墙工程有过一番辩论,科恩硬是认为扎尔曼那里的工人应多出力。 扎尔曼拉了一下便帽说,“谈何容易,大夫。工人当中有许多人心里都明白, 等到那堵墙一围拢起来,那咱们统统都给关进去了。在围墙外面,要做买卖,要干 活儿,也都统统没有啦。” 科恩竖起一个指头对准他说,“我的朋友,在雷佐夫,有一个犹太人地方自治 会——它就跟咱们这个组织一模一样——因为提供不出上面分配下来的工人名额, 会里办事人员就公开地被绞死了。咱们一定要跟德国人合作。此外,咱们没有其他 选择。咱们一向总是牺牲品,现在也还是。” “你这些话我可没法跟我工会弟兄们说呀,”扎尔曼说。 “你最好还得说一说,”科恩大夫说。 我父亲和我大叔沉默了一会儿。在犹太人地方自治会的这个会议上突然笼罩着 一种沉重的忧郁气氛。 “谈到犹太区这个问题,咱们可不必唉声叹气啦,”科恩大夫继续说道,“至 少咱们对它还是了解的,好几个世纪就是跟着它活过来的。何况现在还允许咱们办 学校,开医院,搞社团组织。这是党卫队司令官本人曾经亲口答应过我的。诸位先 生,你们看,他们可需要咱们——熟练的工人,做买卖,还有波兰经济。” 又是一阵沉默。 接着我父亲开口问道,“那他们还需要咱们多长时间呢?”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魏斯大夫?” “科恩大夫,我问的是他们还需要咱们多长时间?几百万可怜的犹太人还有多 长时间放在他们眼里?到头来,咱们说不定还会成为一种累赘呢。那时候……” 科恩大夫摇摇头说,“咱们毫无选择的余地,只有尽可能用各种方式进行合作。 制订出工作细则来。把这个城市给打扫干净。让各个工厂继续开工。” 摩西打断了他的话,“听说这些工作细则听起来很漂亮,实际上满不是那回事。 人们稍微违犯了一点儿;动不动就给打死、枪毙。” 扎尔曼点点头说,“这可是千真万确的。这样的事儿我就碰到过好几起。他们 不把咱们看作工人,而是当成奴隶。” “可是咱们的确毫无选择余地,只好服从命令,”科恩大夫一本正经地说, “咱们反抗不了。咱们也千万不应该反抗。赶明儿没有人搞走私、搞黑市买卖以及 图谋破坏活动就好啦。咱们只有祈祷上帝,希望日子好过些。” 埃娃。卢宾当时参加过这次会议,至今她还记得摩西大叔跟我父亲这样窃窃私 语:“从他的嘴巴一直传到上帝的耳朵。” 十月间,安娜被送往哈达马尔精神病院以后有三个月光景,我母亲收到这个医 院一封打印出来的信。情很短,上面还有“医疗部主任”的签字。 一封奇怪的信信上署名是:“德国哈达马尔慈善基金会精神病院”。 信上说,安娜。魏斯,现年十八岁,死于“肺炎和并发症”。 死亡日期未注明。为防止疫病蔓延起见,他们擅自决定将她的尸体火化了。日 后再将她的墓址通知魏斯太太。 妈妈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她一连哭了好几天,怎么安慰她都不成。安娜是咱们 家的小宝贝,咱们兄妹中间就数她最聪明伶俐,也可以说教她最懂得热爱生活。如 今她却在精神崩溃,希望破灭,而且又是举目无亲的情况下死去了——这对我母亲 来说确实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卡尔虽然身陷囹圄,这个她还忍受得了——因为毕竟 他现在还活着呢。即使我的突然失踪,她也还是能够理解的。可是安娜一死,仿佛 住她腰里扎了一刀,鲜血从伤口里不断地冒了出来。 “这都是我不好,”她哭着对英加说,“是我要求把她送去的。” “不,妈妈,”英加说,“咱们觉得送去治病对她来说可是上策……她根本没 法象正常人那样生活下去。” 婆媳俩都自怨自文。从隔壁黑尔默斯家,传来喷喷的同情声,但是仅此而已。 英如只听见他们在啼啼咕咕地说安娜是咎由自取——他在大除夕跑去逛大街。 安娜死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母亲有时候看起来仿佛到了疯疯癫癫的边缘。可是, 每当她歇斯底里大发作、英加越来越替她担心的时候,她平日里养蓄的精力却在这 时显现出来,她就会强迫自己去尽情回忆安娜、卡尔、我和我父亲的往事,以便使 她的精神保持平衡。 “咱们又会重新团聚在一起的,”她会这样说道,“这个我知道。咱们忘不了 安娜。将来卡尔和鲁迪添了孩子,就会给他们的一个孩子命名为安娜。英加,你还 记得:她谈是多么爱逗弄人呀?她常常跟鲁迪怎么闹着玩儿的?还有他们发明的那 些游戏?” “我都记得。咱们可忘不了安娜。” 当时我不知道我妹妹到底怎样死的,一直到好几年以后英加才和盘托出。 安娜就是纳粹“无痛致死术”方案中五万名牺牲品之一,这里面有犹太人,也 有非犹太人。 当时安娜被送往哈达马尔一个地方,那里根本不是一家疗养院,而是头一批杀 人的毒气设施之一,它也就是日后作为屠杀几百万犹太人的专门机构的样板。 类似哈达马尔那样的地方有十二处,这里当局擅自决定哪一个人送入毒气室, ——根本不用征求受害者家属的意见。 这样一来,凡是瘸腿的、低能的、智力迟钝的,以及患麻痹症等诸如此类的人, 都被驱赶到这些杀人工厂里,剥光衣服,用纸裹住了身体,不一会儿全被巨大的内 燃机排出的气体所毒死。 这些早期用毒气杀人的活动是在一九三八年开始,并且继续进行了好几年。对 于这些活动开头严守机密,但后来终于泄露出去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是示 范活动的预演,后来灭绝犹太人,以及几年后灭绝许多非犹太人都是采用这种示范 方式。 我经过研究后才知道,当通实这些“无用”的人确被屠杀的消息传到梵蒂冈时, 人们曾经向柏林提出过强烈的抗议。 新教牧师们为此也大声疾呼过,并且坚持认为:不管傻子也好,先天愚型患者 也好,愚侏也好,跛子也好,他们毕竟也是上帝的儿子。因此之故,“无痛致死术” 方案就悄悄地逐步收敛起来。可是那些具体计划却从未宣布无效。 当犹太人成百万地被毒死的时候,并没看见可尊敬的牧师们提出过任何抗议来。 甚至连一个字都没有。只有一、两个真可以说屈指可数的勇敢的人,算是例外。 现在我认为我必须尽可能冷静地、平淡无奇地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也许是为了 我自个儿今后不再为我的亲妹妹惨遭杀害而哭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