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多尔夫日记 一九四三年八月奥斯威辛 不知不觉中我离柏林越来越远了。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们的官员——特别是卡尔登勃鲁纳和艾希曼——有那么大 的决心要完成这任务。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可不知道。战争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前 几天,墨索里尼被抓了起来,英美军队在西西里登陆。我们在俄国的最后一场攻势 失败了。此外还传来一则令人战僳的消息:一支相当大的红军游击队已深入喀尔巴 汗山脉战线,离开我们防线五百公里的地方。 今天我又在奥斯威辛,跟霍斯一起检查“齐克隆B ”的供应量是否充足,艾希 曼的运输是否准时。 奥斯威辛和其他灭绝营——奇怪,我竟会硬着心肠用这个字眼儿——上的负担, 以后更加重了。希姆莱既然已经血洗华沙,又下令把波兰的犹太人区立即毁灭。这 就意味着:我们要干的工作更多了。 在这里我必须指出,有些欧洲人并不同意我们的计划。 例如,保加利亚人是我根本瞧不起的一种斯拉夫民族,他们就公开反对我们, 把他们国里的犹太人疏散、隐蔽起来。意大利人的态度依然很僵,不愿合作,把犹 太人送到修道院、寺院和意大利乡村中。使我深感不安的是,每当我们的组织受到 这方面的反对时,他们总是或多或少地表示默认,掉头他顾了。 不管怎么样。在这个炎热的下午,我还是在奥斯威辛的军官食堂里吃饭。文希 曼和霍斯也在。他们象往常一样,冷静、沉着而专心,满脑子都是新的计划。河里 尽是骨灰,粘滞滞的。现在他们把焚尸炉里烧出来的东西都倒在集中营不远的旷野 里。 我斜眼一看,一看到库特叔叔正走进餐室。他避开我的目光,独个儿拣一个地 方坐下,一声不响,只是抽着烟斗。自从那次在办公室里他竟敢狠狠揪住我以来, 我们一直没有说过话。 我在看玛尔塔的信,看到一半,忽然跳了起来。 “出了什么事啊?”艾希曼问。 “天哪,”我说,“我们的街头挨炸了。” 艾希曼发表议论说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彻头彻尾的野蛮人,对人类生命和城市 文明毫不珍惜。霍斯接着说,丘吉尔真是个蛮子,竟派出轰炸机在无辜的市民头上 逞威。 玛尔塔在信中叫我放心,她和孩子们在轰炸时躲得很好,安然无恙。公寓房子 被炸坏了些。墙上的灰泥落了下来,我们那架漂亮的钢琴给擦伤了。 在玛尔塔信中还有一点儿消息。利希滕贝格神父,也就是那个不肯听从我的劝 告硬要为犹太人说情的教士。在达豪死了。究竟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我稍稍替 他惋惜。他简直不知道顺应潮流,听从不可避免的命运的安排。我跟艾希曼和霍斯 说起了利希滕贝格的死,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干吗要关心这个呢?多死一个人 ——不论是教士也好,俗人也好,德国人也好,波兰人也好,对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呢?要紧的是把犹太人从欧洲清除出去,这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懂得我们的 任务是刻不容缓的。灭绝运动,在元首教导我们的一切中是项中心工作,极为重要。 这是我们运动的枢纽、杠杆和核心。