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知青岁月 1 父亲在“敌台”中喊着儿子 西昌盐源县,1973年。 又起风了。 我爬上半截竹楼,脱掉大羊皮褂,躺在破棉絮和谷草铺成的床上。好冷。阵阵 穿壁风透进屋,刮得土墙上的泥巴大片大片往下掉。泥沙掉进我的衣领,我抖了抖 衣服,然而,周身在痒。终千,我又在被窝里掐死一个把我咬得火辣辣痛的跳蚤。 其实,床单上早撒了一大把“六六六”药粉,可惜,跳蚤适应了,当然,我也适应 了。我在辗转反侧中,木然静听头上野风掀瓦声。 实在睡不着。我拖了两匹土砖过来楞起,把大堆脏衣服堆在上头,这样枕头更 高了,身子坐直靠在上面,这种姿势还挺舒服,经常坐半夜都不会感到累。西昌盐 源彝族自治县历来就是这样,风多月亮大,中午热,夜晚冷,且让人感到夜特别长、 特别空。当然也特别无聊。 我在硝皮上把火柴划燃,点着木箱子上的油灯。灯芯,是用棉絮上的棉花搓成 的,灯,是用废墨水瓶做成的。因为煤油成份不纯,那火苗暗黑暗红,忽而又惨绿, 墙上,摇曳着我的影子。我把石头烟杆含在口里,烟嘴中使劲按进一撮兰花烟丝, 对着油灯躬身叭燃,一日浓雾狠狠地吸进枯肠饿肚中,这兰花烟,真香! 胸中有了烟云的润泽,神经渐渐兴奋。我躬起腰身,指头夹着头上的瓦片移动, 一匹,两匹,屋顶,漏进天光。立时,月光和灯光混成湛蓝,半截竹楼内,像框了 一幅斑斑驳驳的泼墨水彩画。 谁说凄苦和苍凉不是诗意! 我抱着那把破旧得失掉颜色的吉它琴,调着几根不知结了多少疙瘩的弦,无拘 无束地唱了起来: 破墙破门破窗破得凶 人寒人苦人霉腰带松 想人想物想钱想得疯 打米打油打盐算得空 倒肠倒肚倒桩倒栽葱 怨天怨地怨命怨祖宗 《倒霉歌变调》1970年4月 “啪”地一声,那接了几次的E弦又断了,我长叹一声,痴呆呆地望着我头上那 块巴掌大的天…… 肚子实在太饿了,不消说米,连菜都吃光了。油灯在摇曳,我一下又一下地吞 咽着苦涩的口水。知青的生活从来就是这个样子,有吃的时候就拼命胀,没有了吃 的时候就临时找,或者挨饿。 裹上那老羊皮褂,我爬下竹楼拉开门。 月亮高悬,月色如水。门前这荒河滩黑白分明,然而远处又显得朦朦胧胧。几 棵不知名的树,裸露着瘦骨嶙嶙的身影。这些树,据说栽了七八年,却还不到一丈 高,没有几片叶。冬天,只剩一副瘦骨架,但木质仍很硬。也许,它们命中已习惯 了风强制刺入它们肌肤中的那些永恒暴戾的故事。扭曲已成自然。这门口,一年四 季,很难得绿一回草,开几朵花。不远的那条小河,曾供应找们吃水、洗衣、洗脚 淘菜,湍湍水流不止,像一位慈心的奶妈。而今因为季节,她干瘪了,像一个老姬, 偶尔积存点高坡上流来的雨水,又少又混浊。眼下已干涸,有如我们的希望。 下乡已一年多,而在这块地方,我几乎没有听到过鸟鸣、虫叫、蛙鼓,一切都 显得那么贫瘠荒凉,这片千百年来的盐碱地,永远歉收,有如我的思想。 我们居住的这三间连在一起的房子,墙体是用传统方式黄泥土椿成的。它立在 这寂寞的大自然中,远看真像座坟。不过,这的确是我们的“家”。 我站在门口一直发神。 “咔嚓,咔嚓!”前面模模糊糊的乱草丛中,有条模模糊糊的影子在啃着一块 听似骨头一样的东西——是条狗。我神经一闪,蹑手蹑脚地回身在门背后抓出一根 扁担,妈的,老子今天正想吃肉!喉咙,仿佛咽进的不是一口冷气,而是一串香喷 喷的心的暴跳…… “九九,九九!”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条狗忽地一下,窜得无影 无踪。 “吼个屁啊!”我悻悻地望着狗窜走的方向,转身报怨着知青老何。 “九九,我有好消息告诉你!”老何气喘吁吁,说话结巴起来。 “啥子好消息?未必还比得上这顿营养伙食?”我瞟了下老何,眼睛仍在茫茫 四野贪婪地追寻着那条狗的踪影。 “真的,我不骗你……” “是不是哪个队上的耕牛又摔死了分死牛肉?” “你又说笑话了,你看我手里拿的是啥东西?”老何两手把一个东西使劲地晃 动了几下凑近我,但我看不清楚。 “这是我今天在县上借来听的半导体收音机。你猜,我刚才收到了啥?”他压 低声音,蓬乱的头发下透出一双眼睛在闪着神秘的光。老何年纪比我大几岁,历来 爱听小道消息,特别关心政治,林彪“9.13”事件就是他透露出来的,开始大家不 相信,但后来却是被事实证明的天方夜谭之一。他时常说,你我隐在穷乡僻壤,眼 睛瞎了,耳朵不能聋,不然要变成痴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是认真的。 “我刚才收听台湾的广播,你简真猜不着,我收到了你爸的讲话……”老何激 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像什么哽住了喉头,却又想吐。 我屏住气,鼓着双眼死盯着他,神情活像是见了鬼。“你少用这些话逗我开心, 不可能!”我仿佛被人捉弄,心在暗暗作痛。 “真的,九九,我问你,你爸是不是解放前去的台湾?是不是叫杜均衡?”这 几句话,太重,太实,而我的“黑五类”家庭,老何是早有所闻的。尤如被棒击, 我懵了,说不出话来。 “我刚才收中央台,一下就拨到台湾的广播,我听得清清楚楚的,讲的四川普 通话,还喊了你和你妈妈的姓名!”老何的语调真像发誓诅咒,我一下如触电般周 身感到发麻发热,捏在手中的扁担掉落地上:“……我爸,他还说了啥?” “你爸先讲的是台湾的经济问题,后又说他很想念在大陆的亲人……还有,你 爸好像还是一个台湾的什么大官……”老何的话真像团火,直燎我心。我一把抓住 他拿半导体的手:“快,再收听一下!” “要反复广播的,可能收得到。”老何一边说,一边摘下耳塞很快地按进我耳 朵中,双手不停地拨弄着频道:“有没有?有没有……” 耳中尽是电流干扰声。我一把抓过老何手中的半导体:“我自己来!” “不要拨远了,就在中央台旁边点。慢点!”老何一只手护托住半导体,一只 手压着我的手指,眼睛几乎贴在我的指头上。 “收到没有?收到没有?台湾普通话比北京的柔和些。” 我的每根神经都在倾听。 “还是收不到。”我的头竟在这冬天渗出汗水来。 “就在干扰声中找,来回找,慢点!有时是音乐……”老听“敌台”的老何经 验老道。可惜一分一秒的时间在过去,而我,仍一无所获。 “走,我们到对面山坡上去收!”一种潜意识使我感到必须登高才有希望。 老何紧跟着我,三脚并成两步。我们爬上了高坡,老何一破一拐地,左手提着 一只球鞋,原来,他唯一的一双破球鞋后跟彻底地扭断了。 我双手紧握半导体,不断调整着方向。是东?是西?台湾究竟在哪个方向?陷 在这大山之中的我早已迷糊。 我屏住呼吸,匍伏在这遥远的电流中冥想:像一个特务,我在收听中国人自己 的“敌台”;又像做贼,我拼命地想偷回那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几小时很快地过去了,而我仍在迷蒙的彩色梦游中。头发在夜雾中湿润,天下 起了毛毛雨。我感到耳根在流水,手已酸麻,脚已僵直,却仍死抱着那一点希望舍 不得走。 “九九,没希望了,还是回去吧!”老何坐在一块石头上,叭着兰花烟,眼睛 疲倦地眨着。他破棉袄袖头已露出白花花的棉花。胡子老长。 天快亮了,雨已渐渐大起来。我俩只有高一脚矮一脚走下坡子。突然,我脚下 一滑,仰面摔了个大筋斗,老何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人逢喜事精神爽,一个扑 爬到香港!” 我一摸屁股和腰,尽是稀泥,脸上泛起一派苦笑。幸好,半导体捧在怀中没受 损坏。 我俩进了屋,老何点燃火,坐在灶门前塞进树枝,一边烧开水,一边烤衣服, 鼻子里哼了起来: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打起背包,高举红旗, 下乡上山志不移。 到三大革命中经受锻炼, 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啊、嗬…… 我爬上竹楼,脱下长裤和羊皮褂。抓出一撮兰花烟叭燃,看老何那副苦中求乐 的脸在灶门前闪着。我长叹一声,眼睛湿润起来,仰头默看着头上那天空透出的东 方欲晓之光…… 老何已鼾声大作。灶里的火熄了。锅里开水在冒热气,远处的鸡已开始打鸣, 我闭上了眼睛…… 2 我从飞台湾的飞机上换下来 1949年12月,成都。 南门一座占地约5亩的中西式院子里,辟有菜地,栽有果树。记得还有一口老水 井,井水透甜清澈,井里还喂有几条大金鱼,打水时鱼经常误入桶中,姐姐和妈妈 又放它回去。这是我的家——我出生的地方。那时,我的父亲在国民党省党部上班, 外婆和我们住在一起。母亲已不教书,当了贤妻良母,但她仍然喜欢音乐和绘画。 冬天来了,园中的草木凋蔽。欢声笑语少了,父亲往往几天几夜不回家,有时 一到家几分钟,又匆匆离去……家中笼罩着从未有过的紧张和恐慌气氛。 时局在变。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蒋介石飞到成都坐镇指挥,妄图作最后的对 抗。然而,在共产党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率先在彭 县通电起义。18兵团郭勋棋、李振也与刘伯承、邓小平签了“和平公约”。15兵团 司令罗广文、陈克非兵团又相继宣布了起义。最后,竟连国民党军队设在成都的最 后一道坚固的屏障,也因22兵团司令兼川南叙沪警备司令,72军军长郭汝槐的起义 而土崩瓦解。成都,已完全处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败局已定,成都一片混乱。新津机场和凤凰山机场的飞机由每天100架次增加到 近200架次,空运黄金、货币、军用器材和撤退军政要员及家属去往台湾。 滞留在成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地方要人天天拥挤在“疏散委员会”前,大吵 大闹向“行政院长”阎锡山要飞台湾的飞机票。省党部实际上已停止办公了,人心 已经涣散。 12月7日傍晚,在成都南门萧瑟的家中。父亲身穿长衫外套皮褂,手中捏着几张 文件,焦急地在屋里地板上踱来踱去。他本来削瘦的脸上泛着疲惫和一点苍白,大 眼睛中微布血丝——他已经三天三夜未合眼了。作为省党部组织组长,“参议员” 和“立法委员”,他清醒时局的变化,但他无意“投诚”,虽然罗广文有意担保他, 他还是决定了要走。他手夹着香烟正反复地劝说着坐在角落的母亲:“昨天王主席 (王陵基)在省党部紧急传达了蒋介石的特别指示,在成都的所有‘立法委员’、 ‘国大代表’要全部飞台湾,机票,由他亲自核定,分给了大家。我们已是最后一 批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父亲神情焦急,不断地吸着烟。 “今天上午张映书(四川三青团妇女分团主任,我母亲当时任书记)还来过, 她说她父亲是反清反袁的烈士,她本人虽是‘国大代表’,但从未欠过血债,一个 女人嘛,共产党不看僧面还看佛面,总不至于要她的命。她与宋美龄关系那么密切 都说不想走,况乎我,又算啥嘛?”母亲身着厚厚的棉袍,坐在单人沙发上,手里 织着一件小毛衣。随手,整理了一下那件又长又大的外襟,把一条皮褥拉来遮盖在 隆起的肚子上。那时,母亲腹中的毛弟已有5个月。 “正因为我们没有她那样的政治背景,我看还是走为上。你不是一个家庭妇女, 是有政治身份的人,万一出了问题,我咋办?”父亲语调恳切,充满着无限忧虑: “这三张机票来得不易,都是经老头子一手批准的,现在还有许多人聚在那里找阎 锡山骂娘,他说不定今天已先跑了,若我们明天不走,恐将铸成千古遗恨,悔恨莫 及了!”父亲说到此,深邃的眼睛闪出一道泪光。 “你想,就算我和你加九儿三个走了,这个家咋办?这五个娃娃咋办?这五个 都是女娃娃,最小的两岁,最大的才八岁,就算“共产党不加罪于她们,怎样生存? 饿也要饿死!妈这么大年纪,又多病,今后时局如何,恐怕不是你们所想像的三两 年就要回来那么简单,一家老小若有三长两短,咋问得过自己的良心?”母亲一说 到自己的孩子,忍不住潜然泪下。 父亲长叹一声,瘫软在沙发上,掏出手绢揩着额上的汗珠。作为丈夫、父亲和 逃亡人的他,虽有超人的才智和坚毅,面对此境也几乎失去了主见。 “你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一个妇道人家,实在是丢不下这个家, 大家一齐走,又办不到;人生总难免要经历这些生离死别、以大局为重。你也不要 太顾虑我们,总会团聚的……”母亲揩干眼泪,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父亲正想说什么,侍从郭轩通报说有客人来见。 “均衡兄,大嫂,你们咋还坐在这里不动身?许多明天要走的人都到机场去过 夜了。”一位中等个子,粗壮声音的人走进门。原来是父亲的好友,川籍“立法委 员”李天民。 “民兄,快请坐!曲兄来没有?”父亲忙起身让坐,并示意侍从泡茶。 “曲兄也在处理家中事务,刚才电话说他马上就到。”李天民接过一杯盖碗茶 并未喝:“大嫂,咋搞的,我看你们简直不像要走的样子,还没商量好?”他环顾 一下四周,愣眼望着还在织毛衣的母亲感到惊讶。 “唉,民兄,还是请你出点主意,帮一下我,你大嫂无论怎样说,她都不走……” 父亲走近李大民,语调凄然无奈。 李天民眉头一锁,放下茶碗起身道:“那怎么行呢!大局已定,回天无术,成 都沦陷在即,你我除了去台,无处可适。况且像我们这种人,共产党是绝对放不过 的。嫂子,你也是党国之一员嘛,共产党又岂会对你网开一面?难道真是‘夫妇同 林鸟,大难各自飞?’不行,不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李天民语气激昂又恳 切。 这时,门卫带“立法委员”谢星曲进屋。 “来来!快进屋,就等你了!”李天民起身迎“立法委员”谢星曲进屋。父亲 也迎上去握手,叫人快泡茶来。 “车子停在门外,他们几个也来了,你们准备好没有?明早10点起飞,坐C53飞 机。”谢星曲搓着手,取下帽子挂在衣帽钩上。 谢星曲见父亲局促不安,母亲低头不语,心中不觉有点纳闷,眼光转向李天民。 “曲兄,你也来劝劝大嫂,她说啥都不愿意走。”李天民用肘推了推谢星曲, 似无奈。 “怎么又不走了呢?许伯超夫妇,冯慕鹊、徐天秩、任觉伍他们都飞走了,王 元辉、漆中全、黄季睦他们也早飞了,你们知不知道,连老头子后天都要飞了……” 谢星曲显得十分焦急不安,见母亲在掏手绢揩泪,突然打住。 “两位,你们都是均衡好友,在此危难时刻,我决不拖你们后腿,我也仔细考 虑过了。”母亲起身用手扶着腰站起来,又道:“两位对我也了解,我并不是没有 考虑到我留下的后果,但我左思右想,实在难以抛下五个娃娃,留下她们,只有死 路一条,我做母亲的便成了罪人……”说到此,母亲大哭起来。 门外寒风袭人,树影沙沙;屋内凄然无声,相对无语。大橱钟在嘀嗒嘀嗒响着。 李天民对着谢星曲耳边前咕了几句,谢不断点头。 “均衡兄,我们的意见是,时间太紧迫,再这样坐等商议,谁也不知道下一分 钟又会发生啥事。我和民兄的意见是,你们夫妻都动身到机场去,若嫂夫人改变主 意要走,可以马上就走,不走,也理当去送行,你们的意见如何?”谢星曲不断地 用眼睛暗示父亲,父亲道:“好吧,我看,也只有这样了。”父亲见母亲黯然地点 了下头,急忙从书柜中取出一个黑色公文大皮包,又从床底下拖出一口小皮箱,一 伸手,在书架上又抽出几本厚书塞在皮箱中。他环视了一下已站起身的大家:“行 了,走吧!” 母亲抱起我,披了件皮毛衣在侍从的搀扶下走向大门。后面,跟着父亲、谢星 曲和李天民。 夜漆黑,风吹着树影摇动,发出沙哑的声音,一切都在静寂中,只有轻微杂乱 的步履声。突然,父亲立在大门口转身对大家道:“请等我几分钟。”父亲的脚步 既轻又快,他悄悄地来到后厢房内。借外房的灯光,他轻轻推开房门——我的五个 姐姐,全在睡梦中。她们在大床上躺成几排,只有一起一伏的小小鼻息声,在凝固 的空气中发出。父亲手捏着礼帽,躬着身体,轻轻地、悄悄地,在每一个孩子的小 脸庞上吻着、吻着。他的泪水,流淌下来,滴在大姐的脸上。8岁的大姐醒了,父亲 拉着她的手:“大妹,爸爸要出差了,你带好弟妹,听话。”大姐点了点头,父亲 给她拉上被子。父亲转身出来,把门悄悄地掩上。他伫立良久,目光如炬,注视着 那排老屋和篱笆墙…… “均衡兄,快上车吧!”李天民挨近父亲,父亲随他上了停在门口的汽车。 “孩子和家中都安排了?”李天民问道。父亲没有做声,只点了点头,他拉上领口 道:“我已清楚地给王泽作了交待,请他仍住我家,帮我照顾孩子。你知道,前次 上头下令要抓作家沙汀,我专门通知他把沙汀藏了起来,他只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 基层干部,有事,相信沙汀会站出来替他说话的。”李天民点点头。 司机发动了汽车,克拉克轿车喷出几股蓝烟。杜宅家门口的细雨在两股射灯下 飘洒,车轮,在泥土上划出两道深痕。寒冷的成都,在死亡与苏醒之间显得异常静 寂。此时,已隐隐听得到郊外解放军隆隆的炮声。车,开动了,家,甩在后面。 距成都30公里的新津机场,已经成为国民党逃命的跳板。胡宗南部的精锐团, 里3层外3层从沿途和渡口开始固守着这条大西南最后的逃亡线。 新津机场戒备森严,哪怕是窜进一条狗都要遭到轻重机枪的扫射。机坪上,堆 满了许多待运走的军用器材,十来架美制E—18型战斗机停在那里随时待命。在帆布 罩、树枝和安全网的掩护下,蒋介石的坐机“中美号”隐蔽得十分好,飞机周围守 着一层又一层荷枪实弹的士兵。 经过沿途的反复检查,几辆车终于驶进新津机场。这时,天已快亮了。父亲走 下车,深深地吸了口新鲜空气,一抬头,便见到那高高的指挥塔上架起的十几支轻 重机枪。机场里,已筑起了不少沙袋工事,几辆坦克和装甲车上露出几顶闪着寒光 的军人头盔。父亲复入车中,开始抽烟。这时,两名军官跑步来到车前开门敬礼, 报告着飞机起飞的时间和天气情况,并请父亲一行人到简陋的候机室等候。黎明, 一架C53型运输机滑上跑道,舱门打开,两名军人放下舷梯,这时,几十名端着卡宾 枪的军士跑步上前围着飞机。飞机已检查完毕,候机的人群中有小孩的哭声和大人 的斥骂声。 父亲头戴礼帽,身穿一件米黄色风衣。他把领口紧了一下,走向克拉克汽车, 搀出我母亲——母亲怀中搂抱着刚满1岁的我。 母亲脸色憔悴略带苍白。昨夜在机场停留,通宵达旦。父亲的同事和不少朋友 费尽了口舌,终于说服她一齐飞往台湾。并讲好,时势稍好转,再返回成都。 ~股透骨的晨风从郊野刮起,母亲打了个寒颤,父亲忙摘下自己脖上的长围巾 给她严严实实地围上。 “杜委员,飞机马上起飞,请您登机!”一名军人手夹一个皮包疾步上前,对 着父亲啪地一下敬了个军礼。 “嗯。”父亲点了点头。抬眼,已见几十个军政要员家属挤在一起开始登机。 父亲站着未动,不断地转身回头在望什么’,神态严峻又若有所失。 “杜兄、大嫂,你们快点登机吧,家中的事,我会尽力办妥,照顾好的!”车 旁,立着一位年约30多岁矮胖的男人,他西装革履,搓着冻僵的双手,着急地催促 着。他叫谢静吾,是四川大学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是“国民政府”保送赴 美深造的高材生。他是父亲中学的同学、挚友。他是来送行的。 父亲移动脚步,靠近他,握着他的手,接过那小皮箱,惨然一笑,扶着母亲走 向舷梯。母亲行动缓慢,她鼓起的腹中有5个月的胎儿。 登机人群有些混乱,父亲让所有的人登机后,才缓缓步向舷梯。舷梯前分别站 着两名便衣和军官,父亲从怀中掏出皮夹,拿出证件和3张飞机票——上面,写着我、 母亲和他的名字。母亲抱着我跟在后面。证验过了,父亲一只脚踏上梯子。突然, 一辆吉普车疾驶上草坪,嘎地一下刹在飞机旁,四五个孩子拼命的哭喊声清楚地传 过来——父亲,母亲和其他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突然像石头般定在那里。原来是我 的外婆、姑爷郭轩和佣人抱的抱、牵的牵,把我五个从两岁至八岁的姐姐们带到了 机场。“我要妈妈!我要爸爸……”大大小小一齐在喊。 母亲突然反应过来,像箭一样奔下舷梯,扑向她们。父亲立在风中,泪水夺眶 而出,但他,站得挺直,一动未动,像块磐石。“……你们倒是都走了,丢下这么 多娃娃,叫我这个老人咋个办?今后有个三长两短,我咋个交待哟!”外婆捶胸号 啕大哭。 “妈妈,我要和你们一齐走!”姐姐们死拉着母亲的衣襟不放。母亲蹲下,一 手拥着几个姐姐,又是哄又是吻,强忍住眼泪。一只手,死死地搂着我在她的胸前。 父亲的脚移下舷梯,又停了下来……礼帽被风吹落了,头发在风中散乱开来…… “算了,均衡,你走吧,我决定留下来!”母亲站起身对着父亲大喊着,挥着手, 叫他快入机舱。可是,父亲却飞快地奔下舷梯,奔向他的妻儿。立刻,几个姐姐一 齐冲上去,有的抱腿,有的箍颈,大哭着怎么也不松手。 “也好,我一人飞走,算是逃命,你们大家多多保重!”父亲紧捏着母亲的手, 眼睛望着外婆和大家。他牙齿紧咬,泪泅滂沦。 母亲的手在发抖,声音哽咽:“这九儿,你带他走,他的一切都交给你了……” 母亲双手把尚在褪褓中的我塞给父亲。父亲把我揽在怀中,迟疑不决道:“……九 儿太小,没有你咋行?我这一上天,谁也难料吉凶祸福,若遭不测,杜氏家族岂不 就断了后!我看,这条小生命还是留在家乡的好,孩子无罪,共产党总不至连他都 不放过吧……”父亲口中每一个字都像铁钉一样,钉在自己的心上,钉在母亲的心 上。母亲,说不出话来。这时,站在旁边的外婆猛地冲过来,从父亲怀中夺下我: “把孙儿给我留下来,要走,你们走!” 空气凝固了,飞机发动机无情地叫着。两名军官急跑过来冲着父亲大声道: “杜委员,不走就来不及了!”父亲一转身,毅然地对站在他身旁不远的谢静吾低 声讲了两句,谢静吾一怔,马上点了下头,尾随着父亲,疾步上了舷梯。父亲指了 指谢静吾,对站在舱门边的便衣大声地说着什么,谢静吾侧身闪进了舱门,父亲一 调头却被使劲地推了进去。舷梯抽了上去,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动,舱门关上了— —永远关上了。一声刺耳长啸划破天空,飞机像箭射向蓝天,那青天白日的标记闪 烁了一下,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空顿成了一片空白…… 那是1949年12月8日,我,刚满一岁零几天,就在那一瞬间,我个人的历史,从 此开始改写,厄运时时缠绕着我;就在那一瞬间,父亲和母亲从此面临了两种不同 的命运,经历了漫长而又痛苦的历程。就在那一瞬间,谢静吾,在历史的偶然机遇 中,顶替我的名字到了台湾,后又到了美国,成为美籍华人专家。 历史给我开了一个太大大残酷的玩笑。 3 母亲入狱 父亲走后不久,母亲入狱了。那是1950一个秋天的下午,一群戴着红袖套的街 道积极分子和派出所公安人员来到我的家。他们命令外婆把我们一大群孩子带到里 边厨房锁着,母亲站在院子当中。那时,毛弟不到半岁,母亲抱着他,他哭得厉害, 母亲只有喂奶哄他睡。 他们开始抄家了。那一大堆线装书,一大堆精装西洋书,堆了半间房子。沙发, 柜子、床和地板该撬开的地方都撬了,一地衣物,杂物。终于,他们搜出了反革命 罪证:一只毛瑟手枪和一部五灯收音机(搜查登记表上写的是“电台”)。 “这是支毛瑟手枪,他父亲留给我护身护家的。”母亲分辩着。听大姐讲,成 都刚解放时盗贼土匪猖狂,每每半夜听到狗叫,我们全家吓得不敢做声。被贼挖墙 入室光顾几次后,母亲,我们唯一的保护神,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朝天放上两枪,口 中斥责几声以惊走盗贼,换来安宁。可是,这支手枪竟成了母亲的又一罪证。 既有手枪又有电台,丈夫又跑去了台湾,而母亲自己又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 又是“全国妇女代表”——这足以构成“反革命”罪了。 “你听着,现在解放了,你不要幻想蒋介石会打得回来。你只有一条出路:彻 底交待你丈夫和你的反革命反人民的严重罪行,不然,只有死路一条!”领头的人, 说话严厉,但并不像后来“文革”中那些家伙让人受精神和皮肉的双重痛苦。“这 不是电台,是收音机!”母亲还在申辩。“你态度太恶劣,走,公安局去讲!”另 一公安人员大声道。有人上前去拉我母亲。 “这样子,你只许呆在家里,这些东西你签个名,我们要拿走,等候我们处分 通知!”领头人边说,边叫戴袖套的那些积极分子搬东西。 “我告诉你,只许在家,不许外出,若想逃跑,自找苦吃!”另一公安道。 “我跑哪里去?这么多小孩。”母亲刚强的个性,也许可以拯救她,也许,更 害了她。 第二天,母亲被逮捕了。大姐说她被五花大绑,拖上了汽车。 母亲,当时38岁,一生共生育了10个子女,4个夭折、6个健在,我,是唯一活 着的儿子。 36岁,刚失去了丈夫,紧接着,又失去了自由。这是一般女人难于承受的打击。 母亲被关押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大姐背着半岁的毛弟牵着我,二姐带着几个 姐姐——幸好,还有一位慈祥的外婆照顾我们。 那段时间,母亲失掉了消息,家庭经济开始捉襟见肘。父亲是清官、学者,没 有留下钱。为了生存,外婆开始借贷、变卖家具和日常用具,沙发也拆了卖弹簧和 破布片。 半年过去了,母亲仍然没有消息。几个孩子开始生病,三个月大的毛弟患白喉, 我患哮喘,三姐患麻疹,八姐被车撞……日子越来越难熬了。 邻居们,李保长,张伯伯等,给了我们最大的接济——米。 然而,无药治病,毛弟,终于因为缺乏奶水和及时治疗——死了。据姐姐说, 毛弟死前还爬在地上抓泥土吃……毛弟比我长得乖、聪明,然而他死了,来到人世 不到一年。 外婆和大姐,趁夜黑,用席子裹着他小小的尸体,寻农家一僻静处,挖了一个 坑,草草掩埋了他。她们,不敢让别人知道……外婆说,她自己良心不安。 杜宅院中的果树自此好像不开花了,那些美丽的蝴蝶和蜜蜂再也不飞来了,牵 牛花、胡豆花、还有好看的喇叭花也萎谢了,围着院的竹篱笆也被人扒开洞拿去当 了柴烧。桌椅都卖了买药和米,每当黄昏,一群无辜的孩子趴在大门口,喊着爸爸, 等着妈妈。 好久好久,有位好心人来我家告诉了母亲的消息:母亲关押在南郊场,大营门 口站得有背枪的解放军…… 大姐知道了母亲的消息后,马上高兴地告诉了外婆,第二天,大姐和二姐怀揣 着外婆特别炒的回锅肉,一路走一路问,终于找到了南郊场关押母亲集中反省学习 的地方。大姐虽小,确十分懂事,她们哭泣着求着守门的解放军,把那一盅还温热 的回锅肉递了进去。但是,没有允许她们与母亲见面,毕竟,母亲的“问题”还很 严重。这,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要知道,与母亲押在一起的人真不少,同组的,当时有我三舅谢远春和成都副 市长乔成,“国大代表”张映书,公安局长刘崇扑,华西医大校长张凌高,“青年 党中央委员”、物理学家魏世珍等(张映书判了无期徒刑,1979年释放时已全身瘫 痪;乔成也判了刑,后特赦;我三舅劳改34年,1984年释放回成都)。 母亲的问题还没有处理下来,她当然不知道毛弟已死,更不知道,我进了育婴 堂孤儿院。 我们一大家人实际上已经开始上演一出家庭的悲剧了。我怎样进的育婴堂(现 成都育婴堂街),怎样在里面度过那些日子,我当然全无记忆。直到成人后,我也 没法追索。据我大姐说,是一位街邻去育婴堂找她自己的孩子,发现有个孩子很像 失踪的我,便告之了我外婆,外婆和大姐得知后,怀着侥幸心理前去查询,终于认 出了我,拿出了证据却费好大功夫领不走我,因为我已认不得她们了。大姐说,育 婴堂的管事说有人发现我爬在路边,饥饿中吃着泥土,被好心人送进来。育婴堂的 伙食好,我被养得白胖白胖的。也许,当时不回家或许命运好些?只有天知道! 母亲终于回家了! 10个月后,她拖着疲惫不堪的瘦弱身体,脸色十分苍白。但她终于回家了!我 们像一群被遗弃后又逢生的小鸡,团团围着她,外婆忙着烧水煮饭,一家人又哭又 笑搂成一团。邻居端菜送米,为之庆贺。母亲不顾疲劳,为一个个孩子们洗澡、换 衣。她半夜还在打扫屋子和熬药……当她知道毛弟死了时,赶到掩埋毛弟的野外, 坟包成了坑,毛弟的尸骨被野狗拖得七零八落。回家后伤心欲绝的她扑在床上嚎啕 痛哭了一场,愧疚中撞墙撞断了鼻梁骨……。 母亲是回家了,的确是回了家,但她从此失去了自由。她被划为“历史反革命 分子”,出于人道理由(孩子太多、大小),政府宽大处理,并交群众管制三年。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出门上街要先请假,每天要请示汇报,每周参加派 出所的政治学习,随时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和大小会批斗…… 母亲成了反革命分子,我们自然就成了反革命子女。反革命子女在那个年代就 等于是准反革命。 作为妻子,母亲失去了丈夫;作为母亲,孩子成了最后的希望。在政治、经济 和精神的多重压力下,母亲苦熬着岁岁年年,月月天天…… 母亲十分坚强,十分贤惠能干。白天,她帮我们家对面的空军部队洗衣服,工 钱很少,但却能得到数量可观的锅巴作补偿。夜晚,她织绣花布,自己种菜,但是, 无论怎样熬夜操劳,仍然无法维持这个八口之家……她开始劳累成疾——喀血了。 我们一家,挣扎在生命线上。母亲雪上加霜,因1957年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 又加了刑期! 她,想到了自杀! 我清楚记得,一天晚上,我被全家人的哭声惊醒。那时,我可能有六七岁。姐 姐她们围坐在妈妈的床边,妈妈手中捏着一把明晃晃的的菜刀。一家人哭成一团, 大姐、二姐拼命夺着母亲手中的菜刀哭叫着:“妈妈,你不能去死,你死了,我们 咋办啊……” 妈妈嚎啕大哭着,不说一句话。那一夜,我吓得不敢做声,吓得睁着眼睛发抖 ——懵懂的我,被残酷的现实刻下了永恒的疑问和记忆。 日子告诉我,我之所以能活着,是与众不同的。同样,也许,正因为与众不同, 所以我才能活着,谁知道呢? 4 背着书包躲避查夜 1961年,大面积饥饿的年代。我正读小学5年级。尽管母亲日夜操劳,但吃不饱 和严重的营养缺乏症,仍开始侵袭着全家。这是全国性的大饥荒,许多人并没有熬 过去。 母亲动员我们为生存参加劳动:放学后,集体到郊区去割牛草卖给奶牛场,5分 钱一斤的牛草,两百斤,也可卖到1元钱,每月总计,收入也不简单。 记得,是一个夏天的黄昏。我和母亲、姐姐们已割了几背篓牛草回家。母亲很 欢喜,她说:“今天的草很好,再多割一点回来就可以多卖点钱……”12岁的我, 似乎听懂了她的话,不等吃饭,背上空背篓,赶在太阳落坡前快速地又找到郊区那 块“风水宝地”。我挥动着镰刀,一身汗水,毒蚊叮咬着我,追逐着我。但我的心 中只有一个愿望:多割些草,趁天黑前赶回家。草,割了不少,我把它一层又一层 塞进背篓中——太沉了,我竟然蹲下去拱不起来。很不情愿地,我起身,双手一次 次又把割好的草捧些出来,直到我能支撑站起来为止。 天黑尽了,野草地已铺满夜露,我的裤脚湿了一大片。走了几十米,在夜幕中 的我迷失了方向,成都的郊外,离家有好几里路。我只有高一脚,矮一脚踉跄在坡 坎野地里。一条小河沟,近两米宽,想跳过去,谈何容易!但没有退路,退后几步, 猛地一跃,可惜,我脚到了对面沟边,双手却抓不到东西,连人带背篓,滚进两尺 多深的水流中…… 我挣脱了双肩的绳子,双手死命地把湿淋淋的大背篓往沟坎上拖,好不容易拖 上了坎。然而,无论怎样,我始终不够力气把它背离地面。 这时,天上几颗星星出现了,原野一片朦胧,几只野鸟在扑打着翅膀。这野外, 没有一户人家。 我想,多可惜的草,但是,我没有办法,再舍不得也只有捡些出来以减轻重量, 不然,我只有空手而返——这怎么行?这背篓草,不落入水沟中浸泡,已超出我的 体重,此时,少说也增加到150斤重。终于,像从蓄钱罐中拿去分币,我心痛地捡了 一次又试一次,最后,终于背着背篓站了起来,朝隐约的小路上踏去。 这石子小路又窄又长,仿佛永无止境,背上负着草,人如弓行,不到500米,湿 透的肩头被粗糙的棕绳勒得发痛。看着地上被星月勾出的影子,湿透的破胶鞋在脚 下每走一步便发出“叽咕”,“叽咕”的声音。我咬着牙,一步步艰难地朝回家的 路上走着。太累了,却找寻不到一块大石头、一根断木桩放一下如千斤重的背篓, 不可能歇息,一蹲下,也永再无力气站直起来。 走!在这漫长的小路上,走!在这漆黑无边的夜色中;唯一的办法,便是数数,…… 不知数了多少,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我偏偏倒倒走到了家门口。 此时,几乎已是半夜,母亲和姐姐早焦急地盼在家门口,一见我,马上跑来替 我搬下干斤重负,可是,我大喊着,虚弱的汗水流淌着:“轻,轻点,痛……” 原来,肩头已被棕绳勒进了肉中,脚趾已踢碰得出了血…… 慢慢地,轻轻地,母亲和姐姐心痛地取下了我肩上背上的大背篓…… 但,我昏了过去——只记得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人生,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 “饿昏死”。 多年以来,每当做体力劳动,经常感到心慌,气虚,十分饥饿,盗汗淋淋,非 马上吃东西,不然就发病。这是肉体上的“惩罚”。当时,我只有12岁。 人生肉体上的感知容易被替代,容易转移和遗忘,但是,精神上的印记却怎么 也抹不掉。 记得每一个节日前夜,母亲和本辖区几十个“四类分于”总要集中在派出所 “学习”,自带小凳子和过夜的大衣,避免这些人搞阶级破坏。 读小学时,有一次,我放学回家晚了,门已上锁,母亲已到派出所。我进不了 屋,只有孤独地在大街小巷乱转。凡是过节日,总要戒严或查夜,我本想撬锁撬门 回家睡觉,但一想到居委会张妈那双盯人的眼睛,我不敢回家。 那时锦江府南河两畔还很肮脏很乱,几乎没有路灯,乱树丛中,还到处堆放着 石条子、水管。太困倦太累了,又伯被人撞见,干脆钻进石条缝中,蜷成一团过夜。 很霉气,刚钻进去,就下起毛毛雨来。我赶紧拱进那边堆得又高又乱的下水管中。 好臭,好黑,不小心,我的手摸到一堆屎,缩过那头在乱草中抹了几把,管他!天 亮再说。 迷迷糊糊中,几道手电光直刺我的眼:“干啥子的,出来!”手电两头夹攻, 我弓身钻了出去。原来是一拨老老少少的“红袖套”在执勤查夜。我心想,完了, 还没开口,一阵“爱民拳”打得我头上直冒金星。我被揪扯着来到不远的街口上, 他们用绳子套住我的手臂,这根棕绳子已前前后后套牢了十来个人,几乎全部是乞 丐。 “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谨访暗藏的阶级敌人搞破坏。把他们全部关进派出所, 节日完后再处理!”妈哟,又是派出所! 锦江河畔,离我家不过千多米,关进派出所,等于是与在派出所集中学习的母 亲“大团圆”。我宁肯他们在这里随便打我,我这次决不能这么听话,我决不能和 我妈关在一起,不能让她太伤心。 我们被牵着,在河边走得很慢,那些“红袖套”们还在沿河边搜查。 我出生在这里,几乎是在这河边长大,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个坡坎我都非常 熟悉。无论如何,我必须快逃! 我用手指在黑暗中解着那绑住我手臂的绳疙瘩,是个死疙瘩,解不开。我把膀 子抬起来用牙咬,刚一咬松点,又被前头走的人拉紧,眼看就要上桥了,光秃秃的 路上就休想跑掉了。毛毛雨越下越大,头发上的雨水顺着颈子往衣领中流,真冷! 后面被绑着的有人滑倒,大家绞成一团,趁机我终于咬松了绳结,趁混乱和黑暗溜 下河坎。那时,河堤是卵石和水泥砌成的,重心不稳,双脚冲进了水中,我用指头 使劲抠住石头躲在阴影中。趴着,一动不敢动。等他们走远了,我才悄悄爬上岸, 往哪里去?抬头望见对面岸边一个哗哗流水的大洞口,那是川医(现华西医科大) 专门排污水的下水道。平时爱在这府河中游泳,听住在川医的同学说过,那里流的 是解剖尸体后的污水,管他的,有啥可怕,我藏进洞里。潺潺流动的水,淹齐脚背, 我找到一块大石头铺在浅浅水流中,屁股坐下,还好,衣裤沾不到水。我拔掉头上 蛛网,双脚蹬紧洞壁,埋着头,昏昏欲睡,脚下是不是洗尸体的水,我不知道,但 浓烈的药臭使我恶心。我强忍住,抱着书包,望着河面映出的节日亮起的霓虹灯影, 听着远处传来的,隐约的欢歌和锣鼓声,鞭炮声;我幼小的心灵深深感觉到我已被 这世界遗弃,像乞丐,像流浪汉,像弃儿,我不能像常人一样有一个温暖的平平常 常的家…… 深夜开始“戒严”了,我只敢把自己封锁在命运的“黑洞”中。 唉,我多想有个家。 5 “偷书贼” 我是1970年3月4日到西昌盐源彝族自治县下乡当知青的。与我相约一齐下乡的 好友,是陈墨君。 下乡前他对我说:“九九,你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城市呆下去越来越艰难 了,到农村去,躲进深山老林中,只要不饿死,可以读点书,独善其身,也许还活 得出来……”没有陈墨君的这一席话,我也许不可能下决心去当知青,更不可能下 定决心,三天中便报名下户口,起程。 当我到派出所下了户口,临走时回家告诉病卧床上的母亲时,她撑起身体,头 靠在床头,拉了下头上缠着的一张手帕。她没有说话。她叫我给她倒了一杯开水, 我双手递过去,不小心,一下踩到床边的那堆炭灰——灰下铺着一层一层凝固的鲜 血……母亲一天20小时踩缝纫机,在病中,那些拉车、扫街、烧水、开关门等义务 劳动照样不许请假,病中,仍要一周三次到派出所和居委会学习、开会,接受检查、 批判。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你和谁一齐去?”母亲喝了一口开水,看着我问。 “是陈墨,我们约好的。”我回答。 “为啥走那么远?不选一个近的地方?” “陈墨说远离城市,愈偏僻对我们这种人才会愈安全……”我想安慰一下母亲, 可她点了下头毅然道:“你走吧!”我发现她捏杯子的手在微微颤抖,但语气却如 此坚定冷静。 母亲把头调了过去,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我抱了床被盖,走了。 按政策,我和陈墨都不属于该下乡当知青的范围,然而,按政策,我俩也永远 不可能被分配正式工作。没有工作,在大城市怎么生存?于是,我们只有下农村, 但当时决不是去接受什么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逃脱,躲避一种政治阴影, 选择一种安全的生存方式。我们并没有什么如其他许多人那样多余的幻想和幼稚的 热情。毕竟,我们从学校走出来后已当了四五年的社青和临时工,经历了人生的一 些磨难,也有了些社会体验…… 我们这批人,是拖儿带母的社闲、社青杂牌下乡队伍,老的有70岁,小的有不 足1岁,这时,下乡插队落户的实际性质和意义,于我们,已不是仅仅为了响应政治 号召,而是生存需要了。 我们一共七八十个人,(没有客车,是货车)那些带红花放鞭炮、敲锣打鼓欢 送、呼口号读宣誓书等等这一系列虚假场面,都免了。像流放,又像是大逃难迁徙, 大人小孩都在哭叫——他(她)们是清醒的。下乡,是被硬性“动员”的。 这批人里,有地富反坏右分子,有小偷,妓女,有投机倒把屡教不改分子,甚 至有劳改释放犯,劳教人员。当然也有如我们一样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究 竟会怎样地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可以不难想像!这是标准的被现实社会专 政、淘汰的对象。 这批人不是学生,从所带行李就可看出:泡菜坛子、煤炉子、补锅修鞋工具, 泥工、木工工具,当然,也有人带火药枪和匕首…… 陈墨君的行李与众不同,整整六大箱子书!陈墨君的父亲在他四岁时,因反对 新生政权组织那反革命叛乱而被处决;母亲改嫁后,他处在另一个不协调的家庭中, 好学和好沉思,寡言却早熟。他对社会和自己都异常清醒,无论在政治压力或经济 压力下,我俩都只有选择下乡一条路。但是,他比我多一种选择——读书,仿陶渊 明,幻想在千里之外的蛮荒中寻一个世外桃源,完成和实现自我价值,当一位有成 就和人格的诗人。独善其身。我就不同了,纯粹像逃难。 我与陈墨君的初识源于对他写诗的崇拜。虽然,当时我几乎并不懂诗,但是他 的诗的人格力量和天赋征服了我。他在很多方面逐渐显露出的聪明才华,使我不得 不对他折服。 然而,他教我与他合伙干的第一件大事,却是“偷书”! 大约是1968年一个夏天,他,窝哥(“黑五类”子女,后被判刑20年)和我, 想书想得发疯,由他侦察后,选择了音乐学校图书馆——文革中来不及焚烧、撕毁 的部分书籍已打上封条,这是充满着封、资、修,被人们视为禁地的藏书室。红卫 兵每天都在烧书。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没有月亮,晚风习习。我装了半书包绳子,窝哥和陈墨各 带一只手电筒,也许是凌晨两点钟吧,我们沿着围墙。涉过田坝,我踩在他们肩上 第一个爬上墙,躲在树荫里观察——这是一种相当于拿生命开玩笑的冒险。要知道, 那段时间,成都武并正酣,第7中学校的造反派“8.26”和工学院的“红成”,音 乐学院和翻胎厂的“兵团战士”,都早已荷枪实弹用吊盘机枪、冲锋枪互打过好几 仗,对于黑夜中的偷袭者,一旦发现,只有挨枪子的份儿。这种危险,实际上我们 是清楚的,但陈墨君坚持说:只有在混乱中,才可能摸“鱼”! 我们三人翻过了墙,窝哥比我熟悉地形,因为他白天已来看过许多次,陈墨对 图书室更为了解,哪里是门,哪里是窗,哪里放杂志哪里放小说都知道。因为,几 年前他就爱来光顾读书学习。可惜,陈墨是鸡图眼,一到夜晚,视力便大减,只有 窝哥,胆子异常大,他领头,我断后。也许是从电影或小说里学来的,窝哥从身上 拿出一卷电工胶布,一条条撕断贴在窗户玻璃上,贴好后,静听几分种,用手绢包 着拳头,一击,玻璃碎开,声音问响有如包裹隧地。窝哥伸手抽开窗栓,轻轻打开 窗子,我在先,陈墨君在后,一一翻了进去。窝哥的确有经验,返手把窗轻轻关上。 我跟着他俩,摸进了藏书室,陈墨和窝哥晃着电筒——这又是陈墨的一大发明, 两只电筒都用手绢蒙上光头,灯光暗淡,只一二尺内能看清,这是避免有人从窗外 发现灯光的周密措施之一。里屋内没有风,却有一股发霉的潮气,我鼻子一痒,差 点打出一个喷嚏,使劲地用袖子捂着,眼泪也流了出来。陈墨首先不见了影子,他 熟悉现场,直奔目标,只听窝哥用几乎他自己才听得到的声音反复自语道:“日他 妈哟!‘罗曼罗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老子只要外国的!”我紧 跟他身后盲目又紧张,听他念念有词喊着那些名字,那自言自语的声音像在招魂, 又像在祈祷,真忍不住难过得想笑!可是,我要的书在哪里呢?说实话,我当时只 想偷一套毛主席说过的好书《金瓶梅》。陈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低语:“快拿绳子 把我放在地上的书绑起来,动作快点!”我跟着陈墨,借点天光,我发现书架下、 地板上东一堆西一堆已放了不少书。陈墨这时的鸡图眼却大起了作用,他的鼻子几 乎贴在一排排一层层书名上,那只电筒紧绑在他耳根上,既快速又稳当,他在精选。 我看他放了一地的书,忍不住问道:“有没得《金瓶梅》?”“没毬名堂,这么多 好书你只晓得《金瓶梅》!”我不敢做声了,蹲在地上飞快地把陈墨的书打成捆。 我确实不知道哪些是好书,哪些是坏书,我只知道,凡是书——都好!但最想要的, 还是《外国民歌200首》。“快相成扎,好背,回去我晓得分给你!”陈墨见我不断 乱翻书页,嫌我动作缓慢。 “陈墨,把火借给我用一下!我烟瘾来登了!”窝哥不知何时窜到我俩这边, 隐约,我见他头上渗出汗。 “龟儿眼镜,咋能这个时候抽烟?一来容易暴露目标,二来万一引起火灾,这 么多书,烧了有多可惜!”陈墨的话,有如命令,窝哥不敢开腔了。 窝哥选了许多人体素描画册和外国小说,陈墨选的差不多都是古典书:《唐诗 三百首》、《说文解字》、《新诗别裁》、《辞海》等等,而我,只有当搬运工了! 绳子差不多用完了,时间也接近黎明。捆好的书,大大小小几十包。“该走了!” 窝哥颈子上、肩膀上、手上,挂、绑、提,全是书,他说话都累得喘气。说罢,牙 齿还咬起一捆。 “这么多书,咋个拿得动?”我一身大汗,瞳孔在放大。 “一包,两包,一段段路转移!”陈墨胸有成竹。我首先由来路翻出窗子,窝 哥、陈墨在内一包一捆地递给我,大概有30来包,每包少说都有20本!也许,这么 重的书牛也驮不动。 我们把全部书分段移到墙边,再从墙内移出墙外。书,藏在田坎的草丛中,我 们三人,两只手上,颈脖上,挂满了书,悄悄地越过田坎路,走向公路那头朋友租 下的农民房子中。 一包又一包,一捆又一捆。天已发白,我们光着脚,踩着泥沼水田,头上又是 雾气又是汗水,裤脚挽起老高,像小跑,又像爬行,不知不觉,已运输得八九不离 十了。 最后时刻,不料出了差错,本来窝哥说剩下的搬不走就此罢休,而陈墨坚持: “来之不易,决不手软。” 天已发白了,我们互相在晨雾中已能看清对方的脸,一前一后慢慢拖着步子, 力气只剩这一点了。突然,一队十来个荷枪实弹,身着军服的人横拦在我们面前: “站住,干什么的?” 我们都懵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队全副武装,佩戴“红袖套”的“警司” 解放军。 陈墨真正开始沉默。 窝哥在东指西划,语无论次。 “我。我们是学生,在搬宿舍……”我说。也许,又应了陈墨君一惯的表扬: 九九小脑发达,反映比我们都快,简直该当运动员。 “现在很乱,小心点,最好白天搬家!”一位可能是班长之类的人,周身打量 了我们三个泥人和又夹又提的那几捆书后,善意地告诫道。他们走开了。空中,突 然响起零星的枪声…… 我们开始没命地奔逃。那一瞬,每个人心中可能才感觉到自己是在做贼。虽然 如此,书,仍不能丢下。也许,有股强大的欲望在支配着我们,究竟是什么,求知? 求生?好奇?不满?自己也不清楚,唯一可以自圆其说的是:偷书,有什么心虚! 自此后,分别藏在罗鹤、徐坯兄家中的书躲过一段时间后开始见天。陈墨的书 大部分保留下来,窝哥的书大部分拿到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后的书市卖了钱,而我分 到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书,也差不多卖钱了。至今只保留了几套,如雨果的《巴黎圣 母院》和《九三年》、《悲惨世界》之类好书。 回想当时,有一种奇怪的欲望产生在我翻书、捆书的瞬间,至今难忘:真想躺 在书堆上睡,蹲在书堆上厨,趴在书堆上……死在书堆中! 也许,我们精神的肠胃快饿死了!! 当了贼,却从没后悔过——那时代,谁偷谁? 6 每天工分几分钱 迁入到老何所在的小队,是有原因的。 盐源彝族自治县,西昌进去还有150公里,贫穷,落后,原始,闭塞。由于土地 含碱成分重,水源差,气候干燥,田地里收一季的稻子和麦子,又矮颗粒又小,一 亩产量不过两百多斤。包谷和洋芋反倒成了主粮。 盐源的人,个头特别矮小,不少人颈脖上横生一个大包,这是缺典的缘故。身 穿羊皮褂,头戴瓜皮帽,脚下穿草鞋,这几乎就是当地人统一的服装。这里一切与 城市不同。令人特别好奇的是,无论男女老少,几乎都手拿一根石头烟杆。陈墨君 诙谐地把他们称之为“盐国”中的“土人”。 盐源有一个几千人的劳改农场,这是我们事先所不知道的。对待我们这批“社 闲”大军,从县委到公社直到小队,都有明确的指示:监督劳动,监督改造。在农 民群众的眼里,1964年那批从学校下乡来的老知青,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至少, 还当成“客人”而有政策。对待这批社闲,都普遍认为是:城里来的准劳改犯,来 抢我们的馍馍吃了。 我和陈墨到达当天,被分配到双河公社一个很穷;的小队。第二天天不亮,队 长便亲自出马催我俩出工。我俩手握锄头,不是去挖地锄草,而是去挖平一座高十 几米的老炮楼!队长和两个膀大腰粗的农民坐在地上叭着兰花烟监视着我们。我和 陈墨站在高高的楼面上,左一锄右一锄啃啄着这凝结了几十年的黄土。黄泥是用传 统方式用木夹板一层层椿上去的,天长日久,又坚又硬。高高一锄落下,只啄得下 一小块,那扬起的风和着溅起的泥沙扑了我们一身一脸,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手上早打起血泡。陈墨君和我累得直喘粗气,他伸直腰,正准备休息片刻。队长抬 头道:“不要偷懒,队上等着这些土当肥料!”陈墨君和我其实尚未在旅途的身心 疲劳中恢复过来。且他体力较差:“吼啥子,我们又不是劳改犯!”陈墨是神经敏 感的人。 “说毬半天,你们不是劳改跑来我们这儿干啥子,来分饭吃?”队长突地站起 身,指着我们暴跳起来。 “老子不干了!”陈墨把手中锄头一扔,一屁股坐了下来,抽出香烟猛抽起来。 我知道,没有必要劝,也劝不了他。 “好,不干就滚,老子本来就不想要你们!”队长和那两个农民扬长而去。 我们回到分配给我们的住地——猪圈房,一屁股坐在旁边搭的板床上。 “初到这里,忍耐点,不然今后咋办?”我抽着香烟,劝着陈墨。 “我看这个队的条件不行,不如干脆去投奔老何!”陈墨道。 老何是我们一个辖区的街邻,是1964年下到盐源的老知青。找他,究竟有多大 用处,我们心中无数。 那几天,我们没有出工,陈墨君在给成都的朋友不停写信渲泻自己的感受。