为要获得一个种族上纯粹的、由最优秀的日耳 曼民族统治的欧洲,;这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或一个目的,而是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这时艾希曼放下了刀叉。他不愿意吃完这顿饭。“瞧,霍斯。烟囱里的臭气可 真厉害,简直每况愈下。这儿怎么能舒舒服服吃一顿午饭呢?” 霍斯的胃口却不受影响。他喝着捷克啤酒,吞下一小片肉。“艾希曼,这可没 有办法。我们每天仍得处理一万二千个,这是任何集中营里的最高数字。我听说特 莱西恩施塔特在清洗方面也颇有一手。罗马尼亚,匈牙利,这两国很快就都要把国 内的犹太人送来。四十六只焚尸炉还不够咧。” “我们大家都各有各的问题,霍斯么我仍在跟陆军方面争火车。那些混蛋硬说 他们要用全部车皮把军队送往俄国。哪个更重要呢?我问他们,究竟是打俄国重要, 还是消灭犹太人重要?他们可答不上来。他们知道,上司是怎么命令的。” 我忽然发现,在文希曼和霍斯提高嗓门时,库特叔叔把所有的话全听到了。他 一直没有吃东西,只是抽着烟,啜着咖啡。他的脸阴沉沉的。他什么都明白了。 他猛地站起身来,扔下几个马克,从我们面前走了过去。 他离开时用不胜嫌恶的神色扫了我一眼,这种眼光大大出我意外。他走了。 我又一次从库特叔叔的眼光中看到我小时候从父亲脸上见惯的那种谴责与忿想 的神情。不知大人们能不能体会到他们动怒时在孩子心上所留下的创伤? 我感到有必要教训一下叔叔,把他对我的那种道貌岸然、自以为是的嚣张气焰 压下去。因此我问霍斯,如果有人雇用税大人做工,在政策上应当怎么处理。他口 答说这项政策一直没有变,但现在更加“紧急”——也就是说,他们不但要劳动到 适宜于“特殊处理”为止,而且一有可能就应当让波兰人和俄国人来顶替,哪怕有 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还有足够的力气干活也不行。 “据说还有几百个犹太人在修筑公路,”我说,“同时我也知道有许多基督教 徒可以代替他们。” “那么就让这些人来代替犹太人吧。我没有法儿把每件事都管到,多尔夫。” 他反复说,现在在奥斯威辛以及今后来这儿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是要作“特殊处 理”的。有技术也好,有力气也好,有特权也好,已不再有什么意义了。我心里盘 算着如何给霍斯送上一份有关我叔叔库特重用犹太人的书面备忘录。 鲁迪。魏斯自述 灾难是在一九四三年八月的某一天落在我父亲头上的。 正确的日子我可说不上来。 在八月中旬的某一天,他和他的朋友马克斯。洛伊——在柏林和华沙时,洛伊 一直跟他在一起——和他们分队里的人接到通知,要他们即刻停止干活赶紧去毒气 室。 当时,爸爸、洛伊和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后来幸免于难,一切都是他告诉我 的——正在一台上水平整机上干活。这个人从新来者那儿听到一个消息;华沙犹太 区里的人造反了。 他们杀死了许多德国人。德国人动用这竟、飞机和大炮镇压犹太起义战士。他 们两人都问他,在朋友中间有没有人连累进去,可是他了解的情况不多。抵抗运动 被扑灭了,但德国人于这件事花了七千人的代价。 当他们谈话时,他们看到一个党卫队中士走近库特。多尔夫,给他一纸命令。 于是引起了一场争论,但多尔夫是一个文职官员,没有多大实权。他们只听到中士 清清楚楚地说,“这一队修路工要换班。” 此刻,有六、七名党卫队队员出现了。 他们命令那些替库特。多尔夫干活的犹太人排成两行。 德国人对他们说,带他们去消灭身上的虱子,用烟熏的办法消毒。人们怕伤寒 会重新传播。 当时他们呆了一阵子。于是他们集合起来,有的人开始哭了。