记 得,他写了下乡的第一首诗,寄给成都的白水君: 我要把忧愁忘掉, 这山村或许有着清茶一样的美妙; 不是林间曾流出过无尘的樵歌, 是天边有颗小星向着我朦胧地笑, 是天边有颗小星向着我朦胧地笑, 这苦涩的日子才有甜蜜的心跳; 在灯下为重温一个欺骗自己的梦, 我要把忧愁忘掉。 他写的信的内容我现在已无从知道,只记得不久白水君(现定居美国搞文学翻 译)写了首诗寄给他: 异乡也只为稻米五斗, 锄乐本是因衣衫大瘦; 篱下哪能有菊意悠然, 看“双河”叠浪尽都是新愁。 逐食他乡恨一声路远, 不妨沿途忍听“杜鹃”; 要是你自怜井中憔影, 还不如登高览一胸江山。 “盐国”会有世外桃源吗?与知青老何见了面后,我们的心冷得颤抖——严酷 的现实中,并没有诗! 趁着天光,我和陈墨起了个早,我们都认为,必须选择一个好一点的窝。因为 有一位好心的贫农偷偷告诉我们:这个队掌权的那个队长,从前干过土匪,贩过鸦 片烟,经常吊打农民,对下乡的知青从来就仇视…… 我们出发了。 老何(其实年纪并不大,当时不过23岁,资本家家庭出身)下在双河公社三大 队,距这里足足有近30里山坡路! 虽然已是初春,这贫瘠的土地上却抬不到春意,起伏不断的坡地上见不到绿色。 很久很久才看得见人家,一座座雕楼孤立地立着,身边几株树陪衬出一点生命象征。 这黄黑兼杂的土地又冷又硬,远处山影,光秃秃的,一毛不长,几头牛,几只羊, 瘦骨嶙嶙,啃食着枯草。偶见几个农民在地里用木头槌敲着凝成大块的泥土。 一个放牧人头戴瓜皮帽,赤足,咧起一排被兰花烟熏得黢黑的牙齿,听我们问 路的那副神态,有如在听外语,只痴憨憨地傻笑。口中发出“喔喔”的含糊声。 我们对视一下,没法,只有朝有路的地方走。 盐源的风真大,吹得人不能迈步,有时直往后退。可恶的是,这风中夹着泥土, 不一时,人的头发上,衣领里,脸庞上扑满灰尘。 陈墨想了个办法,用薄薄的手绢蒙在脸上,在半透明的视线中疾走,手帕在风 吹中贴面不落。真还见效。 太阳快落坡了,我们终于寻到老何所在的双河公社13队。一个牵牲口的农民很 肯定地朝老何的房子那边一指,惊讶好奇地注视着我们。 老何的房子孤单地立在荒河滩上。这是三开间的传统椿墙板中椿出的产品,墙 体是黄泥,房上有瓦。令人奇怪的是,墙上有门框却没有门板。四周也没有窗。 我俩把头探进去,里面漆黑,稍许,眼睛适应了,只见墙角有几把锄头、尿桶 和几根扁担。在左边屋里,看见了灶——用几块黄泥块垒在地上的灶,上面放了一 口锅,锅上反扣着一个污浊的洗脸盆,灶紧靠着的那堵墙面,墙壁早已熏得漆黑。 灶边,放着几个大碗和几根柴禾。 “老何,老何!”我最初的感觉是这不像有人住的房子,倒像是一口空棺材。 突然,“嗖”地一声,一只狗从我们腿间窜过去,吓了我们一大跳! “恐怕还没有收工吧?”陈墨边说边朝门外退。我俩还未走出门,突然又听到 身后“咯”地一声,像一个什么重物坠落地上。 “哪一个?”顺着这沙哑低沉的人声,我们猛然回头,吓了一跳。站在我们面 前的人,头发有两三寸长,面色粗糙发黄,表情呆板,一双沉郁的眼睛略带血丝, 他盯着我俩,像野人毫无表情。 空气凝固着,沉默持续了不下于两分钟,疑惑中的陈墨才问:“你……就是老 何?” 他点了一下头,捏了把鼻涕,用双手当手绢搓了搓,抹了下鼻子。 我与陈墨面面相觑。“你就是何纯、何二哥?”我不相信,惊讶中又问了一声。 因为,站在面前的他——何纯,竟是我四年前在成都见过的那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 我不敢相信,这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野人,竟是他。 “你还认不认识我们两个?”陈墨也是几年前与老何在成都见过面。“你是陈 墨,这是九九嘛!”老何说话时,只见眼珠在动。“你们到这儿来干啥?”他反应 过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拿出一根石头烟杆含在嘴角,一只手 在衣裤荷包里东掏西摸着。 “来,抽杆‘芙蓉’烟!”陈墨赶紧拿出成都带来的香烟递上一支,又递一支 给我。我拿出火柴,划燃分别给他俩点上,自己也点上。 三个人都默然地拼命吞云吐雾。 “我们也下乡当知青来了!”我实在耐不住,脱口而出。 陈墨白了我一眼:“我们来看你。”他婉转道。 老何像没有听见似的,把烟屁股塞进他那根石头烟杆中又猛吸了一口:“你们 下乡来这里?霉毬啰!”说完,他吐了一口痰在地上,不再吭声。 “老何,你咋不睡在床上,睡到梁上呢?”我抬头瞟了一下他刚才跳下来的地 方:一架似床非床的床,用绳子捆绑在两梁之间,顺墙挂了几串大红辣椒,屋顶上 掀开了几片瓦,略透天光。 我想打破尴尬。 “床?床早就遭农二(农民)偷毬啰!门也遭抬起跑啰!大家都吃不饱,你偷 我,我偷你。”他顿了一下又道:“这里的狼也凶得很,当梁上君子,又安全又洒 脱!”老何又捏了把鼻涕,双手搓了搓,这时我才发现,他身上那件卡基布蓝色衣 服早已洗得发白、发朽,疤上重疤。 我的心一冷,与陈墨对视了一下。“九九,你们真的下乡来呐?”我看到他的 额头刻下了好几根皱纹,抬眼时,显得特深。 “成都找不到工作,我们家庭出身又坏,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不下乡,咋个 办?”陈墨语气凝重,又十分诚恳。 “我们刚到几天,想转到你们小队来,大家在一起……”我的话还未说完,老 何吃惊道:“到我们小队来?我们队穷得打鬼,每天工分才几分钱,一年分百多斤 粮食,包谷洋芋就占一半,你看我们,连条猪都喂不起……”老何低下头,又不说 话了。 “我们两个不来也来了,回去也不可能,我想你在这里已生活了六年,比我们 熟悉,大家在一起,从长计议,相信靠自己的双手,总会活得好些的。”陈墨信心 十足,说了他许多计划打算。这时,天色已完全阴暗下来,老何点燃煤油灯:“我 都好久没有吃米了,只有包谷招待,不晓得你们吃得惯不?”他边说边抓住一根绳 子爬上床,从挂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一只袋中舀了几碗玉米粉,倒入洗脸盆中,趴在 地上升起火来:“我们这个组都是老知青,何胖娃尽在外面混,快一年没有见到人 了。还有谭二,也是不做活路在外面操的,这套房子还有三个女的,李姐、秀玉和 小汪,她们都回成都探亲去了……” 生命的长度,对每个人基本都是一样的,然而老何提到的这五个人物,或者说 包括老何、陈墨和我在内,其命运的结局却大不相同:打死的打死,病死的病死, 失踪的失踪,疯的疯…… 命运的恶浪不断地扑打着我们,究竟要送我们到哪里或在哪里终止,完全由不 得自己。 7 挖坟的临时工 1965年,陈墨高中毕业,我初中毕业。在一次街道办事处主任对全体社青训话 的大会上,陈墨君大胆的表现,令我印象颇深。 “……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街道办事处,是管理你们的地方,到办 事处不要老是伸手要工作。要知道,你们中间各种人都有,要接受监督,改造思想, 只有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我们才可能安排、考虑他的工作。有些人调皮捣 蛋,不参加政治学习,对现实不满,简直是害群之马……”刘主任说着话,眼光死 劲地盯向陈墨。几十上百个待业社青中,不少眼光像砖块一样投向他。只见陈墨哗 地一声站起来,大声道:“我们不是牛马!”说罢转身而去。敢公开地顶撞办事处 主任,等于是提前摔掉自己的饭碗。全体社青,无不惊愕。 这句当时属于“犯上”的话,使我对他肃然起敬,当然这句话出口也使得他好 多年没有被分配过工作。 当时,我在民办中学毕业后也仍然读不上正式高中,成了待业青年。我几个姐 姐,因为家庭出身,她们也没有一个人读得上大学,虽然她们在学校的成绩均是前 几名。我中学毕了业没有工作,这是一个令人恐慌的问题,但是,有什么办法?窝 在办事处待业的几十上百号男女青年,都在争表现,为办事处义务效劳讨好干部, 希望最终能分配到一个正式的工作。 我清楚地知道,我毫无条件去竞争,只有老老实实,听天由命。1965年,我最 小的一个姐姐也恰恰高中毕业,同我一样,被赶到办事处——用某干事的话来说, 叫做“候工收容站”。多病体弱的母亲要供养我们几个孩子,而踩缝纫机一双劳保 手套才挣几分钱,母亲几乎是一天工作20小时,工资才40多元,如果计件有超出, 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按超出比例工资大打折扣。人长大了,母亲供养不起我 们了,没有工作,就只有饿饭的份。我哪忍心! 汤于事是办事处的共产党员,当然,他对我家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有一天, 他叫人通知我到办事处去,我在院子头见到他。“九九,你们的情况你是清楚的, 比你家庭出身好的都还在排队,现在是社青多,名额少……”他顿了顿,边说边引 我朝墙边走,眼睛还不停地四面扫视:“……这儿有份临时工作,就看你愿不愿去。” 我又是点头,又满口应是:“只要有工作,干啥都可以!”“好,你等会儿登个记, 明天早上8点钟到办事处集合。具体工作还可以,到五桂桥挖泥巴,就这样子。”说 完,汤干事闪身进了厕所。 五桂桥(现成都钢管厂厂址)是解放前的乱坟场,因需要建厂,扩大其地盘, 必须挖方平地平坟堆,搞基建。 我去了。早上饱饱地吃了一顿干饭,高高兴兴地到了办事处。可报了名的30多 人却走了一半,原因是听说要去挖坟,都不愿去。可还是有人愿意去,包括几个出 身不好的女生。 在五桂桥,我们开始挖泥巴,我们跟在推土机的后面,挖深沟和土建需要的坑 道。 记得,是夏天,推土机第一天干的工作就是把那些没有人认领迁移的坟推平, 我们第二天便在烈日的烘烤下,用锄头和十字镐捡平挖方。这是一个想起来有点令 人恶心和恐惧的工作。那一片片被推土机推开的黄泥巴中,无不显露出层层枯烂的 人骨和破坛瓦块,一股股腐臭在太阳的炙烤下蒸发蔓延出来。我们踩在那些湿漉漉 的尸水和沾泥中,一锄一铲地挖着。那些黄土又粘又绵,一锄下去,挖不了多少, 鞋子、裤脚早已糊满了泥水。挖几下,不是挖断骨头,便是挖烂骨灰坛,有时不注 意,一锄下去便沾满腐向毛发,甚至溅一身尸水……我看见那些女生,有的用手绢 捂住口鼻,还在慢慢地挖着,有几个蹲在一边开始呕吐。 第一天干完,又走了近一半人,最后,只剩下不到10个人。虽然,每天有工资 8角(除掉办事处抽3角还剩5角),我还是力劝我姐姐不要去——因为有人告诉我, 这里有冤魂野鬼! 剩下的人,全是男生。也许,大家家庭出身是一样黑,胆大也是逼出来的。我 们坚持着。因为劳动力走了一大半,土方任务紧迫,我们也情愿加班加点加钱,于 是,每天干到黄昏甚至入夜。 一天下午,仍然是加班,我太困太累了,吃了个馒头,用衣服盖住头找了个干 净的地方小憩。一阵凉风吹醒了我,我睁眼一看,心头一惊,不知何时,夜已降临, 四周一片昏暗,早已没有人影。“陈三哥,三哥!”我喊了许久,无人应,和我一 齐挖土方的人都走了。昏昏沉沉中,一种景致像幕布一样展开在我的眼前,令我毛 骨悚然! 我一骨碌坐起。幕色苍茫,死寂的土地上泛着浅红色的暮霭,天压得矮矮地。 磷火,有如童话和神怪故事中的活动的眼睛,释放着神秘鬼魅的气息,它们飘忽游 离般包抄着我。冷风哩哩,扇动着那几颗坡坎上黑黝黝的矮小松柏树。我的瞳孔在 放大。耳中仿佛听到一层又一层的死魂灵在地下复活,嚣叫——人或鬼,鬼或人。 我神经开始紧张,仿佛一张张靠过来的身形和面孔在不断放大。在反匪反霸中被镇 压了的我的祖父,我的六二年在饥荒中不幸患肿病死去的外婆和大舅,他们伸出手, 呼喊着我的名字……我有点神情恍忽。我抓起衣服,开始奔逃,突然感到被人推倒, 摔在地上。原来,我脚绊着一个枯髅头,这是我白天挖出来扔在地上的。我爬了起 来慢走,不敢再跑,心中不停祈祷着:“我没有害过人,没有做过坏事,老天保佑 我,鬼不要害我……”心中在叨念,背心发虚发冷,总感觉到背后有异形在追踪我。 我一躬身捡了块石头,紧紧捏在手中。突然,眼前一个影子一晃不见了,一晃又出 现了,我咬紧牙使出浑身劲,把石头朝那黑影扔过去,只听哎哟一声,那影子蹲了 下去。“日你妈哟,老子又没有惹你,你打老子咋于?”这时,我已走近他,原来 是个农民,正在舀粪水。我不自然地喊了一声:“对不起,对不起!”终于踏上田 坎小路奔上回家的大路。 那一次虚惊,我病了几天。也许,挖了别人的祖坟犯了忌,也许,那些冤魂野 鬼在纠缠我不放,我感觉像做了亏心事,良心十分不安。虽然,办事处干事说那些 是无人认的野坟。 恰恰在那几天,我见到了陈墨。他神情沮丧而紧张,神经质地告诉我说,他费 尽心血创作的那些诗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啼》、《二十四桥明月夜》 连同一些日记、信件全部失踪了。我曾零星读过陈墨的几本诗,当时,不懂诗,但 从那些诗中却感觉到他充满对现实不满的呐喊和愤懑之情。我从他的神情中感到事 态严重。他说:“我要去躲一段时间,恐怕公安局要来抓我……”我一怔:“你记 清楚没有,放在哪个地方?再多找一下。”“九九,你晓得我的家中有继父,姊妹 多,地方又小,这些东西是我多年来的心血情感结晶,丢了,是不可能再复还的。” 他说着,不断地用眼睛偷视着身后:“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半夜我起来塞进那个 不流水的干洞中的,为了防潮,我用牛皮纸加朔料布裹了又裹。没有了,我把那沟 用竹杆捅过了,肯定是哪个公安局的搜去了……”“你该放在我家里嘛!这么重要 的东西。”我后悔道。“你还不怕你家没有抄过一百回?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打成 反革命,到时你都脱不了手。我走了,到时再联络!”陈墨在新南门府河边和我匆 忙分了手。我木然注视着他瘦瘦的背影在夜色中惶惶消失…… 说实话,我当时只有16岁,仿佛第一次被这接踵而来的心灵震颤弄得心中充满 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人仿佛成熟也老了许多,感到严酷的现实真像一把罩在我们头 上的大黑伞。模模糊糊地,我开始感觉到自己生命的颜色与众不同。岁月像张网, 我们像天然猎物。那段时间,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 陈墨君有一个别号“黑乌鸦”。当年,他一年四季服装漆黑,里里外外,衬衣、 鞋子、甚至袜子,买不到黑色的就自己染成。黑色意味着什么,真是不言而喻!如 果在“文革”中他有工作单位,都凭这装束,完全可以百分之百打成反革命。然而 黑色,却是他的风格: 谁能看得见你哟, 黑暗深处的躬耕者? 谁能听得见你哟, 沉默在愁苦之中的光棍? 出来吧! 小小的灵魂。 四周的压力使你不能奋进, 阴暗会腐烂掉你的青春。 只有钻露在地面, 才能得到月光的抚怜; 只有呼吸着真正的大气, 才能领受玫瑰的清芬。 出来吧! 小小的灵魂。 为着自由地驰聘, 为着自由地呻吟。 那些蠕动在雨泥中的, 容易滚满污秽的昏沉; 你最先爬出, 将最先受到暴风雨的冲淋。 出来吧! 小小的灵魂。 世界还有着人生真理的火星, 人间还有着普罗米修斯的生存。 暴风雨后的月夜, 你才有清晰的小影; 长夜尽头的春风, 才能拨送你的哀鸣。 啊,自由,光明! 啊,友谊,爱情! 都在向你齐声呼唤: 出来吧!黑暗中小小的灵魂…… 这首《蚯蚓》写于1962年,也就是说,陈墨君16岁的时候,就已超乎寻常地成 熟了。 我的感觉是,陈墨君衣黑裤黑,也许,连思想都是黑色的。不然,后来1976年 他怎么能写出震撼人心的长诗《垮了,天安门》? 8 林彪“9.13”·灯下坑书 老何终于找到了许队长和杨会计,好说歹说,他们同意我和陈墨转户过来。 陈墨差遣我回去搬运行李。 我回到住地,天已黑尽。无事可干,也无处可走,十分困乏的我只有上床睡觉。 我被馊臭气味包围着,无数速不着的跳蚤袭击着我,周身咬起无数的包,火烧火燎 般疼痛,几次打盹似的入睡,又被阵阵猪嚎声惊醒。风拍打着那道破木门,像要冲 进来撕碎我。那油灯在黑暗的角落闪来闪去,那点光亮,像漆黑的夜透出一个大窟 窿。我实在为莫明其妙地睡不着感到不安,披上衣服开门出房去透一下气。 外面一片漆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远处低矮的云端上挂着两三颗隐约的星星, 那风,阵阵呼啸着,像怪物的嗥叫。 立在夜中,我心儿发麻,连皮肤、毛细管都觉得在扩张着恐惧。正欲躲进屋, 不远处突然有一点闪忽的灯光向我移来,像在空中。我吓得腿软。灯光接近,一个 低矮的矮人已站在我的面前——原来不是鬼。他驼着背,身高不到1.4米,头戴一 顶瓜皮帽,身穿一件破羊皮褂,手上提着一盏欲熄的马灯。 他立在我面前,偏着头仰视着我,像一只猿猴注视人类。在那盏半明半暗的马 灯反射中,我看见一张扭曲的脸上咧着嘴,露出几颗缺牙齿。一只独眼仿佛在对着 我笑,他这副表情使我呆然立着,不敢动弹。 他抬起一只手朝我挥了挥,又用马灯向他身后摇了几摇,我不明白他的用意。 他似乎急了,上前用两三根指头轻轻扯了一下我的衣服,我终于明白,他要我随他 朝那边去。 我仗着胆大,不信他会害我。跟着他走去。此时我才发现,他还是一个瘤子, 一个十分丑陋的小老头。 他的灯光在前头一闪一闪,我俩投在地上的影子一摇一摇,而我的脊背感到冰 凉,两只手握出了汗。 来到一堵残断的土墙前,他侧身对着墙上的门洞用马灯朝里晃了晃,喉咙中梦 吃似地发出一串咕嗜声——天啊!他还是个哑巴! 他看我犹豫不动,便先跨进了门洞。这只是一道洞框,并没有门板。我高一脚 低一脚踩进房中,一股潮气和臭气扑鼻而来。在那马灯的光焰中,我骇然发现一个 模糊庞大的黑影,并闪动着一双白眼死瞪着我。我心一怔,定睛一看,原来是条老 水牛。那小老头拍了它两下,它才动了动它的脖子,扇了下耳朵,那张挂满了泡沫 的嘴巴又开始咀嚼起来。 我的瞳孔在放大,飞快地搜索起这间屋子。这屋不过20来平方米,满地乱草, 没有床,没有灶,更没有任何家具。墙边地上,放着一个大土罐,几坨泥巴上放着 半边铁锅,似乎还有点热气冒出,一大捆柴禾堆放在旁边,除此,再看不见什么东 西。 那小老头突然舀了碗锅中的水递给我。当然,我明白他在请我喝水,我不敢不 接,端在手中佯装着喝了一口。他显然高兴起来,僵硬却有力地倒在牛身边的草堆 中翻滚了几下,又双手搂抱着牛头,喉咙中大声地挣出一堆吵哑恐怖的嗓音,立身 对我又比又划起来。我一点都听不明白。突然,他指指我,又指指地下,用双手食 指在我脸前架了个十字,仰头,嘴中啊啊地吼叫不停。我喉咙开始发干,头皮开始 发热,似懂非懂地直点头。他突然抢上前来,一把掰下我手中的水碗,飞快地提起 油灯,一只手使劲地推我,口中发出更大的怪叫…… 他对我呲牙咧嘴,又推又抓,又是捶胸又是顿脚,那哀伤和痛苦状活像一个类 人猿在仰天长啸…… 我再也不敢逗留,急转身风一样踉踉跄跄奔回猪圈,反手抵死门,对着油灯眨 着眼,按着乱跳的胸口直喘粗气…… 这下乡的第一夜,就使我在惶惑中严重失眠! 那一次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打听到那老人以前曾是一个地主分子,是个 孤人,专管队上喂牛,他与那条老牛在那牛圈中一起生活了近20年。 可是,至今,我尚未弄明白他喉咙中向我发出的讯号以及那十字架的含义—— 也许,是预示死亡?或者,是叫我滚回城市?谁知道?恐怕这个谜要让我猜解一生! “……我告诉你们两姊妹,你们的家庭出身‘关、管、杀’占齐,要想在城市 里等待分配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我们今后怎么办呢?”我和我姐疑惧的两 眼,呈现着绝望。毕竟,我们都刚从学校踏入社会。“唯一的办法,只有下农村当 知青一条路。”街道办事处汤干事左顾右盼道:“这些话,你们千万别对任何人讲, 我讲给你们听,都是违犯了原则,是犯错误的。”从此,汤干事再也没有找过我们 两姊妹谈话,甚至处处有意回避我们。他是在提醒我们,还是在吓唬我们? 汤干事讲的这一席话,久久烙在我脑海中,也许,一辈子都抹不了! 林彪“9.13”事件发生了,政治的阴霾并没有因为山区的偏远而稀薄。这几天, 公社、县上天天开会,甚至民兵也三三两两走家串户,“巡查”起来。虽然我们已 经“逃离”了城市,日落而息,日起而作,靠劳力和汗水挣点玉米、洋芋生存,可 平静了好久的神经又绷紧起来,是不是又要“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了? 我躺在屋外半枯的草皮上,风阵阵刮起,天上的星星好明亮。望天空,多么纯 净!多么虚空!我的视网膜上沾满了飞翔的小天使,那游动的浅云像在清洗我悲哀 的灵魂,我人生第一次享受到这种超然静穆。那遥远明亮的繁星朵朵,多像我对未 来美好的憧憬。天上,是不是有纯洁的无边自由的爱与和平?我整个身心浸润着一 种朝气和力量。天上纵然什么也没有,我却仍希望早点进入天堂,这也许是诗,一 首悲哀的长诗,一首只有自己才读得懂的诗。我的日子将会怎么过,我的明天将会 是什么样子? 我幻想得太多太累了,最后,还是得回到冰凉沉重的现实生活中——上竹楼去 睡觉,明天还要出工。刚走近门坎,左房间中油灯朦胧,一声两声闷响,像是打大 锤,又像是掘墙,我感到蹊跷。这是李姐的房间,咋会发出这种咚咚声音?该不是 有贼在挖墙打洞偷我们的那几块腊肉?我蹑手蹑脚,悄悄地伸进半个头,一看,一 种莫明其妙的惊异和恐惧立时驱赶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陈墨光着上身,满头大汗, 在那盏昏黄的油灯光焰下,正用锄头在房子中间挖坑——那坑差不多已有三四尺深, 四周,堆满了挖出来的散泥土。他用手,用碗和盆在舀着坑中的泥土。我被眼前这 一景象怔在那里动弹不得,嘴和眼睛同时都张得大大的。陈墨君在干啥?该不是发 梦游?或许……我不敢惊动他,只偷偷地看了一会儿。这时,见陈墨把他从成都带 来的几箱子书打开来,左一摞右一捆选好用油布包裹着,一包一捆堆放在坑中,迟 疑一下,又跳入坑中拿出几本翻了翻,又搬出来另放一捆……我终于明白了,陈墨 在“坑书”,他趁黑夜无人,把他那命样贵重的书藏埋起来,当然是怕民兵给搜去。 我喉咙里倒吸口冷气,吞下一口口水。也许,夜太安静了,也许,陈墨的听觉神经 太敏锐了,我这微弱的声响使他猛地一惊:“哪个!”他的表情一度惊恐和紧张, 活像一个心虚的罪犯。我从黑暗中亮了相。他瞪了我一眼,不自然地说道:“你还 没有睡?”此话一说完,他的双手忙不跌地又有点慌乱地整理着那些堆放在坑边乱 七八糟的书籍,头再也不抬起来。我理解他的心情,自觉地说了声:“我去睡了。” 便上了竹楼。 本来,我,老何与陈墨三个男人都是睡在竹楼上的,恰恰这晚,老何不知窜到 哪家去混伙食去了,没有回来,李姐、秀玉她们也出去了不在家。这一幕,却使我 百思不得其解。秦始皇焚书坑儒,两千年后陈墨君在偏远山区,半夜“坑书避灾”, 人从地下挖出知识又再把知识埋入地下,这之间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我有点想不 通!那锄头挖地的声音仍然咚咚直响,像挖在我的心上。“文革”中我的家被多次 抄查,地上东挖一个坑西挖一个洞,说抄黄金。我成长20多年还从未看见过黄金是 啥样。他们是端着枪背着刀来的,说要抄“四旧”,岂不等于是挖祖宗?我当时真 想挖个坑不是去埋书,而是埋掉自己。我想不通! 这件“坑书”的事当然只有我看见。那段时间,公社的“四类分子”都在公社 集中,队上的民兵也确实爱专门到知青家串门,是不是“找敌情”、“‘侦察阶级 斗争新动向”,我说不准。过了半个多月,有一天,老何神秘兮兮地对我说道: “妈哟,老子那套《泰戈尔选集》不见了,怪,九九,是不是你娃偷了?”我说: “我写不来诗也不懂诗,要偷东西,我只偷腊肉和米!” “该不是陈墨他……” “那难说,你到那间房子里去找嘛!” 怪,他的几口书箱子一个都看不到影子了! 也是一个半夜三更,当然只有我和老何两人,老何他拿起一把锄头使劲地在房 子中间挖着,我举着油灯;“挖出来看一下,头回子偷书他分的尽是好书……”我 有点替老何也替自己打抱不平。 咚咚咚,松松的泥土已掏空见底,只有一个大坑和几截烂塑料布,哪有书! 我把看到陈墨埋书的经过又复述了一遍给老何听。他眼睛眨了眨,吐了一口唾 沫:“老子晓得,他怕你九九到公社告发检举,肯定转移了!” 是的,陈墨的书确实转移了,神经兮兮的他怕“运动”临头。虽然我们是患难 之交——阶级斗争时期,谁敢相信谁? 那几箱子书藏到哪里去了?几十年后我也没有问过他。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 藏几本书,我看问题不大。不过,我已确定,越是读书求知,越是接近犯罪。 9 知青与诗才 我们住的三间相连的房子再加一个竹楼,很闹热。 李姐、秀玉、老何,都是1964年从成都下的乡。 李姐,高中毕业,老何与秀玉和我一样,都是初中毕业。 我和陈墨1970年下乡,他们却比我们先下乡6年,这些首批下乡的老知青,比我 们更苦,人也更本份,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天然的共同点——出身不好,同命相怜。 这样,生活在一起,当然很容易相处。 我们三个男的睡在竹楼上。说来好笑,这竹楼是没有梯子的,一上一下,都是 踩在我和陈墨加入后筑起的灶头上,天长日久,灶头一角已踩烂变形。李姐和秀玉 睡在右边一间房里,左边一间房,原来住的一个女知青小江,后来我和陈墨来后, 她十天半月才回来一次,过两夜又走了,她也许住在别的队她男朋友家中去了。她 也是十几岁下乡的老知青。这样,当过五年社青的我和陈墨就成了注入他们灰色生 活的“新鲜血液”。陈墨君的博学多才,我的诙谐幽默加上会弹吉它会唱歌,这对 于当时物质极度贫乏精神大闹饥荒的年代,生活便开始苦涩得有点盐味了。 尽管,我们没有日历可翻,没有希望可言,过着背太阳过山的艰苦日子,陈墨 君依然能在半饥半饱的日子里坚持读他的书,习他的书法,写他的诗!要承认,他 有人生的终极目标,他的确是一个压不垮饿不死的读书人,故此,才能在后来声震 巴蜀,并在1979年创办了他的地下刊物《野草》。 他写诗和做人,对我一直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虽然我没有他那种天份, 但“为赋新诗强作愁”,我也写出了几首我的辣味诗: 太阳梭 打黑摸 收工落屋瓢刮锅 肚子唱战歌 床上倒 耗子咬 臭虫虱子加跳蚤 紧裹破棉袄 绳勒腰 额发烧 耳边蚊子闹通宵 风把枕头抱 西风紧 钻衣领 晃事空事成一饼 硬是霉不醒 想起国 眼翻白 辗转反侧像打铁 红的打成黑 想起家 搓麻花 生拉活扯一把抓 绞成死疙瘩 灯如豆 人无肉 政策水深踩不透 只有乱诅咒 三更熬 手囗刨 边吞边哽边在嚼 太阳像红苕 心枯槁 泪滔滔 爱情友情没捞捞 活像搅“(食告)(食告)” 眼睛定 游仰泳 手冷足僵像害病 这回要收命 《臭虫虱子梦幻曲》1974年1月 这就是我自以为是的诗。我原本以为他会嘲笑我,然而陈墨君大为欣赏:就这 样子写,直面人生,要得! 神不知,鬼不觉,李姐爱上了陈墨,在这荒凉贫瘠的原始地带,春意盎然的生 命要求具有何等力度的冲击力! 李姐聪明贤达,是一个有追求的女性。李姐的父亲,是国民党将领,当然,这 无异又成为他们的爱情的焊条。 “没有爱情的世界,于我有何用!”这是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名言。 “如果这世界没有肉吃却可能有爱情,也不算太坏。”这是当时我的谬论。 不管怎样,陈墨和李姐终于结为了夫妇,然而老何和秀玉,却构成了一死一疯 的爱情悲剧。 老何和秀玉在我和陈墨未搬来之前,就已经是恋人一对。秀玉单纯而美丽,老 何沉稳而机智。 黑夜,似乎永远比白天长,也更加难过。青春最怕的除了饥饿外,就是寂寞。 每当收了工吃了饭洗了脚,这两对恋人就占据了左右“洞房”,有说有笑。不管怎 样,四个人的生命中都增添了新鲜的光彩,这是一种唯一的苦难生命的原始冲动。 这个世界已经很可怜了,谁把这一点原始权利丧失,无异于黑暗的天空少了那本属 于自己的一颗星,何况中华民族数十年后仍在悲呼“让世界充满爱”?因为爱,已 成了洪荒年代的祭品。阶级斗争乱,性爱变于饭? 我成了孤独的吉它歌手。我为这组合搂抱紧的四条生命,说不出地愉快高兴, 我觉得我生活在他们的快乐之中。坐在竹楼上油灯旁,我自弹自唱了起来: 东风吹,战鼓擂,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美帝, 而是美帝怕人民。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 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一定胜利—— 杀! “九娃,你也该有个女朋友了嘛!”李姐和陈秀玉有一天笑盈盈地关心着我, 一边在择菜。我一笑,戏滤道:“有你们洗衣服做饭,拿女朋友有啥用嘛?”“九 九,你也是装怪,她们好心好意地关心你,你还开玩笑。现在阶级斗争复杂,人活 得到好久唷,你我已经是吃杂粮勒肚皮了,未必精神上感情上还要吃白饭嗦?”老 何手拿一本厚厚的哲学书,在旁边搭讪。 “你喜欢哪一类型的女孩子?未必你打算光棍一辈子呀?”秀玉睁着大眼睛, 似乎对我猜不透。“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总有一天我们都要成家的,你难道 没有考虑过?”李姐、秀玉和老何有点像合谋。我傻了好久,讲不出一句话。“我 们这些人家庭成份不好,哪个女娃子肯嫁给我唷!”我说。 “妈唷,家庭成份不好,身体健康嘛,未必你功能上有毛病?”老何不耐烦了。 也许,老何点出了我的穴道。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跌宕,我有点自卑,难道我天生 没有情感冲动,没有对异性的强烈需要?特别在这块与世隔绝的蛮荒之地,未必强 劳力和生存压力抵消和削弱了对异性的需求和生理欲望? 其实,人在原始、贫穷中某些方面更是强烈发达。农民不是生七个八个的?— —当然,谈不上情操和精神高度了。 李姐,秀玉和老何,热情地特意邀请来两位本公社的女知青,其中一位刘小姐, 五官端正,成熟大方,眼睛大大的,发辫又粗又长。我们请她们吃腊肉和红花米饭。 以吃饭方式,这是一种巧妙的见面安排。太阳快落坡了,她们要赶十几里路回去, 李姐叫我送她们,我还在犹豫不决,刘小姐机敏地拒绝了。她们走了。 “九九,你平时话多得笑死人,今天咋个成哑蝉子一个不叫唤?”老何认真地 指责起我来。 “你觉得刘女士如何?可以交往嘛!”李姐和秀玉不满地对我说。 “好,好,要得,我爱她!” 陈墨道:“你我这辈子多半要在这地方独善其生了,先组织个家庭有好处,你 应当认真对待。” “龟儿,我看你这方面太不醒,有病!”老何说完掉头走了。 我有病?这句话,在我耳际响了好久,它使我陡然回忆起一个女孩子,曾骂过 我的那句话:“你是一个白痴,傻瓜,有病!”我的心情很不平静,不能触及和撩 拨维纳斯的琴弦,当然会是哑的。纵然,有美妙的音响,纵然,有铿锵的节奏,难 道我的这根琴弦就从来没有人拨响过吗? 我认为,沉重的人生其实早让我病态地早熟。 10 筛沙石的合同工 1965年9月,也就是我初中毕业在办事处等待分配工作那一年。 运气大转了,时逢毛主席号召“三线建设”,办事处来了招工人员。本办事处 的社青几乎被招完。而我们这类型的人,没有人要。 乐山龚咀水电站搞开发建设,需要大量的合同工临时工,托汤干事的福,他把 我硬塞进“社闲”队伍中。具体干什么工种,我一无所知,也不想问,一床被盖一 个挎包,16岁的我,第一次出远门谋生。 几十个男女老少,一窝蜂地挤上了一辆货车。蒙蒙细雨中,不知爬过多少坡, 颠过多少路。在漆黑的夜晚,我们像倒垃圾一样被甩在山边。小雨下个不停,送我 们和来接我们的人都不见踪影。我们头上顶着衣服、面盆,大家挤在一起,又冷又 饿。 “日他妈唷,把我们摔在这儿就无人管了,简直是骗子!”一个叭着叶子烟的 老头,蹲在一块石头边大骂。有人跟我说,那是张大爷,他劳改过,搞过投机倒把。 “一整天了,水没有喝一口,饭没有吃一碗。在招工时讲得多好听,住招待所, 吃食堂,结果是这样的!”是廖大哥,有名的“土方专家”包工头。 我们围在细雨里。黑压压一大群人中,传来女人的抽泣声。我顶着的衣服已在 滴水,我沿着这群人绕了个半圆,人数不少,恐怕有两三百人。听口音,都是成都 来的。 终于,黑暗中晃来两只手电筒:“对不起,对不起!那边在塌方,路断了。就 在前面,到了就吃饭!”一个外省口音在招呼大家上路。 夜沉沉,天空早被乌云遮蔽,山里潮湿清新的空气使人在疲惫中又提起精神。 山路十分湿滑泥泞,人们在几尺内分不清对方的面孔,像一群影子在慢慢地滑动。 大家手牵着手一步跟紧一步,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 诅咒声,哭叫声不断。 山里原本有条才开掘的小公路,因为塌方,只有从另一个山丘上翻越。可以想 像,漆黑的雨夜中翻山开路是何种滋味! “注意,后面的紧跟上,不要往下看!” “左边是坡岩,手拉紧点!” 泥泞的山丘本没有路,高一脚矮一脚,踩着倒下的草丛,滚落的石头,几百人 的队伍像条病蛇样在艰难地爬行。 我浑身都滚满了稀泥,真不知摔了多少跤。几位姑娘和一个老年人走不动了, 坐在泥泞中喘息。我上去把他们的部分行李扛在肩上,顶在头上,挂在脖子上,心 想,快点到达目的地。 “过索桥了,过了桥就到了!”有人在前面喊着。 这一大批人的队伍中有十六七岁的年青姑娘和小伙,更多的是五六十岁的中老 年男女“社闲”。黑夜中翻山路,就是山里人,都会提心吊胆,何况还要过两公尺 宽,在疾风骤雨中摆来荡去的木板索桥!、只手,紧紧地抓着铁链,脚步,战兢着, 缓缓移动着。可怕的是,桥下看不见的湍流发出的怪声轰鸣,使人胆寒心惊。当时, 谁也不知道自己横渡在汹涌澎湃的大渡河上!许多妇女姑娘抓住铁链坐在桥边惊惶 失措,不敢站起来。由于人大多,从来就没有过走铁索桥必须保持重心和平稳的经 验,桥面倾斜得荡来荡去,稍不注意很可能掉入怒涛之中永不复生。张大爷已在桥 板上跌倒,他滚着,我一把抓住他。好险!没法,招工领队只得让胆大的人先行, 剩下的分次或挽扶或找人背过去。其实,这架临时架在两山之间的索桥,不过才百 来米长,可是那天夜晚,我们挨个走到尽头,至少用了一个多小时。许多人病了, 许多人的行李滚进了大渡河恶浪之中,据另一街道办事处的人告诉我,有个妇女从 桥上滚进了滔滔江中…… 目的地终于到达了。所谓招待所,不过是借山丘坪地用草席木桩搭成的工棚, 一钻进去,地上的野草尚未锄尽。两边高地约三尺高一排通铺,竹杆木棒编成,凸 凹不平的床面铺上了草席,竹席透风,围成了墙壁,地上稀泥一片。 此时,天快亮了。谁也顾不了许多,争先恐后合衣上床,太疲倦了! 事后统计,成都几个办事处招来的民工,有上百人受伤患病,几十件行李丢失, 确实有人失踪。 这初出远门谋生的第一课,真是刻骨铭心! 到了这个目的地,我才彻底弄清楚这“三线建设”的内容是修建乐山县境内的 龚咀水电站。外省内迁来了许多工人,而大量的基建民工却来自于成都。 我们这批民工的任务是修桥铺路,挖方抬石,一句话,打杂当苦力。 一天,以办事处为大队单位的刘大队长把我喊过去道:“办事处觉得你的劳动 表现好,这次群众反映你表现又好;我准备让你担任一个职务。”刘队长是位中年 妇女,当然,绝非办事处的干部,也是社闲队伍一员。 “我们办事处有十八个女孩子,都是从学校毕业的,我考虑把她们编成一个少 女班,你就任班长。” 我十分惊讶,也很激动,虽然,在中学时我当过班长,可进入社会却是另外一 码事。当时,我一无所知,幼稚单纯,不知说什么好。“你不要推了,这是党对你 的信任,明天开会我就宣布。”说完,她转身走了。 可是,我感到十分突然和困惑,她们最小的不到16岁,最大的20来岁,我,也 不到17岁,用什么领导她们?面对这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远离家门的穷山恶水,既没 有劳资劳保的保障,只干一天挣一天钱,连医药报销都没有。这群娇嫩的姑娘怎抬 得动几十几百斤重的大石头?怎背得动一篓一篓的沉重的沙石?那双从来没有干过 重活的手怎抢得起大锤、捏得住钢钎…… 我感到自己的肩头很重。因为我比她们清楚,这种环境中要自己养活自己,是 十分艰难的。 可是,当我和她们坐在一起,面对着这群面孔和心灵都十分纯洁的姑娘们时, 我几乎没有勇气使她们失望。刘队长悄悄告诉。我说,她们和我一样绝大多数人的 家庭出身都有问题,这批本办事处来的人中,也只有我一个男孩子,其他人没有更 好的条件。 也许,是一种同情心,或者是我也在顾影自怜,在这么多异性面前我内心其实 是很虚弱胆怯的。但是,男子汉的天性在暗中促使我去充当“英雄”角色。一种同 样纯真的东西又和她们天然地联系在一起。 我还是大胆地担任了少女班班长,当然,笑话和困难也由此开始,毕竟我对女 性一无所知。 烈日下,大渡河滩上。我们挥动着十字镐、铁铲。那一米多厚的沙与石构成的 夹层十分牢固。有许多地方,须先用钢钎和大锤撬松,才能用铁铲铲起来过铁筛。 细沙漏在筛后,卵石滚留在筛前。我幸好还干过挖土方临时工,有点经验。我分工, 力气大点的,抡钢钎扬铁锤,力气小的,筛沙石,运沙石码成堆便于收方。 这是非常累的体力劳动,即便是身强力壮的我,都感到不易承受,况乎这群手 无缚鸡之力的姑娘们。 头几天,除了我累得浑身酸痛外,她们东敲一下西铲一下,一片地方,除了表 层的那些杂草小石头打扫得干干净净外,几乎等于没有开工。 “我们既然已经来了,要吃饭要活命就只有劳动,这样子下去,我们大家只有 饿死!”我发了脾气。姑娘们忍气吞声,泪花滚滚。 刘队长知道后对我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再借点饭菜票给你们。 乐山龚咀水电站的建设,是一个五年长期的大任务,特别需要大量的沙石浇铸 混泥土。那些外省来的工人,在负责开山放炮,一天只工作六个小时,月薪制。他 们有较好的食堂、住房和劳动保护医疗条件,在他们眼中,我们只是没有技术的苦 力。 在这僻静的河滩,除了天上偶尔有三两只鸟飞过来,地上连野草都没有几棵。 头上的太阳很毒,地下的水汽在蒸腾,因山势阻拦,很少有风进来。一天到晚,耳 中震荡着铁铲碰沙石的回响声。这是离大渡河较远的河滩,只有夜深人静,才听得 到大渡河在隐隐地唱着那首不知疲劳却枯燥不安宁的歌。这是一处被遗忘的角落, 落寞的世界。 一铲又一铲,一篓又一篓,姑娘们手上的血泡破裂了,浸透着鲜血,她们埋着 头,不声不响,拼命地于着。沙石运到平坦处堆积得方方正正的,等待收方的外省 人来量方计数。然后,我们又把这些收了方的沙、石协助船工运上船拉去上游。 夕阳泛红,晚风袭来。一串串赤膊赤足的老船工,躬着紫色黝黑的背,任那条 蔑绳勒进肩头,他们仿佛是在地上爬着,拖的不是船,而是五千年的文化。山谷中, 沉闷地荡起“哼嗨,哼唷”的号子。我曾憧憬神往过俄国大画家列宾笔下的《伏尔 加河上的纤夫》的深刻内涵和生动人体。如今,我加入了他们拉纤的队伍,才深知 中国人心上早就刻下了这道苦难。 我与这群姑娘劳动生活在一起,我们,都被世界忘却在这一片荒凉偏僻的角落 里。然而,我们齐心协力,拼命地工作着。 也许,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后,这世界就埋藏了男人对女人和女人对男人的 那种不可抗拒的神秘引力。 我其实是不自然的。要生存,就得干活,要大家都干活,我必须正经且作表率。 我和她们中任何人说话,几乎都只能与工作内容有关,当然是严肃过分,和蔼不足。 而她们面对我的时候,常常口舌结讷,面红耳赤,有时故意拉开距离,掩着胸口。 这少男少女被上帝安放在可以说不见人烟的地方,却过得如此尴尬,谨慎而拘束。 天长日久,我与她们之间消除了性别的“隔阂”,她们,也开始把我不当成所谓班 长、领导或让人生畏的大男人。她们开始开我的玩笑,故意逗我说话。甚至,在那 赤日炎炎的太阳照射下,她们的汗水湿透了衣裤,干脆,只穿三角裤,只戴胸罩, 也有人取下胸罩只穿单薄透明的汗衫,甚至不回避我,蹲在十几米远处小便。反而, 我心里乱跳,十分害臊。只埋头使劲地挥舞着铁锹钢钎。 女性,天然地比男人成熟得早,有韧力,适应环境也更快。我们付出的劳动, 基本上能挣到足以吃饭的工资了。 一生中,像画,像诗或梦幻的奇遇第一次出现了。 一个黄昏,太阳的余辉沐浴在大渡河滩隐蔽的一条浅溪上。水,半蓝半绿,明 净而凉爽,一二米水深处,仍可隐约见到水底五颜六色的卵石。四月,是春天的节 日,水半温半暖,河滩上东一丛西一簇盛开着白色和红色的野花。虽是春天,中午 到下午仍然闷热,我照例下河裸泳。裸泳在这人迹渺茫的大自然角落中会消去疲惫, 心灵会格外轻松。我除光本来就少的衣服,大大咧咧地来到水边,身上一掬水浪浇 起,拍胸淋膝,一下扑入水中。突然,这阒寂的山谷中飘荡出女人的嬉戏声,我扭 过头,发现在前面那山岩的背后,不到一百米微微拐弯的浅水中,一群束发赤裸的 少女正在戏水。这是我熟悉的领地,那些隐约的面庞和能熟的谈笑声向我说明,她 们是我的部下。 我有点震颤,却进退不得。我怕她们发现我,急忙将身体缩在水中,只敢露出 头。我的理智和自制力已失去作用,我的头转向那个方向,瞳孔在身不由己地放大, 下颚颤抖起来。 那边,有七八个雪白的、美丽的躯体在浮现着光焰。水,浅至腹股,嫩黄色的 晚霞在那些少女玲珑浮突的肉身上抚着透明的薄雾。那细柔的腰肢,白玉般的处女 乳房在水波中荡漾,抖动。有几位在梳理着乌黑的长发。长发水淋淋地沾贴在若隐 若现的粉白、丰满的臀部上,她们互相嬉戏着,时不时地跳跃,那丰满的大腿显出 清晰的轮廓,腹下,模糊的小草丛时时隐现…… 我呼吸急促起来,眼睛闪着火星,喉咙已发干,青春的血涌上头,气又在往下 落。我从未见过更未接触过女性的具有这么强大引力的美的肉体,不知何时,我的 下腹挺立起一根玉柱……我不敢动弹,心,快跳出口腔。 这时,两位少女一边嬉戏,一边朝我所在的方位狂打过来。她们抓住另一个, 搂住她的腰,抓住她的手,用手指在那如桃的乳峰上逗弄。我看得更清楚了,几粒 粉红色的乳头,一闪一闪…… 我情不自禁,失去了气力,人往下沉,水淹过我的嘴唇,一种灼热神奇的感觉, 从我的小腹下扩张开来,我…… 我惊恐未定,拼命潜游向岸边,像一个罪犯在逃。我露出头,跳上岸,背后响 起一阵又一阵清脆颠狂的笑声,像是拉我回去,又像是赶我快走。我狼狈得几乎无 地自容,蹬上内裤,抱起衣服提着鞋子飞速奔跑起来。 那一夜,是我到达乐山龚咀水电站的第一次失眼,翻来覆去尽做噩梦。 我开始揣摸起生理上的女人。 一次,有位姑娘没有出工,我走进女生工棚找到她。当我质问她为啥不出工时, 她脸色窘红,“我,我生病了嘛。”“我看你脸色尚好,有啥病?多半是想偷懒啰。” “我真的在生病,不信,可以去问她们嘛。” “你究竟是啥病,不要躲躲闪闪的,只要是真病就准假。”我愈发怀疑起她来。 “人家是病了,每个月都有……”她年纪算最小的一个,脸涨得通红。而我却 可笑地紧追不舍,想抓一个偷懒的典型。 “你去问刘队长嘛,就说我患月经病了。”果然,我真的去找了刘队长,她听 完后大笑不止:“这是女人正常的经期,可以不做体力劳动,你不懂去找本书看嘛!” 书,自然找不到,我似懂非懂,但承认这是合法的病。 一次,一位女孩子干着活,突然在大石头上呻吟起来,我见她头上冒着如豆的 汗珠,以为她患了什么病,赶忙上前关心她。 “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是不是胃病?”我见她捂着肚子,倒了杯水递给她。 对她们,我已习惯了充当兄长和父亲的角色。但她摇了摇头。我低头,吓了一跳, 见一股血从她腿肚上往下淌着:“哎呀,你受伤了。快,让我看伤在哪里?”我说 着便掰她的手,要检查伤口。 真是啼笑皆非,她眼睛流动着泪花。 “不行,我把你背到医务室去,快点!”我还在拉开她的手。 幸好,她的救兵过来了,一位年纪最大的女孩对我笑着说:“九队长,这是周 期月经,痛经,你让我们来。” 学校里,没有学过,社会上,没人教过,真是尴尬中之尴尬! 应该说,虽然劳动极为繁重,生活也非常艰苦,但我却生活在花丛中,这特别 引来工棚中的所有男人们的忌羡。 长期劳累下来,没有任何娱乐,那些清一色的男人们,最爱的还是永远摆不完 的“荤”龙门阵,轮翻轰炸这空虚无聊。 有许多时候,我已在床上看书或已入眠,总有几位姑娘借口找我,有时一句话 不说,笑嘻嘻地塞给我不是两个热鸡蛋,就是好吃的糖果。她们可能为我的真诚和 操劳在暗中感激我,当时,我只有这样想,竟也嚼得津津有味,还分给邻床的张大 爷他们吃。都说我艳福深,廖大哥还几次递烟给我抽,要我介绍两个女孩子给他认 识,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自认为要对她们“负责”,虽然,从来没有人对 她们有过这种要求,但我总觉得,她们于我,可爱亦可怜,我不“保护”谁保护? 这或许是我这黑五类“狗崽子”习惯成自然的可悲天性吧。 以下发生的一件事,的确让我一生都十分自责,或许也叫可怜吧! 在我要离开少女班的那段日于,有天下了班,我在写信,张大爷递给我一张折 了几层的纸条:“丽娃给你的,她说她有事找你。”张大爷与工棚里的人,几个月 来,对我先前产生的忌羡已由于我的纯良正派反而对我滋生了一种尊重。条子上面 写道:“九班长,我有工作上的事情向你汇报,请7点钟在河边等我。”丽娃是我班 上最漂亮的一位,很成熟懂事。 山里头,白天也好,晚上也罢,谈工作是很正常的。我赴约去了。傍晚的山沟, 很静,很冷。走出宿舍,穿过工地,草丛里便传来各种不知名的虫鸣和野鸟叫声。 是哟,山里多么空虚无聊,没有报看也听不到广播,更看不到电影。手里那几本小 说早翻烂了,只有劳动、吃饭、睡觉的机械活动,思想当然单纯得近于麻木无知。 青春应有其青春的光焰和冲动,这是人的本能。 我和她坐在石头上,谈天谈地,却始终谈不上与工作有关的问题。什么工作? 不过是原始的简单的求生方式!不谈可能轻松些,还可以彻底休息。 该说的空话都说完了,我们沉默了。 “我,我想去解搜。”她垂着头对我说。我点了下头。 “那边太暗了,我怕,可不可以陪我过去?”我望了望前面,漆黑一团,阴冷 阴冷的草丛有半人深,不时地在发出嗦嗦声,在风中摆动着。 “好,我走前面,你小心点,别摔倒。”我站了起来往那边走去。 天上有一弯膝陇的月亮,挂在模糊的山顶上,雾云浮动。她,站着不动了,我 也会意,掉过头背过身去,呆呆地望着远方。 一秒,两秒。……几分钟过去了,我等着,哼起一首歌来。突然,背后伸来温 柔颤抖的双臂,紧紧搂着我的胸口。是她,轻轻地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感到背脊 一股灼热,她的起伏丰满的双乳贴在我的背上。我急忙转过身来,抓住她的肩膀, 嗫嚅着说不出话来。她猛地一下勾着我的脖子,那双明亮的眸子包含着情感。我感 觉到她的薄衬衣下的心在乱跳,她那双乳房富弹性而坚挺。我的血在往脸上涌,大 气都不敢出,头在轰响着。我站得笔直,手脚感到无处可放。一瞬间,她的小手抓 住我的手,在撩起的花短衫上贴着,她解开钮扣,把我的手使劲地拖进她的胸罩中, 随她的手在双乳上滑动,抚摸着,并轻柔地往下移动…… “不,你千万别这样,要犯错误的!”我仿佛清醒过来,突然抽出我的手,退 了一步。 “你不要怕,是我喜欢的你,我要你,我爱你!”她突然睁开陶醉的眼睛,激 动地扬起了声音。确实,女人在某些时候,胆量胜过男人。 “不行,丽娃,大家会笑话我们的,并且,我以后咋工作?”我的脑袋像狂风 中乱翻的书,一页一页掠过阴影。 “大家都骂你是个可爱的傻瓜,我看,照我看,说得对!”说罢,她头一扭, 快步离开我,消失在黑暗中。 “丽娃……”我站在那里,像一根木头桩子。 “你是一个白痴,傻瓜,有病!” 那几天,我不敢碰她的目光,但孤寂时总在脑海中泛出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和秀 美的身影。难道我天生就是“傻瓜”吗? 也许,过早的家庭政治压力和生活的艰辛困苦,使我在某些方面变得迟钝甚至 愚昧了?我当然没有尝过被爱的滋味,但是,我却朦胧地认为恋爱就是为结婚,结 婚就需要有稳定的工作。像我这种黑色的反动家庭,将来,工作是没有保障的,爱 情,仿佛就是危险的游戏,今生今世最好少沾,免得连累别人,害了自己。 殊不知,这种愚昧和自私的心态,严重地刺伤了一颗少女的心,灼伤了她的纯 洁的自尊。她因为我,自己提前解除了合同,卷起了被盖回了成都。30年了,我没 有再见到过她,也不知道她的下落。听有人说,她在一次车祸中死了。但这16岁人 生的被爱的闪电似的冲击,给我刻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深深的印记。 张大爷常常当面骂我:“有福不享,是不是阳萎?” 廖大哥背后嘲笑我:“他一个人包揽18个女娃子,不犯男女问题的错误才怪!” 刘队长说:“九九这人热爱劳动,但不懂感情……” 11 两相无缘枉多情 可悲的是我仍然在犯错误,这次是爱情的反方向错误。通过这次我才深刻地理 解到,什么叫“失恋”。 刘女士来吃饭见过面后,老何不止五次给我打气烧火,要我主动去找她,并说 我们完全是天生一对,地上一双,肯定会幸福。我有点动心了,果真寻找我的爱情 去了。 刘女士同我是一个公社,但是从我们队走到她们队,要步行二十几里路,她住 在百灵山下一排老房子里。 