其中一个人跪了 下来,抱住党卫队中士的皮靴不放。 “他不该这样。”我父亲说,“咱们至少也得昂首阔步地走。” 洛伊勉强忍住了哭泣。“我看咱们完了,大夫。” “是啊,你和我走过的路可长哪。” “过去的日子可不轻松啊,大夫。” 他们急匆匆地走向混凝土建筑物和远方有烟囱的地方。 “你一向是我的好朋友,洛伊,”我父亲说。“我还得补充一句,是一位挺好 的病人。你总是准时付账,而且很少叫苦。” 洛伊眨巴着眼睛,不让眼泪掉下来。他瞅着这些看守。 “大夫……为什么咱们不扑上去揪住他们?反正咱们总要死的。让咱们几个人 去干。咱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咱们一生学会了忍耐,干不来那种事。” 他们走过了炎热而坐雾弥漫的院子,来到了他们帮助修建的公路。他们回过头 去看一下。工程师抱着胳膊,独个儿站在那边眼睁睁地望着他们。 “伸出你的手来,洛伊。”爸爸说。 “我感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好象第一天才上学似的。” 我父亲极力想说几句笑话,让恐怖气氛缓和一些。“洛伊,你的胆囊可请医生 看过?我对你提出警告已有好多年了,你第一次到我格罗宁大街诊所来时,我就跟 你说过。” “今年秋天我本想去开刀。” 他们一直往前走。有些人摔跤了。他们心里明白。 “一个人死前走的路可真苦啊,”洛伊说。 他们后面有人叫道,“也许正象他们说的,只是灭虱子罢了。” 洛伊点点头。“唔,灭虱子。”他瞧瞧自己满是节骨的手,这是一双印刷工人 的手。“妈的,我指甲下面还沾着乌黑的油墨呢,大夫。咳,也许传单起作用了。” “传单肯定起作用的,”爸爸说。 过了几小时,他们跟其他二千人全被毒气毒死了。 九月间,萨夏大叔得悉有一到满载空军驾驶员的军车即将驶过离我们最新集中 营不远的铁路线。他决定炸断这条铁路线,伏击敌人。 我们已对乌克兰民团和德国人进行过十来次袭击,我们认为这一回将是目前为 止油水最足的一次出击。我们固然有些伤亡,但在他强有力的领导下,本部人马尚 无任何损失。我们的枪支、粮食都比以前多。当地农民见我们拥有武器,而且敢于 斗争,对我们肃然起敬,这不由使我们感到惊奇。 海伦娜坚持要一起去。她不听我的话。已参加过几次袭击,但这一回我特别为 她担心。危险性大大了。火车前前后后经常架着许多机关枪。 萨夏派我到铁路的枕木上绑炸药。那天热得够呛。汗水湿透了我的那件卡其衬 衫。在铁路两旁长长短短树丛中间,十几名游击队员——其中有海伦娜、尤里、娜 嘉——都守候着。 我对炸药方面有很多知识。没有一种炸药是难以掌握的。 难处倒在于如何鼓起勇气来付诸行动。(塔玛说,在以色列,犹太人一夜之间 就成为战士。他们一旦武装起来,经过了训练,就能使世人忘却他们以前是被纳粹 吓坏了的犹太区居民。) 我们听到远处火车的汽笛声。 “快!”萨夏说。 “别忙,”我喝住他们。我要检查清楚炸药卷是否牢靠,雷管的位置是否正确。 当车轮滚滚而过时,它们就会爆炸。一当炸了开来,我们就要用自动步枪和手榴弹 向火车来一次扫荡。这将是我们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 我把最后的一个结扎好,然后纵身隐蔽在树丛里,扣好我的自动手枪。 海伦娜站在我身边。她看上去十分矮小,好象无依无靠似的。但她也带着一支 自动手枪,脖子周围挂满了手榴弹。 “你戴着项链呢,”我说。 “我为这个感到骄傲哩。” 我吻着她的腮帮儿,她证了一下。我们都怔了一下。可是我们已学会了不流露 出这种情绪。我们决不求饶。我们宁死不屈。 萨夏大叔对着火车正要过来的方向竖起了耳朵。他露出焦急的神情。 “怎么啦?”我问。 “看来火车要停下来了。” 大伙儿都倾听着。