老何自告奋勇带路,到了她的家门口,门锁着。队长说她去山上砍柴了,还没 回来。我们坐在坡坎上等着。 天边,地平线与那片金黄色的低云只留下一道明亮的隙缝,夕阳半推半就在往 它的归宿坠落。纵然付出了光明和热能一整天,劳作的人们未必对它的西沉感到有 什么美感,因为农民只知道农归扛锄,累得疲惫嘴歪时便收工。 也许我们太年轻,对夕阳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和惋惜,反正太阳之后便是漫漫 的黑暗。——这世界已令人习惯了。 猛抬头,在夕阳暮蔼中,在那寂静又孤独的小路上,一点黑影由远而近,由小 而大——她回来了。背上压着超重高耸的柴禾,我们忙上去帮她卸下,好沉。少说 也有百多斤!我注视着她,她一双羞涩的眼睛低垂,唇角间咬着坚韧不拔,端庄的 脸庞似乎并没有因艰苦而扭曲,眉间锁着一股令人怜悯但却孤傲的秀灵。 “我来帮你背!”我冒出的一句话,使老何开怀一笑。 “不用了,到家了,快随我进屋。”她嫣然一笑,又被老何看在眼里。 老何帮她整理好柴禾,在灶中生起火来。不一会儿,锅里冒出蒸气,水开了。 她舀了几碗当地的红花米,在队长那里借了一块老腊肉,又在自留地里拔了几离白 菜。看样子,她是要招待我们了。 一个面盆倒入米。掺进水,一浪一叠,把那冲在盆边的小部分米冲进锅中,一 次又一次,盆底剩下的全是一大把砂石,因为,盐源县风沙大,米中夹有不少沙石。 这是过滤方法。 菜洗净了,菜刀几切几垛,成了大块。她从墙上取下一大串红干辣椒,扯下几 把在手中揉搓着,一只筷子在手掌中穿插,碗中。粗糙的辣粉落下,一撮盐丢进碗 中。少许,饭熟肉香,钥中煮熟白菜,一瓢白菜汤舀入碗中,这有名的“蘸水菜” 几乎就是当地农民传统的佳肴美味,刺激、开胃、香鲜。 我看着她麻利的一系列动作,觉得她非常贤惠能干。吃完饭,我们摆谈了一会 儿。天黑尽了,还要赶路回去,大家分手。 这第一次造访,我了解到她是老知青,15岁就下乡了。思想积极,勤劳好学, 未曾有男朋友。 我的确很感动。一位纯洁美丽的少女,寄生在这原始荒凉之山区,默默地、有 如这座大山下的小草,远离父母,远离家乡。6年了,青春红颜埋在黄土和烈日里。 身上衣服缝缝补补,手上脚上茧上重茧,一盏清灯伴着孤独。在我们的摆谈中,我 听得很明白,她坚强却有追求,贤淑却并不缺乏理想。可是,也许又是男人的本色 在作祟吧,我觉得,这些苦应该由男人担起。我觉得我有力量和必要给她以帮助。 在贫困和原始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谈不上细腻复杂,越接近落后就越显现出 人的本性——朴实,单纯而真诚。 老何按捺不住,曾两次单独去“探消息”,往往告诉给我的都是她对我的印象 如何美好之类。我早已消失掉多余的疑虑和幻想,总以为在这广阔的天地中,真诚, 就会有爱情,思想,毋需那么多化学添加剂。 我尽我之思,给她写了封厚厚的信,谈到了人生、理想和现实。老何看后道: “写得好!没有那些华丽空洞的词藻和虚伪做作的铺张。” 老何自告奋勇,帮我交了那封信在她手中。可是一个月没有回信,也无回音。 “看来,你该自己勇敢表现了,爱情是喜欢追逐的。”老何要我去亲自叩门。 我思前想后,终于下定决心去见她,没见到人,我留了一封信给她。也许,过 了三个月或更久吧,她人没有来过,当然也没有托人带过回信来。 “是不是她生病了?”老何对我说。我没有说话。“你肯定言行有得罪她的地 方,你是不是有不轨的行为唷?”老何东猜西疑。 “天哪,我连手都没有触过!”我喊了起来。 “怪了,我们一齐下乡这么多年,她决不是一个不懂感情的冷血动物!”老何 吐了一口唾沫,又叭燃兰花烟走来走去。 “看来,你还得自己再去一趟,弄个水落石出。” “哎,她父亲是右派分子,你母亲是反革命管制分子,妈唷,就凭这一点,都 该有话说!今天就去,不要多想了。”老何胸有成竹道。 “问题是这阵太阳都落坡了,未必让我半夜三更去光临人家?” “伯什么嘛!你不回来能坐通宵就算成功!”老何显得很有经验。 可以说,叫做厚着脸皮不死心,也可以说,为了寻爱心不死,我出发了。 已经是9月的天气,冷风刺骨。我手中拿了根粗木棍(怕这里常出没的狼的袭击), 一高一低地向那座阴影中的山脚迈着步子。这匠山小路崎岖曲折,我不知走了多久 才到她的家门口。已入夜,也许,她已入睡了,我敲了好长时间的门,她出来了, 披着一件棉衣。 她对我这么晚的到来毫不惊讶,更无惊喜。“有什么事情,这么晚来?”她的 语气与其说十分镇静,还不如说是万分冷漠。 “我以为你病了,来看看你。”我望着她,感到自己很可怜。 “我很好。”她依在门边,并没有让我进屋去坐的意思。 “……能不能谈一下,我想好好地与你谈谈。”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生活就是这样,有什么可谈的?”她一手抓着那粗长的发辫,眼睛却望着门 外的空旷。 “我……”我说什么好?一个大男人,总不可以开口就说我爱你,你嫁给我吧? 何况,我的那两封长信早已表白了我的心迹。难道……我把眼睛从她苍白的脸上移 在地下,又跳向远方,天光在云层中斜射下来,地上仿佛铺满一层白银,有一个湖, 就在那远处,静静地闪着白光。这世界多明洁!这夜晚多奇妙!我面对着她,却是 这般地无奈。 “太晚了,你应赶回去,天会变,要下雨了。”她瞟了我一眼,眼神冷得出奇。 我的心,僵直了,喉头像压了一团东西。好久我们互相静穆地立着,像两座冷冷的 墓碑! 我长叹一声,牙一咬:“好吧,我走了,祝你一切都好!”我伸出手,等待着 一握。这一瞬,我发现她在偷视我,几秒钟,她和我的手握在一起,突然,她把手 挣脱出去,头一扭道:“你快走吧,要下雨了。” …… 她的胸部不停地起伏着,声音有些发抖。眼中闪出一道猜不透的湿润的光。 我走了,真的走了。匆匆赶了十几里山路见面不到半小时,我不明不白又匆匆 赶回去,心,太沉重了。 不知道走了多少时间,天空一道火闪炸开一个响雷。天说变就变,立时,天昏 地暗,飞沙走石,瓢泼大雨就要降临了。我这时才清醒,我才走了五分之一的回家 的路程,若避风雨,我还可以回头借宿她处或在门檐下坐上一夜。一种莫明其妙的 自尊,一种自卑和怯弱,使我不能回头! 天像垮了下来,一丈内已开始看不清地面。再走,我只有划燃火柴照亮我的脚 下几寸的地方!几次,我在往下滑,收脚回走,又像在爬陡峭山岩——我迷了路, 失去了方向!狂风卷起暴雨倾盆而下,我只能坐在地上,蜷着身体,任雨水灌透我 的全身。我闭着眼,手中紧握着那根决不能丢掉的棍子,其实,我已坐在水的溪流 中。一头一脸一身,被浇成水柱。我回头找寻那山,不见了,山下她的小屋也消失 了,一切复归在黑暗之中。只有坐等南歇天亮。 我伤心透了! 听说,3年后我返城后,她在乡下患了癔病,又听说公社书记与她犯了男女错误。 后来,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她,匆忙地嫁了一个城市工作的弱智干部,回了成都。 有了一个女儿,却离了婚,早先那充满憧憬并有所追求的慧气,已不复存在了。后 来有人告诉我她转达的话:“都是‘黑五类’,农村恋爱,意味着永难超生……” 1976年,也就是那一握手别后的第五年,我在美术研究所做临工画工笔竹帘国 画,偶然,我发现了她也在场画画。我们相互一瞥,瞬间她脸绊红,没有招呼,甚 至没有点头。那次做临工三个月后,就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 这是一个秘密,——她错误地许身,竟真仅仅是为了返城?! 真不知悲哀的是我,抑或是她。 也许是我! 亲爱的某某你好: (首先声明,这是草稿) 自从和你分手后 稀饭当成干饭舀 也许,我在分娩一场哭不出的误会 也许,我在渲染一个打不出喷嚏的骄傲 在这适合的灵感里—— 我想为你制造一个感情的撑杆跳! 我想浑吞一剂你又苦又麻的挑逗 我想集结一口令我大汗淋淋的解嘲 在这自编自导自演的欲望里 我冥想来一把密不透风的拥抱! 我多么渴求有一杯鲜嫩滚烫的安慰 我多想溶解于那猛冒烟烟的高烧—— 哪怕烧得来稀里胡涂 哪怕胀破我生活的内容 尽是酸泡菜和干海椒 我有无数无数计算机也弄不清的假设 我有千万千万枚爱的导弹在寻找那个 搞不清楚的目标 我愿在这爱情的固体中变成一粒分子 我要在这核当量的爆炸中 猛咬一口你火辣火辣的娇俏 我想对你说我爱你 要像虾米子一样死不褪色 又像藤藤菜一样同心到老 有时我觉得你的情意像折耳根一样 又红又绿 但突然我又感到你的眼神 真像两个点不燃的烂灯泡 这无风干燥的夜已透明得见了底 这油腻黢黑的枕头早该用漂白粉咬 只有在这拱进去爬出来的方格中 我才能舒展我遭掰弯了的神经 我才招呼得到我惊呼呐喊的细胞 我的誓言在房顶上憔悴又飘渺 我的表态在墙壁上枯搞又远遥 一个倩影漫过来—— 我急忙捂住那一片 那一片欲冲出口腔的心跳 我敢为你热血奔涌去抹喉 我敢为你云里雾里去上吊 我敢为你意气风发去讨口 我敢为你风姿绰约去挨刀 我敢为你情真意切去抢人 我敢为你白头偕老偷荷包 我痛你夜半三更心如绞 我梦你光着脚板地下跑 我想你笔尖咬烂又咬好 我怄你泪水滔滔像洗澡 我哪管狗叫鸡喊虱子咬 我哪管凳塌桌垮油灯倒 我神魂颠倒眼如桃 我头重足轻心头疼① 一个哈欠肚皮空 一个扑爬腰杆遭 敢问她是哪一个? 只有阿Q才知道! 《永无回音的情书》1973年3月 ①注:即缺乏油水或营养,这里指缺乏异性。 12 黑色的小学同学 钟阔仁,只听不写,一般都要听成:“中国人”。然而这姓名确实是真的,也 正因为听起来有点“灌耳”,好记,但更易惹麻烦。这是我一位小学和半个中学同 学的名字。 “九九,你晓不晓得钟阔仁当特务的故事?”秀玉有次补衣服,突然有兴致地 问我。 “钟阔仁?哪个钟阔仁?我咋有点记不起了?”我把洗好晒干的一大堆衣服从 草地上收拢,递给秀玉。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就是我们龙江民办中学遭开除的那个。”秀玉一说话, 总露出一排雪白整齐的牙齿,眼睛又亮又大。 “呵,我想起来了,那次全校第一个学期刚完,就遭开除八十多个,基本上是 全校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有他,有他!”我心里说不出一种啥滋味。 “还有你!你组织全班逃学,发动女生罢课,伙同高啖娃他们把学校课桌砸烂 烤火……”秀玉如数家珍,记性真好。 “算了,算了,开除八十多个,其中有一半是女生,说不定还有你在里面呢!” 我已无所谓揭伤疤,那间自带矮凳的民办中学,与其说是学校,还不如说是伙食四, 穷得连间像样的厕所都修不起。 “我才不是开除的呢,我是后来被硬性动员下农村那一批。想起来真是荒唐可 笑,连老师都是办事处招来的临时工,读个屁的书!”秀玉和我都情不自禁地笑了 起来。 “民办中学,本来就是社会上非正统、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师生大杂烩嘛!你刚 才说钟阔仁当啥特务,是咋回事?”钟阔仁和我,从读小学到半个中学,都是出了 名的打架亡命徒,为了争“头把手”,我们不知打过几百回合。 “反正他们几个今天不得回来吃饭,你烧火,我淘米,慢慢摆给你听,鲜得很!” 盐源百灵山,距我们的住地不过30多里,山高路陡,我与老何、陈墨为砍竹子 上去过一次。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这穷山僻壤的盐源县,当然亦 在包围圈中。 解放几十年来,历次大小运动,土匪、国民党残余、地主、恶霸……死老虎、 活化石,早已斗争打磨得差不多了。那次,依旧把全县的地富反坏右、男女老中青 集中在公社武装部大院子里,晒太阳、顶石头、以至于后来勒令互吐口沫,辱骂批 判——仍然抓不出“阶级斗争新动向”。县上有任务,公社有名额,咋办? “打!”武装部长牙齿一咬,命令各生产队派积极分子并随带竹棍到武装部报 到,火辣辣的太阳下,把“动物”分批围在中央——开打。 他们要不棍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或者,黑心使劲,却打在一边。一时,闹 剧无法收场,场面十分尴尬(也许,这些多次经选拔的积极分子已再找不到积极的 力气了)。 还是民兵队长专政有方:把棍子给老子发下去,坏分于一人一根,我吹哨子一 让他们互相用棍子进行肉体专政…… 也许,这种互相残忍角斗,我们只有在中世纪或古罗马的角斗场的画面中找寻 得出踪迹,但是时代是进步的——过去奴隶的格外只仅是为富豪、名媛们取乐或赌 博,今天,却大不相同,文明的意义在于“专多数人或少数人的政”——为了全社 会乃至全人类的利益。 那幅惨景,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只凭第三者的叙述便可提笔挥毫——灰尘, 血肉和鬼哭神嚎的厮咬,躲避,发泄和疯狂。 “阶级斗争新动向”还是抓不出来,完不成任务,说不定自身难保。于是乎, 开始打起知青们的主意来。知青钟阔仁“当美蒋特务”的故事,便拉开了谐剧舞台 的帷幕。 翻过白灵山便是云南省。据有人报告,某天黄昏,打柴人听见头上有飞机声音, 一抬头,见那飞机上后出降落伞,是什么,不清楚,反正是空投物资。 从专区到县委,从县委到公社,紧张起来,一致认定:是美蒋特务搞空投,是 最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全境开始搜索,各队开始检查,知青,理所当然成了重要目标。 知青下乡这么久,早被贫穷和落后磨损得懈怠。长期生活在失望中会产生麻木 和轻薄,除了吃饱饭是最重要的外,其它皆无兴趣。“特务”,在当时成了令人恐 惧却又羡慕的名词! “只要检举、揭发,提供一点半点有关情况,奖励米、奖励油、奖励肉……” 公社下了死命令。 知青们兴奋起来了,你一句,我一语,开始生拉活扯,当起了“作家”和“编 辑”。眼看,米、油、肉转眼要到位,历来胆大火旺的钟阔仁早已按捺不住,跳出 笼了:“我就是盐源县美蒋特务的总联络人!咋个嘛?”比阿Q还阿Q! 武装部长、民兵队长爆炸了,众知青想哄骗米、油、肉的激动平息和撤退了。 钟阔仁,被五花大绑押进了县大牢。 钟阔仁是傻子?疯子?答案是否定的。 “党的政策我懂,当前的国际形势我更懂,一句话,要我坦白交待重要情况, 先申明,那一套打骂逼供在我这种经过严格训练的人身上是行不通的!”钟阔仁身 高1.75米,人精瘦,一身是力气,一脸的就义神色使面对着他的人一辈子才见一回。 “那你要我们怎么样?” “先拿酒来,拿肉来,拿饭来——给老子炖只鸡!” 此时此境的钟阔仁的确成了有资格的“中国人”,吃饱、喝足,日惹悬河的天 方夜谭比小说还小说,比电影更电影。几近伟大。 不到两个月,他吃掉十几斤肉,20多斤酒和8只肥母鸡……有关方面的干部,耐 住性子,弯起脖子,对他像侍奉祖先人一样。最后,终于要揭盖子了。 “告诉你们,电台、轻重机关枪、弹药和人民币和全国通用粮票,我早就埋好 了,你们对我还好,我今天就带你们去挖!”钟阔仁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响嗝,把 土碗里的酒一口喝完,伸出双手任绑,义正词严地上路了。 太阳刚爬上山顶,百灵山隐约泛着霞光,15个民兵,两个解放军,两根粗绳子 绑住钟阔仁的两只手肘,分开牵着,民兵分两排,兵哥押后——他迎着太阳,挺着 胸口朝着百灵山雄赳赳上路了。 “结果怎样?快说嘛!”我和秀玉已吃完饭,碗筷放在地上。 “不要忙,天黑了,把油灯点起再说。”秀玉故意吊我的胃口,从坐着的矮凳 上撑起来,大长辫子一甩。 我兴奋得脸涨得通红:“快点,快点,这故事太鲜了!” 油灯点燃,在那昏黄的晕圈里,秀玉长睫毛一闪,丰满的胸部一挺,十分矜持 道:“还用问,鬼的电台机关枪,挖了十几个洞,转了几十里圈,累得人仰马翻都 瘫倒在坡坎上,钟阔仁终于在几杆枪抵住太阳穴时说出一句真话……” “啥话?” “给你们明说,老子就是想吃肉,全是瞎编的,随便你们把我咋个,枪毙都可 以!反正老子活够了,死了也是饱鬼!” 剩下的故事,读者朋友可以想像到,钟阔仁被拖回县大牢,打得一身是伤—— 最后不了了之——放了。 后来,我终于在农村见到钟阔仁,我笑着问起他这段精彩充满油荤的故事。他 嘿嘿一笑,不置可否。 他对我诡秘一笑:“我现在爱看哲学书了。” 钟阔仁的生父,是国民党军官,解放时被枪毙,母亲拖着几个儿女,没法,改 嫁给一贫民出身的理发匠,可是她自己被划成地主,每周,都与我母亲去派出所 “学习”。 我和钟阔仁一个辖区,几岁便在一起,真想不到,一对全校出名的“打架调皮 大王”,均被岁月荡进了蛮荒之地。 1962年,我与他读大学路小学,这正值我们在成长中却吃不饱饭的全国性灾荒 年。 那时,上学无精打采,包括老师,甚至讲数学都三句话离不开吃喝二字。 我和他都因为营养不良开始患了浮肿。调皮的我们,早已无体力、精神顽皮, 成天只感到肚饿想着吃。 由于饥谨,已开始允许适度的小贩和“自由市场”出现,卖面的,卖饭和汤圆 的摊子摆满了小街小巷。 一天晚上。我和他及另外两个同学饿得受不了,终于密谋搞了一次“饮食诈骗” 行动。那时的夜晚,街上特别清静,街灯也半明不明。我们前前后后围上了一个街 口的面摊子,你一碗,我一碗,站着吃得有条不紊。我才开始吃第二碗,钟阔仁他 们已吃掉三碗,我埋头在煤气灯光下,心头阵阵乱跳,眼睛只敢看碗,大口小心地 狼吞虎咽着。老板是一个中年男人,长得四大三粗,满脸堆笑,不住地朝锅里下面 条。他一低头通炉子,钟阔仁冷不防一边摔碗一边大喊:“跑!”当时,我想不到 他用的是“武斗”吃面方法,一愣,他们已跑出十几米远,我反应过来,一口喝完 碗中剩汤面节节,碗一丢,拔脚便顺着他们的方向开跑。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后面 老板大声喊着追来:“逮倒起,吃(鬼其)头的……”背向煤气灯,面前一团阴影, 我心慌意乱,口中还包着一口面条进行着100米冲刺,“咚”地一声空响,我被撞得 飞了起来,原来,一只还有炭火的大炉子横在阴影中被我撞倒。我捂着肚子,有如 心肌梗塞,一阵强烈的剧痛使我趴在地下挣扎着,像一只受伤从猎人枪下脱逃的兔 子。我一边扑灭衣服上的火苗,一边爬起来狂奔…… 我终于敢回头,夜色中的汽灯光亮已渺小,身后已没有人追来。我躬着身,开 始呕吐。时至今日,我的腹部还有一条撞伤过的疤记…… “钟阔仁,你记不记得我们读小学冒险不给钱吃面的事情?”我有点啼笑皆非。 “咋记不得,我们逃学还把教数学的张老师种的一片未熟的玉米,掰吃掉一半, 弄得老师全家饿肚子。”钟阔仁记性还好。 “为啥10年后,你还升级了,敢当‘特务饮食诈骗犯?’我的态度有点故意挑 逗,但又有点认真。 他问了一会儿道:“你问毛主席嘛!挨毬!”起身走了。 他这句话,使我发问起来,我又一次深刻认识到“民以食为天”的力度和终极 含义了。 13 劳改农场的犯人 金河浪急水滔滔, 连绵大山云折腰; 湍湍急流难行船, 山鸟展翅难飞高。 四川最大的劳改农场,就在盐源县,就筑在这荒凉、人烟稀少的天然屏障中。 要逃出盐源县,必须游过深不可测、恶浪滔天的金河,这当然是不可能办到的。像 在有力的拳头中,盐源县被紧捏着。 盐源劳改农场有三个分部,关了近四千人,距我们落户二十几里地的甘海公社 有一个分部,主要负责栽种苹果树。 盐源有这么大一个劳改农场,这是初到的我一点都不知道的。 一次,我无聊,走出了双河公社地界。酷日当空,天上没有一丝云彩。远山在 蒸腾中,地上干裂。爬了一个坡又涉上一个丘。踏寻在这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上, 我像一只顽固的黑蚂蚁,东撞西碰,似乎想窜到地平线那边,找出大地苍凉的原因。 山上的石头奇形怪状,小的如土炮的炮弹,大的有如圆圆的坟包,走了几十里 路,几乎没有看见一个人,瞧到一棵树。我又累又渴,却找不到一条溪沟一滴水。 这真是一块光秃秃的好去处!人一到这里扎下,只能有一个求生的想法——再苦, 都要活下去! 我已不能再胡乱走了。上了一个小山顶,我坐下歇息,拿出我的兰花烟吸了起 来。突然,一掉头,就在这谷沟的另一面,一片葱绿,好惊讶,这不是彝族老乡的 村落,便是知青的社队。我忽地站了起来,穿上汗渍的破球鞋直向那绿洲奔去。 简直是桃花源!溪沟中流水潺潺,山坡上一垄垄的苹果树,那些树被红的青的 大苹果吊得又低又矮。真是令人惊喜若狂,我快步跑过去,伸手就摘下一个比拳头 还大的苹果,擦都不擦,张开大口便啃,好香好甜!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苹果。几口吃完,又摘下两个左右开弓,索性坐在树下阴凉里大嚼起来,一不做二 不休,干脆吃个饱! 我正在大嚼,突然背后扑通一声,吓我一跳,我急忙转过身,口中手中还有苹 果半边。一个人形,在我面前如椿土似地在嗑头:“大哥,吃不得唷,这些苹果都 编了号的,不见一个我要饿三天饭呀……”我停住吞咽,鼓着眼睛,对脚下跪着的 人大惑不解。他发出的声音使我真有点不寒而栗。我定睛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面 带菜色的老人,头发蓬乱而花白。那身衣服虽洗得干净,却是疤上重疤,一副高度 近视眼镜架在他的鼻梁上,有半边镜架,用根粗线绑着。 “大爷,大爷,快起来,我吃了苹果赔你的钱就是,我实在是太口渴了!”我 赶忙搀扶那大爷,有点不知所措。 “我晓得你们是知青。这些树上的苹果都是编了号的,不要说吃了,就是掉下 来一个,我都要讲清楚,即使烂在地上也要拿回去交给干部报销。你吃了这么多, 又摘了这么多,我咋个给干部交待,就是不挨打也要饿饭关‘单间’啊!”说着, 他已经泪眼迷蒙,嚎啕起来。 我摸着胀鼓鼓的裤包中衣袋中的苹果,撩开苹果树叶,果然,那一个个青红生 熟的苹果,都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确实编有号码…… “大爷,你们公社还要打人啊?”我仍然迷惑。 “你是真的不晓得还是假的不晓得?我们是劳改犯,这是我们劳改农场种的苹 果,我负责守这苹果园,你看嘛,那边就是我的窝棚。”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透过绿树丛隐隐发现一个矮草棚。我心想,惹祸了,这 么多苹果哪来钱赔?况且……我突然反应到,36计,不如跑为上策,我的眼睛在梭 巡,咬了下嘴唇,突然,那大爷扑通一下又跪了下来:“大哥,跑不得唷,你要帮 我这把老骨头唷!” 不知咋的,我喉咙猛一紧,鼻子有点发酸。面对这白发苍苍的老人,纵然我是 个无牵无挂、天不怕地不怕的一条光棍,也狠不下心来拔脚开跑。 “大爷,这样吧,我吃了的摘了的你数一下,我全部认账,我陪你去找于部, 一切责任我负!”我扶他站了起来。他说:“没法了,只有这样子啰,你不晓得, 他们整起人来黑得很喔。” 我脱下衣服,把摘下的十几个苹果包裹起,数了下,已经吃掉七个。 我在前,他在后,慢慢走着。走近他守苹果的窝棚,他说:“我把碗筷拿到, 再披件衣服。”出自好奇,我把头探进窝棚。搭在这小路边高坡上的窝棚,其材料 主要是竹子和稻草,地上也铺了厚厚一层稻草。一个烧得变了形被烟熏得暗黑的锑 盒挂在铁勾上,两个瓦罐和一挑粪桶,锄头,一床破烂的被盖“茶尔瓦”。这地方, 再也看不见什么。 他拿了碗筷放在一个挎包里,又披上件大棉衣:“小伙子,你不要跑了唷。” 我回过头对跟在我身后的他大声道:“大爷,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跑,我走前面你 走后面吧!”我主动走在了前面。 到队部要走七八里路,他已届满70岁了,只有走走歇歇。我递给他纸烟抽,他 双手接过去点燃,一瞬间,我发现他二指夹烟吸烟的姿势,有一种相当优雅的感觉, 一种潜在的风度和气质闪现在这一瞬中。 “大爷,你不是犯投机倒把的法判的刑吧?”路上无聊,我们攀谈起来。 “什么投机倒把,我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起了义又反弋,结果被判了16年反 革命罪,我早就刑满啰,在这个棚子里已呆了几年啰……” 我的心沉重了,踩着高低不平的山间小路,十分懊悔。 我的三舅就是关在石棉矿的劳改犯。他因任三青团洪雅分团书记,一解放就被 判了十二年徒刑。据我母亲说,因为团聚无望,他的妻子迫于生活和政治压力与他 离了婚,嫁了人。剩下两个孩子也随他妻子而去。虽就业已经多年,仍然没有亲人 来看望过他,他也是在农场劳改了20年的犯人——十分凄凉的孤寡老人…… 我一边在走,一边在想,假如身后这位老人就是我从未晤面的三舅,假如…… 我的思想混乱极了! 一路上看见的想到的东西都模糊起来,这是啥地方?坡坎上,远远地出现一座 雕楼,一个背枪的军人影子在立着。“队部到了。”身后老人说话像是在憋气,又 像在吞声。我把那包苹果换了下肩膀。 “汪汪汪!”几声撕人心肺的狂吠冒出来,我还未定神,不知从哪里忽地窜出 一条恶犬来,对着我身侧咆哮着。我从来未见过这一身长毛,身如小牛犊大的恶狗, 那双红眼睛简直像要把我吞进肚里。 “不要乱动,你不动,他就不会咬你。朝前走,一直走,不要后退……”老人 小声地悄悄地对我说着。奇怪,那条狗见我们朝前走去,便停止了咆哮,却绕到我 们身后,一步紧一步押解着、监视着我们,口鼻中发出呼呼警告声。当我停住脚, 它又叫了起来,我开步走,它就停止了叫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条西藏种子的 撵山犬,是劳改农场干部特别训练出的。监视、限制劳改人员超范围地界后便开咬 的管教犬,只要劳改犯不出地界,它若无其事,一旦越界,三五个大汉未必斗得过 它。 可能我是生人,那狗一直把我们“押”进队部的小院门口才悄悄离去。 院内,几个人正在从马背上卸东西,几个人在拆洗白菜,他们全都低着头不说 话,像没看见我们。到了一间房门口,那大爷拿过我手中的苹果喊了一声一报告!” 腰便弯成90度,再也不敢抬头,像一块弓形的山石放在那里。好久,没有响动。我 立在墙边,一转眼,见墙角有个人戴着沉重的脚镣啼哩哗啦地在烈日中慢慢拖着脚 步…… “咋毬搞起的,这么多苹果掉了?”我从窗口中瞧见那位干部,一边嗑着白瓜 子,一边瞟着摊在地上衣服中的那几个苹果。 “报、报告干部,经过情况是这样子的……” “妈的个×!你们总是千方百计想方打条给我无事找事抗拒改造!”他忽地站 起来,啪地一个耳光打在那一头白发的老人脸上,一脚,把几个苹果踢得乱滚,那 老人一下跪了下来。 我忍不住了,一脚踏进门坎:“报告干部,这些苹果是我摘来吃的,他不知道, 与他无关,我承认赔偿。” 可能,刚才那干部没有发现我,他一怔,眉头一皱:“又是你们知青惹事,龟 儿子太不像话了嘛!”边说,边朝里面走。我不是犯人,也不虚,跨进了屋里: “来来来,整只成都烟,我们知青说话算数的,认赔就是啰。”他看了我一眼,勉 强接了我的香烟,我赶紧给他擦燃火柴。 “报告干部,是他偷的,我的确不晓得。”那老人指指我。 “你给老子滚到那边去反省!”那干部手一挥,跪在地上的大爷急忙把苹果收 捡起包好,躬腰进屋放在桌上,转身就跑开了。 “我是双河公社的新知青,才下来的,是我偷的,第一次,第一次。”我嘻皮 笑脸讨好他。 “坐嘛,”他见我站着,口气稍缓和点:“来,剥瓜子!”他抓了把瓜子放在 我面前。 “你也喜欢音乐?”我抬头忽瞧见墙壁挂了一把旧二胡。 “日他妈,你们知青恼火,老子还是难过,屁大爷想在这山旯旮头守这些死人 唷!”他话是这样讲,口气对我却平和了许多。 这干部看来不过40来岁,衣服干净,却有点来老先衰的感觉。我说你看要好多 钱,我凑够赔给队部,不够拿衣服抵。 “赔个屁唷!来,啃!”不仅不要我赔,他还抓起一个苹果扔了过来。 其实我早已吃饱了,路上还打苹果饱嗝,不仅当时吃不下,恐怕今后见到苹果 都要小心加小心了。 “你会拉二胡?”他说这话时,像想了好久。 “会,还会拉点小提琴,吹笛子。”我说的是真话。 “来,拉两首来听。”他取下二胡,递给我。我当然要把握这个机会讨乖,免 得吃眼前亏。 我调了下音,拉了首《良霄》,这是我中学时向邻居毅头学的,自我感觉还听 得。他听进去了:“吔,看不出来,还可以嘛!教下我,我只拉得来革命歌曲。” 由于这把二胡,其实也是因为他的苦闷,我们竟然建立起了临时友谊。 “这苹果咋这么大?”我找话问。 “这是苏联种子,贵得很!” “苹果不赔了,那大爷就放了他嘛!”我像劝告,又像恳求,毕竟,太阳都落 坡了,大爷还面墙站着。 “哎,这些事,你就少管,有空来玩,记住,把二胡谱子给我抄起来!”他招 了下手,一个年轻犯人快步来到,笑盈盈十分恭敬。“你把这位知青送出队部,不 要遭狗咬了,记住来要唷!” 我出了院子,又回过头来,看了又看那站在墙边的老人,心中放不下:“师兄, 那个大爷得不得挨打唷?”那年轻人笑呵呵地对我道:“你放心,那老头多半没得 事了,最多饿两顿饭!”我又问他那大爷是不是犯的反革命罪,他说:“凶喔,老 头子老顾固不退火,每天早上一个人还要唱国民党的党歌,啥子三民主义……咋不 遭嘛,算了,我们少谈政治,走!” 那年冬天,我们分的口粮眼看就告罄,玉米粉中加一点米用甑子蒸,尽量多吃 菜,但还是开始闹危机。秀玉告诉我:“九九,反正你爱东窜西跑,不如到劳改队 去要点他们喂牛的牛豆回来煮着吃。”于是,我又想到那于部,那次送了乐谱去后, 吃了他一顿死马肉,这么久了还没有去过。 这次,算是最后一次,一幕使我寒心的景象深深刻在我的神经中。这惨景,让 我死了心,决定不再与那龟儿干部打交道。 冬天,四野更显得苍凉,光秃秃的山,光秃秃的大地,一股又一股寒风刺进衣 领中,使我直打寒颤。饥与寒,饥最重要! 终于,来到队部地界,那只撵山狗很通人性,像认识知青,它只尾随着我,离 我五六尺远,不声不响。干部给我说过那狗完全分得清农民、知青和劳改犯人,当 然,我只顾公开走路不必担惊受伯。 刚进院门,忽看见院中那拴马的粗木桩上,吊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我停下脚 步,见那人赤裸着上身,身上布满着紫一条青一条伤痕,好像一层被裹上去的有颜 色的纹布。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的双手反剪,大拇指被一根细麻绳缠绑着,悬 吊在那木桩拴牲口的铁环上,他脚下无鞋,脚尖踩在半块楞起的火砖上,整个身体 重量悬在指头上,力沉在脚尖上——这是一种虽不致人死命,却令人十分痛苦的刑 罚。我的心,不寒而栗,也不知怎的,我双脚无力,拖到了那干部的门口。我一看, 他正端坐在木桌旁,一脸怒气,大口大口地吸着兰花烟。他见我来了,手一挥,不 冷不热地说了句:“坐嘛!” 屋里的空气都仿佛在结冰。我大气不敢出,也不便坐下,只是站在那里,真有 点毛骨悚然。 “……你狗日的耍流氓耍到我的头上来了,不给你们这些龟儿子点颜色看,你 们是改造不好的……”那干部脸色发青,乱拍桌子。 “报告,张老二喊来了!”是那个上次送我出队部的年轻人,他穿了一身新棉 衣。他瞧见我,报告完毕冲我做了个怪相马上出去了。 屋外一个战战兢兢的声音在喊:“报——告……” “你给老子进来!” 那人一闪,站在桌子前,头垂得看不见脸。 “张老二,你看到那桩桩上绑的人了吧?” “报告干部,是他,就是他,与我无关啊……”进来这人一口成都话,沙哑又 慌乱。 “放你妈的屁!我给你说清楚,不老实坦白,就吃‘铐子’(指手铐,脚镣)。” 干部忽地站起来,从墙上取下一副大铁铐当地一声扔在桌上。我一抬眼,才发现那 阴暗的墙角处挂满了脚铐、手铐和各种粗细绳子,还有几根大木棒。我倒抽了一口 冷气,看来,这位干部朋友不打算回避我,当然,我也没有理由抽身走。 “饶了我嘛,我错了,我下次不敢说了……”站在桌前的犯人张老二,一下跪 在地上抬起了头。我猛一怔,原来是他,这时,他也瞥见了我,在用眼睛暗示我, 想要我帮忙。 “好生说嘛,坦白认错就是好人……”我鼓起勇气,让干部好下台。 “他们这些是好人?他妈的强奸犯,没得一个好人!你在背后咋个煽动大家的, 说!”干部拿起脚链在桌上一阵乱摔。 “我说,我说冬天冷得遭不住了,干部该发衣服了……我错了嘛,不该说……” 那叫张老二的人,不住哀求。 “这么简单?不给你狗日的点颜色你是不得坦白的,人家都交待了,你还狡辩……” 干部一边说,一边抓起一把绳子把那张老二的衣领抓住往外拖。我看张老二这瘦身 坯,活像被干部提只空木桶:“站直!”张老二单薄的破衣服已被撕开一条长口子, “扑”地一声空响,张老二被干部的脚一句,手掌在后脑勺一拍打,面庞向地,完 全失掉重心倒地。张老二手长伸出去,胸口贴在地上,身体像门板重重地跌在冷硬 的地上。 张老二还没有叫出声缓过气来,干部一伸手抓住后襟又把他提了起来:“站直!” 我看见张老二已一身泥巴灰尘,脸色苍白。“扑通!”冷不防,又是一绊脚一砍掌, 张老二又重重地四肢伸伸地摔扑在地上。这次,听得他“啊”了一声,又被提起来, 脸上,头发上沾满了泥巴,嘴唇破了,血滴了下来:“我,坦白,我坦白交待啊……” 张老二撕心微弱地哀叫着,仍被提起来站得直直的。这第三次摔下去,张老二的脸 已破烂——据劳改队的人后来告诉我,这叫摔硬跤,不把犯人的脸摔烂摔破决不罢 休…… 我见此状,牙齿暗咬,血往上涌,心一横,既来了,我今天就看个究竟! 张老二动也不动地趴在了地下,没有了声音。那干部骑跨在他背脊上,一只膝 盖抵住他腰部,那一束挽得整齐的粗麻绳在他手中轻轻一抖,松开来,他把张老二 的双手毫不费力地反剪过来,那绳头在前膀上两肩处一缠一绕,绳子整齐地缠在那 些关节上,不多不少,剩下一截绳头——他把张老二的大拇指牢牢地绑了起。这一 连串动作,是那么熟练,是那么的轻松,仿如在编竹筐,又像在雕刻工艺作品—— 干部轻轻提起他,像捡起一张跌在地上的废纸…… 泪水,血水和唾沫鼻涕在往地上滴。此时,干部怒气仍未消,叫来三个犯人用 竹棍打张老二。那几个犯人岂敢不服从。但看得出,他们高高举起,轻轻打下,干 部见了,又命令另外两人持棍上来对准那三人乱打,立时,棍棒打击声,怪叫声响 成一片……“你们胆大,欺到老子头上了,我守你们反成了你们守我了!” 院子里,几十个犯人蹲在地上埋着头,端着大土碗无声无息地在向口里拨着老 盐菜饭……他们若无其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感到不解,他们每一个人的脸 上都毫无表情,埋着头,像一堆整齐的石头,又像一群吃草的牲口。 我的心被这场面的血腥冻僵了,我已没有勇气再呆下去,一种愤然之情上升着, 但我强制着。我一句话没有说,走了,离开这可怕的“队部”,也不打算再回来。 张老二这张面孔,我是忘记不了的。因为就在我下乡的第一个月,我到9队苏娃 那里去耍,几个人游逛时,在山坡上撞到一个放羊的人,那人知道我们是成都刚来 的知青,非常友好和兴奋,并送菜种给我,我只记得他说过他因为贩卖票证做黑市 生意被判投机倒把罪,还未满刑,并且老家就在成都南门。 我走后,他是死是活,我不清楚,几十年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他。但是,我 已清楚,他只不过与吊在木桩上那人说了于部的“坏话”。冬天来了,政府发给犯 人的新棉衣早已经运到了队部,而恰好那干部的爱人一年一次刚到农场探亲,夫妻 一年一次“鹊桥会”情景可以想像,衣服一直没有顾得发下去。冷得受不了,几个 人就私下叽咕:“妈唷,当真话婆娘来了搞不赢上床,把我们不当人看嗦”有人打 了小报告,本来视自己被同等流放(干部语)的某些干部心中早就有牢骚,这还了 得?老办法——整人打人出气! 口袋中空空如也,牛豆自然没有讨到,但我的记忆里却牢牢地塞进了一个巨大 的问号7了一究竟犯了法,人还算不算人? 后来,知青与犯人打成一片,买卖粮票布票、换菜疏和肉食。有一次,我还救 了一位就了业的犯人的驾,使他未遭加刑,后来他还给我送了米。或许,是他们中 间有我尚在劳改的舅舅的影子吧? 劳改农场几幕,给了我后来坐牢上了一堂扎实的预备课。 14 与犯人交易粮票 我们这批“社闲”下乡队伍中,既有国民党的“残滓余孽”,也有补皮鞋、卖 酱油、修锑锅、磨剪刀等“无正当职业”的手艺人,当然,也有类似我与陈墨君这 样的黑五类子女。这批城镇居民来到盐源县,可以说,从县上的治安到生活秩序, 都刮起了旋风,给贫瘠落后、平静的盐源县带来不小的震动。一系列社会“不良习 气”,自然也包括求生经验,“落后”或“反动”的思想,既侵袭影响着老知青相 对单纯、老实的生活观念,也“腐蚀”着安份守己的广大农民。 从前知青吃不饱“跳丰收舞”,不外乎是偷鸡摸狗,掰瓜摘菜,具有某种意义 上的无奈、胡闹和幽默成份,而这批经过生活历炼的男女老少们,对现实却有着更 为清醒的认识。在这批人中,潜流着一种口号:为了生存,可以偷摸扒骗甚至抢, 换言之,即“法无定法”。于是,人群簇拥的赶场天,人来人往的县城,买卖布票、 粮票的票贩子东一个西一个开始出现;摸荷包偷东西的扒手小偷濒濒出击得手,那 些劳改农场的犯人,就业人员和这群“散眼子”打得火热。毕竟,就业人员每月还 有点工资,劳改犯人还有口饭吃,他们有农场果菜米的自给自足基本生活资料保障, 较之我们这些挣工分的知哥知妹,没有任何农作经验的城镇下乡居民,劳改犯、就 业人员的生活就更有其优越性,稳定性。难怪我刚下乡听小汪对我说:“九九,我 们知青还不如人家劳改犯,没得吃的无人管,饿慌了靠人家劳改犯接济点米吃…… 不然,早就饿死了!” 盐源县土地贫瘠,出产不丰,靠地生存的农民生活本来就够苦了,这批打空手 来接受“再教育”的人,无疑是来抢稀饭吃。 农民已经很可怜,仅我们公社,一年四季打赤脚无鞋穿的人可以说占三分之一, 那些娃娃儿童,许多在冬天都无棉袄穿,女孩子,甚至大姑娘,衣服也是四季一件, 确实有人穿不起裤子……人穷了,就爱胡思乱想,求生存就藐视法律,公社供销店 被盗,县上公物被窃,劳改农场的鸡羊猪不翼而飞,政治谣言,封建迷信,不满言 论四处乱飞,知青队伍成份在改变,思想在转化,许多人,已经不是一条驯服的牛 了。 我,自不待然,队上每天工分值八分钱,年终分口粮包括包谷洋芋不过两百多 斤,没有一两肉,一两油,甚至买盐巴打煤油的钱都挣不够。说来令人不相信,有 一次许队长找我借两元钱,说队上那唯一的一架车坏了,连买钢丝的钱都没有。我 不信,他带了我去看,空坝上横倒那架架车,一头老母猪瘦得一层皮,六七头小猪 在胡乱拱泥,饿得叫唤。我说我要看一下队上的库房,当然,少不了我要递支香烟 给保管员。他打开门,一股光射了进去,几个大竹篓盛着稻种,墙上挂了十来张羊 皮,地上一堆土豆。“九九,不瞒你说,今年的种子都毬没有留够,公社还在催交 公粮,我们队上已经是盖了三年的短铺盖啰!”(即顾得了头顾不了尾,每年欠帐 借粮吃。) 队上确实太穷,一两百人只有四头耕牛,十几只羊子,竟掏不出两元钱!我们 也穷,全部存款还不到两元。 我们小队只有一口老母猪崽子,几间烂房子,而大队杨书记,一家人却占有若 干间大瓦房,喂了十几条大肥猪! 看来,靠干活分口粮只能是做一年吃半年,是得想法子! “九九,我晓得你六一和六二年困难时就背起书包做过票证生意,我们这山里 头的农民把政府每年发的布票贴在墙上……”老何叭着烟,眼睛在眨,说了半截话。 “贴在墙上,把布票贴在墙上?”我反映不过来老何说的是啥意思,眼睛睁得 大大的。 “这里农民有布票却无钱买布,成都的布票卖多少钱一尺?”老何少年老成, 暗中比我老练多了。我恍然大悟。 “收购这里的布票,拿回成都赚差价,这个生意简直做得!”我把膝头一拍, 一下从地上站起来。 “我们刚来的时候,农民把布票根本不当回事,只要伸手他们就送,没得钱缝 衣服嘛!后来知青拿到布票也没多大用处,说到底,还是手中无钱买布。所以后来 政府发的布票,农民干脆贴上墙当画看。”老何讲历史。 “那太好了,我们今天就开始挨家挨户去伸手要!”我当然很激动。 “哎呀,九九,你也是说起风就是雨,时过境迁,现在哪还有这么好的事情? 你们这批来的人都把农民教聪明了,咋可能白白送你嘛!”老何左右开弓,捏着鼻 涕,仍然两手一搓当手巾。 “我们拿些东西去换?” “换?你我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皮里,除了几件烂衣服几床破被子,拿舌头 去换啊?只有一个办法,出本钱去收购!” “本钱?哪来钱,我恐怕一年多没有看到过一元钱一张的票子了。”我十分懊 恼。 “本钱都没得,现在首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打听过,成都布票要卖四角多 一尺,这里收购最多一尺两角多点,你算一下,差不多成倍的利润了!可惜搞不成!” 我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打量搜索了我们的房子,恐怕最值钱的就是那几个当锅 盖、当饭盆、当洗脸盆又当作洗脚盆的瓷盆盆了。 怎样首先有点本钱,这是最难的事。 “能不能从成都收点旧衣服来与农民交换布票?”老何手一扬猛然想起这个主 意。 “……好啊,不仅烂衣服,日用品罐罐坛坛都可以嘛,先有几十元就好打仗了。” 我喜不自禁:“给成都的朋友写信,请他们帮忙!” 马上动手,我给成都的好友罗鹤兄写了一信,正在封信口时,秀玉在门口喊: “九九,你的信!”我赶忙跑出来接信,一拆开,里面有五斤全国粮票,这是我在 成都的大姐节省下来寄给我的。秀玉眼睛一亮:“九九,我们已一个多月没有见过 油荤了,拿去与杨书记家换几块腊肉嘛。”“用不着找他们,九九,你拿到县城去 卖个高价,又打盐又割肉,那不更自在?”老何又是比又是划,仿佛肉已下锅。 “县上又不像成都有黑市交易地方,我卖给谁?” “嗨,你的脑袋也不开窍了,当然是卖给那些劳改就业人员,未必卖给县委书 记?”老何鼓起眼睛:“卖给他们又稳当价钱又高,你又不是老表,没得问题!” 这一激,我第二天一大早便出发,第一次在盐源做起票证生意。殊不知,刚走 夜路就撞了鬼。 盐源县城只有一条街,地上铺的石板路凸凹不平。唯一的两家餐馆,一家卖饭, 一家卖面。里面,上百只苍蝇乱飞。那些人披着“茶尔瓦”,东一堆西一堆睡在地 上。 劳改农场那些就业人员,通常都会赶马车到县城来购物。我,临时勾搭上一个 劳改农场的人,他们,每月有15元工资收入,这相当于我们200天的工分值。 “要不要全国粮票?”我对他低声地,挤眉眨眼。 “……咋卖?”他四顾,更加小声。 “5角钱1斤。”我用手比划着。 “4角5,你有多少?”他还价。 “我只有5斤,少了5角不卖,我们知哥等钱买盐打油呢!”我坚持。 “好,到那边去。” 这县城清静,落后,原始得无法形容,然而,阶级斗争气氛却非常浓,肚子吃 不饱,精神却处于“战斗状态”。 正当我们在茅房互相递钱交货完毕那一瞬,一只有力的手使劲地揪住了我的衣 领:“你们刚才在干什么坏事?说!”一个中年胖子,穿了一身半旧的干部服,恶 狠狠地瞪着我,另一只手死抓住那就业人员的破烂袖子。 “我,我们并没有干啥,只不过随便搭几句话。”我狡辩着,有点无所谓。 “放屁,我看见你们在做黑市交易!你是知青,你不说,他迟早会坦白,说实 话!”中年胖子那副神态,像抓住了特务。 “……我们没有干啥……”就业人员分辩道。 “你闭上嘴!等会有你的好戏!”中年胖子对他显然更加凶恶。 “我告诉你,你们搞投机倒把,买卖票证,违法乱纪,不判刑都要批斗!”他 口沫四溅理直气壮。我心想,这穷山僻壤,“阶级斗争”这么厉害?可惜,我在城 市早已见惯不惊了。 “我确实想骗他买我的粮票,但我们并未成交,你就把我抓住了,但是,抓错 了!”我的口气不仅不软,而且有点酸溜溜的。 “他妈的×!你把老子当成啥了?你认不到我?我是盐源县法庭的周庭长!” 他有点暴跳起来。但我心想,又咋个,我不怕。 “你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几小队的,叫啥名字?只要你检举,马上放你, 我们只处理他。”自称周庭长的人在对我攻心。 “我懂党的政策,可是我的确没有……”我油盐不进。 “我给你讲了,咋不听,你只要检举他,没得你的事!”周庭长不敢相信我这 个知青不仅不识抬举,公然还敢包庇坏人。 我见那就业人员脸色铁青,开始瑟瑟发抖。我知道,他一旦被我揭发检举,其 后果会是什么。 我说:“周庭长,的确是我在找他,叫他买,正在说话,你就来了,他说不要, 没他的事。不信,我给你写个保证书。” “好嘛,你既然要坚持,就跟我走一趟,说清楚!”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像 抓小偷一样,揪我走出厕所门,回头对那犯人道:“你等着,谅你不敢跑!”刚走 出来,一条小巷,在我眼前一闪,我使劲一摆脱,转身开跑,口中骂了一声:“周 庭长,你龟儿子,老鹰打饱嗝——鸡儿吃多了!你挨毬!”一阵风,我溜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看见过那姓周的,回去讲给大家听后哈哈大笑一场。 15 上山打柴遇恶狼 在乡下,这柴禾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家中能烧的都拿来烧了,队上的东西只要 是木头的,都已动了手。最后,连木桥都遭拆半边,公社的电话线杆都被锯跑半截。 这当然并非全是知青的杰作,峦二(农民)也大有其份。实在是没烧的,逼慌了, 只有去打柴。 “火烧地”离我们住地要走三四十里,来回就近八十里路,这对农民来说,还 并不算啥,可对我们知青来说。就具体了,特别是我们新知青,想到为了那七八十 斤柴禾跑那么远一趟,硬划不来,没法,还是得去!农民许大顺答应带路。头天下 午,得把“饭团”(辣椒、豆鼓、盐巴作馅,手捏紧成团,吃时用火烧烤)准备好, 无饭团就准备好包谷馍。绳子、砍刀备好不算,还得养点气力,早点睡觉,夜半三 更就得起身出发。 四十来里爬坡上坎山路,全靠天上星星照明。起先我们跟在农民后面走,天一 亮,嫌农民走得慢,自以为是,直朝前冲,哪知还未到目的地,已是手脚疲软,气 喘吁吁。我们不知保存力量,农民一一赶了上去,手足麻利,他们已砍了许多柴, 捆绑得结结实实,在地上坐着叭烟休息。我们竭尽全力,总算也每人砍了七十来斤 干湿柴权。农民用肩担背扛,我们照学。下得半山腰,我已饿得来不起,走走歇歇, 歇歇走走。选中一溪水,拿出玉米馍,捧了几簇树叶盖上,用火柴点燃。烧烤热后 掏出,在手中拍拍灰,吞咽两口,俯身单手捧口凉水送下。二饱时起身赶路——必 须在太阳落坡前赶回家,一来怕迷路,二来怕狼。 李姐、秀玉毕竟是女性,体力有限,走一段总要稍歇一阵,除老何、陈墨是用 肩担外,我与她们都是用背在背。 几十里路,荒无人烟,夕阳渐渐西沉,与我们一起来的农民早已在前面消失。 脚下路不像路,方向好像对头,又好像不对头。突然,一阵狂风卷来飞砂走石,远 方山尖挂着的夕阳骤然隐没。头上乌云选来,一个雪亮的闪电撕开云层,逼出一个 滚雷压下——天,才几分钟时间全昏暗下来。走在前面的老何与陈墨早无踪迹,前 面十来米远的李姐和秀玉也只听得见她们的应答声。脚下,一两尺的距离一团漆黑, 头上没有指南,心中没有方向,前面失去了联系……走在最后的我,背着一背柴禾, 是退还是进?是停还是走?我已头昏眼黑,在恐惧中下意识地移动着双足……少见 的暴雨混着狂风开始抽打我的全身。像梦游,更像旦了笔下的“地狱”,我的瞳孔 已放大到最大限度。心乱跳得几乎蹦出口来,我忘记也舍不得甩掉背上越来越重的 柴,只是用尽全身力气拼命地向四周呼喊着他们的名字。显然,我们大家都被这个 黑色又恐怖的世界彻底吞食了。忽一下高陡,忽一下低洼,我已开始爬滚起来。我 的神经在催促我,我总坚持地朝我认为是正确的方向移动……除了狂风暴雨的咆哮 声,真像步入地狱,我什么也看不见,也什么都听不见。突然,我的正前方出现一 对乒乓球大小的刺眼射灯,又像红又像绿,顿在我的面前一动不动。我马上意识到: 狼!二哥曾告诉过我,盐源的老狼曾如何吃掉一个体形高大的成年人;而我又曾亲 眼看见过一群农民手举锄头、扁担,在吆喝声中,一条巨形灰狼口咬一头百多斤重 的肥猪的耳朵,用尾巴当鞭子赶着猪飞速奔跑的情景。我的手死命地在背上柴捆中 抽扯出一根粗柴棍预防不测。那对“射灯”在向我逼近,我已在模糊中看到几只狼 头的轮廓,我高举起手中的棍子……突然,几个人清晰的嘶声喊叫传来:“九九! 九——九……你在哪儿……”我扭头朝声音发出的方向一看:仿佛好远好远,一线 天光映出几个人形,只有尺来高,原来声音是李姐、秀玉、老何和陈墨发出的。 “我在这儿……”我用尽吃奶的力气扯起最高音回应他们。“你不要动,站在原地 等我们!”我依稀听到是秀玉的声音。我哪还敢动,手中棍子高举,二日飞快梭巡 死死盯着那几对“射灯”……“你在哪儿?!”他们的声音终于近了,呼地一声, 几条黑影和几对“射灯”一闪就不见了——确实是几条狼,好大!我头上背上不知 是冒的冷汗还是流的雨水,感觉到浑身忽地无劲,全身冰冷。“快爬上来,把柴放 倒起!”是李姐的声音。我一屁股坐下,把背上的柴捆脱丢在身后,手握棍子,一 摸一爬地向她们的影子靠近。终于,我们手拉着手,大家都似乎松了口气。“你路 走错啰,咋朝野坟坝狼窝头走哦?”好像是老何的声音。“我也不晓得咋个的,一 直在你们后头走嘛!”我的声音显然有着颤抖和虚弱,一边抹着脸上在流的雨水一 边回答。 雨仍然在横竖乱扫,天仍然漆黑似墨,只是雷鸣闪电没有先前那么大了。我们 五个,浑身湿透,牙冷得格格直响。没有电筒,伸手不见五指,只有一个挨着一个, 手拉着手,一寸一步,小心翼翼地朝家的方向移动着。一个闪电劈下,我清楚地在 一瞬间看见:李姐和秀玉发辫上在淌水,一身糊满污泥,脸色苍白……但她们并没 有哭! 二哥在前带路,身后是陈墨、李姐、秀玉,我走最后。我们好像在恶梦中漫游, 又好像在漫游的恶梦中憧憬着那属于我们,又不是我们的家,真是一辈子都难忘怀! 天边出现鱼肚色,大家终于瘫倒在家门口。 