在铁轨弯处,传来了“喳克——喳克——喳克”的声音;火 车头慢慢降低了速度。然后声音嘎然而止,而引擎象在叹息。 我们都等着。我很少见过萨夏大叔象现在那样灰心丧气。 他向我点点头。“鲁迪,偷偷地爬到路边去,瞧一瞧出了什么事。” 我肚子贴着地面匍匐前进,用撑着地的胳臂紧抱着自动手枪。来到铁路的路肩 处。离开没有几步路,我就可以看到火车头。它已停了下来。 在第一节车厢顶上,架着一挺机枪,由一群枪手守着。他们站在那儿东张西望。 火车离我放炸药的地点大约有五十码距离。某些迹象已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也许这 只是一种安全措施——他们知道这一带有游击队活动。 这时,我看到约莫有六、七个兵士,全副武装,从火车里出来。他们沿着铁轨 慢慢走来,而火车仍停在那儿。 我爬回到萨夏和别的伙伴们那儿。 “他们派人出来巡逻了,”我悄声说。 萨夏皱起了眉头。“他们得到情报了。咱们疏散吧,越快越好。” “咱们能抓住他们的,”我说。“打一场伏击战。让他们来吧。” “别这样,只有在咱们占优势时,才能这样干。他们会用重机枪把咱们打死的, 大家快疏散吧。” 我们急忙奔进树林。 德国人显然怀疑到什么,因为我们听到他们正在恶狠狠地发号施令,士兵们在 铺着砂砾的路肩上奔跑着,火车也缓缓地向前开动了一下,但没有开到放炸药的地 方。 这时,机枪冷不防地开起火来。 大大小小的树枝在我们周围散落下来。 “散开!”萨夏大叔大声喊道。 我紧紧拉住海伦娜的手臂,,起穿过森林。树技劈劈啪啪打在我们脸上,钩住 我们的衣服。我真想回击他们,设法阻止他们前进,因为我能听到他们在后面追着。 皮靴踩在地西上素素作响。他们用德语嚎叫着,枪声砰砰地打个不停,而架在车上 的机枪也打得越来越猛了。 突然,海伦娜中弹了。她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但还是紧握着我的手。 我停下来跪在她身旁。她的脸安详而苍白,没有什么痛苦的表情。子弹打进了 她的背部,她当场死去。她躺在那儿,看去比以前更加娇小,更加美丽。我把脸紧 贴在她的胸口。 他们为什么没有打中我,我可不明白。我的脑袋被枪托狠命地打了一下,失去 了知觉。 我们这伙人中间有的逃脱了;其中四个人,包括尤里和海伦娜,却牺牲了。其 他两个青年和我都被押往红军俘虏的集合点,什么理由我也搞不清楚。 他们对付游击队的一般规矩,就是当场枪决。但他们也许想拷打我们,想从我 们口中获悉游击队的整个活动情况。 他们不给我们吃东西,只给一点儿水喝,使我们不致渴死。然后我们在一片吆 喝声中出乎意料地被急急忙忙赶上一辆棚车。 我在角落里挤作一团,感到自己正往死路上跑。也许我欺骗死神已太久了。我 想到海伦娜怎样在一排子弹下默默死去。她本来想参加一次袭击,好让我们俩一块 儿死。现在她死了,我却活着。我感到内疚,伤心,一文不值。我本该把她说服, 使她能放弃这个傻念头。我蹲在喧闹的格格地震动着的车厢里哭了很长时间。旅程 似乎没有尽头。有一个人说我们正开往波兰,他看到了路标。 这叫我确信,我们将要被杀害了。也许死前还得从事一会儿奴隶劳动。 最后,火车在一个叫做锡比堡的镇上停下。我们走了一公里左右的路,来到集 中营。这里,混凝土的柱子挂着倒刺的铁丝网,有泛光灯,高篱笆,还有警犬和警 卫。这是一个阴森可怕的地方,远处烟囱在冒烟。这是一座死亡营。 他们终于把我送到一间营房里,我在那儿爬进一个铺位,一倒下去就沉沉入睡, 但不断做着恶梦。梦里,我又回到柏林的童年时代,我玩着各种游戏——在我心问 中,这是一个恐怖与失败的年代。当我醒来时,我巴望海伦娜佳象这几年来那样仍 在我的身边,我甚至要喊她的名字。但我不再哭泣。