第二天下午,我去找那背丢失的柴禾——它悬倚在一处陡壁边缘,当时若再后 退一步,便掉下悬岩……好险! 16 卖血逃难 1971年冬天,我第一次从农村回成都探亲。 但是,躲避和逃窜,仍然是我漂泊人生的主旋律。 一个严冬的夜晚,我在床上被拖起来,丢进了派出所。我被推进一间屋子: “你狗日的不在农村‘抓革命生产’,跑回城头吃闲饭,你给我在里头老实点反省!” 说完,门被反锁,居委会主任张妈和管段户籍转身离去。 一股潮湿和霉臭扑鼻而入。我摸到一处墙边空隙地方蜷缩成一团。我总是想着 他们刚才把我押出门时,手拿煤油灯立在家门口一直望着我的白发母亲…… 我在患感冒。不知啥时,昏昏沉沉中我听到门外夜风中刮进来两个男人的说话 声:“那个九娃扯得很,他的妈是反革命现管,他老爹是国民党,明天干脆把他伙 倒那些操妹贼娃子一堆办‘学习班’,好生收拾他龟儿子一下……” 是在说我。我屏住呼吸,每个毛孔都渗满了绝望和伤心。我当“孝子贤孙”陪 我妈挨批斗受欺凌的情景就像恶梦的犀利的碎片,漫天砍下来。所谓“学习班”, 我已领教过多次。那些棍棍棒棒,绳绳套套的凌辱专政,我已实在没有力气再承受。 “文革”抄家,他们要我下农村,要我打我妈,不打,就自己打自己…… 我必须赶在天亮前逃出去!我使劲地抬门,动不了。摸到墙头,上接屋檐,爬 不出去。有一处像是窗子的小孔,是横七竖八的木头钉的,容易撬开。 我手拉木条脚抵墙,牙一咬眼一闭,只听得“咔嚓”一声大响,窗破洞开。我 憋着气一直不敢动,确定他们都睡着了,才像贼一样爬出窗子。我在大门高墙下垫 了几匹砖翻身上墙往下一跳——我跑了。 那是1971年冬天,我的罪名是“没得公社证明”。 往哪里去?家,成了罗网;回农村,一千多里的大山路,腰无半文咋个走?又 不会偷又不会抢,要想有路费快逃,三思后只有一个可靠办法——去川医卖血! 我立即赶到四川医学院“献血处”。 “献血拿证件来去后头排起!”身着白衣的女医生在登记,头也不抬,不耐烦 地挥手叫我站到一边去。 我木然呆立。一位登完记的中年眼镜对我说,政府规定“献血”要有证件,单 位证明或户口簿都可以。这三件“法宝”我都望尘莫及。茫然又绝望的我,头重脚 轻地在川医空坝子头踩着命中注定的伤心。 没得钱,走不了路;不卖血,又哪来钱?真料不到连卖血都要“验明证身”! 天已擦黑,须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罗鹤君家住九眼桥。他是我的好朋友,从前我当社青倒霉的时候,我们总是 “背时大团圆”。还是只有去找他。 他揭开蜂窝煤炉子,在坛子里头舀了垒尖尖的一碗米煮起,由我黑起心胀了一 顿干稀饭和老泡菜。我把想返乡下和卖血的打算及我的“在逃”告诉了他。他听后 长叹一声,问了好久说不出话来。 罗鹤早先也是最早的那批1962年“上山下乡”到茶场种茶树的老知青,为了抢 回户口,他头发都愁脱了一半,好不容易回来当上一个工人。他供养着瘫痪在床的 白发老母。 他的家是公房,由隔邻两房椽伸出的那两部分交叠在一起构成他家的屋顶。这 十来平方的地方终年四季白天黑夜均要点灯,没有亮瓦,四壁与邻共有,无处开窗。 漏风飘雨,又潮又问。屋内地面低于路面两三尺,漆黑中踏进,不小心便栽筋斗或 扭伤脚。 他晚晚都是蜷在母亲脚下睡觉。我来了,只有打地铺。我们披衣坐着,相对无 语。半包“春耕”孬烟打伙抽,包括烟锅巴在内。两颗欲熄未熄的火星在昏暗的煤 油灯下闪来闪去…… “九九,不要喊我们罗娃不上班呵,要遭扣钱……没得米下锅咋个办哟……” 罗伯母在床上自言自语唠叨,又像是不停地说梦话。 罗鹤愁眉苦脸地朝他母亲床头瞪了一眼,回头对我说:“不要多心,她开玩笑 的。”我,开不了腔。 “九九,你把年过了再来歇嘛,他们要来查夜,唉,咋得了哟……” 罗伯母的声音凄凉悲哀,我好想马上离开,正欲开口,罗鹤呼地一口吹熄了煤 油灯,说了声:“睡觉!”我们俩钻进被中,烂席铺地,好冷! 罗鹤的户口在单位上。经过商量,我们去找到社青朋友正虎。为免难堪,罗鹤 撒谎说我找到份临时工,借他的户口簿去登个记,当天归还。正虎毫不犹豫,爽快 地把他家的户口簿借给了我(我非常歉然,当我手捧着那张贴有我照片的“献血证” 时,他恐怕至今还不晓得是用的他的名字卖的血)。 我终于“审查”过关,登记领了“许可单”。我满以为当即就可以喷血收钱。 “你明早来查饿血!”那身着纯白衣衫的女医生口气有如那冰冻的天气。我忙问啥 子叫“饿血”?她翻起像她衣服一样的眼白,对我大声说就是空起肚子不吃饭抽血 化验。我忙说我已饿了快一天现在就想拍。这句无知的傻话惹出一个旁边男人的话: “你才饿了大半天,老子饿了三天还没有抽成呢!硬说老子的血有问题,日他妈哟, 这二年哪个的血有好纯嘛咋个!” 血,化验出了结果:血型A,色度十三。没得病菌没得杂质扬层高,纯得痴! 喷出的血,共300CC。官方牌价每百CC人民币拾元,合计人民币共三十元。另外, 发给了肉票半斤,白糖票一斤,糕点票一斤。 血,是我的父母给我的,也正因为父母,我不得不逼它倒流出来。我一无所有, 有的只是蠢蠢欲动的青春,一堆肉一把骨头和一汪烫血。如果还有什么,就是那像 无边无际的雾形成的网一样使我怎么也挣不脱、逃不出的、娘胎中带来的、莫须有, 赎不完的罪名了。 22岁的我,少了点鲜血,多了点思想。 罗鹤君陪我来到火车北站。昏暗的天空,昏暗的情。 一个黄书包,内装一个瓷盅,一把牙刷,一张破毛巾,两件内衣裤外搭两个冷 馒头——都是罗君相赠的家产。我把那血染成的“三根杠子”(当时10元一张的钞 票俗称“杠子”)和罗君给我的“满天飞”(当时对全国通用粮票的雅称),深藏 在“灌县”(指最隐蔽最贴身的荷包)中。如果还有什么带上了路,就是那一颗已 破碎得难以粘合的心!携带的这一切,很小很轻,却又很沉很重。 终于,我算可以理直气壮地逃了! 我感到我像被抢去了什么,很不甘愿当傻瓜出那么多钱去买成都至西昌的全票。 去年队上分口粮我还要倒补十多二十元;路上到盐源县还要转乘汽车,要在西 昌住旅馆。回到队上没得米、没得油、没得盐,没得……但为了顺利地进站上车, 我用几毛钱买了到一个小站的车票。 在进站口,我和罗鹤君使劲地握手。离别好像被握成了灰,眼前的故乡,脚下 的土地,云和天都在渐渐化成空白。我俩用潮湿的眼睛说了些话,到底是啥子意思, 他不知道,我也不晓得! 火车终于启动了!小站短途票是无座位的。没关系,盘腿坐在两车厢连接的空 隙处。脑壳一埋,双手一抄,眼不见,耳不听,心——乱跳! 一千多里路,300CC血,咋个睡得着?! 车,轰轰隆隆;人,迷迷糊糊。唉,我的命运真像这鬼火车,不知道快慢,更 不知道哪一站才是我的终点。 买有车票的人,仿佛持有公民权。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说话看书,可以在 车厢内自由地走来走去,可以神情自若,从那玻璃窗中观山望景。但我和我之类 “赶飞车”的人就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而那些窗外绿水青山,夕阳黄昏, 对我,不过是转换快速的空镜头。 理所当然的查票开始了。刚好,我吃了半截冷馒头和两个大站的“(鬼其)头”。 立时,我看到车头方向的人由少而多,不断地往车尾方向退却移动。撤到我的地盘 时,我已敏感到“战况吃紧”。 运气转好。紧挨餐车的连接处菜筐子旁恰好放了张凳子,我一坐下就不想起来。 过了大概半小时,“查票的机器”又像蓖子梳乱发一样刮过来。一大拨男女乘客, 像鸭子一样被赶进了餐车。起码有不下30个“飞车流民”。依照我的办法判断,中 间有工人农民,但至少有一半是知青。 “大型冷餐会”开始了,我缩在门边听得分明:阵阵粗言秽语声,嘻嘻哈哈声, 搜查行李的乒乓声,打人声,求饶、辩解、对抗、缄默,声声入耳。 又到一站,我把头伸出去良久,外面在下毛毛雨,天阴沉可怖,又黑又冷。 “俘虏”们被赶下了车。 一声汽笛长鸣,刺耳又凄凉。火车,缓缓启动了。我的头仍伸在窗外,我看见 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像石头一样立在空旷中,又用像石头一样的目光送着缓动的列 车。我清楚地记得,人堆中,有几个女知青抱头在哭,一个男知青跳起来追着列车 大骂粗话。 我划着十字,暗自庆幸自己公然还可以继续蒙混下去。 “起来!”我好梦惊醒。昏沉中两三个人七手八脚边吼边把我从凳子上扯下来。 我反应过来:风水轮流转,该我了。 我被押着边想边走乱打着主意,冷不防,身后跟着我的工人师兄突然拍了我的 肩膀:“小伙子,你下到哪个地方?”当我回答是下在西昌盐源彝族自治县时,他 说他有个表弟,是第九中学的,也下在盐源。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根“飞雁”牌 香烟,我饿虾虾般地吞云吐雾起来。他把我拉到一车厢连接处,小声告诉我说,今 天晚上有规定,凡是抓到混车的,一律要“取重”,我再混,肯定混不下去了。我 说这阵已是后半夜了,明天早上就到西昌了,要是下一站被赶下车,简直就惨了! 他迟疑了一下,又说,办法倒是有,就怕我不会干。我说只要明天能到西昌,没得 啥子怕头。他没开腔,推了我一把,意即要我朝前走,我也不便多问。 在一截列车员休息的车厢连接处,他突然把我往侧边一掰,指着车门口对我说: “这道门是背向站台的,到西昌都不会开,你坐在门口梯子上,拿根绳子把自己绑 好,天黑,没得人会发现,你敢不敢?”我说,只要不让补票挨罚赶下车,哪怕坐 车顶都敢。他又叫我小心点,万一被发现,千万不要说出是他出的主意,不然他要 挨事遭扣工资。说完,他不知从哪里扯了根粗绳子递给我,教我用中间绑在腰杆上, 两头绑在铁扶手上。前后一看无人,他赶紧拿出钥匙打开车门。一股大风扑面而来, 外面好黑!他帮我把腰部绑牢,又捆好一边的扶手,对我大声说了句:“千万把细 点,注意安全,不要睡着啰!”门,被他推过来锁死。我急忙用剩下的那半截绳子 把右边的扶手绑紧,生怕脱了,又用绳头穿过自己的皮带,多余的绳头挽在手上, 把书包垫在屁股下,一动不敢动,死抓住铁扶栏,开始了这惊险恐怖的旅程。 列车,像巨大而疯狂奔驰的远古爬虫,我,仿佛是那一丁点儿依附在这大爬虫 身上的瘀块,我承受着它所承受的。 ……模模糊糊的已经不是山,闪闪烁烁的也已经不是水。脚下轰轰的巨响,已 被瞬间飞快的掠影磨擦成碎沫。车轮,碾着人形,一排排树木弯腰在我眼前嚎啕喊 叫。一块块高大斜刺来的峭岩,像一扇扇阴森的黑门为我打开;无边的地平线在反 着暗绿的光。闭目,被白发的老头,缺牙的老娘以及赤裸小孩掐着颈子;母亲,挥 着一条又长又白的纱巾在我身后哭泣追赶。风,被可怕的时空压迫而猛烈劈来的风, 像千万根无情的针头扎进我的肌肤。我被捂住口,不能喊叫;我被堵住鼻孔,不能 呼吸。乌云和乱雨,拧成一条黑白的带子紧勒住我的咽喉,蒙住我的眼睛。我由发 抖而疼痛,由疼痛而麻木。身体开始僵直……只有我的牙齿在牢牢地、坚定地紧紧 咬着那钢铁的三个字:我——不——死! 我实在记不起最后是怎样捱到天亮的。我只记得天微明,火车到了西昌站,好 久我都解不开绳子。身体,像冰块般不知咋栽下地的;头发、衣领和耳朵湿透了, 不知是雾水、雨水还是泪水。脸上、身上扑满烟灰,脚杆被许多飞溅起的小石子撞 起包,眼睛好久好久痛得睁不开。由于太久的咬牙,嘴唇也出血了…… 我坐过车顶,站过挂勾,蜷曲过坐位下边,隐藏过车厢内的行李架上……我知 道,在生命航程中我一旦被抛下,便只有沉沦,堕落或死亡…… 我的命运真像这辆鬼火车。 17 失踪和被枪打死的知青 “文革”极左时期,在这近乎原始领地的“盐国”,敢到处公开大叫知青成了 劳改犯,世道黑暗,自己吃不饱,这就基本上等于是公开喊了“反动口号”。 何胖娃肚子太大,到处乱“杀伙食”,知青已招架不起,不仅成了内部不受欢 迎的人物,更是公社、队干部十分重视的“反面教材”。他随时随地都会被叫到公 社武装部去接受日妈捣娘甚至棍棒的“专政再教育”,要清除他的“流毒”。终于 他忍受不住,几天后趁黑,他跑出了盐源县,失踪了近一年。 “文革”中期,突然有一天长期未归队“抓革命,促生产”的何胖娃骄傲地骑 着一匹大毛驴,穿着一套洗得褪色的但没有帽徽领章的解放军军装,腰拍一支“短 火”从县城到公社,从干部到知青,开始了他的“革命行动”。他乱背诵毛主席语 录:“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公开地强迫性吃起来。 他自称是“中国某某革命知青造反兵团总司令”,回乡“点火”,“视察工作”。 他腰拍“短火”,手捧“语录”,硬是威风八面,不可一世! 他先吃知青,再吃队长、会计、保管,然后升级,吃大队长、大队书记。从老 腊肉到老母鸡,从红花米饭到老盐菜,一天数顿,无所不吃,吃了还要取。美其名 曰:应为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头头作应有的革命贡献。谁不服,就掏枪。 他托着“战利品”,找了个彝胞都找不到的山沟头几天不出来,吃了就睡,睡 醒又吃。 何胖娃终于“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地吃到那次弄他整他的公社武装部长头上 了。 那个年月,上至中央首长,下到平头百姓,都被“史无前例地”搞得晕头转向, 中华民族好像患上了不是疯子就是傻子的世纪绝症。 武装部长虽然向来是专政急先锋,仍然搞不清“何司令”的来头,硬是破天荒 地对知青那么好,不仅煮了老腊肉,而且还杀了鸡,并且还打了酒,任其何司令大 吃大喝,生怕得罪了造反派知爷,骑毛驴到外县去调集大队人马来攻打。 何胖娃吃得二麻,信口开河大讲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于是共产主义的儿,儿 长大了就最终要当爸,要长大当爸任何人都需要吃饭。吃,这是共产主义的主要标 志和目的。所以农民和知青就是当代英雄,应该领导历史。为此西昌总部专区大头 目还特别发给一支白郎宁手枪以助造反。这个区区公社的武装部长,是个二文盲, 对何胖娃深入浅出的革命理论频频点头称道。 事有不巧,武装部长原打算当夜招待何司令后,请他在干净的床铺上就寝,殊 不知吃得脚打偏偏的何胖娃除衣解带时不小心露出了不应该露的马脚——那红布包 着的“手枪”掉在地上,胖娃还来不及反应,武装部长帮忙捡了起来。毕竟,部长 当过军人,对枪,比对政策认识得清。他猛然发觉胖娃手中这支轻飘飘的家伙原来 是支木头刷漆的假玩意。 部长顿时醒悟,愤怒地拿出真家伙逼何胖娃坦白交待后,一阵拳打脚踢,并把 何胖娃捆在公社院中那栓马的木桩上,扬言明天要召开全公社“揭发阶级敌人破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会。” 但是,神不知鬼不觉,何胖娃竟在天亮前挣脱绳子又逃跑了。 这一跑,竟然再也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过他——有人说他到云南边境上参 加了缅共打游击去了,又有人说他不小心摔岩死了,还有人说他参加缅共当了官, 在缅甸种鸦片烟…… 没有信息20多年了,我相信,他是死了。 也许,何胖娃活着时为填饱肚子的那一系列活动及与此有关的消化排泄,就是 他在农村中蜕化成的他全部生命的意义和注脚。 也许,他的年轻的躯体和尸骨在大自然的某个角落已成了野物的食料或植物的 肥料。 其实,他并未吃到什么,相反,他是被什么所吃了! 倘若结束生命可以让人进入快乐的天堂,那痛苦地赖在世间就几乎成了多余。 我们的青春,在不断地生产出希望,而自己不断地吞噬的这种希望,又成了延 长自己青春必不可少的补给。 谭二,也是六四年与老何一齐下乡的知青。我已下乡一年多,才见到谭二回到 队上。但是,他与我们不同,很少,或者根本不出工劳动。他说:出工也吃不饱, 不如到外面去“找钱”。 回到队上,根本没有房住,也没关系——他两手空空地回来,来找我们。同为 知青,有啥办法,但也供得起他三两餐。晚上,他被队长安排在牛棚的草堆中睡。 队长说:“你出一天工,供应两顿饭,不出工想吃饭,你去找公社。” 谭二毕竟游手好闲惯了,也许,他比我们聪明,把生活看得更穿,活一天算一 天: 稀饭诚可贵 馒头价更高 若为回锅肉 两者皆可抛 他终于呆不下去了。又开始八方流窜,西昌、平武、汉源、昆明……靠什么生 存?只有多长一只“手”。 知青吃不饱,离开生产队流窜在外地,几乎已变成了集团军——愈来愈严重的 社会问题。 谭二的路,当然越走越窄。他终于走到了头——死了。 据有人后来给我说,一次谭二当扒手被抓住,押解上火车,他自知公安局不会 宽大惯犯,就跳了车想逃跑,但被民兵开枪打死了…… 在那混乱的年代,中央首长都会死得吞棉花、长褥疮、衣不遗体,几无葬身之 地,一个小偷的生命,有谁重视? 谭二变成他乡之鬼,然而,虽然他曾欺骗过我偷过我让我憎恶,甚至我们还打 过架,但是,至今我仍找不到任何恰当的言辞诅咒和谴责他或者宽恕他——可悲可 怜的灵魂。 我想,这些“不幸的小人物”,不过是可悲历史的若干殉葬品吧。 早也叹 晚也叹 叹这青春白去 太不划算 左也叹 右也叹 叹这背时的爱情 风云突变 前也叹 后也叹 叹这务农的光荣 前不巴村,后不巴店 叹啊叹 叹得人迷迷糊糊 失去了主见 错把马粪当鸡蛋 叹啊叹 叹得人麻麻炸炸 神经错乱 强说流泪是冒汗 叹叹叹 菜当饭 一无所有睡猪圈 枕个破瓦罐 叹叹叹 收租院 工分口粮欠大半 你说该咋办? 《叹息当气功》1972年 18 红歌Y唱 盐源梅雨公社,距我下乡的双河公社有40余里山坡地。 我的另一位小学同班同学贾林,读完9中高中在那里插队落户。 我去拜访他,在一个炎阳高照的日子。我走在一条山沟中,河水半浅半枯,我 口干舌燥,一双解放牌胶鞋热出了臭气。 “来,知青,来耍嘛!”我躬下身体正捧水洗面漱口,一串铃般的女人声在用 不生不熟的汉话招呼我。我一抬头,见几个山妹子民族向我跑过来,把背的柴禾和 身上的连褶裙甩得老高。我笑咪咪地,直点头。这仿佛是调情的暗示,使得几个女 娃子兴高采烈起来。突然,她们跑到我的面前,有的捞开短紧身上衣,捧起丰满的 奶子,有的两手撩起裙子,露出光光的小腹对我叫嚷:“来嘛,知青,耍朋友结婚……” 我张开嘴,吓得拔脚便跑,只听后面几串清脆的嘻哈声震荡在这空旷的沟谷中。 好不易我定神立住脚回头,她们唱着悦耳的山歌已经远去。 后来才知道,彝族姑娘比较喜欢汉人,彝胞朴实真诚,特别对知青,只要你对 她们好,男的便请你喝酒,女的也热情大胆。 太阳快落坡了,我走得疲沓嘴歪,终于询问到贾林所在的小队。 他住在队长家。 他见到我,嘴张得老大,“喔,是你,九九?” 我也认出了他:光头,深陷的眼窝挂一副深度的眼镜。 他,裤脚挽得老高,一件洗得褪色的中山装钮扣几乎脱落完,耳朵上都是稀泥。 赤脚的他,一副标准的知青形象。 他带我爬上竹楼,又矮又暗又脏,好久,我才看清,到处堆砌着乱七八糟的书 籍。我顺手拈了几本翻翻:有数学书,有外语书,有物理书。更多的是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和黑格尔的哲学书籍,当然,少不了“毛选”。 “我就是长年累月这样子过的,吃饭、劳动、睡觉、看书、记笔记。”顿了顿 他又道:“我裸睡,从不穿衣裤,这样,既节约又卫生。” “还不怕生虱子。”我调侃道。他笑了笑。 “小学毕了业,我们9年后想不到都在这里生根。” 没有茶水,没有香烟,我干巴巴地坐着。 “这是革命的潮流,历史的需要,一代人的命运,躲不脱,逃不掉。这一使命 的伟大能量,将在不远的将来体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点像哲学家,又有点近于 迂腐。但,他头脑灵活,口才上佳。 “我们这些人是黑五类子女,是应该下乡改造,你是高干子弟,为啥不学别人 参军逃避?”我问。 “错了,在我们这个空前绝后的时代,任何政治运动的结果都将把我们抛在社 会的边缘地带和一种够你咀嚼一生的黑暗中,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都是受害者。” 他边说,手像列宁一样挥动着。 “自从1966年5月25日我作为红卫兵头目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便深信,中 国,只有革命一条路。自从推翻满清王朝后,中国人民仍然需要皇帝,没有权威便 不可能治国。”我对他口若悬河的宏论,既不解又产生了兴趣。 “啥时开饭,肚皮有点饿了。”我脱口而出。 “快了。我每天吃两餐,每月吃一次米饭,只吃洋芋。等会队长会叫我们的。” 他真能忍饥。 “……我准备上门当农民的女婿,看见没有,就是队长的女儿。她纯洁,只有 在这近乎净洁的圣地上,我的生命种子才会产生光辉!我敢于走进深渊,甚至炼狱; 不然,不能彻底改造和发展自己,使自己伟大起来。”他的眼珠在镜片后,射出一 阵冷光,然而有时又灼热,像两团火。 “我拼命读书,我在做知青和农民的社会调查,不久,我将成立‘中国知青运 动总部’,到时我邀请你。必须串联,必须团结一致,必须造反!当我们武装起来 后,便上山打游击。”他把手一指:“我已研究了地理和地形,这是军事上的需要。” 我有点震颤,他是发热还是发神经? 我用相当快的速度剥着烧洋芋和煮洋芋,队长和他老婆及他的女儿围坐在火炉 旁,没有半点声音,除了嘴唇口腔的少不了的吧嗒声。 我注视着队长的老婆:土砖炉上熬着方块茶,那火光衬映着她裸露的上肢,一 个约五岁的男孩光着屁股,一手捏弄着她的乳房,另一只被吮含着。她的头发梳成 圆椭,两只肥大的奶子不停摆动着,她没有半点羞涩表情,若无其事地坐在我们面 前。队长的女儿,穿着一件单薄的花衬衣,没有束胸,那隆起的乳房在衣服中时隐 时现。她约摸有15岁,端庄丰满,眼睛水灵,皮肤白皙——真怪。 我看看队长,他不停地叭着兰花烟,一句话都不说。 这是怎样的一“家”一“窝”?我感到纳闷。 “我们到山坡上去散散步。”吃完饭,贾林拉我走出屋子。 夜,在风中流动。天上,繁星点点,四周一片沉寂。仰头,我恍如乘在无帆无 桨的舟中。 “那是北斗星,那颗最亮的。诸葛亮最爱夜观天象,值得学习。”贾林仰头望 天,一动不动。 我沉醉在遥远的天空里,那真是另一个神秘的世界,多么净洁而安祥。繁星浩 月,这的确是盐源的特产。 “你知道吗,我在看《圣经》。”贾林突然说。 “你信基督教?”我睁大着眼睛调头问他。 “红卫兵抄家时,我不知作了多少孽,抽打了多少人,烧了多少中外书籍名画,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我们批判斗争的花样多着呢!”他像在回忆,又像在忏悔。 我家被抄过,心中的不悦表现在脸上,虽在夜晚,他却敏感到。 “二战时希特勒杀了几百万犹太人,这是种族优化的酷刑。阶级优化岂止几百 万,那是几千万、上亿的问题。沪洲武斗你听过吗?两派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 都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机关炮、重机枪都用了。抓到俘虏,男的用铁丝捅生殖 器,剖腹取油,女的往阴道里塞活黄鳝。为什么,你说,历史上最黑暗残忍凶恶的 害人整人方法都出笼了?‘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和良知全革掉了,潘多拉盒子里的 所有罪恶都倾泻出来。希特勒为了国家敢于侵略世界,即使失败,他也敢焚身自杀 以身殉道。我们一代人的狂热冰冻了,伟大的旗帜倒了,我们,曾为党为国舍身亡 命,为革命事业冲锋陷阵的整整一代人,却像被贩卖的非洲奴隶、牲口,赶入荒野, 打进阴山峡谷中。”他自言自语,又比又划。 “这是人口疏散运动,减少失业,减少城市压力,不是‘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 吗?如果讲作为,对土地而言,也只有对土生土长的农民有用。”我说。 “不,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在农村锻炼,我想,这是毛主席的长远安 排。我认为,中国农民,太苦了,不然,我不会与他们同吃,同住,共同生活……” 贾林的话既矛盾却又激烈,他也许“病”入膏育了。但我说不出理由,无能辩白。 “唉,我们是迷惑的一代。”我说。 “不,骗局!严格说,我们是多余的一代。”他说。 晚上,我和衣睡在他的竹楼上,他手中却捧着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英文本 在油灯下慢啃。 我通身被跳蚤蚊虫咬起包,他赤身露体却巍然不动。 灯熄了,他人睡了。一阵噪音把我惊醒。细听,分明是猪拱圈,再细听却是低 低的男女的欢叫。我竖耳,坐起,悄悄下楼。是男人的喘息声,女人的痛楚与快乐 之间的怪叫,夹杂着呻吟和粗野的咒骂。 我掂起脚悄悄从墙缝里探进头,在昏暗的油灯光焰笼罩下,两条赤裸裸的白色 肉体在乱草中打滚——是队长与他女人!我心跳脸臊,调头时,我见那女孩披散头 发,双手捂耳,背向我坐在门坎上。月色衬出她的身影清晰。我登上竹楼,贾林睡 得直打响鼻。 猪的嚎叫声,女人的尖叫呻吟咒骂声,男人的喘气和拍打声——一声声入耳。 天一亮,贾林递给我两个熟洋芋。我说:“昨夜你听见他们两口子……”他一 笑,不经意道:“差不多隔天一次,这是一种悲哀的繁殖!”手一挥,他说道: “你我这辈子要不就永远趴在这里,要不就从这里挺胸进入世界,再见!” 他没有送我。20几年我们只见过那一次,我也没得到过他是死是活或疯的消息。 一次,县上动员全公社的人修水库,我们知青不能例外。累了,饿了,疲倦了, 众人怂恿我表演一个革命的文艺节目。我心血来潮毫不推辞地面对几百号人,来了 个激情表演——疲沓嘴歪地站在一块斜坡上,又唱又演又跳起来: 世界是来咪哚啦唆 也是咪啦嗦 但归根结底是唆啦哚嗦咪来 但是归根结底是来咪来哚 你们年青人 咪咪来哚来 正在来哚啦嗦咪啦 好像早上 哚哚啦唆哚来 世界咪来哚啦嗦啦来哚 《世界是23165》1973年9月 全体欢呼:再来一个!! 19 因无“证明”收容西昌 1972年春天,我从成都探亲后返乡下,米易县的知青小罗介绍我住进西昌一家 旅店。岂知,那天晚上遇查户口,小罗见七八个打手电筒戴“红袖套”的人,拔腿 就跑。我也不知为什么,下意识地也开跑,跑了几步,我自己站住了,心想,我又 没有犯法,跑什么?殊不知,民兵和街道积极分子把我绑了起来送进当地派出所, 因为我没有公社证明,盐源县回答说“查无此人”,我被怀疑是“流窜犯”。他们 把我绑在派出所园坝城的一棵大树上,天色微明,我头昏脑涨地被一根绳子牵着, 被两个人送进了西昌收容所。 一进大门口开的那扇小门,我被命令面对墙壁站着。好久过去了,没有人来理 睬我,我的手已被反捆了一夜,又麻又痛,双腿经过一路上坡坡坎坎的跌撞,已软 塌塌地站不稳当。我微微动了下身体,移动了下脚,伸腰刚作了下深呼吸,“啪” 地一记重耳光,打得我半边脑袋火辣辣地金星直冒。 “你狗日的不老实,想跑嗦!”一个男人的暴躁的声音,我则起身看了他一眼。 “日你妈唷,你还敢看我,认不得?”他话音刚落,一手抓住我的头发,一只 膝盖从后在我的腿弯死命一抵,我扑地跪向墙面,他顺势将我的头使劲往墙上一撞: “你给老子老老实实在这儿反省!” 我清楚记得,这干部是一个戴眼镜的黑脸中年人。我知道,再动只有再挨打。 好久,好久,我被一个声音和一双有力的大手从地上提起来:“起来!跟我过 来!”我摇摇晃晃地跟着他往墙的那头走过去。 “小伙子,我给你说,进了这个地方了嘛,就放老实点,不然只有吃亏。好生 参加劳动,改造反省自己。把裤子衣服脱光!”说罢,他东拉西扯地去解捆我的绳 子:“给你说清楚,想跑,除非你不怕吃枪子儿!” 绳子解开了,但我的手失去了感觉,既抬不起,又放不下。垂头一瞥,手已呈 血乌色。 “快点脱!”那人催促我。一来手根本无力灵活动弹,第二,这种在光天化日 下被强脱光衣服的侮辱,我接受不了。 “小伙子,没得啥子怕羞头,个个进来的都要脱衣搜身,快些脱,免得干事找 毬我们的麻烦。”“派出所已搜过了嘛。”我听懂好像来人与于事有点啥区别,终 于敢说话。 “各了各,我进来的时候还是照样。”他边说边伸手掏我的衣裤包。我也顾不 得了,把衣物全脱在地上,只穿一条内裤。 “这半包烟,兄弟先接管了。”我还未反应过来,地上半包“飞雁”已不见了。 放在地上的东西是:甘多元的人民币,几斤粮票,一张手绢,几颗没吃完的瓜子。 “你把那条裤子穿起啷个?是梅毒嗦?”又是那个戴眼镜的干事,不知不觉窜 了出来。 “脱了!脱了!”那先检查我的人会干部之意,手扯我的裤子。脱就脱,我赤 裸裸地立在他们面前。那眼镜手头拿了根竹棍,在我的下身、肛门东拨西戳。那检 查我的人把我的衣服裤子翻了又翻,搜了又搜,又在腰围裤脚边用手捻了又捻。我 不明是什么意思,后来同所人告诉我,他们是怕有人把钱和凶器“打灌县”藏起来, 出问题。 我被带进了一间又脏又臭,挤满了人的“国房”,进去后,门嘭地一声反锁上 了。 这“收容所”,关着形形色色的几百号人:有流浪汉、乞丐、失业者、做“投 机倒把”生意的、梭叶子(妓女)、小偷,或类似妓女小偷者。还有不少外地知青。 男女老幼都有。 记得有一家人,共三代,老的年近七十,小的只有两三岁。这一大堆七八个人 是我进来前半个月左右送来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属“集团”,进来后除几个女的可 进屋睡外,一家人全在房檐下街沿处挤着,听干事透露,他们是“流窜犯”。有一 次放风,我溜到那老头侧边,一搭话,才晓得他们也是四川人。我问他进来的原因, 他先不敢讲,知道我是知青后,他才闪烁其词:他们全家在新疆做零工已十几年, 这次搬回四川老家,殊不知运气不好,途中被扒手偷去了火车票、粮钱和证明,新 疆至四川少说几千里路。他们一家背包挑担不可能步行回川,只有混火车,混一截 算一截。查出来后他们不敢出站,只有在站台上睡觉。因为最近大清查,就不由分 说全家都送到这里来,当时,治安人员说进来后就可以免费解决他们回家的车票。 这老头胡子灰白,眼窝深陷,成天死死地守着他的那堆行李:两个箩筐、一床 被子、席子、油布和一堆破烂棉絮。箩筐里还有又旧又脏的锅瓢碗盏。他那三岁左 右的孙儿扒在他膝头上奄奄一息地在晒太阳。 恐怕是我越了界,和老头说得太久的缘故。一根大拇指粗细的竹棍朝我的脑袋 上使劲地敲打下来:“狗日的,你们两个社会渣滓,还想串通起来反社会主义是不 是?还不给老子滚开!”这半粗不细的竹杆,打人很痛。正值春天,西昌还很热, 我赤膊只穿了件背心短裤,手、脸上立时打得青一条紫一条。我赶紧蒙头跑向一边, 回头看那干事用竹杆头在那老头肩膀上戳了几下,听不清骂的什么,老头根本不敢 开腔。又是那个戴眼镜的干事! 一日三餐“二三三”,早上二两,中午晚上三两。基本上都是连人影都照得见 的稀饭。西昌虽然出产很多蔬菜,但我们吃的几乎全是老莲白的黄叶或帮子煮稀饭。 那下饭的菜永远是盐渍的又酸又成近苦的黑色东西,根本分不清是啥菜。那煮稀饭 的米也是霉臭霉臭的,里面还有不少细砂子。西昌本来就很穷苦,但比起我们公社 一些农民,这收容所的伙食,已经很有保障了。 20岁出头的我,只感到肚子天天都是饿的——哪怕刚吃完放下碗。要想稍微吃 多点,只有一个办法,参加体力劳动。这样可以多分得四两饭。可是,想参加劳动 也非易事。首先,最起码也要等管理干事“了解”你十天半月,确定了你是在“老 老实实学习改造”后,才有可能。那些专打小报告的当然优先,看不顺眼的统统延 后或干脆不考虑。 我们每吃一顿饭就要集合一次,还要唱革命歌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唱完后接班轮组整齐报数,走向一边蹲在地上。不许说话,不许东张西望,不许站 起来或坐在地上,违者扣饭。大家手中拿着统一的土巴碗和花样百出的筷子,轮到 第一排便起立依顺序走向院坝中间的军用大锅,第二排准备。 一口军用大锅立在院坝中间,凶神恶煞的炊事员双眼看碗不看人,飞快地用铁 瓢朝递过来的碗中倒着。不管舀多舀少,不管洒在端碗的手上被烫或洒在地上,都 必须快速离开。大锅的周围炊事员的身后,立着四个手拿棍子的干事,那种眼神, 硬有些像随时准备出击的狮子在瞪着小溪边饮水的牲口。老人,病号或总有人反应 慢,行动迟缓。蹲在我前面的是个络腮胡,他面黄肌瘦,头冒虚汗,他是个病号。 他在我前面慢移,他走多慢,我也只能跟在后面多慢。我不便催促他快点,他在前 一拖一沓,我在后面一蹭一停。舀饭的队伍,速度整个减慢。他好不易偏偏倒倒地 挨到锅边,刚一伸手递碗,忽然有两根棍子如雨点般劈头盖脑地乱打在他身上, “又是你,敢装怪!”我国离他最近,唰地一下我拿碗的手帮他挨了一下,啪地一 声,我手中的土巴碗摔在地上成几块,一块破瓷片在我的左脚大趾头上边划了一个 口子,很快鲜血冒了出来。我起紧弓下腰又是捡破碗又是捂伤日。冷不防腰背上像 打雷似的挨了几拳几脚,“妈的个×,你们这些龟儿子好吃懒做,违法乱纪,我看 是共产党拿饭把你们肠子胀伸了,还要装怪!”我碗也顾不得捡了,一拐一跛地赶 紧朝对面吃饭队伍中快走。络腮胡嘴皮在流血,一边用一只手死抓住铁锅边沿,一 边把他握着土巴碗的手往锅中一舀,手背和碗都埋进了滚热的稀饭中,手一提出那 盛得满满的稀饭,一边跑一边猛喝着,全体几百号人开心地大叫大笑起来。他满院 坝里乱跑,背后两个拿竹棍的干事和拿汤匙的那炊哥,跟着他边打边追,团团转。 只见络腮胡只顾掩身埋头狂喝稀饭,根本顾不得被打。碗中的稀饭已喝光舔干净了, 那三个撵上去追打的人才竭手。 叭地一下,我头上猛挨了一竹棍:“你狗日的站倒看(鬼其)头嗦,还不给老子 滚!” “报告干事,我的碗打烂了,还没有吃饭。” 我宁肯多挨几下,决不能把这顿饭耍脱,守在锅边。 “吃饭?国家财产没有喊你赔就是算对得起你啰,快滚到那边去!”说着在屁 股上踢了我一脚。我只好蹲到已吃完饭的那几排队伍中,看着又一排人蹲下,他们 手捧稀饭碗,完全用不着筷子,只听一阵啼啼呼呼的交响乐——好香! 我蹲在地上,一手压住冒血的伤口,直瞪着那被打烂的碗和不许我吃饭的干事, 心中在骂:你妈…… 饭仗一打完,革命歌曲又以高低左右,横七竖八的声音响了起来:“天大地大, 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 被罚的络腮胡,天黑后还站着,面对墙壁。…… 我们十几个人被反锁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的屋里,靠墙一排有只能睡七八个人的 泥土床。地上床上铺着乱七八糟的草席,已经磨得中间是大洞、两边成刷刷。为了 消灭虱子,我们每人身上绑一条涂满了不知名的药物的棉线(好像是水银)究竟管 不管用,弄不清楚。总之,苍蝇、耗子、毒蚊子都公开地在我们年轻的身体上吸取 营养,各取所需。我用老办法,抓一撮泥土糊在伤口上。 女同所的房间在尽头那道小门内,有时几个女的出来打饭或参加劳动,男同所 的每双眼睛都在找角度从门缝窗洞中往外瞟。挤不上去的便发淫亵的怪问,挤在第 一排的便充满色情地绘声绘色描绘。终于,我挤上了第一排,几个女人在院中择菜, 突然,一年轻的姑娘站了起来,她穿着一件花衣襟,身材丰满匀称,这张面孔,多 熟悉!原来是盐源梅雨公社九中的女知青,我认识她,纯洁,美丽。为什么,她也 会进来? 有人告诉我,说她是“梭叶子”(即妓女),是在与人交易时被抓进来的,是 真的吗?我猛然生出一种感慨和怜悯——为什么这么纯洁的姑娘会成妓女?——我 不信! 可是,我往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我的脚拇趾开始溃烂了。打了几次报告,只发了2颗去痛片。一同国知青去伙食 团劳动,帮我偷了一把食盐,我分次敷在伤口上消毒,可是,仍然消不了肿,脚背 肿得又大又亮。 几只绿苍蝇老是赶不走,在脚上飞来爬去。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撕块纸片粘贴在 伤口上,再用手掌不停地晃来晃去赶苍蝇。 一天,起床哨响,我有点发烧,头昏脑涨硬是爬不起床,但一想到这顿早饭, 我使劲撑了起来。 饭碗搁下,刚进屋开始准备读“毛选”学习,只听眼镜干事在我们房门外哗地 一声开锁:“点到名的,统统出来!”我悄悄地问身旁一个伙子,白天点名做啥子? “恐怕去劳动,我也不晓得。”他回答。“不许讲话!”那眼镜干事对我们扫了一 眼。“凡是点了名的,马上出来,剩下的人照样学习。”眼镜手中拿了一本花名册。 “报告干事,是不是去劳动?”我壮起胆问。 “你问倒干啥,点你就出来,想跑嗦!” “我的脚……”我指了下有伤的脚。 他看了下我爬满苍蝇肿得老高的脚背道:“好得很嘛!一来可以表现你的态度, 第二说明你想跑也跑不脱,出来!” 我被点到名,身后另一人推道:“你老兄咋个的唷,别个想去‘多四两’都想 不到,生怕轮不到,你看到“四两”的份上管那么多唷!” 我一拐一扭地排在去劳动的队伍中,走到收容所大门口。唉,外面的空气多新 鲜,外面的人多自由!我犯了什么法?已两个多月了,究竟还要多久才能放出去? 我的命真这么苦? “你们给我听着,今天你们13个人去外头劳动,只许老老实实,不许偷奸要滑, 哪个想跑吗——哼,子弹不认人!”眼镜干事宣布政策。 我们一人发了把大锄头,过来两个解放军,一个揣着步枪,一个横挎一冲锋枪, 一前一后押着我们朝山坡上走去。 出门见到外面的青山坡,绿树丛和田坎庄稼,心头一阵酸楚,何时才能回到我 农村的家唷! 我们为解放军开始锄草修坡。 西昌的太阳毒得要人脱层皮。乱草丛中的毒蚊子被扰动起往人脸颊和身上乱咬 乱叮。 酷热无风,汗水往下直淌,周身被叮咬后直起疙瘩,人,烦躁极了。 我努力保护着我溃烂的脚,不让它陷入污泥和沾水,这样做,身体便不平衡, 锄头挥得比其他人慢,但是我忍着头的昏沉,尽力挖着…… 忽然,坡上跳下一人,冲到我的面前,我还未回过神,“啪啪”两个耳光, “当当”两枪托捣在我的背心上。“混蛋,劳改犯,你还敢偷懒!老子叫你试一下 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我被打倒在稀泥中,又使劲地站起来,面对着他,我燃烧 的瞳孔在放大,从这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周身移到他的帽子——那颗红五星 上。我没有说一句话,我的思想在他头上那颗五角星上进行着闪电般的解剖…… “你们看啥子看,快点控!”是我的眼神灼伤了他的自尊?或许,是他在包扎 自己的灵魂?他骂着其他人,跑到一边去了。 “中午饭解哥管了!”络腮胡有点兴高彩烈。我沉重地一步一步往坡上走着, 心不在饭。 “解哥子的伙食巴式得很,油荤多,随便啖,其实说穿了,都是吃老百姓!” 络腮胡有意接近我,我只点了头,没有说话。 “站倒,你们都转来。新任务,背米加班。”一个穿背心戴军帽的解哥在坡下 喊道。我们十几个人我看你,你看我,早已是饿得浑身乏力,腿都站不直。 “毬啊,饭都没有吃,又要空肚子背米!”络腮胡在小声叽咕。 “站倒干啥子?你们不想打牙祭嗦?听到起,只要把米背到营房,吃回锅肉, 随便胀!”就像触电一样,大家被回锅肉通活了。 转了几个弯,下坡来到一条公路边,眼睛都大了。米袋堆得像一座小山,起码 有20吨,一掂量,标准包装:每麻袋150斤!一阵催促吆喝,哪能多想。一人一袋扛 上肩背,弓腰驼背往山头营房慢爬。 这150斤大米,扛在极其虚弱的肩背上,晃如背了一座无名大山,又像是无名的 一把十字架,我的脚在爬高,而心在下沉。额上的虚汗,脚背上的脓血,在这沉重 的莫须有的罪名的重压下滴滴溢流。我已热泪盈眶,但是,我忍住不能让它流下来!! “呼,呼!”突然头顶上两声枪响,震荡着这野坡荒岭,几只无名鸟惊飞而起。 “有人跑啰!有人跑啰!” “快点追,命令他站住,不听就打死他狗日的!” 我急忙把米口袋甩在地上,往林丛中望:是络腮胡!我清楚地看到,他那白底 红字的汗背心在玉米地叶丛间一闪一闪的,我替他捏把汗! 又是一阵追击几声枪响,再也没有了动静。“快点背上去!”回来了好几个解 哥,三脚两手地把米口袋往我们肩头上搁。 枪声,当然会使人加快速度,可是,心跳却减慢了:络腮胡是被打死了,还是 跑脱了?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太阳快落坡了,我们十几个人把米袋堆放好,瘫坐在地上等赏赐回锅肉。 一个敝胸穿军装像班长样的人站在我们面前:“按理,你们劳动该吃回锅肉, 可是今天出了事跑了人,还吃个屁!”边说,他把一装有肉菜的瓷盆在我们的眼波 下晃来晃去。我闻到了,是真正的肉香! “算了嘛,解放军叔叔,他跑了又不关我们的事。” “我都背了四袋啰,这阵太阳都落坡了,实在饿慌啰!” “我是知青,又不是劳改犯人。” “解放军说话要算数嘛!” “不给我们吃饭就算了,反正我们都走不动了,饿死在这里算了!” 只见那解放军盯了我们几眼,没有说话,他端着盛菜肉的那个瓷盆,走到那头 一个大木桶边说道:“你们都听着,你们是犯人,我们解放军就是枪杆子,犯人就 是坏人,就是要专政!要吃可以,你们像猪一样去吃!”说着,他把那盆肉菜高高 端起,倾斜着一点点往木桶内倒。顺手,又在那边蒸笼里抓了十几个馒头扔进桶里, “现在,我命令你们——可以在桶里头随便抓来吃!” 一窝蜂,好多人都朝大木桶跑过去,又抢馒头又抓菜肉,只顾往嘴里塞。忍不 住,我也围了过去,一股馊臭扑来,刚一伸手,突然发现潲水木桶里浮着一只死耗 子…… 我把手缩了回来,扭着头直盯着那班长捏在手中煽风的军帽上——那颗一闪一 闪的五角星。 我因为没有“公社证明”,被关了三个月。 在押解回盐源的货车上,城镇下乡居民金生不顾干事的斥责,偷偷塞饼子给我 口中。一到县上,他们把我放了,说因为我转到老知青队上,“县安办”始终查不 到我的记录。把我当成了流窜犯。“运气不好形势好”?! 20 知青恋人一死一疯 死神在偷偷降临,一张发黄的,凝结着死者全部生命意义的照片,在我颤抖的 手指间闪动——陈秀玉死了。 这张照片,是她入棺前照下的,是她父亲在成都给我的。 她的脸颊深陷,紧抿的嘴角显示出一丝蔑视,那被手抚合拢又睁开的眼睛仿佛 还留恋着人世。上嘴唇人中穴上一道深深血红的指甲印,是她断气前农民救护她时 掐下的痕记。 她死时24岁。15岁下乡,在农村煎熬了8年。 我们曾同住在这三间瓦房中,同一桌吃饭,同一地劳动,大家一齐度过了不知 多少困苦艰难。 她身材高挑匀称,五官清秀而端庄,性格活泼,心地善良。然而,好人命短, 她死了。 她是被误珍,病死的。 那是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夕阳如一滩凝固的血挂在树尖。 老何像往常一样扛着锄头撬起粪桶,收工后疲惫地踏着小路进屋。他升起火, 把几把米和一颗菜在门前沟中淘净,丢在锅中煮起来。 秀玉躺在床上已有好几天,老何照料着她。一阵呻吟声从里屋传来,老何见秀 玉面色苍白,病情一点未好转。他拿起几粒药放在秀玉口中,转身在锅内舀了碗米 汤,让秀玉吞了下去。 “我,恐怕不行了……”秀玉可怜地睁着大眼睛,有气无力地对老何说着。 “好好休息,不要乱想,只要你坚持吃药,一切都会好的。”老何摸着秀玉的 额头,用洗脸帕揩着她额上的汗珠。 秀玉闭着眼,不说话了。老何又煮起饭来。秀玉躺在那张破床上,屋内阴暗得 可怕。她,长长的头发撒落在床板下。这屋,像座活坟墓。 老何坐在灶前盯着灶堂里的火焰发呆,好像希望让火烧化自己。那时,陈墨和 李姐已另辟新家,没有住在一起,我,已回成都正在等户口。 饭还未煮熟,里屋又更大声地发出一串痛苦的呻吟。二哥急忙点起油灯进去, 见秀玉的眼睛十分恐怖,口中直喘粗气,黄豆粒大小的汗珠顺着太阳穴往下直淌。 她死抓着二哥的手,说道:“我要——死了。”老何忙把灯放在床前背篓上,突然, 他手上粘糊糊热漉漉地糊上了什么,他对着油灯一看,血,是腥红的鲜血!血已湿 透那床烂棉絮,滴凝在地上…… 秀玉晕了过去,老何拼命地奔出屋,喊着,跑着,11队的几个女知青和本队的 几个农民快步赶了过来。 “不行了,快点送县医院!”农民二嫂吓得面如土色,双手沾着血从里屋跑了 出来。 “秀玉大出血已昏过去了,老何,快点想办法,不然要死人的!”两个女知青 惊慌失措。 “县医院甘几里山路,咋个去得了唷!”农民在议论。 “我背她!”老何边说边往屋里冲。 “用担架,用担架抬!”有人建议。 “担架?在这山林旯旮头有个球的担架,快点用扁担,锄头把子绑一个,把她 放上去!”男知青和农民开始在动手。 老何慌忙把被盖撕成条,拖了捆稻草,做了个简易担架,二嫂和女知青们七手 八脚把秀玉抬了上去,一个知青脱下羊皮褂给她盖上,老何又进屋拖出被子。几个 身体强壮的农民自告奋勇,把担架扛上了肩头…… 大自然在喂养生灵,却又无情地摧残生灵。一道吓人的火闪撕裂开乌云,震耳 欲聋的炸雷从地平线上滚起,立时,盛怒的老天倾泻下瓢泼大雨。秀玉的长发湿了, 身上溅着雨滴;担架下还在滴流出一股鲜血,绽在雨泥中,像一片暗红的花蕾。 才走几百米远的人群,又急忙簇拥着担架退缩回屋里,人人脸上显着惊恐和苍 白。 天如要垮塌下来,黑云压着低矮的屋顶。秀玉在昏迷中,生命垂危。她喊着: “……妈妈,……我要死在成都。” “快去一个人到公社打电话,叫县医院派救护车来!”知青中有人在大喊。公 社离我们的住房少说也有三里路,好久好久,一身湿透糊满泥浆的人跑进屋,气喘 吁吁地叫道:“公社的电话打通了,说救护车出差去了,要等回来才能开来。”大 家你瞧我,我瞧你,失去了主意。 秀玉昏过去了,二嫂在秀玉嘴唇人中穴位上使劲地掐着,几位女知青围着秀玉 在不断地喊着——秀玉终于醒了过来,嘴角掠过一丝浅笑。嘴张了一下,什么都说 不出,一颗晶莹的泪珠顺着眼角流了下来,眼睛又闭上了。 县医院那唯一的一辆破救护车正好“出差”去了,好不易等这辆车在四五个小 时才抵达公社时,却过不了那座通不过汽车的小石桥;油布、棉絮捂盖着秀玉,一 群人在稀泥和滂沦大雨中抬着她淌过小河。闪电和雷鸣不断,仿佛是她生命临终的 最后咆哮。她被抬上了车,老何始终捏着她的手守在她的身边。救护车,在烂泥的 山路上颠簸着…… 风雨停了,夜,合上了眼睛。陈秀玉最后停止了呼吸,由于县医院简陋的医疗 条件,血库中居然没存放有血浆;误珍和时间太久地拖延,她,断了气,然而下半 身的血,还一滴又一滴地在流……她,逝去了。什么病?医生说月经期没有注意卫 生和休息,插秧打谷,强劳动,又说是“子宫瘤”。 坟,孤单地立在房前我曾偷听“敌台”的断坡上,那荒凉的山坡原本就是座大 坟。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株草,只有那斜坡上一道又一道被风蚀水蛀的沟痕。她被 黄土掩埋着,永远,永远地沉默了,成了飘落异乡的孤魂。活着离开成都,死也回 不了家。 雨,又下了起来,一双糊着稀泥的手在不断地一捧接一捧地把黄泥土堆上新坟。 堆上又垮下,垮下,又堆上……老何跪在坟边不断地添着上。在八年的知青艰苦生 活中,老何和秀玉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他们之间已建立起深厚的爱情。他们曾发 誓,两人生死同路,若一人调不回成都,任何情况下,两人都要厮守在一起。 然而今天…… 老何坐在坟上痛哭,从早到晚。从黑夜到黎明。好心的社员都给他端来饭菜, 那些饭菜放在地上,他一口不沾;男女知青轮流苦苦相劝,但他丝纹不动……守在 坟前。 三天三夜过去了,老何披头散发,不成人形。他眼窝深陷,眼球上布满血丝。 一人在坟头时而大哭,时而自言自语。 公社干部闻讯赶至,还未开口,二哥双膝扑通跪下,死搂着书记的双脚,头在 地上猛磕;他没有任何倾诉和哀求,一声惨然的狂笑,双手扒着坟,在坟上打着滚 ——可怜的何纯,——疯了。 “……我们大家都已尽了心,尽了力,是我守着秀玉身边,见她咽下最后一口 气;九九,你走了,没有见到那场面,太惨了……”陈墨君的妻子,和我同吃同住 在那间老屋的李姐对我说着,眼睛湿润。 “入棺那天,社员都说必须给秀玉穿上新衣服,盖上新被盖才吉利。九九,你 知道,那被盖下乡那天就盖起,八年了,已朽了,稍不小心便要扯烂,已连疤都补 不上了。我把她所有的衣裤都拿了出来,一件比一件破烂,连内衣内裤都打得有补 丁……最后还是队上的社员凑了布票,公社给了点钱,总算让她穿了身新衣服去……” 李姐对我讲着,泪水流了下来。陈墨低垂着头一言不发。 “你现在不同了,该到坟上去看一下秀玉……” 我控制住自己,使自己不要哭出来! 多年后,同队的女知青小汪见到我,感慨地对我说:“九九,你的命比我们都 好,还去了香港;你记不记得我们队上那个失踪的何胖娃,还有病死的陈秀玉?那 个和你为五斤粮票打过架的谭二,听说有回在火车上摸包包跳车也被解哥开枪打死 了,老何也疯了,你不要把这些都搞忘了……” 1973年,我因为先办了“病青”手续离开同队知青回了成都,不料我走后不久, 秀玉便做了异乡孤魂。 我怎么忘得了在那于打垒的房子中,我们六个男女知青几年中同舟共济、朝夕 相处的日子!我怎么忘得了陈秀玉为我们洗衣做饭,端茶送水的友情和关怀! “九九,看来要靠正式招工回成都是不行的了,你先办‘病青’回去,我们随 后就来。你要想开些,你爸在台湾,说不定哪天你还要翻身哩!喂,到那时,你帮 我照顾下我父母就是啰!”这是陈秀玉在我离开盐源前对我说的最后的话。这声音 和表情,我永生难忘! 我经常做梦,梦见我在黑沉沉的夜中朝那山坡上的荒坟漫游,那坟茔荒凉,情 景凄惨,但我总走不到坟墓面前;多少次,我在睡梦的夜半惊醒,见秀玉穿着件大 红衣服对着我泣诉;那坟好像立在悬崖边上,它在涨大,门开处,一盏青灯摇曳, 秀玉坐在灯下梳妆,她甜润的嗓子在唱,唱那首我们当知青时我弹吉它琴她最爱唱 的歌: 望穿秋水 不见妈妈的慈颜 灯残漏尽 难耐五更寒 往日的欢乐 只落得眼前的孤单 梦魂何所依 空有泪涟涟 几时才能归来哟 妈妈哟 几时才能回到 故乡的家园