我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窟窿,消 蚀着我的情绪,我的心。现在她死了,我们的事业也失败了。我再也见不到萨复和 我打游击的战友了。 营房里挤满了人,又热又臭。出乎意料的是环境十分安静。有些人轻声用俄语 说话,我偶尔听到一言半语。我假装睡着,悄悄转过头去,只见五、六个穿着褴褛 军服的面容粗犷的男人,坐在一张铺位上,他们瞧着箱子顶部的一张图样。 一个男人站在他们和我中间,显然是派来监视我的。 “布雷区。”我听到他说,“这儿。这儿。” 在游击队的那些日子里和海伦娜那里,我已学会了不少俄语。于是我再听下去。 “倒刺的铁丝网,而且都是双股的,”那个人说。“我们也许需要割铁丝网的 刀。” 另一个问,“党卫队的兵营怎么办?水塔上的枪呢?” “我们得把他们干了,”另一个说。 我不久就搞清负责人是一个红军上尉,他名叫巴尔斯基。 但他说话的人是他的中尉,名叫万尼亚。 这个万尼亚忽然说:“巴尔斯基上尉,咱们连一支枪也没有。 “咱们会搞的。” 我支着胳膊肘撑起身子。床铺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监视我的那个人对另一些 人说了些什么。 万尼亚说:“该死的东西,他醒了,他刚才在听咱们说话。” 他走向我的铺位,一把将我拉下来。我挣扎着。我们几乎殴打起来。别的人把 我们拦住了。 “别动手吧,”我用洋里洋腔的俄语说。 万尼亚想用拳头猛击我的胃部。我挡开这一拳,又向他扑了过去。他和别人使 劲地把我推到下面一张铺位上。 “你刚才听到些什么?”巴尔斯基上尉问。 “我听不懂。我是德国籍犹太人,俄文程度够不上。” 巴尔斯基转而用意第绪语讲话。这种语言和德语很近。 因而我们能够对话。“说下去,你听到我们刚才讲些什么来着?” “听起来你们准备冲出去。” 万尼亚摇摇头。“他是一个该死的暗探,巴尔斯基,”他说。“党卫队把他插 在这儿。德国籍犹太人,真见鬼。” 巴尔斯基拍拍我的肩膀。“你叫什么,小伙子?” “魏斯,鲁迪。魏斯。” “你在这儿锡比堡究竟干什么?” “锡比堡?我可不知道。我是跟其他一伙犯人一起搭火车来的。我是乌克兰的 游击队员。” 他们西面相觑。巴尔斯基在我对面坐下。“听我说,魏斯,要是你名字真叫魏 斯的话。如果你是个暗探,我们非杀灭你不可。这是一个死亡营。这里有一间毒气 室,还有焚尸炉。 我们要出去了。要是德国人派你来这儿监视我们,我要亲手掐死你。“ 于是我把我的经历对他们说了——几年前怎样从柏林逃出来,流亡在欧洲,在 捷克斯洛伐克和乌克兰也流浪过。当我讲到参加萨夏大叔的队伍时。巴尔斯基的服 睛顿时闪闪发光。 “在参加游击队之前他是于什么的?”红军上尉问。 “他是医生。他住在名叫科雷兹的村子里。” 他问了我更多的问题——其他队员叫什么名字,里面有没有一个拉比。我的回 答看来他很满意。我告诉他我参与的某些军事行动,例如对党卫队总部的袭击以及 其他各次突击。 我讲完时,他朝着别人看看。“我信任他,”巴尔斯基说。 “这事听起来可真怪,柏林的小伙子,一个德国籍犹太人居然一直战斗到现在。 不过更怪的事儿过去也发生过。” “我看还是杀了他,”万尼亚说。 但巴尔斯基深信不疑。他摇摇头。“听着,魏斯,你可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事 吗?他们每天用毒气毒死两千人。党卫队队员睡的枕头里,填塞着他们杀死了的犹 太太人的头发。他们把犹太小孩的脑髓敲出来取乐。外面有一片空地,三英尺深, 这里都是犹太人的骨灰。” 我点点头。“我相信你的活。他们干的事,我听了全相信。发给我一支枪吧, 我要跟你们一起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